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① 德勒兹的le problème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这个概念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般的意义上的“问题”。这个概念是德勒兹从柏格森那里继承而来，同时又对其有所改进而形成的。它对德勒兹而言意味着一个意义视域的敞开，概念创造的延伸，它引发提问，在那些既成的抑或熟知的视域当中敞开了一个非惯常性的视域。例如德勒兹在《什么是哲学?》中：“任何概念都指向一个或者多个问题式，如果没有这些问题式，概念将没有任何意义，并且这些问题只有随着它的解决才能被澄清和理解。”(Qu'est-ce que la Phliosphie?Minuit,1991,p. 22)因此，此处将其翻译为“问题式”。译者注

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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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俄狄浦斯作为诸多要素之一，将文学还原为符合既定秩序的消费对象，某种对人毫无损害的存在。在此所关涉的并不是作者与读者人格意义上的俄狄浦斯化，而是一种俄狄浦斯的形式，人们借此使得作品自我囚禁，以便让这种富有表达性的微小行动去遮蔽意识形态的本质，后者所依据的不过是社会的统治性的符码。由此艺术作品被认为存在于俄狄浦斯的两极之间：问题式及其解决，神经症与升华，欲望与真理——在一种回溯中，它掌控着并重新分派着孩童时期那毫无结果的冲突；在一种前瞻中，它则发明了一种新的解决路径，这一路径所关注的是人的未来。这是一种在作品之内的转换，它所构筑的是所谓的“文化的客体”。从这个角度来看，甚至没有必要将精神分析应用于艺术作品，因为正是艺术本身构成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分析，具有示范性的集体艺术。伪善的警告回响耳边：某种神经症，对于艺术作品而言是好的材料，但这并不适用于精神病，特别是精神病。我们区分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神经症的一方，它是可能性的创造者，另一方则是精神病的，它是异化的，它是破坏者……好像那些伟大的声音——他们穿透语法与句法，将整个语言变成为一种欲望——并没有言说精神病的本质，它也没有向我们指出精神病的并富有卓越的革命性的逃逸之点。让既定的文学直面俄狄浦斯式的精神分析是恰当的：正是文学展开了自己的超我的形式，较之那个没有被书写的超我更为有害。俄狄浦斯在成为一个精神分析的概念之前首先是一个文学的效应。在此总是存在着布勒东对抗阿尔托，歌德对抗棱茨，席勒对抗荷尔德林，以便让文学超我化，并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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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注意，不要走远！不要“失去精致”！维特，可以，棱茨，不！文学的俄狄浦斯的形式是它的商品形式。我们可以自由地设想：最终在精神分析当中较之在这一类文学当中存在着较少的欺骗，因为所有的神经症所构造的作品总是孤独的，不负责任，模糊不清，因此也是无法出售的，这样的作品应该因其被阅读、被翻译以及被缩写而支付酬金。它至少犯了一个经济的错误，一种与机智相对抗的错误，它没有带来价值的增长。阿尔托说得好：所有的写作都是粗鄙的——也就是说，那些拥有目的的，并将自身固着于目的，而不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挖掘出存在及其语言的污秽”——的所有文学所传达的都是一些脆弱、一些失语症者，以及一些无知。至少不要让我们升华。所有的书写都是一种买卖。只有文学是在其包裹中设置了陷阱，它生产伪造的货币，使得文学超我的表达形式以及内容的市场价值脱颖而出。但有人会说：阿尔托并不是文学，他是一种域外(en dehors)，因为他是精神分裂者。另外一些人则说：他不是精神分裂者，他隶属于文学，隶属于最伟大的文学，隶属于文本本身。双方意见虽然不同，但两者都将精神分裂症视为一个幼稚的和反动的概念，并将文学视为一种神经症的商品概念。一个机智的批判这样写道：“为了确切地宣称阿尔托的语言是一种精神分裂者的语言”，理应对于能指一无所知，“精神病患者生产出一种非意愿的、被束缚的、顺从性的话语：由此与文本书写的整个观点相左”。但这一非正常的古典主义文本，这一让文学服从于俄狄浦斯的两个方面，即阉割与神圣化的能指究竟是什么呢？谁对这一机智的批判说精神病患者的话语是“非意愿的、被束缚的，并顺从性的”？即便认为这些话语具有相反的属性，也不会改变什么，感谢上帝。但这些对立自身缺乏相关性。阿尔托是精神病理学中的碎片，这是因为他是精神分裂者，而不是因为他不是精神分裂者。阿尔托是文学的完成·这是因为他是精神分裂者，而不是因为他不是精神分裂者。很久之前，他就已经凿开了能指之墙：阿尔托，精神分裂症。在他痛苦与荣耀的深渊，他有权放弃社会试图让精神病患者去解码欲望之流的行为(《梵高，被社会自杀的人》)，以及社会试图依赖于文学，以神经症抑或倒错的再-符码化为名，将其与精神病对立起来(路易斯·卡罗尔抑或美文学的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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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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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恩召唤人们去穿越精神分裂症的墙体抑或界限，但很少有人能够完成：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一些常人”……大部分人接近这堵墙，又在恐惧中退了回来。