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这就是德勒兹的第二个工作，即探讨哲学创生性得以实现的条件。对于德勒兹而言，“创新和创造产生的条件问题是当代思想最根本的问题之一，而这个问题导致了一个深刻的转向，即从永恒到新、从普遍到特异性的演进”①。而德勒兹所要构建的形而上学就是要探寻“新以之不断开始之力量，保持着永远新”②的那种根据。表象哲学要被批判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缺乏创新能力的。因为对超验性存在的预设，所以表象哲学一定是预成性的，它的存在方式、它的发展历程一定是在本质的层面上预先被规定了的。任何一种表象不过是这一预成性的展现。这种展现不具有真正的创生性。它只是一幅有原作的复制品。继承着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运用着康德的先验方法并努力激发出康德批判哲学的内在张力，德勒兹给出了哲学创生性可能需要的条件：暴力地突破每一种认知能力的极限，达到那最不协调的极端之点上，在这一点上逼迫每一种认知能力出现强制性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永恒的剩余将保证重复永远不会走向完全的同一性，而是走向无限的差异化。创造性就在这种差异化中被激发出来。

① 参见 Deleuze, 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 PUF,1968,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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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在我看来，德勒兹的思想是一场经验主义者的暴动。他挥舞着经验主义的大刀，试图砍掉任何可能的超验性维度，小心防范着任何可能复活上帝的星星之火，同时又试图用这把经验主义的大刀硬生生地开出一条哲学的新路。这条新路会是什么样的？德勒兹并不关心，他所关心的只是这条路一定是新的，即差异化之路。德勒兹的思想本身就是一次思想的游牧，正如他清楚区分的那样：游牧民不是移民，移民是从一个定点移动到另一个定点，因此移民会关心这个新的地方应该是什么样的。而游牧民则是四处游荡，游荡本身就是一切，任何一个定点都只是暂时的，一旦成为旧的，就需要被扬弃。因此，对于创生性本身而言，它一定是永无休止的，它永远在路上。

① Daniel W.Smith, Essays on Deleuze, Edinbrugh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35.

②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trans. Paul Patton, Continuum Press, 2001, 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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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德勒兹要做的两样工作。

二、德勒兹在何种意义上是激进左翼思想家？

20世纪崛起的西方激进左派思潮的理论取向源于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我们回顾马克思思想理论演进的过程中会发现，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之间存在着一个理论取向上的差异：青年马克思虽然强烈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基本思想，但坚持了青年黑格尔派所共有的激进性，即对于革命以及革命主体的探寻始终是其哲学构造的一个主题。它在面向资本逻辑的批判之中，特别表现在劳动原则与资本逻辑之间不可消除的对峙性之中。但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断深化，其理论取向发生了转变：基于向黑格尔思想的回归，马克思开始将社会发展视为一个客观的发展过程。最终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甚至透露出劳动原则与资本逻辑之间的同构性的取向。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当中所指出的那样：“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①由此，马克思“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②。至此，马克思用对带有某种铁的必然性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关注替代了对革命以及革命主体的分析。这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内在矛盾。对此，詹姆逊在其《重读(资本论)》一书当中指出：“我的结论是《资本论》(第一卷)没有政治结论。但当我们讨论的是一本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全世界都被视为劳动阶级圣经的书，而书的作者又曾写过一本西方政治理论的基础和经典之作(《共产党宣言》)，这就成了需要解释的悖论。”①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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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在我看来，西方激进左派的思想取向或可视为面对马克思思想中这一悖论而做出的一种阐释。他们坚持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彻底批判的理论立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可能的、富有现实性的革命主体。而这一点正是马克思晚期在《资本论》的写作中没有凸显的一个方面，从而造成了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在理论旨归上的分歧。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西方激进左派的思想较之马克思的思想更为完善。相反，两者在其所处的不同的历史时代都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马克思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面对资本这个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与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摒弃了空想社会主义简单的拒斥，而将对资本的批判孕育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冷静的分析当中。在承认资本对历史的贡献的同时，揭示其体系内固有的矛盾，以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原则作为资本逻辑的对峙性一面，为革命提供可能性，为革命主体照亮前行的道路。这种对历史客观性的凸显让马克思的批判具有了某种现实的改变世界的力量。

但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伴随着机器大生产的拓展，劳动原则与资本逻辑之间日益趋向同构性，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显性的阶级正在消亡。强大的资本逻辑推动着社会如同一架自动运行的“机器”那样不断前行。资本固有的矛盾正在被体系内在消化，资本主义灭亡的时刻被无限期地延迟了。随之而来的是，革命是否可能？革命的条件何以可能？后一问题同时引发了革命主体是否存在、如何存在等相关问题。因此，重构历史发展的主体性维度成了迫切的时代问题。西方激进左派的各位思想家，诸如吉尔·德勒兹、拉克劳与墨菲、齐泽克、阿兰·巴迪欧以及阿甘本等，他们分别作为“后”学思潮当中的一员，虽然理论表述语言各不相同，但对革命与主体性的探讨是其共同的理论主题。

