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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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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试图分析俄狄浦斯三角模型的形式、再生产、(形式)因、运行程序及其条件。但我们也复原了对这一三角模型所赖以存在的真实力量与真实原因的分析。贯穿其间的一般性的主线已经被赖希所指出了:这就是社会的压抑,社会压抑的诸多力量。由此带来了两个富有紧迫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方面是压抑与压迫的特定关系,另一方面是在压迫-压抑的体系当中俄狄浦斯的特殊境遇。显而易见,这两个问题是相关联的:如果压抑所实施的对象是乱伦欲望,它便由此获得某种独立性与优先性,正如作为交换关系或一切社会构成的先决条件,压迫则关注于已成型社会中被压迫者的回归。我们应首先考虑第二个问题:基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压抑自身是不是无意识的充分表达?我们能否追随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情结,依其两极分化,要么被压抑(没有留下任何与禁忌所遭遇而产生的痕迹,也没有回归之路)要么被取消(没有传递给孩子们,他们重新开启一段相同的历史)?①人们追问道:是否俄狄浦斯有效地表达了欲望?如果俄狄浦斯被欲望着,那么正是借助俄狄浦斯,压抑得以产生。但对俄狄浦斯的讨论为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弗洛伊德曾对詹姆斯·乔治·弗雷泽②的观点给出评论:“律法所禁止的仅是人们能够在其特定的本能之下倾向去做的一切;由此,面对着乱伦禁忌,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存在着某种促使我们乱伦的自然本性。”③换言之,我们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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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reud, «La Disparition du Complexe d’Edipe », 1923, tr. fr. in La Vie Sexuelle, P. U. F., p. 120.

② J.G.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宗教历史学,民俗学家,认为“巫术先于宗教”的第一人,一生至为勤奋,著述甚丰。在其著述中以《金枝》一书最为知名,这是一本阐发关于巫术、宗教和科学对于人类思想发展的重要性的研究论著。——译者注

③ Freud, Totem et Tabou, 1912, tr.fr. Payot, p. 143.

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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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禁止的,都是被欲求的(如果人们不去欲求,也就无需禁止)。再一次,正是律法中存在的这一信念留给我们思考的空间,让我们想到了那些被忽视的狡计以及律法的运行。

在路易-费迪南·塞利纳①的《死缓》中,那个不死的父亲叫嚷道:你想让我死吗?这就是你想要的吗?但这绝非我们想要的。我们不要将火车看作父亲,将车站看作母亲。我们想要的仅是纯真与和平。我们要开动我们的小机器,哦,欲望机器。当然,母亲与父亲的身体的一部分已经包含在这些连接当中,父母的称号在连接的断裂当中迸发出来,父母在此作为某种刺激启动了各色冒险、各色种族与各个大陆的生成。但弗洛伊德与俄狄浦斯的关联是多么奇怪的一种方式呀!俄狄浦斯溢出所有部分,它通过书中的幻象与未成熟时的谵妄开始(作为体制教导者的父亲,以及家庭的浪漫小说)。弗洛伊德并不赞同荣格的那个简单的笑话,即认为俄狄浦斯的神话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即便是野蛮人也会更喜欢年轻而美丽的女孩,而不会喜欢女孩的母亲或者她的祖母。如果荣格已经完全背叛了弗洛伊德,当然并不是因为这个笑话。在俄狄浦斯情结当中,母亲所发挥的效用就如同年轻女孩,正如年轻女孩所发挥的效用就如同母亲一样。对于野蛮人与孩子而言,基本的原则就是构筑并运行欲望机器,让“流”流动起来,并不断截断它。律法告诉我们:你不能娶你的母亲,你不能杀死你的父亲。而我们,这些温顺的臣民,自言自语道:这就是我想要的!我们是否怀疑:这个声名狼藉的律法,它试图羞辱的是已被法律认定为有罪的人,是那些它试图让他们有罪的人,是那些它试图让他们自感到有罪的人?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如从那被压抑的本性当中直接概括出压抑,抑或是从被禁忌的本性当中概括禁忌。在此存在着一个典型的悖谬,又一个悖谬,这第四个悖谬或可被称为“位移”(déplacement)。因为在其中,律法禁止了那些在欲望抑或“本能”秩序当中存在的被幻想出来的完美,以便劝说它的臣民(sujets)能与这一幻想相呼应。