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这就是精神分析中无可救药的家庭主义，它根植于俄狄浦斯的无意识当中，将一部分与另一部分链接起来，消解了欲望生产，它将病人仅仅局限于对于爸爸-妈妈的回应当中，总是消耗着爸爸-妈妈。福柯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当19世纪疯人疗养院的观念被菲利普·皮内尔与威廉·图克①提出的时候，精神分析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了：将疯子与某种父母情结链接起来，存在着“半真实的、半想象的家庭的辩证法”由此，构筑了一个缩影，在其中“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价值的宏大结构”都以象征的方式展现出来，家庭-儿童，犯错-惩罚，疯狂-失常—以至于使得非异化过程与异化过程经过了相同的路径。位于两个末端的俄狄浦斯，将医生作为父亲、法官、家庭与律法一般存在的道德权威—最终导致了这样一个悖论的存在：“当精神病人对于医生所谓的真实的人格而言是完全异质的存在之时，医生也在对疯癫概念的批评中消解了精神病人的实在性(réalité)。”①这些思想的著述极富启发。精神分析在病人的内在的家庭情结中展开疯癫的讨论，而后在病人-医生的转换与关联中来展开家庭情结自身的讨论，由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使得家庭情结有了一种特定的富有强度的运用(usageintensif)。当然，这种运用所意指的是在无意识当中的富有强度的量的本质。然而它部分遵从的仍然是这种量的生产的一般原则。相反，当它必须重新遭遇精神病的时候，同样地，家庭又被重新拓展开来，它被作为异化之力与非异化之力的梯度变化(gradimètre)②。至此，精神分裂关于家庭的研究将重新启动俄狄浦斯，使它在一个展开的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家庭的强度秩序之中，每个人不仅或多或少地将俄狄浦斯的三角框架与其他框架整合起来，而且还让被拓展了的家庭整体在健康的、结构化的、差异性的三角框架与被曲解的框架形式的两极之间来回摇摆，使这两极融合为一种未分化的状态。

① 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与威廉·图克(William Tuke):前者为法国精神病理学家，以人道主义态度对待精神病患者的先驱，现代精神医学之父。后者为英国精神病理学家，正是他将皮内尔对精神病人的管理的诸多创新研究引入英国。译者注

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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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郝世曼(Jacques Hochman)基于一种“融合的公设”对于各色精神病家庭展开了饶有兴趣的分析：一种恰当的融合的家庭，在其中差异化仅存在于家庭之内与家庭之外(而后者已经不再属于家庭自身了)；某种分裂的家庭，它将建立在各种区域、各种部族抑或各色联盟之上；某种管状的家庭，在其中三角模型进行了无限的自我多样化，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属于他自身的家庭，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嵌入，没有人能够辨认出核心家庭的界限；逾期丧权的家庭（lafamilleforcluante)，在其中差异化一方面内生于那些被弱化、消除以及排挤的成员中，另一方面又被这些成员所排除。①人们普遍认为，丧失赎回权，这一概念在家庭的拓展领域中发挥着效用，在这一家庭中的代际，至少是三代之间构筑了一个精神病产生的条件：例如，母亲在面对着她自己的父亲时所产生的不安，使儿子无法对自己的母亲“呈现他的欲望”。这一奇怪的观念来源于这样一种看法，即如果精神病已经逃避了俄狄浦斯，那只是因为它存在于一个四边形中，即一个拓展性的领域之内，其中包含了祖父母。治愈的问题由此将更为接近于微分化的计算程序，在这一程序之中，通过去极化(dépotentialisation)的过程以便回到最初的诸函数，并重建了一个极具特性的或者核心性的三角模型——它总是一个完善的三位一体，由此进入了一个三元情景当中……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拓展化了的家庭主义在其中家庭同时接受了异化与去异化的各自力量最终放弃了作为以性征为思考对象的精神分析的诸多基础立场，尽管它在形式上保留了一些分析的术语。我们已经看到精神分析共同体抑或心理疗法谈论家庭的意图，它们都试图有效地击毁精神病院的存在，但也没少维护精神病院存在的诸前提，并最终在本质上与19世纪的精神病理学和解了，正如郝世曼所提出的口号那样：“从家庭到医院的体制，从医院的体制到家庭的体制，…治疗将返回到家庭当中。”

