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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弗洛伊德思想中一个著名的分析案例。1907年，一个名为恩斯特·蓝泽的人向弗洛伊德讲述了他的童年记忆，他从童年时就一直遭受强迫症的困扰。其中包括幻想他的父亲及所爱的女人被老鼠从肛门钻入，弗洛伊德在出版这一案例时，隐藏了其真实的身份，而以“鼠人”作为他的代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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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Lacan，Ecrits，p. 870.(关于“鼠人”中富有妻子与贫穷妻子所扮演的特定的角色的讨论，人们已经将自身与拉康在《神经症的个体神话》中的分析联系了起来。C.D.U.,这篇文章并没有被收入《著作集》[Ecrits]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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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狄浦斯的运作方式在于构建一个双向-单义性(bi-univoque)关系整体。这一关系的一方为社会生产、社会再生产与社会反生产的践行者，另一方则是所谓自然的家庭的再生产的践行者。这一运作过程被称为“应用”(application)。所有一切的运行都如同一个人在折叠一块桌布，桌布的四(十n)个角被叠成三个(3十1，意指那些产生褶子的超验要素)。就此，那些集体的践行者被阐释为父母亲形象的衍生物和替代品，两者构成一个等价的体系，在其中可以到处都是父亲、母亲与我。（基于对整个体系的考量，借助于将困难转换为超验的术语—菲勒斯，人们弱化了困难。)这里存在着一个情势综合的错误运用，它让人说“所以这是你的父亲，所以这是你的母亲……”人们只是在此后发现所有一切都是父亲与母亲这并不让人惊讶的事实，随后人们假定这一切曾是开端，但随后出现了压抑-遗忘，只在与随后的事物相关联的意义上才逐渐恢复了记忆。这种能够表达这一双向-单义性的魔法公式正是源于多样化的真实的破碎，它被压入了两种阐释之间所构筑的象征性关系当中：由此，“这里”要说的意思在“那里”。人们让所有一切都始于俄狄浦斯，通过阐释并附带着更多的确定性，人们通过应用重新将所有一切带回到俄狄浦斯当中。但俄狄浦斯只是在表面上看来是开端，或者作为历史性抑或前历史性的缘起，或者作为基础性的结构。这是所有意识形态的开端，这也是为了构建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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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俄狄浦斯总是并也仅是一个终点，它的起点是由社会所形构。所有一切应用，在这一意义上，社会生产的践行者与社会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力比多的投注，所有一切都以家庭的再生产为基础。在起点中，存在着一种社会形式，或者更进一步说存在着诸多社会的形式。各色种族、各个阶级、各个大陆、各类人群、各个王国、各类君主；圣女贞德与蒙古王，路德与阿兹特克之蛇神。在所有一切形成的终点之处，存留的却只有爸爸、妈妈与我。应该这样来谈论作为欲望生产的俄狄浦斯：它在终点处，而非在起点。但这里所谈论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已经看到：欲望生产是社会生产的界限，在资本主义的形成中总是受到阻碍。无器官身体就在去领土化的社会集群的边界之上，沙漠就在城市的门口……但最为紧要的、最为本质的是界限本身要被僭越，界限本身要成为无害的，并被顺利通过，最终似乎已经进入了社会形式自身的内部。精神分裂症抑或欲望生产，正是在克分子的组织化(l'organisation molaire)与欲望的分子的繁复性(la multiplicité moléculaire)之间的界限。应当说这一去领土化的边界已经进入了克分子组织的内部，并被应用到人造的与征服性的领土化之中。现在人们预感到了俄狄浦斯所意指的一切：它移动了边界，它将其内在化了。在此存在的，与其说是一个成功的、没有孤独症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如说是一个神经症患者。俄狄浦斯拥有着无可匹敌的整合群体的工具，它是欧洲人最终被驯服和剥夺的领土权(territorialité)。（更进一步说，移动的、被祛除的边界进人俄狄浦斯之内，变成了其内部的两极。