这正是律法与意向(l'intention)相勾连,并使无意识感到有罪的唯一方式。简言之,我们并非面对着一个包含双重术语的体系,在其中形式上的禁忌是从所谓真正的禁忌当中概括出来的。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包含着三个术语的体系,在其中我们概括出结论将整个地变成非法的。我们应该做如下区分:压抑性的表象,它运作着压抑;被压抑的表象,在其上带来了真正的压抑;被位移的表象,它给予压抑以错误的意象以便捕捉到欲望。这就是俄狄浦斯,一个错误的意象。并不是通过俄狄浦斯使得压抑得以运作。并且也不是俄狄浦斯带来了压抑。同样,这也不是一个被压抑的回归。这是压抑的产物。就其是从压抑中被推导出来而言,它只是对压抑的表象。如果没有欲望的位移,没有揭示出作为后果的欲望(désiredeconséquence),压抑就不可能产生,所有一切都为惩罚做准备,所有一切都为惩罚而预热,压抑被放到了预先存在的欲望(désire antécédent)的位置之上,而这一预先存在的欲望却正是压抑在原则上抑或在现实中所拥有的(“啊,原来如此呀!”)。劳伦斯并没有以理想权利(droits del'Idéal)之名来与弗洛伊德相对抗,他只是追随着性征之流、无意识的强度而言说着,他只是忧虑于并愤怒于弗洛伊德将性征封闭于俄狄浦斯式婴儿房之中。他推进了位移的运作,并与所有的力量相抗衡:不,俄狄浦斯不是一种欲望或者冲动的状态,它是一个观念(idée),仅是一个观念,压抑借此在我们之中激发出对欲望的思考,甚至也不是一种妥协,而是一个服务于压抑的观念,为其造势,为其繁衍。“乱伦的冲动是人类理性的逻辑演绎,它求助于这种最为极端的方式以自我拯救……,它首先,是理性的逻辑推理,同样在无意识中也有效用,它被引入激情的领域,在那里成为行动的原则……而这一行动的原则与能动的无意识毫无关系,这些无意识闪烁着、震动着,并四处游荡着…我们已经理解了无意识不包含理想的东西,不包含任何概念,由此,必然地也与任何个人无关,因为,人格的形式与自我一样,都属于有意识的自我或者精神层面上的主体。由此最初的分析是抑或应该是非人格化的,那些所谓的人际关系都无从介入。最初的关联既非人格化的,又非生物性的,这是精神分析无法理解的事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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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1894—1961),法国小说家,医生,他的小说总是在描述罪恶、混乱和绝望。其代表作包括《长夜漫漫的旅程》死缓我的罪过》等。赛利纳宣称小说艺术在于激动的感情,而不在叙述故事情节。他采用跳动、省略、断断续续的文体,表现一个正在瓦解的世界。他运用粗俗的口语,写出各种愚蠢、卑鄙、疯狂和痛苦的人物。他认为人生旅程最终不过是死亡,整个世界是一出混沌的滑稽剧。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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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狄浦斯的欲望是无法被压抑的,也不能存在。它与压抑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但是以另外的方式。俄狄浦斯式的欲望将其诱骗抑或歪曲,由此压抑逼迫欲望进人陷阱。如果欲望是被压抑的,这并不是因为它是对母亲的欲望,抑或对父亲之死的欲望;相反,它成为如此只是因为它是被压抑的,欲望只有在压抑将其塑造、将其压平的时候才戴上如此这般的面具。我们由此可以质疑乱伦禁忌是不是真的阻碍社会的构成,就如同那些“滥交”概念的支持者所说的那样。我们看到了其他的东西……真正的危险在别处。如果欲望是被压抑的,这是因为欲望的立场,不管多么微小,都构成对社会既定秩序的质疑:并不是说欲望是非社会的(a-social),而是相反,它是社会性的;而且它是富有颠覆性的;没有任何一台欲望机器可以在不摧毁整个社会各部门的情况下被安装。当我们思考革命性的时候,欲望在本质上就是革命的—欲望,并不是节日一没有社会能够支持真正的欲望的立场,除非剥削、奴化以及等级的结构可以与之妥协。如果一个社会遭遇到了这些结构(这是一个有趣的假设),那么,的确,欲望将对其构成本质上的威胁。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抑制欲望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找寻比压抑更好的方式,以便使得压抑、等级以及剥削、奴化自身也成为被欲望的。令人愤怒的是,其中所道出的东西是如此的粗鄙:欲望并不是因为它是一种与母亲交媾的欲望,就能威胁社会,而是因为它是富有革命性的。换言之,并不是说欲望只是一种性征,而非其他,而是说性征与爱在俄狄浦斯的卧房中不能存活。它们梦想在更广阔的空间里,使得各色奇异之流流动起来,它们并不能在既定秩序当中被固化。欲望并不“希望”革命,它自身是革命性的,它完全是无意的随心所欲。从这一考察一开始,我们一方面坚持认为社会生产与欲望生产完全是一种生产,但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它们在制域上存在差异,以至于生产的社会形式对于欲望生产会产生一种本质的压迫,同样欲望生产(“真正”的欲望)潜在地绕开社会形式。但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欲望,既然压抑自身也是被欲望的?究竟该如何区分?——我们要求更为详尽的分析。