① 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Folie, Plon, 1961, pp. 607 sq:“通过这—方式，19世纪所有的精神病理学都真实地朝向弗洛伊德，他是第一个接受了医生-病人关系之现实的人，弗洛伊德将皮内尔与图克在医院内部所建立的完整结构推向了医生一边，他确实把病人从实存的精神病院中解放出来，在其中病人已经远离了他们的解放者’。但他没有将他们从实存的本质当中解放出来，他重新聚集了一些权力，最大限度地将这些权力赋予了医生。他构筑了精神分析的境遇(la situation)，在其中存在这一绝妙的短路，异化生成为非异化，因为在医生那里，精神分析成了主体。医生作为异化了的角色，始终是精神分析的关键。大约因为精神分析从未取消这个终极的结构，它将所有其他要素重新聚集起来，精神分析不能也不愿听到脱轨的声音，也不愿意为其自身去解码精神失常的符号。精神分析可能会解开疯癫形式的某些节点，但它仍坚持远离那些非理性所统御的主权工作。”

② Gradimètre，这个词在法语中不常见。我们可以将其分割为Gradi-mètre，从而视其为 gradient(梯度)的一种向量。Gradient 也是德勒兹常常提到的一种类似强度关系的度量关系。梯度作为一个向量，它的方向是函数在一点变化最快的方向，而它的模就是函数沿这个方向的变化率。因此，中文中也常将其翻译为倾斜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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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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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acques Hochmann, Pour une Psychiatrie Communautaire, Ed. du Seuil, 1971, ch. IV. (Et « Le Postulat Fusionnel », Information Psychiatrique, sept. 1969.)

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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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方面在这个进步的抑或富有革命性的体制化分析的各个部分当中，另一方面在反精神病学当中，这种拓展了的家庭主义始终存在着一种危险，它服从于延伸意义上的俄狄浦斯的双重困境，它存在于对家庭所引发的原发性精神病自身的诊断，并同时存在于治疗中的类-家庭的建构当中。一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重构适应性框架抑或重新整合家庭与社会，而是要构建一个能动性群体的原初形式，那么问题的关键将在于要知道在哪一点上，这个原初的群体与人为的家庭有相似之处，在哪一点上，它还必须在俄狄浦斯化当中来被考量。这些问题已经在简·乌里的研究中获得了深刻的分析。这些分析表明革命性的精神病理学与“共同体的适应性”(adaptation communautaire)之观念之间存在彻底的断裂，与莫德·马诺尼所称的适应性管理（lapoliced'adaptation)之间也存在着彻底的断裂，同时这一革命性的精神病理学每时每刻都会冒着将自身置入俄狄浦斯情结框架中的危险。在这后一情结中，人们可以诊断出一种空乏，并重构某种完整性、一个完美的三位一体，这一三位一体将会继续远离欲望生产，并扼杀其所产生的所有问题。政治的、文化的、世界历史的以及种族的所有内容将被俄狄浦斯的绞肉机所绞碎。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将家庭视为一个原型，抑或更进一步地，将其视为一个微观宇宙，一个对其自身有价值的表现性的氛围(un milieu expressif)，如果它能表达出一种异化力量所产生出的行为，它也能将其“中介化”，以此消解在欲望机器中存在的真正的生产概念。对于我们来说，这一视角已经在大卫·库伯①那里呈现出来(莱恩在这一方面更好地从家庭主义中抽身出来，这显然得益于源于东方的“流”的观念资源)。“家庭”，库伯写道，“作为社会现实与他们的孩子之间的中介发挥着作用，如果所讨论的社会现实充满了异化的社会形式，那么这种异化将被孩子们所调和，并被他们视为家庭关系中的某种奇怪现象……例如一个人可以说他的灵魂被某家电子机器所控制着，抑或被另一个星球的人们控制着。