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流的提取构筑了在能指链中血缘关系的囤积，但相反地，链条的离散构筑了姻亲关系的可变动的债务，后者将导向、指向“流”。在作为某种家庭囤积的掩盖之下，我们让姻亲关系的石头与贝壳流通起来。存在着生产之流与铭刻的链条之间的庞大流通循环，在血缘关系的囤积与姻亲关系的区块(les blocs)之间存在着最为狭窄的流通循环一血缘关系的囤积将链接与嵌套诸多的流，姻亲关系的区块解开了诸多的流。其后代同时既是生产之流·也是铭刻的链条，既是血缘关系的囤积，也是姻亲关系的流变。所有一切如此这般地运行着；囤积在表面上构筑了铭刻与记录的能量，而显在的流动构筑了一种潜在的能量。债务是这一运动的现实方向，其动能由在这一表面之上的馈赠与反-馈赠的各自路径决定。在库拉(Kula)交换①当中，流通中的项圈与臂镯总是在特定的地方、在特定的情景下停下来，用来重新构筑囤积，并不存在没有被血缘析取关系所占有的生产性连接，但那横贯于人们之间的姻亲关系与联合的横向连接都是由血缘的析取关系所重构的。不仅流与链条，而且还有那些固定的囤积与可变动的区块，就其自身而言隐含着链条与流之间的双向关系，它们处干一种永恒的相对的状态当中：它们的要素不断变化着，女人，消耗品，仪式用品，律法，名誉与地位。如果有人假定在某个方面应该存在着某种价格的平衡，那么我们将被迫将一种显而易见的非平衡的关系视为某种病理学的后果。人们阐释说被假定为封闭的体系在这一方向上延伸着，并随着诸多供给(les prestations)变得更为庞大和更为复杂。但这样一个概念与原始的“冷经济”(économie froide)相左，后者没有净投资，没有货币，也没有市场，没有交换商品。这一经济的活力就在某种真正的符码的剩余价值：在生产诸流当中抑或在生产诸流旁，每一次从产品链条中的离散，过剩与不足的现象，匮乏与积累，它们都通过一些不具有可交换性的要素，诸如既得名誉抑或可分配的消耗品等而被补偿(“酋长通过壮观的庆祝活动将易腐的价值转化为不朽的威望，因此，商品的消费者成为最初的生产者”)。①符码的剩余价值是剩余价值的原始形式，它回应了莫斯的最为著名的公式：物当中所包含的精神，抑或物当中所内含的力量使得礼物必须以还贷的方式返回，由此礼物成为欲望的以及权力的领土化符号，成为财富充裕与丰盛的原则。这种非平衡性并非一个病理学的结果，而是富有功能性和原则高度的。开放性不是最先的封闭体系的延伸，而是自身即富有原初性的，它建筑于构成诸多供给的异质性的基础之上，并通过位移而补偿其非平衡性。简言之，由姻亲关系所带来的能指链的离散在流的层面上产生了符码的剩余价值，由此引发了在血脉关系当中地位的差异(例如女性的捐赠者和接受者所形成的上下级关系)。符码的剩余价值使得原始的领土化机器的多样化运作富有效用性，它让链条的碎片离散化，组织了流的提取，将那些返回到链条中的各个部分重新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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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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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库拉制度是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这本关于美拉尼西亚人的民族志中提到的一种社会交换方式。马林诺夫斯基以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为中心，讲述了+著居民的社会活动，进而勾画出了整个马辛地区的美拉尼西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书的重点是围绕着一种名为“库拉”的活动展开的。库拉的基本方式是用臂镯交换项圈，用项圈交换臂镯。而这样的交换仅限于库拉伙伴之间。库拉伙伴是具有库拉关系的不同部落的十著。这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一旦建立就基本不会被破坏。一个人根据地位的不同，可能有一个到数十个的库拉伙伴。一个人从上游的库拉伙伴处得到臂镯，再把臂镯交换给处于下游的库拉伙伴。与此同时，项圈按照相反的方向流动。这样的库拉联系起了附近各个岛屿的土著，形成了库拉圈。库拉圈大致覆盖整个马辛地区的岛屿。在库拉交换中，臂镯以逆时针的方向流动，而相应地，项圈以顺时针的方向流动。用马林诺夫斯基重点研究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来说，当地土著以项圈交换西边岛民的臂镯，再通过向南的库拉，用臂镯交换南方岛民的项圈。处在库拉圈不同地方的土著基本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库拉(在极少的地区可能会出现逆流)。

