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我们或者说俄狄浦斯并不存在、几乎不存在(在欲望生产的秩序当中，同样也在孩童那里)，或者说它到处都在(在无意识的驯化努力当中，在表象欲望与无意识的努力当中)。但我们从不认为精神分析发明了俄狄浦斯。所有一切恰恰相反：精神分析的主体都被俄狄浦斯化了，他们要求被俄狄浦斯化，他们不断地要求更进一步地俄狄浦斯化……一个片段如下，斯特拉文斯基①在死前这样说：“我的不幸，我很确定，源于我对父亲的疏远以及母亲给予我的那一点爱，我决定有一天我会将这一切呈现出来……”即使艺术家也屈从于这一说法，如果你拥有着某种应用性的精神分析师所有的顾虑和烦恼，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一个音乐家告诉我们，音乐不是一种积极的并附有征服性的力量，而是一种对父母的反动，那么尼采所珍视的悖论就可以重演了，无须做太多的修改——弗洛伊德-音乐家。不，精神分析并没有发明任何的东西，它以另外的方式发明了很多，它给很多东西立法，它强化了很多东西，并向很多东西进行投注。正是依赖于这一运动，精神分析为整个无意识的位移增加最后的动力。精神分析所完成的，只不过是让无意识追随超验的综合运用，而这些先验运用是被其他一些力量强加在无意识之上的普适性的人格、完整的客体、大菲勒斯、可怕的想象物的无差别性、象征的差异化、分凝……精神分析者所发明的仅仅是一种转换，即俄狄浦斯式的转换，一个在咨询室中的俄狄浦斯的俄狄浦斯，它特别有毒和有害，但在其中主体最终获得了他想要的一切，他在分析者的身体中吮吸着他的俄狄浦斯。这一切已经太多了。但俄狄浦斯在家庭中形成，而不是分析者的咨询室中，这一分析者作为领土化的最后一人而行动着。俄狄浦斯并不通过家庭来发挥作用。俄狄浦斯式的综合运用、俄狄浦斯化、三角模型化、阉割，所有这一切都诉诸较之精神分析、家庭与意识形态，甚至三者的结合都更为强大、更为基础的一些力量。正是在这里，产生了生产的力量、再生产的力量与社会压迫的力量。这些力量应该非常强大，足以能够战胜欲望的力量，并让欲望趋于顺从，并用爸爸-妈妈的反动替代了那些在无意识当中本质上更为积极的，富有进攻性、艺术性、生产性以及征服性的力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已经看到，俄狄浦斯是一种应用，家庭是被分派的践行者，甚至通过这种应用，对于孩童来说，要将自己体验为一个视角是异常艰难和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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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伊戈尔·菲德洛维奇·斯特拉文斯基(Igor Fedorovitch Stravinsky,1882—1971)，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奥拉宁堡(今罗蒙诺索夫)，美籍俄国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西方现代派音乐的重要人物。代表作为《春之祭》《火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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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这个孩子

他并不在这里，

它只能是一个视角，

一个即将到来的视角，

同时并不存在视角……

然而这个父亲-母亲的世界正是他要去的世界，

这是一个被一分为二的二分世界

总在持续纷争状态当中，

同样总是意图持续整合……

在其周围旋转着的是整个世界体系，

它被一个最为晦暗的组织充满恶意地支持着。①

1. 神经症与精神病

现实——颠倒的理论“优柔寡断的”俄狄浦斯：共振——这就是现实(actuel)的要素要说的一切——精神分析的第五个悖论：从此之后——欲望生产的现实性

1924年，弗洛伊德在神经症与精神病之间做了一个简单的区分：在神经症中，自我遵从的是现实的需求，尽管要以对本我之冲动的压抑为代价；而在精神病当中，自我则在本我的控制之下，但以与现实的断裂为代价。弗洛伊德的观念在进人法国之前已经形成了一段时间；但并不是这一观念。同一年，卡普格拉(J.Capgras)①与卡雷特(Carrette)讨论了一个冒充者幻象，从而提供了一个精神分裂的案例。在这一案例中，病人表现出了对母亲强烈的恨，以及与父亲乱伦的欲望，但这一表现得以产生的条件是某种现实的缺失，即父母亲是作为假的父母亲而存在着的，他们都是冒充者。由此，两位精神病医生推出了一个颠倒的关系幻象：在神经症当中，现实的客体性的功能被保留了，但其条件是因果性情结被压抑了；在精神病中，情结充斥于意识当中，并成为它的客体，其代价是“压抑”，它对现实抑或真实的职能(la fonction du récl)产生影响。毫无疑问，弗洛伊德坚持了这种区分的图式化特征(le caractère schématique)。因为断裂同样存在于神经症与其被压抑者的折回之间(歇斯底里式的健忘症，强迫症式的自我麻痹)，而在精神病那里，现实的重建在谵妄式的重构中显现出来。弗洛伊德从未放弃这种简单的区分。②在此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通过原初的方式，弗洛伊德回到了传统的精神病理学极为珍视的一个观念上来，即疯癫在根本上与现实的匮乏有关。这与精神病理学中的隔离(dissociation)以及自我中心主义等观念相融合。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式的表述会如此之快地得以传播。