然而，这种架构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过程的道成肉身，家庭过程成为实体性现实的一种外在显现，但也仅仅是家庭成员们行为抑或实践的异化的形式，这一实践彻底地占据着精神病患者的精神。作为这一世界之隐喻的诸人正是妈妈、爸爸与兄弟们，他们都围坐在早餐桌前，陪伴着所谓的精神病患者。”②反精神病理学的本质命题同样如此。它在社会异化与精神异化之间设定了本质的同一性，这一命题同样也应在持存的家庭主义的效应中被理解，而不是在对它的拒斥中被理解。因为正是作为微观世界的家庭、作为梯度度量的家庭表达了社会的异化，家庭在其成员的精神中，抑或在其精神病患者的成员中“构筑”了某种精神的异化。（在它的成员当中追问：“哪一个人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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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观世界-宏观宇宙之关联的一般概念中，柏格森引入了一场必须回归的离散性革命，微观世界与富有生命性的存在之间的相似性是一个古已有之的共同看法。然而，如果说某种富有生命的存在与世界是相似的，这只是因为这种富有生命的存在曾经是或者将自身延伸为一个孤立的、在本性上是封闭性的体系：由此微观世界与宏观宇宙之间的对比是两个封闭状态之间的对比，其中一方表达(exprimait)另一方，并且一方铭刻在另一方之内。在《创生进化论》的开篇，柏格森就通过让两个整体敞开而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对比的意义。如果富有生命的存在与世界相似，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这一富有生命的存在向一个敞开的世界敞开；如果它就是一个整体，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整体、世界的整体与富有生命的整体一般，总是处于自我运行、自我生产抑或自我展开的过程中，它总是在不可还原的暂时性的维度上被铭刻，并处于非封闭的状态。我们确信这对于社会-家庭的关系而言同样适用。并不存在俄狄浦斯式的三角模型：俄狄浦斯总是在敞开的社会场域中被敞开。俄狄浦斯向四面八方敞开，向社会场域的各个角落敞开(不是3十1，而是4十n)。这是不能封闭的三角形，是一个多孔的三角形抑或总是有所溢出的三角形，一个爆炸的三角形，欲望之流从这个三角形逃逸到另一个三角形。奇怪的是，直到殖民者的梦想成真，他们才意识到，在虚假的三角模型的顶端，妈妈与牧师共舞，爸爸与收税员鸡奸，而我与白人斗争。正是父母亲与另一本质的践行者之间的任意配对，他们既是对手，又相互拥抱，阻碍了三角形的封闭，阻碍了自我评估，阻碍了对于这些被质疑的践行者的另一种本质在无意识之中的表达和再现。当弗朗茨·法农①遭遇到一件将母亲虐待致死的精神病个案的时候，他首先追问的是，这一个案例是否“呈现了弗洛伊德在其《哀悼与忧郁症》(Deuil et Mélancolie)当中所谈及的无意识的负罪感情结(un complexe de culpabilité inconscient)”，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了母亲是被一个法国士兵所杀，他自己曾谋杀了一个佃户的妻子，她的幽灵总是缠绕着他，撕碎了他对母亲的记忆。①我们总说这是一个特定的情景，它所关涉的是战争、殖民化以及极端的社会贫困等所构筑的创伤性记忆，它与俄狄浦斯的架构并无多大关联——通过这一方式，它所热衷的是一种精神病的展开抑或暴露——我们意识到间题的关键在别处。除了能够为资本主义家庭提供某种安慰，因而需要提供某种被俄狄浦斯化了的主体之外，我们总是会尽量远离这样一个问题，即究竟谁被真正地投注于一个所谓正常的和标准化的俄狄浦斯所适宜的诸条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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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卫·库伯(David Cooper,1931—1986)，北非裔精神分析学家，致力于反精神分析运动。从1961年到1965年创立过一个为年轻的精神分裂者构筑的实验团体，被称为“21村社”(Villa21)，1965年，他参与了罗纳德·大卫·莱恩等人共同建立的费城协会(Philadelphia Association)，作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库伯于20世纪70年代离开了该协会，因为他不赞同其中渐长的唯灵主义。库伯于1967年创造了“反精神病学”(anti-psychiatry)的概念。—译者注

② David Cooper, Psychiatrie et Antipsychiatrie, 1967, tr, fr. Ed. du Seuil, p. 64.