且说精神分析在历史与政治上的耻辱。这一过程众所周知，人们总是遭遇两类人的显现：伟人与愚人。人们试图用这两种实体(entités)、两个傀儡来构造历史，一个是伟大的甲壳类动物，一个是愚蠢的无脊椎动物。人们从一开始就遭遇了俄狄浦斯：他杀死了父亲，但这一谋杀所产生的效果从未停止，这一谋杀或者使父亲被消灭，使他与母亲认同，或者使父亲被内在化，取代他的位置，或者与父亲和解(具体说来，存在着各色与之对应的解决路径，如神经症式的、精神病式的，它们或者是富有倒错性的，或者是“正常的”，换言之，它们都是被升华了的……)。不管怎样，伟人已经是伟大的了，因为在善与恶之中，他已经为俄狄浦斯的冲突找到了一种恰当的、原初的解决方案。希特勒灭绝了父亲，并从恶的母亲之力中解脱了自身，路德将父亲内在化了，与超我构筑了一个妥协。而另一方面，存在着这样一个群体，它仍被俄狄浦斯化的过程所界定，这一过程得以构建所依赖的是二阶、集体性的父母亲意象的秩序。路德可以与16世纪的基督教徒相遇，希特勒可以与其人民相遇，但在他们之间的交往中，并不必然包含着身份的同一性。（希特勒通过同性恋的融入’以及其与女性群体的关系，扮演了父亲的角色，路德则通过与上帝之基督的关系，扮演着女人的角色。)当然，为了防止历史学家们的愤怒，精神分析者认为他们所谈论的不过是某种特定的因果秩序，应该还包含许多“其他的”因果序列，而他们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他们对于其他秩序的关照，恰如其分的浅尝辄止，例如：考虑到一个时代的制度(这一时代涵盖着自16世纪罗马教廷到20世纪资本主义权力的整个历史)，只是为了发现一个新型的父母亲的意象，这一意象将父亲与母亲关联了起来，这一关联可以在伟人与群众的行为中分离，同时又可被再次整合。这些书的基调是不是教条化的弗洛伊德主义、文化主义，抑或是典型化的精神分析，这些问题都不再重要了。这样的书让人作呕。不要说这些书属于精神分析遥远的过去，从而将其放置一边：它们所描述的仍旧是今天的我们.而且描述得很多。我们不要认为它们所关注的是俄狄浦斯非严谨性的用途：你还想要什么其他用途？它所关涉的不再是“应用性的精神分析”的模棱两可的维度；因为所有一切都是俄狄浦斯。俄狄浦斯本身已经在严格意义上被应用了。当最好的精神分析者禁止了政治-历史维度上的应用之时，我们不能说事情会更好，因为它们重新被折叠为阉割，这是不可还原的“无法证明的真理”发生之处。事物被封闭在菲勒斯中心主义当中，由此决定了分析行为必须永远在家庭的微观世界当中展开，并仍将让力比多所引发的社会场域的投注依赖于俄狄浦斯的想象。在其中应该揭示出的是一种“融合的梦境”，“回到整体同一性的幻象”。他们认为，阉割将我们与政治分割开来，它构筑了我们的原初状态，对我们的分析者来说，阉割没有忘记社会自身也是被三角模型化的以及象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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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此，俄狄浦斯正是通过压抑或者实施来被获取，它自身预设了某种在社会场域的力比多的投注，以及这一场域的生产及其形成中的力比多的投注。个体化的俄狄浦斯不过是一个个体的幻象。俄狄浦斯是整合人群体的方式，这一方式的实现既有其通过繁殖，将适应性的形式在代际继承，同时还有那些非适应性的神经症式的凝滞，在其中这种凝滞将通过设置一些困境而阻塞欲望。同样，俄狄浦斯还在那些被征服的群体中占据主导，在那里，既定的秩序被投注于群体性压抑的形式。在此，并不是被征服的群体的形式依赖于对俄狄浦斯的确认，而是相反：正是俄狄浦斯式的应用依赖于作为起点的这些被征服的群体以及这一群体的力比多的投注(三十年来我辛苦地工作，在社会阶梯上不断攀升，最终成为剥削者的一员……)。存在着某种情势综合在无意识当中的分凝性应用(usage ségrégatif)，它并不与阶级对立相符，它可以成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无与伦比的武器：正是它构筑了这样一种情感，即“在家就好”，我们是优越种族的一分子，我们遭受到外敌的威胁。由此产生了那些白人先驱们的子孙，那些纪念其祖先之胜利的爱尔兰的反对者，以及那些怀有种族优越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俄狄浦斯依赖这些民族主义的、宗教性的、种族主义的情感。如下这种说法并不是一个颠倒：不是父亲将自身投注到了领袖那里，而是领袖将自身运用到了父亲之上，他们或者对我们说“你不可僭越你的父亲”，或者对我们说“你可通过我们的祖先来僭越你的父亲”。拉康深刻地揭示出了俄狄浦斯与种族分凝之间的关联。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种族分凝并不是俄狄浦斯的后果，一旦父亲死了，我们会将其隐藏在兄弟亲情之中。