再次掉入了能指的法则之中，被阉割的话语所标注，被俄狄浦斯的三角模型所框架。人们由此移动了界限，将其移入社会形式之内，在其所投注的生产与社会生产之间，在其所诉诸的家庭再生产之中，在这种家庭再生产之中，人们实施了他们所有的投注。他们将某种界限带入被俄狄浦斯所描述的领域之内，在俄狄浦斯的两极之间。他们不停地在两极之间退守与演进。俄狄浦斯作为最后的岩石，阉割则如同巢房：终极的领土化，它被还原为分析者的长沙发，而不是那流淌着的欲望的解码之流，这一切会将我们带到何处？这就是神经症，它移动了界限，只是为了能够建立一个属于它的小小殖民地，但其他的人则想要一些最为富有异域风情的处女地，一些人为构造的家庭，一个他们所勾勒出的最为隐秘的社群，并将它们沿着墙体构筑，将其放入倒错之地。仍然是这群人厌恶了俄狄浦斯的工具化(l'ustensilité)，伪劣品与那些萎靡的唯美主义，它们碰到了墙体，又反弹回来，有时候附带着某种极端的暴力。由此，他们静止下来，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在无器官身体之上再度折叠，这仍然是一种领土化，但这一次全然是沙漠化的，在其上全部的欲望生产都停止了，或者冻结了，虚假的终止：精神病。这些患有紧张症的身体如同铅块般掉入水中，如同巨大的被束缚的河马沉下水底，不能再回到水面。它们可将所有的力量都交付给原初的压抑，以便逃避那个产生神经症的压迫-压抑的体系。但最为赤裸裸的压抑降临到它们之上，将它们等同于医院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等同于伟大的孤独症，一个临床的实体，它们“缺乏”俄狄浦斯。为什么精神分裂症可以成为同时意指两个方面的一个词：一方面它作为一个对界限的僭越意指着某个过程，同时它作为对整个界限触碰并且从未终止对这一界限的敲打，它又是这一过程的结果？为什么它一方面意指着某种偶然性的击穿以及可能的坍塌，同时它却还意指的所有从一方向另一方的转变与混杂？此前存在着三次历险：精神病的历险存在于与过程最为密切的关系当中：这是雅斯贝尔斯所谓“魔鬼般的”、日常化的压抑-压迫，它通过这样一些状态实现一种断裂，抑或激发出这样一些状态，后者总是不停地冒险，在坍塌与断裂中失去平衡。人们不再知道这个过程是否还可以被称为疯癫，而疾病不过是其伪装或夸张，还是说疾病才是那个真正需要通过这一过程加一治愈的疯狂。然而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相关的报告总是直接显现出一种相反的合理性：作为实体的精神分裂者因为其作为对既有路线的位移，粗暴地打断，它成为某种特殊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相反，我们无法在神经症与精神病之间建立任何的关联。神经症、精神病以及倒错，它们每一个关系所依赖的是一个过程的某一个方面所构筑的情景，所依赖的是每一种表象断裂的模式，每一种表象剩余之领地(une terre résiduelle)的方法，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要与这一剩余之领地勾连起来，以便不被欲望的去领土化之流带走。俄狄浦斯的神经症的领土化，人为技巧的倒错的领土化，无器官身体的精神病的领土化：有时候过程陷人陷阱当中并被纳入三角模式当中，有时候它又以自身为目的而展开，有时候它在空无当中继续着，用一种令人恐怖的狂躁替代它的完成。这些形式中的每一个都可以用来构筑某种精神分裂症，作为过程的精神分裂症具有特别的普遍性。精神分裂症同时既是一堵墙，又是对这堵墙的击穿，同时还是这种击穿的失败：“人们该如何穿越这堵墙，因为用力地拍打它毫无用处，在我看来，人们应该暗中破坏它，用锉刀慢慢地，富有耐心地穿越它。”①要害之处并不仅仅在于艺术和文学。因为艺术的机器、分析的机器与革命的机器都还仍旧存在于外在的关系当中，它们将在压迫-压抑体系的缓冲地带发挥作用；抑或它们将在“流”当中成为彼此之间的片段或者部件，它们所滋养的是同样一架欲望机器，它们如同被小心翼翼点燃的星星之火，它的存在是为了最终能够带来可以燎原的爆炸—一个精神分裂者，不是一个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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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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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梵高，1888年9月8日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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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1. 社会集群记录器

记录—在什么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是普遍的。—社会机器——社会集群的问题式，符码化诸多流——没有交换，只是标注，被标注。——诸多器官的投注以及去投注——残酷：给予人类一种记忆。

