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关于查拉图斯特拉，人们能否将其与“伟大的政治”，以及与一个种族的演化分割开来？正是他使尼采说：我不是德国人，我是波兰人，同样，个体化也只有在诸多力的交错结构当中才得以产生，这一力的结构将人等同于强度状态，它被肉身化为一个“罪犯”，他将不断越界，摧毁着家庭与自我之间人为制造出来的联合：“我是布哈多，我是布哈多的父亲，我敢说我是莱赛普斯(Lesseps):我试图告诉我的巴黎人，我爱上了一个新的观念，一个诚实的罪犯。我是尚比热(Chambige)，另一个诚实的罪犯…让我感到不悦并挑衅着我的谦逊的是，最根本上说，历史中的每一个名字，都是我。”①它从来不涉及确证某人为何身份，正如人们错误地认为一个疯子“将自己视为……”它所关涉的是另外一些东西：让一些种族、一些文化以及一些神灵与在无器官身体之上的强度区域相同一，让某些人格与那些填满这些区域的各个状态相同一，与那些在这些区域中闪烁着并横贯着的各色效果相同一。在其自身的魔法中，名称源于：并不是自我在表象的层面与那些种族、人民、人格相同一，相反，自身的名称让种族、人民、人格与在富有强度的质性的生产中存在着的各个领域、各个界限抑或各个效果相同一。关于自身名称的理论不应在表象的意义上，而是应在对不同类型的“效应”中来加以思考：这些效应不仅依赖于原因，同时也是对某个领域的占据、对某些符号体系的运演。在物理学中，我们看到这些名称所指的正是在某个潜能领域中产生效应的那些人(焦耳-汤普森效应②、塞贝克效应①、开尔文效应等)。历史就如同物理学一样：存在着圣女贞德效应、赫利奥加巴路斯效应所有一切都是历史的诸名称，他们都不是父亲之名……

① 尼采，1889年1月 5 日与布克哈特的信。

②焦耳-汤普森效应，指气体通过多孔塞膨胀后所引起的温度变化现象。1852年，英国物理学家J.P.焦耳和W.汤普森(开尔文)为了进一步研究气体的内能，对焦耳气体自由膨胀实验作了改进。——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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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出了所有一切关于自我中心主义的孤独症与冷漠症，与现实无涉，现实丢失，与生命失联。精神分裂症患者自身所说出的一切迅速地被置入了早已被规定好了的诊疗模型当中。黑色的世界，遍地的荒漠：一架孤独的机器在沙滩上运行着，一个原子工厂建筑于沙漠中。然而如果无器官身体就是这个沙漠，那么正如精神分裂者飞掠而过的那个不可见的、不可分割的距离，真实被到处生产出来，真实已经在到处被生产出来，并且即将被生产出来。的确，现实已经不再是一个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当真实分布于质性的单元中，具有了完全不同的质性的形式的时候，真实的现实(1aréalité du réel)成为可分割的抽象的量。然而，现在，真实却是这样一种产物，它将诸多的间隔(les distances)包含在了富有强度的量之中。不可分割性被包含其中，它所意指的是那些被包含在其中的一切，除非改变性质或者形式，否则都是不可分割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是没有原则的：他只有在成为另外一个事物的时候才是某一事物。他只有在成为蠕虫的时候才成为玛胡德，他只有成为某人的时候才成为蠕虫。他只有在成为一个模仿抑或模拟一个年轻人的老人家的时候才成为一个年轻人，或者甚至作为一个模拟“一位老人家正在模拟一个年轻人”的人的时候才是一个年轻人，以此类推……这已经是东方皇帝的罗曼史的艺术了。苏埃托尼乌斯的十二个妄想症患者。①在雅克·贝斯(Jacques Besse)的出色作品中，我们又一次遭遇到精神分裂者的漫步，一种外在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旅程跨越了不可分割的距离，而内在的历史的旅程所跨越的则是被包含在内的强度：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 Colomb)只有在模拟(simule)那个跳舞的妓女的(虚假的)海军司令的时候才最终平定了他的部下的叛乱，并最终重新成为海军司令。②然而仿真(simulation)自身就应该作为一种确证(l'identification)。它所表达的是在强度中所包含的那些不可分割的距离，在强度中所产生的分割主要在于一种形式与另一种形式之间的变化。如果确证是一种命名、一种指认，那么仿真就是与之对应的一种书写，是对于同样的真实的多样化的陌生化的书写。这一书写将真实移出了它的原则，以至于它实际上是被欲望机器生产出来的。在这一点上，复制品不再是复制品，它成为真实及其诡计。