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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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C. et E. Ortigues, Edipe Africain, Plon, 1966, p. 83:“为了能够满足家庭机制的结构抑或在俄狄浦斯的模型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至少应该需要四个要素，换言之，要比自然的必然性所需要的要素多一个要素。”

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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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所担心的正是这个被重新解释的历史，这个将所有一切都归结为部分客体的缺失的路径。一旦这些部分客体进人基于非法的综合运用当中，它们如何能够不丢失它们的能量与效用？我们并不否认在此存在着一个俄狄浦斯式的性欲，一个俄狄浦斯式的异性恋与同性恋，一个俄狄浦斯式的阉割一些完整的客体，一些普遍的意象以及特殊的自我。我们所否认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无意识的产物。更进一步说，阉割与俄狄浦斯化产生了一个基本的幻觉，它使我们确信真正的欲望生产可以被纳入超验法则之下，被超验法则所整合，并且它使欲望生产服务于更为高级的社会生产与文化生产：由此在与欲望生产相比较中“剥离”出某种社会领域，在其名之下，所有一切屈从都预先被合法化了。至此，精神分析在最为具体的治疗层面上所依赖的也是这一显在运动中的所有力量。精神分析确证了这种无意识的转换。在被其称为前俄狄浦斯的阶段中，它看到的是在一个演进性整体意义中应该被超越的阶段(其所朝向的是在完整客体的统御之下的抑郁性阶段)，抑或在结构性整体意义中被组织化的阶段(其所朝向的是在菲勒斯的统御之下的专制能指的阶段)。弗洛伊德所谈论的冲突，即在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存在着性质的对立，在本质上是俄狄浦斯的结果：这一对立并不来源于外部的治疗障碍，它是俄狄浦斯化的产物，它只是强化其治疗本身的反作用。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前俄狄浦斯的阶段，因为这一阶段仍然不过是围绕着俄狄浦斯之轴展开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反俄狄浦斯的性征的存在及其本质，反俄狄浦斯的异性恋与同性恋的存在及其本质，以及反俄狄浦斯的阉割的存在及其本质：欲望生产的截断-流并没有被投射到一个神秘之地，欲望的符号并没有在能指中推演，某种融贯性-性征(la trans-sexualité)不会在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无论它们是富有地域性抑或是非特殊性的—产生任何性质上的对立。在这种颠倒中，到处都是鲜花的纯真，而非皈依的罪恶感。在此，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并非要、抑或试图将无意识转化为某种形式，在反俄狄浦斯的欲望生产中，这一理论与实践不停促使无意识向俄狄浦斯的转化，从形式到内容。（实际上我们会看到这被精神分析称为“消解”俄狄浦斯)而它所实现的这种转换首先依赖于连接综合的普遍的以及特殊的应用。这种应用可能被界定为超验的，并隐含着精神分析运行机制中一个原初的逻辑悖谬。如果我们再一次运用康德的术语来谈论这件事，原因就很简单。康德提出，在他所谓的批判性革命当中，他发现了一种知识的内在性标准，这一标准可以分辨出意识综合的合法运用与非法运用。在所谓先验哲学当中(标准的内在性)，他否弃了在形而上学中出现的综合的超验运用。在此我们应该说精神分析同样拥有它的形而上学，这就是俄狄浦斯。因此，这一次，唯物主义的革命就在于对俄狄浦斯的批判当中，这一革命要否弃自俄狄浦斯式的精神分析当中出现的无意识综合的非法运用，重新发现通过其内在性标准而构筑先验的无意识，并展开相应地作为精神分裂分析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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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ndré Green, L'Af fect, p.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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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1. 记录的析取综合