①[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资本论〉》，胡志国、陈清贵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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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主体性问题与哲学之间的密切关联，西方激进左派再次恢复了马克思所批判和拒斥的哲学本身。这导致了西方激进左派特有的理论倾向，即元哲学问题的讨论与政治旨归的融合统一。西方激进左派的代表人物大多讨论过纯粹哲学的问题，但其讨论的最终目的却并非解决一个哲学的理论问题，而是指向某种富有实践性的政治问题，即革命主体何以可能。然而对革命主体的讨论隐含着对主体哲学的复兴。但20世纪是反主体哲学高歌猛进的年代，如何将这一普遍的理论倾向与对马克思哲学主体性维度的讨论有机地整合，成了西方激进左派的理论难题，同时也促使西方激进左派对当代元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有的理论贡献。阿兰·巴迪欧在《世纪》一书中将主体问题作为七个关键词之一，认为今天对主体的讨论与之前对于主体的理解完全不同，今天“所谓你是其所是’，作为主体而言，仅仅是一个生成(devenir)的决定”①。由此可见，对于西方激进左派而言，主体的问题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主体本身却失去其本质性的规定，它转变为某种生成性的观念。今天的革命主体以及由其所带来的革命也正是在富有生成性的、过程性观念当中得以诠释。而西方激进左派也在保有了这样一个革命主体的同时保有了自身的激进性维度。

① Alain Badiou, Le Siècle, Seul, 2005, p.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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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概而言之，在此，我们看到了西方激进左派的三个基本共相：哲学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共融性、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生成性主体性原则的构筑。在这些基本原则之下，当代西方激进左派提出了各色不同的理论表述。在本文中，我将透过德勒兹的某些思想片段来展示西方激进左派所具有的这些普遍共相。在此，德勒兹的思想所代表的不是某个哲学家的基本倾向，它作为西方激进左派思想的一般形态进入我的讨论视域。因为德勒兹是一个思想的开拓者，他的思想为西方激进左派构筑了几乎所有的理论原则，因此，德勒兹的思想演进之于西方激进左派富有典型性。

1. 肯定性哲学与革命

西方激进左派的思想家试图在新的历史境遇下构造新的革命主体，因此，他们大多选择回到了曾经被马克思拒斥的传统形而上学，即哲学自身当中去找寻理论增长点。例如齐泽克基于拉康思想所完成的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阿兰·巴迪欧基于其事件哲学的路径所展开的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存在概念的重新解读，抑或拉克劳与墨菲在其霸权建构的过程中重新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阐释。这种倾向如此之明显，以至于巴迪欧在其《哲学宣言》当中立场鲜明地反对哲学的终结说，并将存在、真理以及主体同哲学的可能性关联起来。①换言之，只要存在、真理以及主体仍旧是讨论的关键词，那么哲学就不会终结。以何种方式来讨论这些传统哲学的基本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了当代西方激进左派共同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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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作为西方激进左派思想传统中的先驱者，其思想中同样包含对于这种哲学的关注，并拥有其特定的讨论方式。就德勒兹的思想而言，其被“五月风暴”的政治运动所切割，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五月风暴”之前，德勒兹着力于哲学抑或文学的典型人物及其思想的创造性阐发，其中包括休谟、尼采、康德、普鲁斯特与斯宾诺莎等，这些人物的选取看似没有关联，但蕴含着德勒兹对于哲学的独特立场；第二，“五月风暴”之后，德勒兹亲身介入这一运动当中，并由此体会到了现实的政治运动所蕴含的巨大能量，理论也就此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革命理论的构建，从而创造了资本主义精神分裂的批判方法，并在其思想的晚期展开关于多元哲学的确立工作。《什么是哲学？》一书的完成或可视为德勒兹思想的自我总结。德勒兹哲学的两个阶段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五月风暴”之前德勒兹关于纯粹哲学的研究是“五月风暴”之后其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相关政治理论构建的哲学基础。德勒兹的哲学从其最初的纯粹形态中就已经蕴含着其政治哲学的基本指向。

