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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的actuel或可视为在与 virtual(潜在)相对立的意义上被提出，因此，翻译为现实。译者注

② Reich,La Fonction de l'Orgasme,p. 94:“所有神经症式的幻想都会将它们的根延伸到婴儿期性欲与其父母之间的关联当中。但孩童与父母之间的构图如果不持续受惠于缘起于自身的冲突所带来的现实的郁积，那么这一冲突将不知如何持续地搅乱那些心理的平衡。”

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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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一条道路之上，如果我们思考精神分析的观念论式的偏离，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有趣的尝试，它试图要赋予现实要素一个非外在的、非私人的源头。正是这两个源头在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中被链接了起来，例如在荣格那里：他所考虑的是通过将治疗诉诸当前抑或诉诸困顿的当下(l'actualité)以缩短无休止的治疗过程；同时他所关注的却远于俄狄浦斯，甚至远于前俄狄浦斯，重新将其上升为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就好像这种更远的现实同时也是更富有原创性、更短的，也是更遥远的，①被荣格所呈现的是一些原型。一方面，作为一些当下要素，它们在转换中超出了家庭的意象(les imagesfamiliales)，另一方面则作为甚为久远的古老要素，这些要素是不同于婴儿期要素的另一些久远的古老要素。但至此人们什么也没有获得，因为只有当其能够享受到理想的权利之时，一个实在的要素不再成为被剥夺的(privatil)，实在的要素只有在超越自身的时候，才能不停地作为一个事后(un par-aprés)的存在，这种生成将通过俄狄浦斯被神秘地意指，而非依赖于分析。至此，“事后”必须被重新引人时间性的差异当中，用以证明被荣格所提出的那令人惊讶的分配方式：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所关切的问题是家庭和爱，这是弗洛伊德的方法！对于少年来说，他们所关切的问题却是如何适应社会。阿德勒！对荣格而言，对于成年人与老人来说，他们所关切的问题是那些理想性的问题…….②我们在此看到了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存在着的共性：无意识总是根据神话来衡量(而不是根据生产单位来衡量)，并且这一衡量在两个相互对立的意义上展开。然而，道德抑或宗教究竟是在俄狄浦斯找到了某种神秘性的与回溯性的意义，还是俄狄浦斯在道德抑或宗教中找到某神秘性的抑或富有前瞻性的意义，这又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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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ean Laplanche, La Réalité dans la Névrose et la Psychose(法国精神分析 协会年会上的发言，1961)，同样参照的拉普朗什与彭塔利斯(Pontalis)《精神分析的 词汇》(Vocabulaire de la Psychanalyse),其中«Frustration»和«Névrose Actuelle»两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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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产生疾病困扰的原因，无论是神经症，还是精神病，总是存在于欲望生产之中，在其与社会生产的关系当中，在它们与社会生产的制域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中，以及在它们所实施的诸多投注模式中。欲望生产被这种关系、这种冲突以及这些模式所掌控，这就是现实的要素。并且这种要素既不是被剥夺的，也不是事后的，它作为欲望整体生命的一部分，它与最为弱小的孩童同步，并伴随着它的每一步发展。它并不追随着俄狄浦斯，它从未预设任何俄狄浦斯的组织化，也没有预设前俄狄浦斯的前-组织化。相反，正是俄狄浦斯依赖于欲望生产，它或者作为某种价值的刺激，某种简单的诱发因素，通过它，自孩童时代，开启了欲望生产的非俄狄浦斯的组织化过程；它或者作为社会生产通过家庭强加于欲望生产之上而产生的压抑-压迫的某种效果。现实被如此命名，并不是因为它就是最近的存在，也不是因为它与旧日抑或孩童时代相对立，而是因为它与“潜在”不同。所谓的潜在，其所指的是俄狄浦斯情结，它或者应在神经症的形式中作为现实的要素的衍生物被实现出现；或者这种潜在肢解或消融于精神病的形式中，作为这同一要素的直接效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事后”的观念对我们而言似乎成为在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当中的一个最后的悖论；富有能动性的欲望生产，在其自身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其所投注的就是一个包含着身体的、社会的与形而上学等诸多关系之集合，它并不是对俄狄浦斯式的精神分析之诸关系的延续，而是相反，它是被应用于通过反作用的方式来界定俄狄浦斯子集，或者说，欲望生产将俄狄浦斯排除在对其行动进行投注的场域之外。非确定性的、潜在的、反动性的抑或反作用的，这就是俄狄浦斯。它是一个反作用的形式。它是欲望生产的反作用形式：一个巨大的错误在于将这种形式从其共在的并激发其行动的现实要素中独立出来，抽象出来，仅就其自身来进行思考。