相反，分凝的运用是俄狄浦斯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说，社会场域要依赖于家庭关系，只能通过溯源性的假定，将整个种族肉身化为一个人，化为一种精神—是的，我就是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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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这是一个无意识的力比多在社会场域中的投注，它与前意识的投注并存，但并不与其必然碰巧一致，同时它也不与前意识投注中的“应当”一致。这就是为什么当主体(不管是个体抑或全体)违背自身阶级的利益，当主体坚持某一阶级的利益和观念，而这一阶级的利益和观念是由其客观情境所决定的，仅仅说他们错了、大众错了，显然是不够的。这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也不仅是误认与陷入幻象的问题，这是欲望的问题，欲望已经成为基础结构(infra-structure)的一部分。前意识的投注需要依据，并应该依据被压迫阶级的利益而实施。但无意识的投注却依据欲望的立场和综合应用来实施，它与那些欲求着的主体的利益极为不同，不管这一主体是个体性的抑或集体性的。这些无意识的投注确保了对统治阶级的服从，它们借助于欲望的投注而非利益，在社会场域内进行切分与分凝。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形式，伴随着它们的经济和金融的机制、它们的政治构造等等，都可以如此这般地被欲望着，作为全体抑或作为部分，它们与那些欲望主体的利益无关。希特勒绝非通过隐喻，甚至是父权的隐喻，让法西斯主义者同仇敌忾。同样，银行与交易所的运行方式、一张证券、一张期票、一张信用卡，将那些本不在银行系统中生活的人捆绑在一起，这也不是一种隐喻。钱正在自我生长着，钱能够生产钱？存在着一些社会-经济的“情结”，它们同时也是一些真正的无意识的情结，它们传播着一种等级序列中自上而下的快感(工业化的-军事化的情结)。意识形态、俄狄浦斯与菲勒斯都与此无关，因为它们依赖于这些情结，而不是为它们设定原则。这里所关涉的是流、存储，是流的截断与波动；欲望蔓延各处，所有事物都在流动、翻滚，伴随其间的还有那些利益的主体，以及那些已被麻痹抑或被催眠的主体，它们被带向了致命的江河入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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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精神分裂分析的目标：要去分析经济的与政治的力比多投注的特殊本性；由此指出欲望是如何决定了欲望主体对自己压抑的欲求(由此死亡冲动在欲望和社会的分支中发挥作用)。所有一切都不是在意识形态中进行的，而是在意识形态的遮蔽之下。法西斯主义的无意识投注抑或反动的无意识投注，可以与革命性的意识投注并存。反过来，也可能是(尽管这种情况很少)在欲望层面上的革命性投注与反动性投注并存，它们都服从于意识的利益。无论怎样，意识的投注与无意识的投注绝非同一类型，甚至当它们偶然一致并相互重叠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将反动的无意识投注界定为对统治阶级利益的服从，它所采用的思考方式在于运用欲望的术语，通过情势综合的分凝性应用，在其中贯穿着俄狄浦斯情结：我来自一个优等的民族。无意识的革命性的投注则是这样的：欲望，仍旧在其固有的形式之下，重新切割了被统治、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它让流自身流动起来，以便能够打破所有的分凝以及俄狄浦斯式的应用，它让历史幻化，让种族成为一种谵妄，并让大陆燃起火焰。不，我不是你们的，我是域外(le dehors①)之人，是被去领土化之人。“我永远是下等的种族……我是野兽，我是黑人。”在此所关涉的仍然是在无意识中投注的以及反投注的富有强度的力量。俄狄浦斯解体了，因为它赖以存在的条件解体了。情势综合中游牧的以及多维度的应用与分凝的以及双向-单义性的应用相对立。谵妄拥有着两极，种族主义的和民族性的、分凝的-偏执狂与游牧的-精神分裂者。在这两极之间，存在着如此之多细微的非确定性，在其中无意识自身摇摆于反动的倾向与革命的潜能之间。甚至薛伯自己在越过了雅利安人的分凝之后发现自己是一个蒙古可汗。这正是伟大作家的作品中所包含的含混性的来源，当他们在塑造种族的主题之时，富有歧义性就成为必然的命运。精神分裂分析在此要逃离这条主线。由此，阅读文本并不是学究式追索，以便研究那些所指的内涵，也不是一种对文本自身确切意义的探寻，相反，阅读是一架文学机器的生产性的应用，一个欲望机器的蒙太奇，精神分裂的练习将就此释放出文本中所包含的革命性力量。