把握一种富有强度的真实，它将在自然与历史的共同延伸中被生产出来，追寻帝王的罗曼史、墨西哥的城市、希腊诸神以及那些被发现的大陆，以便开掘出总是过剩的现实(toujours-plus de réalité)，同时创造出那些偏执狂式苦难的财富，以及单身的荣耀③—历史的所有屠杀，都是自我，所有的胜利亦如此，如同那些挣脱了这种极端多样性的单一的简单事件一般：这都是精神分裂症的“喜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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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塞贝克(Seebeck)效应，又称作第一热电效应，由德国物理学家托马斯·约翰·塞贝克提出，它是指由于两种不同电导体或半导体的温度差异而引起两种物质间的电压差的热电现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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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罗马帝国历史学家。他的代表著作是《罗马十二帝王传》，亦称《十二凯撒传》(De Vita Caesarum)，是从尤利乌斯·凯撒到图密善的12位罗马皇帝的传记，是现存最早的拉丁文传记。德勒兹在此带有戏仿的意味。译者注

② Jacques Besse, «Le Danseur», in La Grande Pâque , Belfond, 1969(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描写了一个精神分裂者在城市中的漫步；在第二部分中，“那些传奇的疯子们”则在幻想与谵妄中游走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③在此，所谓单身的荣耀仍需从杜尚的《大玻璃》的内涵说起，在这幅画作中，杜尚笔下的如机械装置般的单身汉们可以担当任意角色，可以是公务员、艺术家抑或商人。这也是一种精神分裂式的意指关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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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rionisme).它遵循着克罗索斯基的构造·这是一场真正的残酷戏剧的演出，它所上演的是生产真实的一架机器。精神分裂症远没有丢失与生命的关联.它最为贴近于对现实的触及。就强度而言，它总是与现实的生产相混淆，这使得威廉·赖希这样说：“精神分裂症的特征在于其对生命要素的体验……那些对生命、神经症以及倒错症之情感的关注之于精神分裂患者而言就如同卑鄙的店主之于伟大的冒险家。”①由此问题又转了回来：究竟是什么将精神分裂者还原为一个孤独症患者、一个住院病人，并由此与现实分凝开来？它是一个过程？抑或相反，它是一个过程的中断？它是在空无中的激化与延续？究竟是什么迫使精神分裂者在无器官身体之上再一次构筑褶子，并最终使其再一次变成哑巴、聋子与瞎子？

有人说，他就是路易十七。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在有关于路易十七的事件中，或者说在最典型的情形—里什蒙王位觊觎案中，②欲望机器或者单身机器存在着这样一个核心：一匹矮脚马驮着小王子逃离了监狱。随后围绕这一点，产生了诸多践行者的生产与反生产，逃跑的组织者、共犯、皇权的姻亲者们、革命党们，以及充满敌意与嫉炉的叔叔们，他们都不是任何人，只是那些追随者们所经历的起起伏伏的不同状态。进一步说，里什蒙的天才不仅在于“宣称”路易十七，也不仅在于他还想到其他人会谴责他是个冒牌货，他的天才在于他让其他追随者们确信这件事，对此信以为真，让他们也与他一起经历他所经历的一切：我是路易十七，同时我也是埃尔维格（Hervagault）抑或马蒂兰，布吕诺(Mathurin Bruneau)，他们都曾说过他们是路易十七①,里什蒙并不与路易十七有多少相似性，他所仰仗的首要的是那些试图通过聚集起由路易十七这架机器所生产出的一系列特异性从而回到过去的人们。在这个中心之处，没有自我，在四周也并不存在任何人，在这些析取网络中只存在一系列的特异性，或者在合取结构中只存在强度状态以及在整个循环中穿越不同位置的主体，他们横贯所有的状态，战胜某些作为他们的敌人的人，并拯救另一些作为他们同盟者的人，四处搜罗着他们的虚假替身所带来的回报。部分客体：一个恰到好处的伤疤，尽管不确定，但它是最好的证明，它证明了一个孩子的所有的过去，而这正是追随者所缺乏的。情势综合由此可以这样被表达：这就是我，那个国王，王国只能属于我！但这个自我，只是一个循环中的剩余，在其摇摆之中被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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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eich,La Fonction de l'Orgasme, 1942, tr.fr. L'Arche, p. 62.关于孤独症 的分析，参见罗哲·让蒂斯(Roger Gentis)的相关论述，见 Les Murs de l'Asile， Maspero, 1970, pp. 41 sq.