可以说，库拉物品除了交换没有实际的功能。它们不是被当作个人财产来长期占有的，而是总处于交换之中，其价值也在交换中积累和体现。库拉物品除了大小和精细程度，更被看重的是它的历史，它曾经的拥有者的故事和荣耀。一些古老而传奇的库拉物品都有自己的名字，而这些物品都是库拉圈中每个人都希望交换到的东西。当然，再珍贵的库拉物品也总是处于流动之中。

库拉并非等价交换，这种交换也不是同时进行的。一般由库拉伙伴的一方先把库拉物品送给另一方，一段时间后另一方再把相应的库拉物品作为回礼送给前者。然而，回礼的价值是由回礼的人自行决定的。虽然常会考虑回礼的价值与收到的库拉物品相等价，然而接受方不能有所要求，即使不满也不能取消交易。——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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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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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R.Leich，Critique de l'Anthropologie,p. 153.(利奇的批判是指向列维一斯特劳斯的：“列维-斯特劳斯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婚姻的结构化的含义只有当人们将其设想为在一个血亲关系的群体之间所进行的普遍化系列交换中的诸多要素之一时才能被理解。论证到此，一切都很不错。但他没有给他的著作任何例子。他没有能够将这一原则贯彻下去……从根本上说，他对于那种反-供给contreprestations的本质抑或意义并不感兴趣，这种反-供给的目的是平衡在体系中的女人……我们不能依据这些原始的原则预先说出这个平衡是如何获得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在某个特定的社会中不同的供给范畴如何被评估………将消耗性财产与那些非消耗性财产区分开来是根本的，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那些完全不可估价的律法与名誉的诸要素也是交换物品总清单的一部分。”pp.154，169，171)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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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认为原始社会没有历史，只是被原始意象以及这些原始意象的重复所统治的看法是没有说服力的、不充分的。这一观念并不产生于人种学那里，相反它却诞生于那些附着于悲剧性的犹太-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当中，这些意识形态试图将“发明”历史的功劳记在他们自己的头上。被我们称为历史的东西或许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富有活力的现实，是一些富有开放性的社会，它处于功能性的非平衡的抑或摇摆的平衡状态之中，它是非稳定的并且总是需要被补偿，它不仅包含着不同体制之间的争斗，而且还包含着各色不断被生发出来的变化之间的争斗，起义、断裂、分化等。如果历史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原始社会完全处于历史当中，它并不是一种超稳定的抑或和谐统一的，人们只是将首要性的无差别群体的之名赋予它而已。在所有的社会机器中历史总是在一种非一致性(discordances)当中被呈现出来，在其中，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那样，“存在着不可能辨识不出的事件的痕迹”。①的确存在着多种方式去阐释这些非一致性：从理念层面上说，可以通过真实的体制与其预设的理想模型之间的差距来说明这种非一致性；从道德层面上说，则可以从其引发了律法与僭越之间的结构性关联；从物理层面上说，就好像这是一种磨损的现象，使社会机器不再适合处理其质料。但是，在此一个恰当的阐释首先应是富有现实性和功能性的：这一阐释的存在只是为了在社会机器并没有良好运转的时候发挥效用。人们可以在关于某个片段性的体系当中确切地指认这一点：它所唤起的不过是在其自身的废墟之上的自我重构；以及在这些体系当中重建某些富有政治功能的机构，这些机构的有效实践只是表明了它自身的无能。①人种学不停地说血亲关系的法则并不能被应用于、同时也不适用于真实的婚姻：这并不是因为这些法则太过理想化，而是相反，因为这些法则确定了一些关节点，在这些关节点上机器在其运行受阻的时候将重启，由此必将自身放入一个与群体相左的关系当中。在此，社会机器与欲望机器的同一性显现了出来：社会机器没有磨损的限制，而是一个总是失败的机器，它只是吱嘎嘎的声音，通过破碎、一些小的爆炸来工作—所有的功能失调都不过是其功能性自身的一部分，它完全不是一个残酷体系。那些非一致性以及功能紊乱从未宣布社会机器的死亡，而是相反，不断地为这一社会机器所产生的矛盾、为其所引发的危机，以及由它产生的苦恼提供养料。