“原来如此………“抑或就此关于种族的思考，在本质上与疯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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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e dehors，福柯在关于布朗肖文学的讨论中提出了这种被称为域外的思想。福柯强调了对文学的再现功能的批判，认为文学的语言作为一种事件，应该是一个总是要逃离话语的方式，即再现的方式。德勒兹在《论福柯》中则充分发挥了这一思想，强调了域外作为“他者的倍增”。(参见《德勒兹论福柯》，杨凯麟译，凤凰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01页)这一思想与德勒兹的“去领土化”异曲同工，都是对任何固定性的、形式性的存在方式的一种无条件的、无限的突破，永不停滞的流动过程本身，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精神分裂者的存在样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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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种综合的概要

俄狄浦斯的蠢话录——俄狄浦斯与“信仰”———感觉，这就是运用——欲望生产的内在标准——欲望忽视律法、匮乏与能指—“你生来就是哈姆雷特吗？”

俄狄浦斯的蠢话总是连篇累牍，又富有现实性。我们被告知，父亲死了“近千年”(好吧，好吧)，与之对应的父亲意象的“内化”的产生从旧石器时代持续到了新石器时代，“已经有大约8000年了”。①人们创造了历史或者人们什么也没做。但的确，关于父亲之死的消息，传播得并不快。人们错误地将尼采卷人这一历史当中来，因为并不是尼采反复思考了关于父亲之死的问题，他也没有花费他的整个旧石器时代去将其内化。相反，尼采深深地厌倦了围绕父亲之死、上帝之死所构造的所有历史，他试图终结关于这一主题的种种话语，这些话语在他所处的黑格尔时代已经相当流行。哎，但他错了，这一话语至今仍然在继续。但尼采希望我们最终能够关注那些真正严肃的事物。关于上帝之死，尼采给出了12个抑或13个版本，以便能够给出一个好的言说方式，并且不再有人讨论这一问题，让这一事件成为一个喜剧。他解释说这一事件严格说来不具有任何重要性，他真正关心的其实只是最后一个教皇：上帝死了或者没有死，父亲死了还是没有死，这都是一回事，因为最终它们都会回到同样的压抑、同样的抑制。只不过在这里，是上帝之名或者父亲之名永存，在那里，则是人之名与死去的父亲之名的内在化。对于尼采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关于上帝之死的消息，而是这一消息在何时开始产生它的效果。在此，精神分析重新竖起了耳朵，它确信它又听到了相同的声音：众所周知，无意识花费了一些时间去消化关于上帝之死的消息，我们可以引用弗洛伊德的一些相关文献，说明他的无意识是完全无视时间的，它将诸对象(ses objets)视为埃及金字塔。尼采从不愿意这样言说：他不愿意说上帝之死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在无意识当中缓慢推进，他更愿意说，上帝之死对于无意识而言毫不重要这个消息本身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到达了意识。这一消息的结果，并不是上帝之死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而是另外一个消息，即上帝之死从未产生任何后果。以及另外一个命题：上帝以及父亲从未存在过(或者，即便存在，也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大约还是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在任何时候杀死的只能是已经死了的人。上帝之死的消息所产生的后果扼杀的是死亡之花以及生命之芽。因此，不管是生抑或死，这只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从信仰当中我们不能抽取任何东西。宣布父亲之死构建了最后一个信仰，“以不信仰的方式来信仰”，于是尼采说：“这种暴力总是展现了对一种信仰的需要，对一种支持的需要，对一种结构的需要……”俄狄浦斯-结构。

① Gérard Mendel,La Révolte Contre le Père , Payot, 1968, p.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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