它们的两种应用，排他的与限定性，包含的与非限定性——包含性的析取：系谱学——排他性差异化与非差异性——精神分析的第二个悖论：俄狄浦斯的双重束缚—俄狄浦斯每一次都赢象征界与想象界之间有边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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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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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俄狄浦斯自身跌入欲望记录的析取综合当中之时，它强加于析取综合之上某种限定性的抑或排他性的应用，这一应用与三角模型的形式可相混同成为父亲、母亲抑或孩子。这正是在乱伦禁忌的差异化功能中存在着的“抑或……更好”的统御：在这里，产生了母亲，产生了父亲，还产生了你。请保持在你的位置之上，俄狄浦斯的不幸确切地说来是他不再知道他产生于何处，也不知道谁是谁。“是父母抑或孩子”总是伴随着另外两个差异化的存在，它们占据着三角形的两边：“是男人抑或女人”“是死了还是活着”。俄狄浦斯不应知道他是活着还是死了，他是男人抑或女人，正如他不知道他是父母还是孩子。如果你乱伦，那么你将成为僵尸与雌雄同体的畸形。在这一意义上，存在着三种所谓家庭性的神经症，它们对应于差异化功能中抑或析取综合中的俄狄浦斯式的匮乏：恐怖症患者不再知道他究竟是父母还是孩子；着魔之人不再知道他是死了还是活着；歇斯底里症患者则分不清他是男人还是女人。①概而言之，家庭的三角模型所表征的是“自我”获知各色关系的协同合作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条件，这些关系包括代际、性别之间以及不同生命状态之间的关系。宗教的三角模型通过另外一个模式确认了这一相同的结果：在三位一体中，为了菲勒斯的象征去除了女性形象，它表明了一个三角模型如何为了自身的特有的目的而被修订，并最终将异质性的存在整合到这一模型当中。在此所关涉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化最大限度上得以发生的条件。正因如此，我们引人康德的界定。在康德那里，上帝作为析取性三段论的先天原则，以至于所有的事物都产生于所谓实在总体(omnitudo realitatis)的限定:康德的幽默使得上帝成为三段论的主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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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歇斯底里式的“问题”(我是男人还是女人)以及着魔之人所提出的“问 题”(我是活着还是死了)的相关讨论，参见 Serge Leclaire,«La Mort dans la Vie de l'Obsédé» , in Ia Psychanalyse , n°2, pp. 129 –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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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俄狄浦斯式的记录的目的是要引人一个排他性的、限定性的、否定性的运用，即析取综合的运用。