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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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法国作家、散文家、心理分析学家、革命家。他是20世纪研究非殖民化和殖民主义的精神病理学的诸多思想家中颇具影响力的，其研究多从社会学、哲学、精神病学等角度着手，同时他自己也写了很多关于这些方面的著作。法农也是近代最重要的黑人文化批评家之一，他以黑人的角度探索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并使得非洲研究真正受到西方学界重视。在法国获得医学学位后，于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两地行医。在法期间，法农完成了《黑皮肤，白面具》，书中道尽身为黑人知识分子在法国的境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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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革命家第一个在法权的意义上说：俄狄浦斯，我不知道。因为那些分散的各个部分仍然与历史、社会领域的各个角落相关联着，就如同与战争领域相关联一样，但与资产阶级的舞台场景无关。那些精神分析者们咆哮，但无济于事。但法农指出，动荡时期不仅对活跃的激进分子产生了潜意识的影响，而且对中立者和那些声称不参与政治的人也产生了影响。这也同样适用于看似平静的时期：一个怪诞的误解在于相信婴儿-无意识只知道父亲-母亲，并不能“以他的方式”获知父亲有一个老板，而这个老板并不是父亲的父亲，抑或进一步说他自己就是老板，而不是父亲……至此，在任何情景下我们都设定了以下规定：父亲与母亲只是作为一个碎片而存在着，他们从未能够被组织成为某个角色，而这一角色一方面能够在一个结构当中再现无意识，另一方面则能够在集体当中再现为各色践行者。相反，它们总是爆裂为碎片，这些碎片接近于那些践行者，在肉搏中与他们遭遇，与他们对立，抑或与他们妥协。爸爸、妈妈以及我都在其中，与其直接相关的包括那些历史和政治情景等诸要素，士兵、警察、占领者、合作者、持不同政见者抑或抵抗者、老板，老板娘，他们每一秒钟都在打破被三角化的倾向，阻碍那些试图诉诸家庭情结的情景，防止自身被内化。简而言之，家庭，就其作为自发性角色而言，从未成为一个微观世界，它总是被铭刻于较之它所中介、所表达的圆圈更大的圆圈之中。家庭从本质上说是脱离中心的，偏离中心的。我们被告知存在着融洽的家庭、分裂的家庭、管状家庭，抑或逾期丧权的家庭。但那些阻碍家庭被“内化”的裂口与各色分类究竟从哪儿来？总是存在着一个美国叔叔，一个变坏了的兄弟，一个与牧师私相往来的姨妈；一个失业的堂兄弟，破产了抑或遭受了股灾；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爷爷；一个在医院中的奶奶，愚蠢抑或患有老年痴呆。家庭自身并不滋生断裂。家庭总是被那些并非源于家庭的伤口所破坏：共同体的纠葛、德雷福斯事件、宗教与无神论的冲突、西班牙内战、法西斯上台、越南战争以及五月风暴……这一切都构成了无意识的情结，它们都比俄狄浦斯情结更富有持久的影响力，并且它们所关涉的恰是无意识。如果存在着结构，那么这些结构也不是在精神当中，而是在虚构的菲勒斯的阴影之下，后者曾衍生出了一些空白、一些片段、一些阐释。这些结构在不可能性的直接的真实中存在。正如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①所说，结构主义者们“在文化中探寻它们的结构，在直接的现实中探寻自我，而我的视角则直接与那些事件相关：希特勒主义、法西斯主义……我痴迷于那些怪诞而恐怖的形式，它们在人与人之间被激发出来，摧毁那些至今以来值得尊重的所有一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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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rantz Fanon,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Maspero, 1961, p,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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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1904—1969)，波兰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先后写出了剧本《婚礼》(1947)、《轻歌剧》(1955)，长篇小说《横渡大西洋》(1950)、《宇宙》(1964)等重要作品。