如果宇宙最终四处存在着的是无器官身体与欲望生产，在由获得显著胜利的资本主义所规定的条件之下，我们如何能够找到足够的纯真来创造宇宙历史呢？欲望生产从一开始就存在：在最初存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地方就存在着欲望生产。但确切说来，前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内在于欲望，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它们为欲望编码，为欲望之流编码。编码欲望——以及对于解码之流的恐惧与担忧，这是社会集群需要处理的事务。资本主义只是社会机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构筑于解码之流之上，它用货币形式所形成的显在的、抽象的量化替代了固有的(intrinsèques)符码。资本主义由此释放了欲望之流，但是在社会条件下所实现的一种释放：这一社会条件界定了它自身的界限，以及其自身解体的可能性·以至于它不停地与那个推动其走向它的界限的力量处于对立状态。在资本主义的边界之上，去领土化的社会集群让位于无器官身体，解码之流蔓延在欲望生产之中。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光照之下，我们才能回溯性地理解整部历史，这种回溯所追随的正是马克思的规范：首先，一般的历史是偶然的历史，而不是必然的历史，充满着断裂与界限，而非连续性。由此，那些诸多伟大的偶然，都是不期而遇的邂逅，它可以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间发生，或者可能从未发生，借此，“流”逃逸符码的安排，这一逃逸，并没有构筑一个新的如资本主义集群的确定性机器：这就是私有财产与商品生产的邂逅，它们作为两种存在着巨大差异的解码的形式而存在，一个是通过私有化的方式，一个是通过抽象的方式。抑或从私有财产的角度来看，存在着可变财富的占有者，即资本家的“流”与只拥有其劳动力的工人的“流”的邂逅(在此，同样两种形式因领土化的不同而被区分开来)，以某种方式，资本主义萦绕在所有社会形式之上，但它是作为它们可怕的噩梦，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惧盘旋着，这些社会形式总是拥有一个溢出其符码的“流”。另一方面，如果说正是资本主义设定了一个普遍历史的条件及其可能性，这一论断只能在这样一个范围内是正确的，即它同时意识到自身特有的界限，以及其自身的毁灭：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定范围之内，资本主义是可以自我批判的(至少触及这样一点，即界限在其与趋向相左的运动中已经显现出来了)，①简言之，普遍的历史不仅仅是回溯性的，同时它还是偶然的、特异性的、富有讽刺意味的，并富有批判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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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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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x, Introduction Générale à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Pléiade，I, pp. 260 - 261.莫赫里斯·哥德里耶(Maurice Godelier)评论道：“西方的发展线路，远非普遍的，因为它在各处都可以被重新发现，但它显现为普遍的，因为它不能在任何其他地方再出现……因此，在其特有的展开过程中，它是典型的，它已经获得了一个普遍的结果。它提供了一个实践性的基础(工业经济)，一个理论的概念(社会主义)，以便它自身，以及所有其他各种社会形式脱离最古老的社会，(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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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野蛮的、欲望的以及生产的整合，就是领土(laterre)。因为领土不仅是多样化的以及被分割的劳动对象，同时它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l’entité)、一个平滑的身体，它依赖于生产力，并作为自然的抑或神圣的前提预设而被占有。土地(le sol)可能是生产性的要素，以及分配的结果。领土是一个巨大的非生殖性的停滞，它作为生产的先在要素为公共土地的分配与使用创造了条件。领土是一个表面，在其之上铭刻了全部的生产过程，记录了诸多劳动的对象，劳动方式以及劳动力，对于货币和产品进行了分配。在此领土如同生产的准因、欲望的客体(正是在领土之上，欲望与它自身的压抑被联结起来)。领土化的机器(la machine territoriale)由此成为社会集群的原初形式，成为原始的铭刻机器，作为一个“巨型机器”(mégamachine)覆盖于社会场域之上。这一机器不能与机械机器相混淆。即便在最为简单的手工形式之下，机械机器已经包含着非人的要素，一种操控、传输抑或自动装置，它是人的力量的延长，它允许某种程度上的释放。社会机器与此相反，即便我们将社会机器与机器一起来加以思考，将其整合、内化为行动、信息传递以及运动机能的各个阶段的体制化模式之中，它仍围绕人而展开。社会机器构筑了一种记忆，没有这种记忆，人与它的(机械)机器就不能同步。机械机器实际上并不包含其整个过程的再生产的条件；机械机器依赖于社会机器为其构筑条件，组织它们，同时限制它们，禁止它们发展。需要等到资本主义以后，我们才找到了半自动机械生产的体制，它将记忆与再生产都占为已有，并通过对人的剥削来构筑自身。然而确切说来，这一制域预设了之前庞大的社会机器的崩溃。一部同样的机器可能是机械的，也可能是社会的，这取决于它们所屈从的不同形式：例如日晷曾经作为用来衡量时间的机械装置，同时它也是一种社会机器，用来再生产大炮开火的时间，抑或是维护城市秩序的机器。