我们被如此彻底的俄狄浦斯所形构，以至于我们无法想象其他的应用，即便三种家庭性的神经症也无法逃避这一应用，尽管它们忍受着不再应用俄狄浦斯之苦。我们已经在精神分析中、在弗洛伊德那里看到了排他性析取的运用。尽管如此，显而易见的是，精神分裂者给我们上了一堂独一无二的非俄狄浦斯式模型的课程，它启发我们看到了析取综合中未知的力量，一种内在性的运用(un usage immanent)，它并非排他性的、限定性的，相反，它完全是确定性的、非限定性的、包容性的。析取要保持自身的析取性，特别要确证那些被拆分(disjoints)的各个要素，并确证它们之间的距离，一个不会被另一个所限定，一个也不会被另一个所排斥，这可能是最高程度上的悖论。“或者……或者”取代了“抑或……更好”。精神分裂者不是男人和女人。他或者是男人，或者是女人，更确切地说，他同时占据着两个方面，在男人这一边就是男人，在女人这一边就是女人。正如同杰尹(Jayet)(Albert Désiré①,编号54161001)反复吟唱的男性与女性的诸多平行，并将自身同时放置于两者之上：“Mat Albert 5416 Ricu-苏丹罗马容器(le Sultan Roman Vesin)", “Mat Désiré 1001 Ricu -苏丹罗马容器(la Sultane Romaine Vesine)”①。精神分裂者是死的抑或是活的，他并非同时既是活的又是死的，而是同时存在于他飞掠滑过的过程当中。他是孩子或者是父母，它并非同时既是孩子又是父母，他如同在不可分割的空间中一个木棍的两端。这就是析取的意义，正如贝克特对其角色及其所构筑的诸多事件的描述：所有一切都是可分的，但仅是对其自身的分割。甚至析取要素间的距离都如同包含性的析取一般是肯定性的。如果我们让精神分裂替代矛盾的析取要素的空泛的确证性综合，正如最后一个哲学家黑格尔所做的那样，那么这是对这一思想方式的误解。他并没有用矛盾的综合取代析取的综合，而是用矛盾的综合取代了析取综合的排他性的抑或限定性的运用。他所选取的是肯定性的运用(unusage affirmatif)。他仍然驻足于析取当中。黑格尔在其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确认矛盾，但并没有取消析取。相反，精神分裂者通过在某种不可见的距离之上的飞掠(survol)，确证了析取的存在。他不是简单的双性化的(bisexué)，也不是在两性之间，不是性别间的(intersexué)，而是融贯-性别的。他是融贯-生死的(trans-vimort)，融贯-父母孩童的(trans-parenfant)。他并不是将对立的存在确证为相同的存在，他确证着它们之间的距离，它们作为差异的两极被关联起来。他并没有将矛盾封闭起来，相反，他敞开了矛盾，例如芽孢释放出诸多被不恰当地封闭起来的特异性的孢子，在其中芽孢似乎排除了一些，保留了另一些，但就点状-符号(points-signes)②的生成而言，所有一切都通过它们之间新的距离得到了确证。包含性的析取并没有将所有要素封闭起来，相反，它使其成为非限定性的。“我不再是一个理应被我好好保留的封闭盒子，相反，我将其封闭的隔板推倒了。”由此释放出一个空间，其中莫洛伊与莫兰(Moran)①不再指认任何一个人，其所指的是各色特异性贯穿于所有的部分，它们是消逝的生产的践行者。这是一个自由的析取；一些完美持存着的差异化位置，它们始终把持着自由的价值，它们同时又被一个没有面孔、拥有融贯-位置(trans-positionnel)的主体所占据着。薛伯同时是男人与女人、父母与孩子，他是活着的，同时也是死的：换言之，他遍布四处，在所有这些系列中，在所有被单个的点所标注的枝节当中存在着一个特异性。薛伯自身就是那个距离，这一距离将他从男人转变为女人，最后他已经成为一个新人的母亲，并最终可以死亡了。