② 关于路易十七的事件在法国历史上是一段传奇。路易十七名叫路易·夏尔，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第二个儿子。他出生后被封为诺曼底公爵。法国大革命期间，路易十七与他的父母被关在丹普尔监狱。1795年6月8日，法国官方宣布10岁的路易十七死于肺结核，但在修道院墙外，“皇太子已经越狱逃亡”的谣言四处传播。到了19世纪20年代，法兰西冒出了一百多个失踪的皇太子。不仅是金发碧眼的，甚至黑眼睛、皮肤黝黑的男子都自称是路易·夏尔。“皇太子”们从四面八方会集巴黎。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们为弄清这个真假王子宫廷传奇的真相，跨越了漫长的三个世纪。1834年某日，巴黎皇家法庭又一次开庭，审判一个自称是当年从巴黎丹普尔监狱中逃生的路易·夏尔(路易十七)的人。他是里什蒙男爵(Baron de Richemont)。他以追随者们为他出版的许多冒险故事和他自己的回忆录证明：他是真正的王子。但无论里什蒙男爵如何能言善辩，最终还是被法院认定犯有诈骗罪判了十二年。但不到一年他就从牢里逃了出来，被一些依然相信他是皇太子的贵族藏了起来。在德勒兹看来，谁是路易十七，这本身并不构成问题，而是由这一事件无限生发出的多个可能的真实，构成了一部欲望机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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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谵妄都包含着一个历史-世界的、政治的与种族的内容。它总是训练并铸造了各种种族、文化、大陆与王国：有人追问，是否这一漫长的追溯只能追溯到俄狄浦斯那里。家庭的秩序崩塌，家庭遭到了拒斥，儿子、父亲、母亲、姐妹—“我将所有的家庭都视为我自己的家庭，所有人都要符合人权宣言！”“如果我深入地发掘我的对立面，我总是会发现我的母亲与我的姐妹；我发现自己似乎与那些卑鄙的德国人联系起来，以神圣的名义做着亵渎神灵的事情，……这是对我的永恒轮回之思想的最为深刻的反对。”在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历史-政治、种族以及文化构成了宣言的内容，并在形式上依赖于深思熟虑的工作，抑或相反，这一内容应该追随那被家庭所隐藏的潜在主线。与家庭的决裂，这一点是否应该作为某种“家庭的罗曼史”，以便它会让我们仍然回溯到家庭当中，让我们回到家庭自身之内的某个时间抑或某个关键的结构当中？抑或在此所意指的问题应该在另一种意义上被提出来？因为这一问题已经在精神分裂者的层面之上，而对于后者而言，它已经处于家庭之外了。“历史之名”是不是源自父亲之名？而种族、文化、大陆、父亲-母亲之替代品，它们是否都依赖于俄狄浦斯的系谱学？历史是否就意味着父亲之死？再一次回过头来想想薛伯庭长的谵妄。当然其中关于种族、历史的发展及其观念的运用将以完全不同于此前的方式来展开。其中所剩下的将是薛伯的记忆，填满这些记忆的东西包括关于上帝选民的理论，在他的表述中，德意志民族群体被描述为自认为面临来自犹太社群、天主教会势力及斯拉夫民族的生存威胁。在其强度的诸多变形及其诸个阶段当中，薛伯成为耶稣教会中的学徒，成为一个城市的长官，在这一城市之中德国人在与斯拉夫人斗争着，一个年轻女孩在与法国的斗争中捍卫着阿尔萨斯。最终他跨越了雅利安人的梯度与界限，成为一个蒙古王子。这一生成-学徒、生成-长官、生成-女孩、生成-蒙古王子，究竟是何意义？只有偏执狂的谵妄才能激发那些富有历史性的、地理学意义上的以及种族性的群众激情。当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诸如法西斯主义仅仅是偏执狂的时候，我们是错的。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在事物的现实状态中，它仍试图将所有谵妄中关于历史的以及政治的内容视为被内在的家庭所决定。这是最令我们烦心的一点，这也是弗洛伊德分析中所缺失的庞大部分：没有任何痕迹残存，所有一切都被抹除、磨碎了，它们都被放置于俄狄浦斯的三角模型当中，所有一切都被归结到父亲的层面，以这种方式，我们直接揭露出了俄狄浦斯精神分析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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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urice Garçon, Louis Mou la Faușse Énigme, Hachette, 1968, p.