德勒兹思想的生发植根于当代法国哲学从“3H”(即黑格尔、胡塞尔与海德格尔)转向“三个怀疑大师”(即马克思、尼采与弗洛伊德)的转折点之上。德勒兹依赖对休谟和尼采的研究完成了自身对于法国黑格尔主义传统的彻底批判和扬弃。法国黑格尔主义传统最具影响力的是辩证法的思想。它让苦难变成通向光明未来的必经之路，从而弘扬了否定性的内在价值。战后法国思想界对于黑格尔思想的接纳带来了对否定性哲学的弘扬。虽然这种否定性在科耶夫和萨特①那里意味着对人的能动性的强调，但对这种否定性的强调也带来了虚无主义的潜在危险。在历史终结论的启发之下，哲学的终结、艺术的终结等各色终结论在法国思想界甚嚣尘上。终结论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有着天然的关联。黑格尔的思想是这一倾向的典型代表，因此，如果要反叛社会思想的保守主义倾向，防止思想窒息在终结论当中，就需要新的思想路径。这一路径需要能够激发生生不息的哲学创造，扬弃否定性，复兴某种肯定形态的哲学，这样的思想所激发的行动将不是被规定的否定性，而是积极的、开放性的、未知的。德勒兹选择了尼采作为后一种哲学路径的代言人，由此，一股被称为“新尼采主义”的思潮在法国应运而生。

① [法]阿兰·巴迪欧：《哲学宣言》，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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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面对尼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拒斥，德勒兹着意于重述辩证法和批判的哲学内涵，从而，一方面，放弃蕴含着妥协性政治倾向的否定性哲学，另一方面，树立充满革命激情的肯定性哲学。

辩证法，在德勒兹看来构成了尼采哲学的一个批判对象。奴隶的道德正是借助于辩证法才得以形成的。尼采通过对康德哲学的批判阐发了其对辩证法的指责。在德勒兹看来，这种批判并非仅指向康德哲学本身，其最终的批判对象是整个康德的思想传统：“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康德以后的批判究竞变成了什么模样？它变成了一种技艺，被思维、自我意识和批评家自身用来适应事物和观念，或者被人们用来重拾一度丧失的决心；简而言之，它就是辩证法。”①辩证法在这一意义上成了整个后康德哲学传统的核心内涵。但辩证法并没有能够带哲学走向未来，而是走向了终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德勒兹借用尼采的批判来强化了辩证法的“原罪”。对于德勒兹来说，辩证法的关键并不在于其固有的规定的否定性，而在于辩证法的否定性已经沦为批判家与事物和观念相适应的一个必经中介，那么所谓的否定性所带来的结果最终只能是“精神的背后似乎隐藏着随时准备与任何权利，与教堂或国家妥协的力”。②正是这种妥协的力，使得“全面批判就这样变成了妥协的政治学”。③这个结局使得“卑贱者重新拥有卑贱的事物”，“反动的人重新拥有反动的决心”，④但这绝非意味着批判哲学的全面胜利。“在康德那里，批判未能发现使之得以实现的真正能动的例证。它在妥协中耗尽了精力：它从未令我们克服在人、自我意志、理性、道德和宗教那里表现出来的各种反动力。它甚至具有相反的效应—它使这些力变得更像我们自己’的东西。”⑤在这里，将它物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是后康德传统所完成的一种和解之路。主体的能动性也表现在其中，它意味着辩证地扬弃对自身存在的否定性。尼采(抑或说是德勒兹)对于康德及其后继者的批判是彻底的。因为他挖掘出了在康德批判哲学所弘扬的人的能动性背后的妥协性。

①在科耶夫的《黑格尔导读》所构筑的哲学人类学中，否定性成了人的行动的内在动力，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就成了人的生成过程的一种存在论的表达方式。(参见[法]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萨特在将existence界定为行动和虚无的时候，其人本主义的理论诉求及其理论归宿与科耶夫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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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宇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②[法]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宇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③[法]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宇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

④[法]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宇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⑤[法]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宇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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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辩证法与批判哲学，进而与政治的妥协性成了一个问题的多个方面。这究竟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为了回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尼采与德勒兹眼中的批判哲学之批判的内涵来看。

德勒兹连续两年内分别在两部著作中——《尼采与哲学》以及《康德的批判哲学》——谈到康德的思想：德勒兹对于康德的发现正如其对于尼采的理解一样是极为独特的。在德勒兹看来，康德的批判哲学之批判的核心观念不仅包含着“划界”，更意味着“立法”。

将批判视为划界，已经蕴含着某种妥协的政治：“战争还没有开始，势力范围就已经被瓜分得一于二净。以下三种理想被区分开来：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每一种理想各有限制，误用或越界是绝对不允许的，而每一种理想不批判的特性就像蛀虫一样深居于康德思想的核心。……康德批判中唯一的目标就是辩护，它始于对批判对象的信念。”①划界让批判成为无批判的辩护。因为它让批判仅仅关注于防止越界，却失去了对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道德和信仰的关注。康德的批判哲学在这一意义上带有某种防御式的姿态：“没有任何一个全面批判像康德这样具有安抚作用，这样具有谦恭的态度。”②但这只是批判的一方面，同时批判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在理性界限内为自身立法的一面。

①法]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宇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

②法]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宇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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