① 这样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奥托·兰克(Otto Rank，犹太人，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治疗师。原名奥托·罗森费尔德「OttoRosenfeld]，青少年时，他改名为奥托·兰克，并视此为他的第一次自我创造。他曾是弗洛伊德最亲密的同事之一，他们在一起工作将近20年。兰克可以说是弗洛伊德门下的三大支柱之一：另两位是荣格和阿德勒—译者注)。出生以来的创伤不应仅意指某种向俄狄浦斯与前俄狄浦斯的回溯，它同时也应是一种缩短治疗的方式。弗洛伊德在《已终结的分析，无休止的分析》(AnalyseTerminée，AnalyseInterminable)注释中略带苦涩地说：兰克希望通过一种分析，去除这种原初的创伤，以便治愈所有的神经症。至此，一个分析的小片段省去了整个分析的剩余工作。

② Jung, La Guérison Psychologique, Georg, 1953, ch.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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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正是精神分析所做的一切，它将自身封闭在俄狄浦斯之中·在俄狄浦斯的效用中来确定进步与倒退，甚至确定它与俄狄浦斯的关系：由此，人们常常试图通过前俄狄浦斯式倒退的观念来规定精神病的特性。这就如同一个沉浮子：回溯与进步只在俄狄浦斯的人造的封闭的瓶子之内发挥作用，它们事实上是在非俄狄浦斯的欲望生产中，依赖于变化中的多个力量的状态，富有现实性与共时性。欲望生产只是一种现实性的存在；进步与倒退都只是潜在性的诸种效用，这种潜在性总是能够被完美地填充，正如其在欲望诸状态中可能有的存在状态。在精神病理学家与精神分析者当中，存在着少数懂得与精神分裂者——无论是成人还是孩童——构筑一种被激发出来的直接的真实的关系的人，例如吉塞拉·潘科夫(Gisela Pankow)与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通过他们理论的力量以及其治疗的有效性来探寻出一些新的路径。这两位分析师都质疑了关于“退行”的观念，这绝非偶然。例如对精神分裂者所进行的身体治疗—按摩、洗浴、包裹，潘科夫质疑“退行”如何能对病症有效，为了给患者非直接的、象征性的安慰，需要让患者与某种成长重新建立关系，重新开始一种成长的历程。然而她说，问题并不在于“给出的身体治疗是精神分裂者在其婴儿时代并没有接受过的，问题在于给予患者的可感受到的身体的感觉以及其他将会引领患者认识到其身体的极限…在此，问题在于对于无意识欲望的重新认识，而不是对这种无意识欲望的满足”①。重新认识到欲望，确切说来就要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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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sela Pankow, L'Home et sa Psychose, Aubier, 1969, pp. 24 - 26(这让人回想起吉塞拉·潘科夫在《在精神分裂症中的动能组织》[Structuration Dynamiquedans la Schizophrénie,Huber，1956]所展开的那个美妙的符号理论)。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关于回溯的批判，参见 La Forteress Vide，pp、 369-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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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极限(limite)。这是属于我们，这些现代人的“疾病”。历史的终结并无其他意义。在这一现代人的疾病中，过程的两种意义汇合一处，作为社会生产的运动，它将直抵社会生产的去领土化的(déterritorialisation)边界，作为形而上学生产的运动，这一运动在新的领域中附带着并再生产着欲望。“沙漠在增长……符号在接近。”精神分裂者承载着解码之流，这一解码之流在无器官身体的荒漠之上横贯，在无器官身体之上，精神分裂者安置着它的欲望机器，并生产着能量流。精神分裂者已经跨越着极限，它在社会生产的边缘处总是保留着欲望生产，以切向加速度的方式(tangentielle)①并总是被“延迟再生”(repoussée)②。精神分裂者知道如何出离：它将“出离”做成如同“出生”与“死亡”一般简单的事情。但同时它的旅程在当下又是奇异的。它没有谈论其他世界，它不是从其他世界中而来的：甚至在空间中的位移，都不过是这种强度的旅程，它在欲望机器周围，这一欲望机器在这里被构建起来，并仍保留在此。因为，这里就是被我们世界所繁衍出的荒漠，并且也是一个新的地球，一架发出轰鸣声的机器，在它的周围是精神分裂者的环绕，一个朝向新的太阳的行星。这些欲望之人(或者说他们都还并不存在)是如同查拉图斯特拉一般的人。他们知道那些难以置信的痛苦、晕眩以及疾病。他们拥有着这些疾病的幽灵。他们应当重新发明每一个姿态。但这样的人是作为自由之人被生产出来，毫无责任感的，孤僻而愉悦，最终能够仅依靠自身之名就可言说或者做出某个事物，无须要求谁的准许；欲望从未匮乏任何东西；“流”跨越各色障碍与符码；名称不再意指自我。他只是不再害怕变成疯子。他作为一个崇高的病人生活着，没有什么能够影响到他。一个精神分析师在此有何价值？在整个精神病学中，只有雅斯贝尔斯与莱恩理解这一富有意义的过程及其成就，(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都能够脱离家庭主义，后者搭建了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学常规化的温床)“如果人类能够存活下去，我想，未来之人会将我们这个澄明的时代视为一种真正的蒙昧主义。毫无疑问，他们将带着比我们更富有趣味的心境体会到这种情景的讽刺意味。正是我们让他们嘲笑。他们知道那被我们称为精神分裂症的存在是诸多形式当中的一种；一般总是通过常人，光从我们封闭的精神中所撕开的一个裂缝中透露出来……疯癫并不必然是一场灾难，它还可能是一种刺穿……那个体验到自我缺失的先验经验的个人以各种方式可能失去平衡，也可能没有失去平衡。这个个人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疯癫。但疯癫并不必然是一种疾病，即便在我们的世界中，两个词也已经成为一种互补性的。以这一虚假的精神健康为出发点，所有一切都是模棱两可的。这种健康不是真正的健康。他人的疯癫并不是真正的疯癫。我们的那些癫狂的病人是一种毁灭的产物，这种毁灭是我们强加于其上，抑或他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没有人能够设想我们遭遇真正的癫狂，也没有人能够设想我们拥有真正的精神健康。在我们的病人中与我们打交道的那些癫狂之人不过是粗陋的伪装，一个虚假的外表，对这种奇怪的整合的自然治愈所给出的一幅巨大的卡通画。真正的精神健康隐含着以某种方式对正常自我的消解。”①