① 阿尔伯特·迪赛尔·巴莱(Albert Désiré)是法国著名艺术家。——译者注

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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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rt brut，n°3,p. 139.(在其呈现当中，简·乌里将杰尹命名为“非界定性”“恒久的飞掠”)(在此，Albert Désiré 与 54161001被拆分为Albert 5416与 Désiré1001。——译者注）

② 菲利克斯·加塔利在《从一个符号到另一个符号》(«D'un sign à L'autre»)的文章中第一次对于这一观念给予了充分的说明，该文章收录于《精神分析与横贯性》(Psychanalyse et Transversalité，Maspero,1973)。—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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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这就是为什么精神分裂式的上帝与宗教的上帝无关，尽管它们分享着共同的三段论。在《巴风特》(Le Baphomet②)中，皮埃尔·克罗索斯基在其对立面上放置了这样一个上帝，他从三段论中被推论出来，成为现实中排他性与限定性的主导者，一个反基督教徒，一位主导变革的君主，通过所有可能的谓词来决定了主体的部分。我是上帝、我不是上帝，我是上帝、我是人：这里所关涉的并不是在人-上帝的原初的现实中推导出了超越于否定性析取的综合，它所关涉的是一种包含性的综合，它自身将促成一个术语向另一个术语的生成的综合，并追随着两个术语之间的距离。没有什么是原初性的。这正如莫洛伊的名言一般：“现在是午夜，雨水敲打着窗棂。曾经不是午夜，曾经没有下雨。”瓦斯拉夫·尼金斯基(Nijinsky)①写道：我是上帝，我曾经不是上帝，我是上帝的小丑。“我是蜜蜂，我是埃及人，我是红脸的印第安人，我是黑人，我是中国人，日本人，异乡人，一个无名之辈，我是海鸟，可以俯瞰整个大地，我是托尔斯泰的一棵树，拥有着其所有的根。”“我是丈夫，也是妻子，我爱我的妻子，我爱我的丈夫………”②在此重要的不是血缘的名称，也不是种族的名称，抑或神圣的名称。在此重要的只是一种运用，它与意义的问题无关，只与运用有关。既非原初的，也非派生的，在此存在的只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演进。有人说精神分裂者解放了粗陋的、无限的系谱学的质料，借助于它，精神分裂者可以在各个分支中以及各个角落里放置自身、铭刻自身、重复自身。它炸开了俄狄浦斯的谱系。在毗邻的各个关系之间，它绝对地俯瞰着个体之间的距离。疯狂的系谱学家们在无器官身体的析取网络之上做了各色区分。同样是上帝，它所意指的只是记录的能量，它既可以成为偏执狂的铭刻中最大的敌人，同时也可以成为奇迹化的铭刻中最好的朋友。总之，在这里超越于自然与人的存在的问题完全没有被提出。所有被铭刻的一切，以及那些用以铭刻的能量都只是在无器官身体之上。在无生殖性的身体之上，不可分割的诸多距离必然被俯瞰到，同时有待析取的诸多要素也被确认。我是一封信，我是一支笔，我是一张纸(这是尼金斯基在其日记当中的表述模式）是的，我曾经是我的爸爸，我也曾经是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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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莫洛伊和莫兰分别为贝克特的小说《莫洛伊》中的两个主角，他们分别展开了各自不同的旅行。有学者分析认为，莫洛伊和莫兰的旅行朝着不同的方向：一个是从未知的世界出发去寻找故乡，寻找母亲；另一个则从家里出发向丛林深处走去。莫洛伊和莫兰似平是两个不同的人物，但是他们在旅途中的遭遇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是小说中的“我”，既是叙述者又是经历者；整部小说就是在演示着寻找者与被寻找者、作家与角色的相互对应与转化过程。译者注

②巴风特所意指的是基督教的恶魔之一，在巫术传说中是一个化身为羊的恶魔。译者注

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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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瓦斯拉夫·尼金斯基(1889—1950)，波兰血统的俄国芭蕾演员和编导。被称为20世纪芭蕾史上“最伟大的男演员”。其作品《牧神的午后春之祭》被公推为现代芭蕾的先声。1918年，他因精神分裂症而退出舞台。著有《尼金斯基日记》(1953，巴黎)。—译者注