① Antonin Artaud, «Ainsi donc la question…», in Tel Quel , 1967, n°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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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普格拉(J.Capgras)，法国精神科医生。1923年，他最先描述了一种冒充者综合征，也称卡普格拉综合征(Capgras syndronne)，该症状通常由于受到某种外界打击而产生。核心表现是患者认为一个现实的人(多数是亲属)被另外一个人所冒充或取代，这两个人同时存在，而且长相和其他特征都一样。被冒充的原型还可能是其他熟人、见到的任何人、患者本人，甚至是机器人、外星人、物品、房子、环境等。至于冒充者究竟是谁，患者很少追究。该症状在临床上比较常见，而且基本上见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该症状出现后患者具有高度的不安全感，较高比例的患者具有暴力倾向。—译者注

② 1924 年的两篇文章：《神经症与精神病》(sNévrose et Psychose»)和《在神 经症与精神病中现实的缺失》(« La Perte de Réalité dans la Névrose et la Psychose»)。 参 见 J. Capgras et Carrette, « Illusion des Sosies et Complexe d'Edipe »，Annales Médico-Psychologiques, mai 1924。在弗洛伊德关于“拜物教” (le Fétichisme)(1927)的文章中，弗洛伊德并没有回到这一观点之上，尽管他偶尔也 还会对此有所确认，收录于 la Vie Sexuelle,P.U.F.,p. 137:“我可仍然坚持着我的 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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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我们来说，最感兴趣的是在与精神病理学的这种融合当中俄狄浦斯情结所扮演的角色。的确如此，家庭的主题常常入侵到精神病人的意识当中，根据拉康的评述，人们总会惊叹于俄狄浦斯在神经症中被“发现”，在其中俄狄浦斯被视为一种潜在性的存在，而不是如在精神病当中，俄狄浦斯是显而易见的。①但在精神病中，家庭情结难道不是作为无价值取向的刺激而显现的吗？同时，简单的诱发者并没有扮演组织者的角色，现实的富有强度的投注在其他事物上产生影响(社会的、历史的与文化的领域)。正是在同一时间，俄狄浦斯蔓延于意识当中，消融于自身当中，确证了自身无法担当“组织者”的事实。由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人们以这种错误的方式来考量精神病，将其带入一个错误的标准当中，即俄狄浦斯当中，以便人们可以获得匮乏现实所产生的效应。这不是一个抽象的运作：人们强加于精神病患者一种俄狄浦斯式的“组织方式”，由此为其指认了某种匮乏(lemanque)。这一实践作用于肉身，也作用于灵魂。以自我为中心的孤独症与现实的匮乏对精神病患者产生了反作用。难道匮乏的现实不是精神分裂的过程化的效果，反而是其强制性俄狄浦斯的效果，换言之，是其过程中断的效果吗？我们是否应该纠正我们之前不断言说的东西，并假定较之其他，某些人更能容忍俄狄浦斯化？俄狄浦斯情结并不会让精神分裂者生病，因为俄狄浦斯与其说是在他的幻想的意识当中突然出现，不如说是在“他的”无意识的象征性组织当中缺失。相反，精神分裂症会因为自身被俄狄浦斯化而生病，让他去忍受(一个最为晦暗不明的组织化)，他对此忍无可忍，他出发前往更为遥远的旅程，好像总是能把那些来自不同大陆和不同文化的人带回到贝肯(Bécon)。精神分裂者不再遭受分裂的自我的折磨，也不再遭受俄狄浦斯蔓延的折磨，而是被带回到他所离开的一切。