因为我们不要搞错,即便在其相反的运用当中,存在着的仍然是一些同样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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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 H. Lawrence, «Psychanalyse et Inconscient», 1920, in Homme d'Abord , Pp. 219-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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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精神分析期待着一种所谓的关联,俄狄浦斯成为压抑的对象,同样,通过超我的中介,俄狄浦斯也是压抑的主体。精神分析期待着压抑的文化合法化,这种合法化将使压抑进入首要的层面,而不再去考虑压抑的问题,后者基于无意识的视角成为次要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批评者们都已经指认出弗洛伊德思想中存在着一个保守的和反动的转向,这一转向的标志在于他赋予压抑以一种自发性的价值,它作为文化的条件对抗着诸多乱伦的冲动:赖希也谈到弗洛伊德主义中存在着的那个巨大的转向:放弃了性征。这一转向始于弗洛伊德接受了原初焦虑的观念之时,这一原初观念以向内探寻的方式开启了心理压抑。在1908年的文章《文明的性道德》(«La Morale Sexuelle Civilisée»)中,俄狄浦斯仍没有被提及,压抑仍被作为压迫的一种功能来被思考,它激发出了一种位移,当它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象(représentent)了一种欲望生产,它作用于某些局部冲动(lespulsionspartielles)之上,在此之前,压抑的作用总是与乱伦冲动抑或其他那些威胁合法婚姻的冲动相对抗着。但随后,显而易见的是,俄狄浦斯的问题以及乱伦的问题越是占据着历史的舞台,压抑及其相关物,例如消解与升华就越是建基于文明的超验性的预设要求之上,同时,精神分析也总会陷人家庭主义以及意识形态的分析模式当中。我们无须重新描述弗洛伊德主义中这种反动的妥协及其“理论的让步”:这一工作已被极为深刻地重复了多次,其展开方式或者是严谨的,或者是细微的。①在我们看来,在理论的和实践的教条深处,存在着诸多革命的、革新的以及反动的要素的共在,这并不存在什么问题。我们拒绝这样的说法:“要么采用它,要么对其置之不理。”其借口是,理论要为实践提供合法性,理论生于实践,抑或人们对“治疗”过程的质疑始于从那些治疗过程本身中产生出来的要素。这就如同所有那些伟大的教条都不曾是一个组合的形式,它总是一些碎片,一些片段,一些符码,一些混合的多样性的流,一些部分,一些延伸物,它们构筑了这些教条的生命及其生成。这就如同人们非难某个与精神分析有着模糊关联的人,而不提及精神分析,无论是在理论上抑或实践上,首先与其所发现的东西以及与其所操控的力量之间本身就是模糊的关系。如果说对弗洛伊德意识形态批判的研究已经展开,并且做得很好,那么这一运动的历史却没有被很好地勾勒出来:精神分析群体的结构,它的政治、它的趋向、它的发源地,群体的庞大超我,所有一切都在主人的整个身体之上展开。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①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没有过关,精神分析也将其符码化了。三个要素以这样一种方式并存着:拓展性的以及先锋性的、革命性的要素发现了欲望生产;经典的文化的要素完全诉诸俄狄浦斯式的戏剧表象的舞台(回到神话!);最终第三个要素,也是最让人担忧的要素,则是某种对尊严的极度渴望,它总是不停地需要被认可、被体制化,一种强烈的吸收剩余价值的企图,随之而来的无休止的治疗的符码化,金钱在犬儒主义中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所有一切都是精神分析交付给这个既定体制的报酬。在弗洛伊德那里,已经存在着所有一切:充满幻想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以及资产阶级的天才读者歌德、莎士比亚,索福克勒斯②,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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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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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下两部著作是这一工作较为经典的展现方式:赖希(La Fonction del'Orgasme, pp. 165 - 181), 以及 马尔库塞(Eros et Civilisation, tr. fr. Ed. deMinuit,最开始的几个章节)。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参见《拥护者》(Partisans,n°46,février 1969):富朗索瓦·岗德哈德(François Gantheret),《弗洛伊德与社会政治问题》(«Freud et la Question Socio-politique»);让-玛利亚·布浩姆(Jean-MarieBrohm),《精神分析与革命》(« Psychanalyse et Révolution»)(p.85,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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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1897—1958),英国神经症专家、精神分析研究者、弗洛伊德官方传记作者。琼斯是第一个在英语国家实践精神分析的人,并且始终是精神分析在英语世界的领军人物。——译者注