② Nijinsky, Journal , tr, fr. Gallim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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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记录的析取综合引领我们到达了情势综合所达到的结果：它同样具有两种应用，一个是内在的应用，另一个是超验的应用。为什么精神分析仍然依赖着这个在析取网络中到处引入排他性、限定性的超验应用，并由此让无意识跌入俄狄浦斯之中？为什么这确切说来就是一种俄狄浦斯化(l'odipianisation)？这就是为什么由俄狄浦斯所引介而来的排他性关系不仅在被视为差异化过程的析取的多样性之间发挥效用，而且也在被其强加的差异化过程的集合与被其所预设的无差异化(indifférencié)的集合之间发挥效用。俄狄浦斯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是那些差异化之线，父亲-母亲-我，不是那些被划出的排他性的区分，那么你就会跌入无差异化的黑夜当中。我们认为排他性的析取与包含性的析取是完全不同的：上帝所发挥的效用与父母询唤所发挥的效用并不相同。父母的询唤不再意指富有强度的诸状态，主体要通过这些富有强度的状态才能穿过无器官身体并进入仍是一个孤儿的无意识当中(是的，我曾经是……)。在此，父母的询唤所意指的是普遍性的人们，他们以禁忌的存在为其存在的前提，父母的询唤让这些普遍的人产生差异化，并将其与自我发生关系。正是对禁忌的违抗相应地带来一种混乱，即将自我等同于任何一个人，丢失了差异化的法则，抑或差异化的功效。然而我们应该说，俄狄浦斯同时创造了两个方面：它所给出的差异化过程，以及它用来威胁我们的无差异化。正是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构造运动当中，欲望被引人三角模型当中来，它禁止欲望在三角模型当中获得满足。它迫使差异化的父母角色成为欲望的对象，并禁止自我在这些人那里所获得的欲望的满足，它这样做，或者以差异化的要求为由，或者渲染着无差异化的威胁论。然而，正是被俄狄浦斯所创造出来的无差异化，成为它所创造的差异化过程的反面。俄狄浦斯告诉我们：或者你将左右着排他性析取的差异化功能内化，并因此“消解了”俄狄浦斯情结—或者你跌入神经症般的想象性认同的黑夜当中。或者你追随着这个三角结构的三条边，并将三个术语差异化—抑或你总是特别凸显其中一个术语，让它与其他两个术语发生更多的关联，你由此完全地在无差异化当中再生产出差异化的双重关联。但不管这一边，还是那一边，都仍旧是俄狄浦斯。众所周知，精神分析是这样消解俄狄浦斯的：为了更好地在外在的社会性权威中重新发现俄狄浦斯，我们首先要将俄狄浦斯内化，由此将其消散，并将其转移到孩子身上。“孩子只有在消解了俄狄浦斯情结之后才能成为成人，其中俄狄浦斯被引入了其身处的社会当中，它被复活为一个权威的形象，一个义务，这一次没有退路了。一方面是退回到前文化状态的不可能性，另一方面是这种状态引发了疾病的增长，在这两者之间，我们确信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的力量。”①俄狄浦斯如同一个迷宫，只有在回返当中才能走出去(抑或你使其他人进人其中)。俄狄浦斯作为一个问题或者作为一个解答，它都是一个绳索，捆绑并终止了欲望生产。我们拉紧了绳索，由此不再可能存在任何的生产，除了流言蜚语。无意识被压碎，被三角模型化，它不得不在与其无关的选择中做出选择。所有一切都被堵塞了：不再可能存在包含性的、无限定的析取的应用。我们将父母亲诉诸无意识！

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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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用“双重束缚”来说明两种相互矛盾对立着的秩序(例如一个父亲对儿子说：过来，你来批评一下我吧，但在这句话之下显然所有有效的批评，至少某一类批评是不被欢迎的)。贝特森认为这是一种特定的精神分裂式的情境，它在罗素那类理论的视角下将是“毫无意义的”。①对于我们来说，双重束缚，也就是双重困境，它是一种日常情境，是极端俄狄浦斯化的状态。在形式化的情况之下，这种双重束缚还会抛出另外一个罗素式的无意义的类型：一个可替换的选项，排他性析取在与构筑另外两项或者另外两个子集的原则相关联当中获得自身的界定，并且这一原则自身也在可替换项之中(这与当析取是包含性的时候完全不同)。精神分析的谬误的第二个悖论就在于此。简而言之，“双重束缚”不过就是一个俄狄浦斯的集合。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俄狄浦斯应该被呈现为一个系列，或者被呈现为在两极之间的摇摆：一极为神经症式的确定性，另外一极为所谓正常的内在化过程。一极与另一极完全相同，都是俄狄浦斯式的，都是双重困境。如果说精神分裂者在此作为一个实存被生产出来，只是因为它是唯一可以逃避这个双重困境的方式：在此常态并不比神经症更有出路，解答并不比问题更少阻碍。由此，它被再次折叠（sereplie）人无器官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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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 Besançon, «Vers une Histoire Psychanalytique»,Annales, mai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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