强度的下降直到无器官身体=0，自我中心：他别无选择，只能对他所有现实投注的阻碍做出反应，正是这一阻碍，让其与俄狄浦斯的压迫-压抑体制相对立。正如罗纳德·大卫·莱恩所说的，人们终止了精神分裂的旅程，他们丢失了现实，但他们什么时候丢失的？是在旅程之中抑或在对旅程的中断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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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acan,«La Famille», Encyclopédie Française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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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颠倒的关系的可能公式：在此可能存在着两个群体，一群是精神病患者，一群是神经症患者，一群人无法容忍俄狄浦斯化，另一群人则能容忍俄狄浦斯化，并满足于在这一过程中演变。一群人是俄狄浦斯没有留下印记的，另一群人则是俄狄浦斯留下印记的：“我相信我的朋友已经成群地从新时代的开启处出发，带着实践的爆发力，这些力量会动摇我认为极为邪恶的父权制，使其发生位移…孤立的第二群体，即我所隶属的那一群，毫无疑问由中流砥柱所构筑，在其介入内在科学的繁重研究之时，他们失去作为个体性成功的可能性。就我而言，我对第一群体的父权制的反抗在第二年将我置入越来越令人窒息的社会困境当中。哎，你能相信这两个群体可以汇合在一起吗？对于那些父权制中的浑蛋，我无所欲求，我并不是一个富有报复心的人……无论怎样，如果我赢了，就不会再出现父亲与儿子之间的斗争了！……我所谈论的自然是上帝的臣民，而不是那些自以为是的同类物。”①在两个群体之间构成对立的，正是在无创造性的无器官身体之上的欲望记录(enregistrement du désire)以及在社会群体之上的家庭记录；关于精神病的内在科学与富有实验性的神经症的科学；精神分裂症的离心圆与神经症的三角模型。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存在着综合应用的两种类型。欲望机器是其中之一，自恋的-俄狄浦斯机器是另一类型。为了理解这一斗争的细节，需要详细考察家庭在欲望机器中的切割，它不停地进行切割。家庭被铭刻于欲望记录之上，它滑出欲望机器的掌控，盗用了大量的生产力，它用其方式移动并重组了诸多截断的集合(ensemble des coupures)，而这些切口都是欲望机器所特有的。家庭让这些切口掉入普遍的阉割之地，而阉割则成为家庭自身的存在条件(阿尔托说：“死老鼠的屁股悬挂在天花板上”)，但同样，家庭又依据其自身的法则以及社会生产的要求对这些切口重新分派。家庭根据其固有的三角模型进行切割，区分出哪一些是属于家庭的，哪一些不是属于家庭的。它同样在其内部进行分割，其所依据的是差异线(les lignes de différenciation)，以此构筑普遍之人：这是父亲，这是母亲，这是你，这是你的姐妹。在此截断乳汁之流，轮到你的兄弟了。不要在这里大便，截断大便之流。家庭的最初功能就是保留：其所关涉的是要知道它将抛弃哪些欲望生产的要素，哪些欲望生产的要素是它要重新获得的，它将走上诸多非差异化的死路(藏污纳垢之处)(cloaque)，相反，家庭将会在这些大量的、富有再生产性的差异化之路上前进。因为家庭同时创造了它的耻辱与它的荣耀，同时创造了它的神经症的非差异化以及它的理念的差异化，它们之间的区别仅仅是表面上的。就在这段时间里，欲望生产都做丁什么？那些被保留下来的要素不属于新的综合运用，这一综合强加在这些要素之上，产生了如此深刻的转变，但没有让其固有的整个三角模型做出回应。欲望机器就在门口，它们进门的时候让所有一切都发生了震动。更进一步说，那些没有进门的东西，可能也会预先引发震动。欲望机器重新引入了，或者试图重新引入它们脱轨的切割。