1950年，他在巴黎出版了他的几乎所有作品，包括三卷本《日记》，开始为世人所关注。早年的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更是备受青睐，成为贡布罗维奇的代表作。他的创作自始至终带有强烈的叛逆色彩。作家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僻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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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希腊研究者正确地指出，即便在原初的俄狄浦斯故事中，也已经关涉到了“政治”。他们的错误仅仅在于推出这样的结论，即从此之后，力比多就无法被看到了。事实恰恰相反：力比多的投注贯穿于俄狄浦斯中多个分散的要素，并且确切说来，这些要素从未构筑一个可表达的自发性的精神结构，它们是外在于家庭、从属于家庭的裂口，它们是社会生产的诸形式，它们与欲望生产相关联。精神分裂分析从不讳言它是一种政治的和社会的精神分析、一种富有激进性的分析：这并不是因为它将俄狄浦斯泛化在文化当中、置入迄今为止的可笑的条件之下。而是因为它能够指出那些在历史的社会的生产中无意识力比多的投注的存在，这一投注完全不同于与之相关的意识的投注。普鲁斯特是对的，他的作品既不是对微妙情感的描述，也不是在构筑一个大众化的抑或无产阶级的艺术，后者满足于在其作品中描述社会与政治。就其作品而言，他感兴趣的是对德雷福斯事件的关注，以及1914年战争对于家庭的破坏，至此，他引人了一些新的裂口、一些新的链接，它们介入了异性力比多与同性力比多的重组(例如对盖尔芒家族的解析)。力比多有责任以无意识的形式投注到社会场域之中，借此使整个历史虚幻化，并使各色文明、各个大陆与各个种族处于癫狂，并由此强烈地“体验到”世界的未来。如果没有中国人、阿拉伯人、黑人，也就没有富有意义的链接。而这些人的扬眉吐气，将扰乱那些偏执狂白人的夜晚。精神分裂分析试图消解那些被表达为俄狄浦斯的无意识，后者总是人为的，并被家庭所压抑和再压抑，至此精神分裂分析能够获得一种直接的富有生产性的无意识。的确，家庭是一种刺激但这种刺激并不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诱因，但这一诱因既不是组织者也不是解构组织者。至于它的回应，则总是会偏向别处。如果存在着一种语言，那么它总是在这个回应旁边，而并不是对这一刺激的回应。即便是俄狄浦斯式的精神分析也已经认识到发挥效用的父母亲的意象的无差别性，以及对他们所引发的刺激之回应的不可还原性。但精神分析只满足于理解基于家庭所包含的那种象征性的表达而产生的回应，而不是在生产的无意识体系之内来对其进行阐释(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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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Witold Gombrowicz, L'Herne, n°14, p.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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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主义的庞大的论证总是这样的：“至少在开端处……”这一论证可以被很清晰地构筑，同时它也可以是隐藏在理论内部的一种坚持，即坚持对于起源之分析视角的拒斥。至少在开端处，无意识在一种关系中，家庭的星丛被表达，在其中真实界、想象界与象征界三者是混淆在一起的。社会关系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随后产生，如同一个彼岸的世界。