那地狱般的运作方式只是让其更加振奋：资本主义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它不再怀疑自身，甚至同时那些社会主义者都已经放弃相信通过耗费资本主义会自然死亡的可能性。没有人死于矛盾。在美国，越是紊乱，越是精神分裂，越是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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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évi-Strauss, Anthropologie Structural, Plon, 1958, p,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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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是在这一视角之下，尽管并不是处于同一种方式，我们应该去思考这种原始的社会集群，这种拒斥姻亲关系与血缘关系的领土化机器。这一机器是分段式的(segmentaire)，因为通过它所特有的部落与血脉的双重装置，它可以分段处理可变的整个过程：主要、次要和最小血统的谱系单位及其等级制度，以及各自的酋长、长老和婚礼组织者；一级、二级和三级部落的领土单位，以及它们的统治和联盟。“部落诸部门之间的分离点成为与每个部分相关联的家族的、部落的结构的离散点；这些部落以及他们的家族并不是彼此和谐一致的群体，他们被收编入一个地方的共同体当中，在其中他们发挥着结构性的功能。”①两个体系相互交叉，每一个部分都关联于诸多的流以及诸多的链条、流的储备以及流的过程、流的提取以及链条的离散(某种生产劳动在部落体系当中发挥效用，另外一些则在血脉体系当中发挥效用）。在不可剥夺的血缘关系以及流动的姻亲关系之间，存在着各种类型的渗透，源自各个分段的可变性和相对性。每一个分段只有在与其对立的其他分段并存于一个相互有序的梯级系列中才能测量出它的长度，它也只有如此才能存在：分段化的机器(lamachine segmentaire)酝酿着贯穿于血缘的变迁以及姻亲的变动之中的诸多竞争、斗争与断裂。所有的体系都在两极之间演进，一边是在与其他群体的对立当中实现的融合，一边则是通过不断形成寻求独立的新的血脉而出现的分化，与之伴随的是姻亲关系与血缘关系的资本化过程。从一极到另一极，所有的一切都失败了，这些挫败发生在一个不停地在其自身的非一致性中获得重生的体系中。当简妮·法热特(Jeanne Favret)，与其他人种学家一道认为：“一个分段化的组织的持存悖论性地要求它的机制是足够无效的，以便一种畏惧可以在整体的动力当中留驻。”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怎样的一种畏惧？似乎诸多的社会形态对他们将要发生的事情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痛苦的预感，尽管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总是源于外部(du dehors)，并始终处于一种开放性当中，可能正因为如此，那一切要从它们的外部而来。借此它扼杀了内在潜能，其代价就是产生种种功能障碍，而这些功能障碍自此成为其体系运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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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eanne Favret, «La Segmentarité au Maghreb», L'Homme, avril 1966. Pierre Clastres, «Echange et Pouvoir», L'Homme, janvier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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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 E. Evans-Pritchard, «Les Nouer du Soudan Méridional», in Systèmes Politiques Africains,1962, tr.fr.P.U.F.,p.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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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分段化的领土化机器通过分化驱逐了融合，通过维持一种对某一群体充满无力感的酋长机构来阻止权力的集中。好像野蛮人自身预感到了这种未开化帝国的即将产生，这一帝国将从外而来，并会将他们的全部符码进行超符码化。