孩子感觉到那个任务需要他。但在三角模型中究竟放入什么？该做何选择？父亲的鼻子与母亲的耳朵，这些很重要吗？这些能被保留吗？这些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俄狄浦斯式的切割吗？那个自行车铃铛吗？究竟是谁构成了家庭的一部分？三角模型，其所保留的与其所抛弃的东西一样多，在其压力之下，三角模型发出震动、引发回应。回响(在此，或者是被抑制的，或者是被公开的，或者是耻辱的，或者是充满荣耀的)是家庭的第二个功能。家庭是遏制的肛门，是发出回响的嗓音，同时还是用以耗费的嘴巴：三种综合都属于它，因为其所关涉的是要将欲望与整个社会生产的一切事物联系起来。买一块贡布雷的玛德琳蛋糕，以便产生某些回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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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acques Besse,La Grande Pâque , p. 27, p.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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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并不能由此将两个群体做简单的对立：将一方界定为神经症，它是内在于俄狄浦斯的某种混乱，将另一方界定为精神病，它是外在于俄狄浦斯的一种逃离。同样宣称两个群体是“有能力汇合的”，这还是不够。相反，正是直接区分的可能性造就了问题本身。如何区分家庭的再生产加之于欲望生产之上的压力与欲望生产加之于家庭再生产之上的压力？俄狄浦斯的三角模型震动着井颤抖着：但难道不是通过对于欲望机器的掌控，俄狄浦斯的三角模型确证了自身？抑或难道不是这些欲望机器抹去了自身的印记，并逃离了俄狄浦斯的掌控吗？回响的界限在哪里？一个家庭的故事表达了一种拯救俄狄浦斯系谱学的努力，但同时也稚进了对非俄狄浦斯系谱学的解放。幻想从不是富有内涵的诸形式(des formes prégnantes)，它是现象的界限抑或边界，随时准备从一边翻转到另一边。简言之，俄狄浦斯严格说来是非确定性的(indécidable)。人们可以到处印证它的非确定性；在这一意义上说，俄狄浦斯一无是处。让我们回溯一下钱拉·德·奈瓦尔①的美丽故事。他将奥蕾丽亚(Aurélie)，他的最爱，与阿德瑞耶(Adrienne)，他的童年小伙伴同等看待。他“感觉”她们是完全对等的两个人。奥蕾丽亚与阿德瑞耶，两个人都成为一个人，这就是母亲。我们能否这样说，这种一致性，作为“感知的同一性”，在此是精神病的迹象？我们就此又回到了现实得以存在的准则：情结如果要在精神病的意识中蔓延，就不得不付出与现实相断裂的代价，正如在神经症当中，认同只能存在于对无意识的表象的认同当中，它与感知无关。但在铭刻于俄狄浦斯的过程当中，甚至在精神病当中，我们究竟获得了什么？更进一步说，奥蕾丽亚、阿德瑞耶与母亲，她们都是圣母。奈瓦尔找到了三角模型的震动的边界。“你找到了一出戏剧。”奥蕾丽亚说道。我们并没有将全部铭刻在俄狄浦斯之中，在其极限意义上也没有完全逃离俄狄浦斯。从感知的视角来看，那些一致性并不是人格的一致性，而是名称上的一致性，这些名称隶属于不同的强度区域，它们朝向一种更富有强度的其他的领域进发，它们提供了某种刺激，启动了另外一个旅程，提供了一些停滞，以便为另一类跃进、另一个运动提供准备，在这另一场运动中，人们将不再与母亲相遇，而是与圣母和上帝相遇：并且我三次成功渡过冥河。①由此，精神分裂者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将所有一切都还原为母亲。因为这种还原没有丝毫的重要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确信有能力从母亲当中抽取出所有一切，并为了其自身隐蔽的用途赎回所有那些已经被放置其中的圣母们(les Vierges)。