刘易斯·芒福德①发明了“巨型机器”的概念是为了将社会机器设想为某种集体性的实体，他在表面上富有合理性(尽管他并没有将这一想法推广到野蛮的专制体制之下)：“如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弗兰斯·勒洛②的经典定义，将机器作为固定要素的联结来看待，由此，这一机器拥有其特定的功能，并在人的操控下发挥作用，以便转换运动，进行劳动，由此，人类机器是真正的机器。”①社会机器实际上是一台机器，这绝非隐喻，因为它呈现为一个静止的发动机，它进行着各种切割：流的提取物、链条中可拆分的部分，以及各个部分的分布。对流的编码隐含着整个操作过程。这是社会机器的最高任务，因为生产的提取物对应于链条中可拆分的部分，为每一个成员带来一些剩余，在全球体系的欲望与命运中组织生产的生产、记录的生产以及消费的生产。女人与儿童的流、羊群的流与谷物的流、精液之流、大便之流、月经之流，没有任何东西能逃避编码。原始的领土化机器，伴随着它精致的发动机，领土，已经成为一架社会机器抑或巨型机器，它为生产之流编码，为生产方式之流编码，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流编码。领土女神的平滑身体在土地上将各色耕种的空间、农耕工具以及人的器官重新整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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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抑或近来人对人的剥削的社会。由此，西方发展脉络的真正普遍性就在其自身的特异性当中，并不在其自身之外，就在其与其他演进线条的差异性中，而不是在其相似性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Sociales,1969, pp. 92 – 96)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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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美国著名城市规划理论家、历史学家。1895年生于美国纽约州长岛符拉兴镇。1912—1917年就读于纽约市立学院，1914年开始接受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家、城市与区域规划科学的先驱之一帕特里克·格迪斯的启蒙影响。对纽约及其周围区域从社会学、生态学角度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其规划思想为其后20世纪30年代的田纳西流域规划与建立绿带城奠定了理论基础。1915一1916年就读于纽约州哥伦比亚大学，但未获取任何学位。1923年，芒福德成为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的基本会员。1925年任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讲师，1930 年发表一篇短文：“The Drama of the Machines”，开始涉足技术哲学，并由此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讲授“机器时代”这样一门新课程，接着他又去欧洲的技术博物馆和图书馆进行彻底的研究之旅，于1934年完成其成名作《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这部作品很快成为技术史和技术哲学的名著。他强调城市规划的主导思想应重视各种人文因素，从而促使欧洲的城市设计重新确定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他的著作被波兰、荷兰、希腊等国家一些组织当作教材，用于培养新一代的规划师。芒福德曾被许多英语国家的重要建筑和城市规划机构聘为荣誉成员。1951一1959年，芒福德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城市规划教授；1959—1961年任研究教授；1961—1964年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威斯雷因大学任研究教授。芒福德的贡献和影响远远超出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的领域，而深入哲学、历史、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他曾十余次获得重要的研究奖和学术创作奖，其中包括1961年获英国皇家建筑学金奖，1971年获莱昂纳多·芬奇奖章和1972年获美国国家文学奖章。译者注

② 弗兰斯·勒洛(Franz Reuleaux，1829—1905)，德国机械工程专家，机械运动学的创始人。1829年生于亚琛近郊的埃施韦勒。勒洛的父亲是技术人员，故他从小就受到技术的教育和熏陶。1856—1863年任苏黎世工业学校教授，后来执教于柏林工业大学，自1868年起担任该大学的领导。1875—1900年，他所著的《理论运动学》对机械元件的运动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成为机械工程方面的名著。1876年，勒洛作为德国的代表参加在美国费城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对当时德国产品的价低而质次勇敢地进行了批评，这对提高德国制品的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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