但一个最大的危险仍然是一个弥散，一种分化，在其中所有符码的可能性都将被取消：解码之流，在一个盲目的、沉默的、去领土化的社会集群之上流淌，这就是原始机器用其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分段化关节点所制造的噩梦。原始机器没有忽视交换，商业以及工业，它只是让这一切都被驱除，被地方化，被分区管理，被装箱。它使得商人和铁匠处于从属地位，以便交换与生产之流不会因为抽象的和虚拟的量化而摧毁诸符码。在此，俄狄浦斯，对于乱伦的惧怕，对解码之流的惧怕，难道不都是如此吗？如果资本主义是一个普遍的真理，这只是因为它是所有的社会形态的否定者：它就是那个事物，那个无可名状之物，流的一般化的解码，它是在其对立面上对于所有形式之秘密的理解，它让流符码化，并同时让流超符码化，而不是让某些事物逃避符码化。并不是原始社会处于历史之外，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历史终结之处，正是资本主义是一系列偶然性、一系列事故的漫长历史的结果，并导致了这一结果的产生。我们不能说此前所有一切形式都没有预见到这样一个东西(cette chose)，它只有在内部通过强力被提升出来，才能从外部而来，只有在阻止它的提升中，它才能出现。此处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可以让我们对于资本主义所发挥效用的整个历史进行回溯。有人已经能够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找到阶级的符号。但人种学家们表明对原初-阶级进行分割、通过帝国化机器来构筑种姓制度，抑或通过分段化的原始机器来分配不同的等级是多么困难。那些用以区分阶级、种姓与等级的标准不应是固定性以及富有穿透性的，它们也不能在封闭的抑或开放的关系中来寻找；那些等级不能与原始的领土化的符码化相分割，正如种姓制度无法与帝国国家式的超符码化相分割一样，而阶级同样也只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与工业化生产以及解码化的商业过程有关联。我们可以说所有的历史都笼罩在阶级的符号之下，但马克思看到了这些规范所意指的东西：阶级是种姓制度以及等级的“否定性”一面。因为确切说来，解码化的体制并不意指着组织化的缺失，其所意指的是更为晦暗的组织化，更富持久性的计算，公理体系替代了符码，并对符码做出了理解，尽管这种理解总是以颠倒的方式展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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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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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俄狄浦斯的问题

乱伦在大地的平滑身体之上的包含性析取——从强度到延展：符号——在何种意义乱伦是不可能的—界限——符码化的条件——表象深处的诸要素：被压抑的表象者，压抑的表象，位移的被表象者

大地的平滑身体并不是毫无分别的。极为痛苦的同时又是极为危险的，独一无二的，又是富有普遍性的，它诉诸生产，诉诸生产的践行者及其链接。但在其之上，所有一切都被勾连，被铭刻，所有一切都被吸引，奇迹般地。它是析取综合的要素也是其再生产的要素：它是血缘关系抑或系谱学的纯粹力量——努曼(Numan)。平滑身体是无生育能力的，但血缘关系在这一身体之上铭刻了最初的特性。我们知道正是在这个富有强度的血缘关系，这个包容性的析取之处，所有一切都被分割了，甚至平滑身体自身，在此，同一个存在(le même être)四处弥散，遍布各个角落，在各个层面，它们之间的差异仅在于强度。在此同一个存在在非分割的平滑身体之四散周游，在其上遍布着所有的特异性，以及那些滑动着的和再生产着的某种综合的所有强度。没有必要回想起系谱性的血缘关系是社会的，而非生物性，这一点毫无用处，血缘关系必然是生物-社会性的，因为它将自身铭刻在了大地的平滑身体的宇宙蛋(l’œuf cosmique)①之上。血缘关系拥有一个神秘的起源，它是一个“二”，抑或说是一个原初的“二”—“二”(l'un-deux)。可以说两个孪生子，抑或孪生子之一是自我分裂同时又自我整合吗？一个诺莫人(Nommo)抑或多个诺莫人②？析取综合在始祖之上进行分配，但每一个始祖自身是一个完整的平滑身体，男性与女性，在其自身之上将所有的部分客体黏合起来，伴随其间的只是一些强度的变化，这些变化所对应的是多贡(l'ouf dogon)族之蛋所内含的那些迂回曲折。每一个人都以强度的方式来重复着整个家族的谱系。在首尾两端，在各个角落孪生子的复调式存在中.蔓延着的总是未被分割的富有强度的血缘关系。