① 切向加速度：质点做曲线运动时所具有的沿轨道切线方向的加速度叫作切向加速度。其值为线速度对时间的变化率。由牛顿第二定律可知，切向力对运动物体的作用会产生加速度，这个加速度就是切向加速度，它起到了改变瞬时速度大小的作用。—译者注

② Repousser在法语中包含着多个含义，既可为“推开”“后退”，也可为“排斥”“延迟”“推迟”，同时还有一个“再生”的意思。有鉴于欲望生产自身是一个富有延展速度的过程，在此，我尝试将其翻译为“延迟再生”，以表达精神分裂者的特质及欲望生产的生命创生性。——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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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伦敦的造访，也就是我们对皮提亚(Pythie)②的造访。在那里有透纳(Turner)③。观看他的那些画作，我们理解了何为穿墙而过，却仍在墙背后；流，流动起来，但我们不再知道它究竟会将我们带到何处，抑或它是否还能返回到我们曾经经过的地方。这些画作分为三个时期。如果一个精神分析师不得不对此有所关照的话，他能够谈论的将是最初的两个时期，因为它们更富有合理性。最早期的油画总是描述着世界末日的灾难，雪崩抑或暴风骤雨。这是透纳的起点。第二个阶段如同一种谵妄的重构，在这种重构中谵妄将自己隐藏起来，抑或与那从普桑(Poussin)④、洛兰(Lorrain)⑤以及荷兰传统绘画那里继承来的高超的技艺并存着：世界被重构了，通过某种前现代的古风的方式。但在第三阶段的绘画中，某些不可理解的东西产生了：一系列透纳没有指出的东西，一些保留着它们的秘密的东西。我们不能说透纳走在他的时代的前列：某些东西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它从永恒的未来向我们走来，抑或流向永恒的未来。一幅画作沉迷于自身当中，它被一个空洞、一个湖泊、一团火焰、一股龙卷风、一次爆炸所击穿。此前画作的主题将重新回归，只是它们的意义变化了。画作被那些击穿的东西所割裂、所劈开。在此所残存的是那些雾色的与金黄的底色，紧张且富有密度的，贯穿在其最深处，它源于一种由于割裂所展开的宽度：精神分裂。所有一切都是昏暗的，正是在这里生产出了一种击穿(而不是带来一种坍塌）。

① Ronald Laing,La Politique de l'Expérience, pp. 89,93,96, 100.这与米歇尔·福柯的观念十分接近：“可能有一天，我们不再知道究竟谁可以被视为疯癫者。……阿尔托让我们的语言归属于大地，而不是它的裂缝……所有我们今天所体验到这个世界的限度，抑或它的异在性，那些我们无法忍受的一切，在将来会成为一种富有肯定性的常态。危险的外在性(extérieur)实际上向我们所意指的是有一天，疯癫者会切断与精神疾病的关联，疯癫者与精神疾病患者将不再隶属于一个人类学的整体之内。"(«La Folie,L'absence d’œuvre»,La Table Ronde，mai 1964)