在开端处，总有两个要素存在(对于那些无所生发的条件而言也是如此)，借此，人们引出了前俄狄浦斯的最初开端：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形成的“人格早熟的无差别的原初状态”，随后产生了第二开端：俄狄浦斯自身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家庭范围之内所规定的那些排他性的诸差异化，最后是一个潜伏期(latence)，一个著名的潜伏期，至此开启一个彼岸的世界。但作为彼岸的世界，它旨在重新开启另一个人同样的道路(即将到来的孩子们)，同时，这个所谓的“前俄狄浦斯”作为一个最初的开端也仅仅表明了它隶属于俄狄浦斯，俄狄浦斯是它的一个参考的轴线，显而易见的是人们紧紧闭合了俄狄浦斯的两端，彼岸世界(l'au-delà)抑或此后(le par-apres)的世界都总仍要在俄狄浦斯所发挥的效用之下，在与俄狄浦斯的关系当中，并在俄狄浦斯的视域范围之内来加以阐释。所有一切都诉诸俄狄浦斯，俄狄浦斯作为一种证明，讨论了在神经症当中婴儿期要素与“当下”(actuel)要素所扮演之角色的比较：当一种“当下”的要素需要在一种所谓“此后”世界的形式之下来思考的时候，它将如何成为别样的存在？然而，实际上，众所周知，“当下”的要素总是自婴儿期就已经存在，并根据它们给家庭带来的诸多裂口与连接来确定力比多的投注，在家庭成员之上和之下存在的，正是欲望生产和社会生产，在孩子们的经历中，它们被孩子们体验为其本质的同一性与制域的差异性。有三本讨论婴儿期的鸿篇巨制：朱迪斯·瓦雷斯(Jules Vallès)的《婴儿期》(L'Enfant)，达里安(Darien)的《内心深入》(Bas les Cœurs)，以及塞利纳(Céline)的《死缓》(Mort à Crédit)。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所谓的面包、金钱、习性、社会升迁，资本主义的价值与革命的价值，富裕与贫穷，压迫与反抗，社会阶级，政治事件，形而上学问题以及公共问题。能呼吸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贫困，为什么会富有？所有这一切都成为投注的对象，在这种投注中，父母亲仅扮演着生产抑或特定的反生产的代理人的角色，总是与其他代理人纠缠在一起，尤其是当他们在孩子们的天堂和地狱里与他们打交道的时候更是如此。婴儿说：为什么？鼠人①在对富有抑或贫穷的妻子的投注当中并没有成为一个男人。而这些不同类型的妻子却构成了他的强迫症的现实要素。其中不可言明的原因是：人们总是否定婴儿性欲的存在.另一个不可多说的原因在于，人们将这种性欲还原为对母亲的欲望并试图替代父亲的位置。弗洛伊德的欺诈在于；或者你认识到婴儿性征的俄狄浦斯特质，或者你放弃整个性征的存在。然而即便在超验的菲勒斯的阴影之下，“所指”的无意识也不会对社会场域所有确定性产生影响。相反，正是这些确定性(déterminations)的力比多的投注才将它们特定的用途在欲望生产的范围之内固定下来，并将欲望生产的制域与社会生产的制域进行了对比。正是在社会生产中引出了欲望的状态及其被压抑，引出了代理人的分派以及性征的俄狄浦斯化的等级。拉康说得好，在科学的危机和中断中，存在着某种认知的戏剧，有时这一戏剧化发展到疯狂的地步，在此，人们“不知道他们自身被包裹在俄狄浦斯当中，除非他们将自身置入因果之中”，即通过后果来做出判断。①每一个婴儿在这一意义上说都是一个小圣人，一个小领唱员。然而当人们重新回溯婴儿成长的各个年龄段时，人们从未发现任何一个婴儿被束缚于自发的、富有表达性并富有意义的家庭秩序当中。相反，在他们的游戏中，在他们被喂养的过程中，在他们之间的关联以及他们之间的中介中，甚至那些还在吃奶的孩子都已经发现了自身被现实的欲望生产所捕获，在欲望生产的展开过程中，父母扮演着部分客体的角色，扮演着见证人、回报者以及代理人的角色，他们僭越了所有部分，并将欲望直接与历史的和社会的现实关联起来。的确，没有什么是前俄狄浦斯的，应让俄狄浦斯从人的幼年时代退去，但要在无意识压抑的秩序之内。另一个同样千真万确的事实是：在生产秩序中，一切都被非俄狄浦斯化了。存在着非俄狄浦斯的，反俄狄浦斯的，它们与俄狄浦斯一样，开始得很早，延续了很久，只是在另一节奏(rythrne)之下，在另一制域之下，在另一维度之中，受到另外一种综合效用的作用，它们都在滋养无意识的自发-生产，这些无意识是孤儿-无意识、游戏无意识、沉思的与社会的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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