① 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主人公借助于玛德琳蛋糕的反复出现，所勾勒的是一个附带着全部记忆的生命体验，因此，一块浸泡在茶水中的蛋糕，其留存在记忆中的味道带来的是对个体生命的回忆，并由此构筑一种独特的时间叙事方式，在小说的最后一卷中，他又一次提到这个点心，在其中，今与昔之间的界限荡然无存。生命成了一个被记忆之流所充斥的绵延，在这一绵延当中，创生性也随之而出。因此，玛德琳蛋糕也成了一个敞开个体记忆之流的切口。德勒兹对普鲁斯特有专门的研究，参见《普鲁斯特与符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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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钱拉·德·奈瓦尔(G,de Gérard de Nerval,1808—1855)，法国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诗人、作家。父亲是拿破仑远征军中的医官，母亲早死。他在巴黎远郊瓦卢瓦长大，这个地区风景秀丽，富于民间传说和幻梦色彩，给诗人很深的感受。中学时与戈蒂耶同窗，后来同为浪漫派诗人，然而两人发展的方向迥然不同。戈蒂耶雕词琢句，追求形式美；奈瓦尔的组诗12首十四行诗《幻景》则富有音乐美，用神秘的词语表达他对宇宙的幻觉，像行云流水。散文《西尔葳》(1854)、《奥蕾丽亚》(1855)等篇，写瓦卢瓦地区风物与他的童年的回忆，呈现一片梦幻气氛，像是现实又像是超现实，这是后来的象征派诗歌和超现实主义文学的渊源。奈瓦尔曾将《浮士德》第一部译成法文，深得歌德赞赏。曾远游埃及、君士坦丁堡等地，写成《东方游记》(1851)。1851年精神病复发。1855年自缢身亡。奈瓦尔患有癫狂症，不时发作。在1840 年的一张照片下方，他写了一句话：“我是另一个。”(Je suis l'autr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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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一切都可能转变为神经症，所有一切都可以被扭曲为精神病：由此关键并不在于这一问题应该被提出。问题在于将神经症做俄狄浦斯式的阐释，将精神病阐释为游离于俄狄浦斯之外的状态，都不太准确了。在此神经症与精神病并不是两个群体，他们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不管怎样，欲望生产才是其原因所在，它是颠覆精神病的最后的原因，它将打碎俄狄浦斯情结，抑或将其吞没，它同时还是神经症的回响·它构筑了俄狄浦斯。如果这一原则与“现实的要素”(facteurs actuels)①问题相关联，那么这一原则将获得它全部的意义。精神分析的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评估了当下要素所扮演的角色。甚至在神经症当中，它也对家庭中的婴儿期要素做了区分；所有那些巨大的分歧都与这种评估有关联。由此在多个方面产生了困难：首先，这些要素的本质是什么？(身体性的，社会性的，还是形而上学的？抑或是那些著名的“有关生命的诸多问题”？正是通过这些问题重新将一个太过纯粹的去性化的观念论引人精神分析当中。)其次，这些要素的道德属性：这些要素是否通过单纯掠夺，以否定的、剥夺性的方式来行为？最后，他们的时刻，他们的时代：难道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实在的要素是自此以后才突然出现，它所意指的是“最近的”状况，而非那些依赖于家庭情结才能足以解释的婴儿期抑或甚至更为久远的状态。甚至如赖希一般的作者，他如此谨慎地将欲望放置入社会生产的形式的关联当中，并由此指出并不存在某种不具现实性的精神性-神经症(psycho-névrose)，他却仍将现实因素呈现为压迫性匮乏(即所谓性欲的郁积)而发挥作用，并且这种效用总是事后才显现。这使他不得不维持着某种冗长的俄狄浦斯主义，因为郁积抑或匮乏的现实要素只是界定了神经症所蕴含的能量，但无法界定其诉诸婴儿期俄狄浦斯式冲突的内容。这一古老的冲突只能是应对现实的郁积而产生的反应。②但俄狄浦斯主义者只是强调现实的贫苦与沮丧只有在最为久远的一种内在的质性的冲突中才能被体验到，它所堵住的不仅是被现实所禁忌的道路，同时还有那些现实所敞开的，以及自我对自身的禁忌(双重困境的公式)“人们能否找到一些例证”用以表明“在监狱中抑或在集中营中，抑或被工作所困扰的工人那里，现实的神经症的图式？我们并不确定我们可以提供很多例证……我们整体的趋向在于：不去接受那些现实的不公平，除非它们被盘点出来，除非我们试图洞察到世界的混乱在某种意义上需要诉诸主体的混乱，尽管在时间的延续当中，这一混乱或多或少是在颠倒的结构被铭刻的”①。我们理解这一段表述，但我们无法回避其语气中令人不安的感觉。我们被迫要做以下的选择：或者现实要素被思考为某种全然外在的剥夺(这是不可能的)，抑或它延伸到内在的质性冲突之中，从而必然与俄狄浦斯关联起来…(俄狄浦斯是一股源泉，精神分析者们在此洗净了他们染指世界之不公的双手。)

①这一句话模拟了纳瓦尔的诗作El Desdichado(标题所指的是司各特的小说《艾凡赫》中参加比武大会的无纹章神秘骑士，其盾牌上就是DESDICHADO这个词，这个西班牙语词意为“被废黜者、被剥夺继承权者”)中的一句。这首诗的原文翻译如下：

我是晦暗者，丧偶者，无人慰藉者/废毁塔楼旁的阿基坦君王；/我唯一的星死去了，而我群星满布的鲁特/上面有忧郁的黑色太阳。/在坟墓的黑夜中，你这慰藉了我的，/还给我波希利普和意大利的海洋，/我劫后的心曾那般喜爱的花儿，/还有那藤蔓攀上玫瑰的葡萄藤桩。/我是爱神还是福波斯？……吕西尼昂还是庇隆？/我的额头尚还因女王的爱吻而潮红；/我曾在塞壬游弋的洞穴里坠入梦中……/而我两次成功渡过了冥河：/在俄尔甫斯的里拉琴上依次/变奏着圣女的叹息和仙女的哭泣。

其中，德勒兹将“我两次成功渡过了冥河”修改为“我三次成功渡过冥河”，以便用来意指此处对俄狄浦斯三角结构的突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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