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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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还需思考一下与莫德·马诺尼①相关的一种偏执狂的谵妄，它特别带有丰富的政治特性。这个例子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尽管我们对于莫德·马诺尼的著作充满憧憬，并对其所提出的体制化的问题以及反精神病理学的研究都深表赞同。这个例子所涉及的是一个马提尼克②人，他的谵妄产生于与阿拉伯人的关系中，产生于与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当中，产生于与白人的关系中，产生于五月事件当中，等等：“我已经厌烦了由阿尔及利亚而产生的问题。我曾与他们一样做过蠢事(性的快感)。他们待我如同同族的兄弟。我有着蒙古的血脉。在所有的现实实践中，阿尔及利亚人都与我争论不休，我有一些种族主义的观念……我是高卢王朝的后裔。就此而言，我拥有着贵族的头衔……我的名字是由别人来决定的，它是被依据科学的方式来决定的，我随后构筑了我的亲眷(harem①)。”然而，所有人都辨认出在精神病中所隐含的“革命”的以及“普遍真理”的特性，莫德·马诺尼试图说明的是，与这些主题相关的是家庭关系的破裂，随之而来的是主体宣称他自身成为一个政治上的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所有这一切都包含着一个内在的家庭的结构作为母体原型。所有这一切都缘起于象征的空洞，抑或“父权原始的丧失赎回权”。那些被科学地确定的名字，那些在历史中游荡的名字，都只是父母亲之名。在这一例子中，正如在其他例子中一样，拉康概念的权力化运用带来的是叛乱者被强制地俄狄浦斯化：俄狄浦斯的缺席，人们将其阐发为父亲的缺失，它成为一个结构中的空洞，随后，以这一缺失之名，我们被带入俄狄浦斯的另一极，它是在母体的非差异化之中存在着的某种想象的确证。双重束缚的法则残酷地发挥着效用，将我们从一极抛到另一极，那些在象征中被排除的东西会在现实中以幻象的形式再现出来。而这就是那些被阐释为想象性认同的政治-历史的主题，它们依赖于俄狄浦斯，为了能够被俄狄浦斯化，主体要处于“缺失”的状态。②由此，问题并不在于要去获知那些家庭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是否扮演着角色。显而易见，它们总是扮演着某种角色。然而历史的谵妄所包含的那些漂移的内容是否源于这个原初的象征性组织者(抑或解构组织的人)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想象的镜像破裂所扮演的角色一般？父亲的空位，以及母亲与姐妹癌症的发展，是否正是这所有的一切使得精神分裂者被重新强制纳入俄狄浦斯的三位一体的结构中来？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看到，如果说存在着一个不能在精神分裂症意义上提出的问题的话，那就是身份认同的问题…如果精神分裂症被治愈了，它就会被俄狄浦斯化，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病人突然跳起来喊着“不希望被治愈”，并将分析者视为家庭的同盟军，也就是警察的同盟军。精神分裂症是不是这样一种疾病：它与现实分凝，因为它缺乏俄狄浦斯，因为它缺乏任何与俄狄浦斯有关的东西？或者相反，它是不是一种按照俄狄浦斯化的方式无法理解的疾病，并且所有一切都交会在它这里，让其不得不去承受(早于精神分析的某种社会压迫)？

① 莫德·马诺尼(Maud Mannoni,1923—1998)是一位法国精神分析家。她是雅克·拉康的最重要的学生之一。在第十一个讨论班《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中，雅克·拉康指出，“我们的同事，莫德·马诺尼，在她的一本刚刚出版的书中——这本书我向你们推荐阅读……(拉康谈到的这本书《智力发展迟缓的孩子及其母亲汇献给她的儿子布鲁诺]是雅克·拉康在Seuil出版社主编出版的《弗洛伊德领域丛书》的第一本。)她的专业是儿童精神疾病：精神病、儿童智力缺陷。她于1969年创办Bonneuil-sur-Marne学校，这是一个试验学校和生活场所，接收患有孤独症、精神病和智力发育迟缓的儿童和青少年。她在其中实践了一种以社团(communauté)为中心的治疗方法。这个工作是一些非主流的接待机构合作进行的，诸如费尔南·德利尼(Fernand Deligny)在塞文(Cévennes)地区建立的机构”。——译者注