② 索福克勒斯(Sophocle,公元前496 年—公元前406年),雅典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索福克勒斯在长达70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写了123部悲剧和滑稽剧。但其作品流传至今的只有7部,即《埃阿斯》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厄勒克特拉》《特拉喀斯少女《菲罗克忒忒斯》和《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其中,《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王》最能反映索福克勒斯的创作才能。译者注

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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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面具的阿尔·卡彭①。

赖希的力量在于指出压抑是如何依赖于压迫的。他从未混淆这两个概念,因为压迫的确需要压抑来塑造其驯化的主体,并保障社会形式的再生产,这一切都包含在它压迫性的结构当中。然而,社会压迫并不能从家庭对文明的共同排斥中被理解,而文明应在既定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固有压迫所发挥的功能中被理解。压迫通过性压抑对于欲望产生影响,这一影响不仅仅触及需要或者兴趣。家庭是这种压抑代理者,因为它保证了“一个社会经济体系的大众心理的再生产”。但我们并不能由此推论出欲望是俄狄浦斯式的。相反,正是欲望的压迫抑或性压抑,换言之,也就是力比多能量的郁积实现了俄狄浦斯并让欲望介人了这个被规定了的困境当中,所有一切都是由社会压迫组织而成的。赖希第一个提出了欲望与社会场域之关系的问题(他较之马尔库塞要走得更远:后者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过于草率了)。他的确是唯物主义精神病理学的奠基者。他在欲望的话语中提出了问题,拒绝了某种草率的概括阐释,这种阐释判定群众被欺骗了,被蒙蔽了……但由于他没有充分形成欲望生产的概念,他无法确定欲望是如何融人经济基础本身的、欲望是如何融入社会生产的。自此,革命性的投注对他来说好像只是欲望与经济理性单纯的一致,至于大众的反动性的投注对于他而言似乎仍是意识形态,以至于精神分析所扮演的角色只是阐释某种主体性,它带有否定性与抑制性,并没有直接介人那些肯定性的革命运动抑或欲望的创造性当中(这难道不是以某种方式重新引人了错误抑或幻象吗?)。同时赖希以欲望之名让一首生命之歌进入精神分析当中。在对弗洛伊德主义最后的顺从中,赖希谴责了对生命的恐惧、禁欲主义理想的复兴以及恶的意识的文化泡沫。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赖希不再想做一个精神分析师,赖希说他更愿意进行关于倭格昂能(orgone)①、生命的要素以及欲望的宇宙的研究。由此,弗洛伊德获得其他人无法获得的谅解。他是第一个试图让分析机器与革命机器一起发挥效用的人。最终,他所拥有的只有属于他的欲望机器,一些偏执狂的、奇迹化的、单身的盒子,在其中装置着布满羊毛与棉花的金属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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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尔·卡彭(A1Capone,1899—1947),黑帮教父,芝加哥之王,1925—1931年掌控当地黑帮势力,卡彭时代的黑手党徒常于风衣下暗藏冲锋枪,火拼时用手榴弹开路,强硬残忍的作风令其他黑帮胆寒。卡彭曾多次躲过伏击。卡彭虽是黑道罪犯,但在某种程度上扮演“扶弱济贫”的角色,其犯罪策略和人生经历,至今仍成为另类美国梦的象征,部分传记家甚至认为他是“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地下市长”“美国黑道头号人物”及“史上最令人感兴趣的罪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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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无意识的运作及其结果,压抑与压迫得以区分开来。