②皮提亚：特尔斐城阿波罗神庙中宣示阿波罗神谕的女祭司。—译者注

③ 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1851)，英国最为著名、技艺最为精湛的艺术家之一，19世纪上半叶英国学院派画家的代表，在西方艺术史上无可置疑地位于最杰出的风景画家之列。透纳以善于描绘光与空气的微妙关系而闻名于世，尤其对水汽弥漫的掌握有独到之处。他在艺术史上的特殊贡献是把风景画与历史画、肖像画摆到了同等的地位。透纳生前即享有盛名，对后期的印象主义绘画影响深远。译者注

④尼古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17世纪法国巴洛克时期重要画家，也是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绘画的奠基人。他崇尚文艺复兴大师拉斐尔、提香，醉心于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研究。普桑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神话、历史和宗教故事。画幅虽然不大，但是精雕细琢，力求严格的素描和完美的构图，人物造型庄重典雅，富有雕塑感；作品构思严肃而富有哲理性，具有静穆和崇高的艺术特色，他的画冷峻中含有深情，从中可以窥视到画家冷静的思考。译者注

⑤克劳德·洛兰(ClaudeLorrain,1600—1682)，法国风景画画家。一生大部分时间也在意大利度过，终生醉心于海景和意大利风景，对罗马那些有古代遗迹的景色进行过大量的研究性描绘。如果说尼古拉斯·普桑在风景画中追求哲理性，而洛兰追求的是抒情的气氛。普桑作品中更多的是清晰、明朗和宁静，洛兰作品却常常显露出雾气迷蒙、光色炫目的效果。他的风景画是理想与梦幻的世界，是一种人为美化的景色，它唤起人们向往美好的情感。后来欧洲人常常以洛兰描绘的理想化风景为标准，寻找或布置洛兰式的风景园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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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文学的奇特之处在于：从托马斯·哈代①、劳伦斯到马尔科姆·劳里，从亨利·米勒到金斯伯格②与凯鲁亚克，③这些人懂得如何出离，如何将符码模糊化，并让流流动起来，穿越无器官身体的沙漠。他们突破界限，他们爆开墙体，以及资本主义的阻碍。当然最终他们并没有完成这一过程，他们不停地失败。走出神经症之困境的道路重新被封闭起来——俄狄浦斯化的父亲-母亲，美国人，回到祖国或者异域领土化的倒错，随后是毒品与酒精—抑或更糟的是古老的法西斯之梦。谵妄从未从一极摇摆到另一极。但，穿越某些困境、某些三角化模型，精神分裂式之流流动起来，不可阻挡，精液、河流、污水、淋病抑或那些不能被编码的言语，过于流动的并过于黏稠的力比多：对句法的暴力，共识的破坏，无意义作为流，作为某种多义性被构筑，它总是不断回返，萦绕在所有的关系之间。当文学的问题式(le problème)①源自它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抑或正在运行的社会秩序的指派，那么文学问题式的构筑总是会很糟糕。我们指派一些人，而不是他的作品去重新唤醒那些沉睡的青年人，他们从未停止让星星之火燎原。关于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最易带来混淆的观念，因为它阻止我们在生产领域中把握文学机器的关系，以及那个符号可以击穿“内容之形式”的时刻。而内容之形式所试图保留的正是能指的秩序。很久以前恩格斯就已经指出巴尔扎克之所以是伟大的，因为他从不阻止自身去探寻并促使流的流动去摧毁他的作品中那带有天主教色彩与专制色彩的能指，它必然会将革命的机器带人视野当中。这就是他的一种风格，抑或进一步说是一种风格的缺失，一种无句法，一种无语法性：在此语言不再被其所言说的东西界定，也很少被那些能指所界定，相反，它被那些流动着的、流淌着的以及那些爆炸的东西所界定——欲望。因为文学完全是一个精神分裂症：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目标，它是一种生产，而不是一种表达(une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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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托马斯·哈代(ThonasHardy，1840—192S)，英国诗人、小说家。他是模跨两个世纪的作家，早期和中期的创作以小说为主，继承和发扬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传统；晚年以其出色的诗歌开拓了英国20世纪的文学。——译者注

② 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1926—1997)，美国诗人。他在《嚎叫及其他诗》(1956年)中的标题诗确立了其在“垮掉的一代”中的领袖诗人地位，堪称美国当代诗坛和整个文学运动中的怪杰。金斯伯格后来参与了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他一度宣扬使用毒品的自由。越南战争期间，他是反战运动中的核心激进分子之一。——译者注

③ 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1969)，是美国“垮掉的—代”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作品有自传体小说《在路上X达摩流浪看》《荒凉天使》孤独旅者》等。他以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与文学主张，震撼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与社会观。凯鲁亚克在小说中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自动写作手法—“狂野散文”，他的“生活实录”小说往往带有一种漫无情节的随意性和挑鲜性，颠覆了传统的写作风格。其疏狂漫游、沉思顿悟的人生成为“垮掉的一代”的一种理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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