②法国的海外大区，位于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向风群岛最北部，岛上自然风光优美，有火山和海滩，盛产甘蔗、棕榈树、香蕉和菠萝等植物，曾被哥伦布誉为“世界上最美的地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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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Harem:有女眷、亲眷的意思，此概念常见于伊斯兰文化圈的传统社会。——译者注

② Maud Mannoni, Le Psychiatre , Son fou et la psychanalyse, Ed du Seuil,1970，pp.104-107.“俄狄浦斯式的人格所存在之地即不同排列方式的游戏发挥作用之所在，这就如同一个空场……那些看似被拒斥的东西正是那些关涉菲勒斯抑或父亲的一切，每一次当乔治试图将自身作为欲望之人来进行自我理解的时候，他总是不得不回到某种身份消失的形式。他总是他者，被母亲的意象(image)所捕获……他被束缚在想象的位置之上，在其中他发现自己被母亲的意象(imago)所捕获。正是在这里，存在着俄狄浦斯的三角模型，它隐含着一个不可能的认同过程，这一过程总是建筑于一个纯粹的想象的辩证模型，这一模型是一个或者另一个合作伙伴毁灭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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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的卵子如同一个生物学中的卵子：它们拥有着一段相似的历史，它们都遭遇了相同的困难、相同的幻觉。首先人们确信，在卵子展开与差异化的过程中，一个真正的“组织者”决定着各个部分的最终归宿。但随后人们发觉，一方面，所有变化的实体都有着被生理刺激所激发出的相同的行为，另一方面，各个部分自身同时拥有着逃避这种刺激的各种特殊的能力与潜力(嫁接的经验)。刺激的观念并不来自组织者，而是来自简单的诱导物，在其最终状态下，它是源于某种自然的诱导物。所有各色实体、所有物质，在其被扼杀、被蒸煮、被捣碎之后，有着同样的效果。至此产生了某种幻象，似乎存在着整个展开过程的某些开端：一个最为简单的开端，例如细胞的分裂，它可以让我们相信在被引诱者与引诱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但众所周知，依据开端来判定事物总是不太恰当，因为这一事物为了显现出来，总是被迫模仿某些结构样态，被迫在各种力的交织中运行，而这些力的交错成为它的面具。更进一步说，从一开始，我们就应认识到这一面具会有其他的用途，事物在这一面具之下并穿越这一面具投注了一些终极的形式、一些特殊的超绝的状态，这些都是它最终要为自身构筑的一切。这就是俄狄浦斯的历史：父母亲的角色并不是组织者，而是诱导者，抑或某种价值的刺激物，它会引发另一本质的展开过程，这一过程将与刺激物完全无关。毫无疑问，我们可以确信，从一开始(?)，俄狄浦斯的刺激物、诱导者就是真正的组织者。但相信(croire)，是意识的运作过程抑或前意识的运作过程，它是某种外在的知觉，而非作用于自我之上的无意识操作。从婴儿生命的一开始，与其有关的就完全是另外一种努力，它试图穿越俄狄浦斯的面具；那是另外一股流，在它所有的裂缝中流淌；那是另一种历险，欲望生产的历险。然而我们不能说精神分析没有意识到这一特定的方式。在其原初幻象的理论当中，从古代遗传的痕迹以及超我的内在源头的诉求中，弗洛伊德不断地断言，那些活跃的要素既不是真实的父母亲，也不是婴儿想象中的父母亲。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拉康的门徒们，当他们重新谈论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的区分，当他们将父亲之名与意象对立起来，当他们关注意指以及父母真实人格的消失与缺席之时，都是如此。人们都知道父母亲充当着某种诱导者的角色，真正的组织者另有其人，它在被诱导者一边，却并不在诱导者一边。但这就是问题所在，对于生物之卵也是如此。在这种条件之下，除了重新激活“地层”(terrain)的观念，没有其他选择了吗？要么是某种内在的发育系统的形式，要么是与未成熟性相关联的先天的象征性文化。更糟糕的是，显而易见，当我们援引这些先天的观念之时，并没有从严格意义上的家庭主义当中抽身出来，家庭主义对于精神分析总是至关重要的。相反，我们总是进一步深化了家庭主义，并将其更为普遍化。我们在无意识中为父母亲安置了他们真正的位置，他们成为某种诱导者，而组织者总是被赋予象征性与结构性要素，这些要素自身始终是家庭的要素，总是俄狄浦斯情结的要素。又一次地，我们无法走出这一困境：我们只能找到那赋予家庭以超验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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