(“甚至造反的抑制本身都成为无意识”)这一区分很好地表达了两者本性上的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获得了真正的独立。压抑的状态所指就是当压迫成为欲求,不再在意识层面存在的样态,它推演出欲望,一个虚假的意象,将它视为其所固有的,由此构筑了一个独立的外表。压抑,确切说来是服务于构筑压迫的一种方式。那些它所固有的同时也就是压迫的对象:欲望的生产。压抑包含着两个双重的原初运作:社会压迫的形式将其力量分派给某个被压抑的案例当中;与之相应的,被镇压的欲望通过被位移的抑或虚假的意象被重新发现,同时产生了压抑。一方面是通过社会形式所进行的压抑的分派,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压抑所产生的欲望形式的变形与位移。压抑被分派的践行者,抑或说分派给压抑的践行者,正是家庭。被压抑的变形的意象,正是乱伦者。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化,由此都不过是这一双重运演过程的产物。正是在同一个运动中,压抑性的社会生产被压抑性的家庭所取代,而压抑性的家庭给予欲望生产一种位移的意象,在这一意象中,被压抑的人表象为乱伦的家庭冲动。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由此被家庭诸冲动之间的关系所替代,在这种漫不经心的替换当中让整个精神分析误入歧途。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运演过程的旨归并不是要消除造反与欲望革命的力量。在欲望面前放了一个乱伦者的哈哈镜(啊,这就是你想要的?),人们羞辱欲望,让欲望看起来很愚蠢,人们将欲望放到没有出路的境遇当中,以文明的较高旨趣之名,人们很容易被劝说放弃欲望自身(假如全世界的人们都做着同样的事情,假如全世界的人们都娶自己的母亲,都将姐妹留给自己,又会怎样?那么将不会有分歧,也不会有交换的可能…)。应该尽快尽早行动起来。乱伦,是充满诽谤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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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39年,赖希宣布他发现了为生命和性所特有的倭格昂能(自然力,orgoneenergy)。据赖希说,这是一种可以看见、可以测定和可以应用的能量;呈蓝色,可以在红色球的浅蓝色闪光中,或在受性刺激的蛙的蓝色中看到,可以用倭格昂能测定表、验电器或盖格尔计算器测定它,而如果把它收集在一个特制的倭格昂能的储存器中,则可用它来医治从歇斯底里到癌症等许多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疾病。译者注

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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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我们基于社会生产来看这一运作过程,我们所看到的是其旨归,而非欲望生产本身究竟何以可能。我们拥有一个回答的多个要素。社会生产应该在社会集群的记录表面(la surface d'enregistrement du socius)设置某种案例,它能够同样触及、铭刻在欲望的记录表面。这样的案例是存在的,这就是家庭。家庭,作为生产者的再生产系统,在本质上隶属于社会生产的记录。毫无疑问,在另一极上,在无器官身体之上,欲望生产的记录得以贯穿某种系谱学网络,这一系谱学的网络并不是家庭的:父母只是作为部分客体、作为流、作为符号以及整个过程的践行者而介入其中,他们僭越了所有的部分。孩子们与父母之间的关联至多是某些富有生产性的令人惊奇的经验,这一经验是伴随着欲望被孩子所引发出来的。但这一经验不是如此这般地与父母相关联,由此,产生了运演过程。在社会压迫的早期行动中,家庭跌入、介入欲望系谱学的网络之中,家庭将自身与整个系谱学疏离,它将守护神努曼据为已有(看吧,上帝,就是父亲……),人们将欲望的经验视为与父母相关,而家庭则拥有着最高的律法。人们让部分客体服从于那个以“匮乏”而著名的全体一整合性(totalité-unité)律法。人们让析取服从于非差异化的选择抑或排他性的选择。家庭由此被引入欲望生产之中,自更小的年纪开始,令人难以置信的位移与压抑就开始了它们的运演过程。通过社会生产,家庭将自身的力量托付给了压抑。如果家庭滑入欲望的记录当中,这是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已经进行了这种记录的无器官身体在欲望生产之上实践了某种原初性的压抑。家庭有责任利用这一点,并在其上叠加了所谓二阶性的压抑(le refoulementsecondaire),这一压抑被分派给家庭,抑或家庭将其分派出去(精神分析清晰地指出了这两种压抑之间的差异,但并没有指出它们适用制域的差异与区别)。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压抑并不满足于抑制真正的欲望生产,而是赋予那些被压抑者以显见的位移的外表,并用家庭的记录来替代欲望的记录。欲望生产的整体只在其记录的家庭化的转义当中采取俄狄浦斯的形象,这是一种背叛-转义(traduction-trah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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