马塞尔·格里奥尔和乔迈·狄泰伦(Germaine Dieterlen)，在其《白色狐狸》(Renard Pale)的开始就酝酿了一个极为精彩的符号理论：血缘的符号，指导性-符号，以及主人-符号，欲望符号，最先都是富有强度的，在其诸多意象、形象以及诸多绘画中得以延伸之前，它们以螺旋式方式坠落，经历了一系列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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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宇宙蛋，这个说法出现在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当中：“整个世界是个蛋。种和部分的双重分化总是预设了时空动势。设想有着相似特征的细胞元件分裂成24个，我们还不能说这是通过什么动态过程做到的，2×12，还是(2×2)+(2×10)，还是(2×4)十(2×8)……？即使柏拉图式的区分也没有任何用来把两边区分开的准则，如果运动、导向、空间中的线路不能给出一个的话。”（DifférenceetRépétition,P.U.F.，2011，p. 279)这个说法与“无器官身体”似乎具有相同内涵，其意都在表征一种无差别的原初混沌状态。———译者注

② Nommo(诺母神)是多贡人所信仰的神，在多贡语中的意思是“to make onedrink”，人们说诺母神是水陆两栖，雌雄两性同体，长得既像人又像鱼的生物。诺母神被认为是水之控制者、监视者、知识传授者。据多贡神话，诺母神是由天神阿玛(Amma)创造的第一个生物，刚刚创造出来不久，诺母神就转化繁殖成了四对双胞胎，其中一对双胞胎违抗天神阿玛的命令，阿玛为了让他创造出的生物听从他的命令，就把另一个诺姆的身体肢解并分散到世界各地，而这其中一部分身体正好被多贡人发现并被称为Binu神来祭拜。按照传统说法，哪儿有散落的户体，哪儿就要建造祭拜的神殿。20世纪40年代晚期，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格里奥尔(MarcelGriaule)和乔迈·迪耶蒂尔特(Germaine Dieterlen)传述了多贡人的关于诺母神的秘密。显然，德勒兹在此对干这一神话的引用是看中其作为原生性的分裂(四胞胎)以及四胞胎之一被肢解与分散的意象。在此“一”与“多”本是不可分割的，多不过是一的分裂，如同在平滑身体上的不同的强度的存在，不管存在怎样的强度差异，都仍不过是一个“同一个存在”。——译者注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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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平滑身体诉诸生产性的链接，并在富有强度的和包容性的析取网络之中被铭刻，那么它就应在网络自身之内重新寻找抑或重新激活那些横向的连接，它将这些连接的属性归结为它自身，从而将其作为这些连接存在的原因所在。这正是平滑身体的两个方面：铭刻的被施魅的表面，充满幻想的律法以及显在的客观的运动；但同时也是富有魔力的践行者抑或拜物教徒，准因。对它来说，将所有的事物加以铭刻是不够的，它要让所有一切都如同是它生产出来的一般。那些连接在与一些被铭刻的析取相兼容的形式之下重新显现出来，即使这些连接在这些析取的形式之上发挥着某种反作用。这就是作为铭刻的第二个特性的姻亲关系：姻亲关系在生产性连接之上强加了某种富有延展性的个人之间的联合形式，它与铭刻的析取相兼容，但以相反的方式反作用于铭刻本身，即姻亲关系确定了这些析取的排他性与限定性。由此它强制姻亲关系应被神秘地表象为在血缘关系的延伸过程中在某个特定的时刻的不速之客(尽管从另一意义上说，姻亲关系其实任何时候都在那里)。格里奥尔曾经讲述了在多贡人那里，某些东西是如何在某一时刻在某一层面上，在第八代始祖那里被生产出来：这是一个对诸析取综合的脱节，这一脱节不再是包容性的，而成为排他性的；至此平滑身体被肢解，双生妊娠被取消，通过割礼，性别被区分开来。但同时，又存在着在新的连接抑或联合模式之下的身体的再聚合，存在着一个为他们自身并且在他们之间建立的身体的关节点，存在着一个与口传契约之石(des pierres d’alliance)对应的铭刻，简言之，整个构成了一个约柜①。②姻亲关系并不源自血缘关系，也不是从其中推理出来的。但当这一原则一旦被设定了，那么我们应当区分两个视角：从经济视角与政治视角来看，姻亲关系在整个时间段中始终存在着，它与延伸的血脉关系一起经历了起起伏伏，而这一血脉关系在延展的被给定的体系里并非预先存在着；另一方面，神秘的是，体系的延伸是如何在富有强度的和原始的血脉关系当中被塑形、被划界，由此，这一体系的延展必然失去它的包容性和非限定性的效用。正是这一富有延展性的体系的视角作为了姻亲关系以及话语的记忆，它隐含着一种对血缘关系的富有强度的记忆的积极的回溯性压抑。如果这一谱系学与诸血缘关系总是某种须谨慎记忆的对象，它们已经陷人了某种富有延展性的意义之中，在其中它们在姻亲关系赋予它们以确定性之前是不会拥有记忆的、作为富有强度的血缘关系，相反，它们成为某种特定的、夜间的、生物-宇宙性的记忆的对象，这一记忆将遵从于某种回溯性压抑，以便建立一种新的富有延展性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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