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但这意味着什么呢？乱伦是不可能的？与他的姐妹抑或与他的母亲睡在一起难道是不可能的吗？如何放弃那个古老的争论：是否应当说乱伦是可能的，因为它是被禁止的？但关键的问题还在别处。乱伦的可能性需要涉及那些人格化的存在及其称谓：儿子、姐妹、母亲、兄弟、父亲。然而在乱伦的行为中，我们能够去处理诸人格化的存在，但这些人格化的存在失去了它们的名称，这些名称与那些禁忌无法分割，这些禁忌禁止的是它们之间的结合；抑或是那些名称被留存了下来，但他们所指向的不过是预先存在的人格化的强度状态，这一状态同时能够“延展”到另一类人格化的状态，例如人们可以将他们的母亲称为合法的妻子，抑或将其他的姐妹视为其配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我们总是在这一边，抑或超越这一边。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姐妹都在我们的臂膀之间被融化了;她们的名称在她们的人格化存在之间滑动着，如同太过潮湿的邮票一般。人们永远无法同时享有一个人格化的存在和与其对应的名称，而这正是乱伦存在条件。假定乱伦是一个诱饵，它是不可能的。但这个问题只是一种倒退。难道这不就是欲望的本性？而我们所欲求的不就是不可能性吗？至少在这一情景之下，这一陈词滥调并不是真的。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从禁忌当中推导出其所禁止的本质有多么不合法，因为禁忌正是在去除负罪的荣耀的过程中运行着的，换言之，禁忌推演出了一个被真正禁止抑或欲望的事物所具有的解构化的、位移了的意象。同样，压迫被压抑所延伸，没有压抑，压迫不会与欲望勾连起来。那被欲望着的，正是处于萌芽的流动抑或处于萌芽性的强度，在其中我们去找寻人格化的存在以及那些作为父亲、母亲、儿子、姐妹等可辨识的功能都是徒劳的，因为这些名称所指的不过是一些在领土的平滑身体之上的强度的变化，这一平滑身体被作为一种胚胎确定下来。我们总是将乱伦，以及那些对乱伦的无视视为同一制域，它们有着相同的存在抑或流，其变化只是依据包含性析取原则而变化着的强度。但我们不能混淆两种乱伦：一个是在无人格化的富有强度的制域之内被构建的乱伦；另一个则是在广延中被表象，在某一状态中被禁止，并被作为对诸人格化存在的僭越而存在的乱伦。荣格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所指的完全是自我之外的事物，母亲在其中同样也是领土，乱伦是一个无限性的复兴(它的错误只是相信能够“越过”性征)。与身体有关的情结被归结到复杂的胚胎之中。乱伦被回溯到此岸世界，这一此岸不能在情结当中被表象出来，因为情结是一个源于这种此岸的压抑而产生的要素。作为被禁止的乱伦(可辨识性的人格化存在的形式)有助于压抑那被欲望的乱伦(富有强度的领土的根基)。强度胚胎之流是欲望的表象，正是在其之上产生了压抑；在广延意义上存在着的俄狄浦斯形象只是这一切被位移了的被表象者，它是一个诱饵抑或富有欺骗性的意象，它重新遮蔽了欲望，它被压抑所激发出来。这一意象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并不重要：它正是在欲望让自身作为不可能性而被把握的那一刻开始执行其职能的。你看，这就是你想要的！……然而无论如何，正是这一结论—从压抑直接到压抑者，从禁止到被禁止者已经隐含着压迫的整个悖论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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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胚胎式的情结抑或流——它是欲望的领土化的表象是被压抑的？这是因为……它所试图以表象之名回溯的是并不服务于符码化，自身不能被符码的流—确切说来，这是原始社会集群所恐惧的恐怖。没有任何链条可被拆解，没有任何可被提取的；没有什么可以依赖血缘关系传承下来，后代只在其自我的繁衍当中依赖于血缘关系；能指链并不构筑任何符码，它所释放出的只是一些模棱两可的符号，能指链总是被其能量的支撑者所腐蚀；那在领土的平滑身体之上运行着的一切所产生的拆解，就如同那在无器官身体的荒漠之上滑动着的无符码之流一般。在此并不是丰盛抑或稀有的问题，也不是源源不断抑或几近干涸(甚至干涸也是一种流)的问题，而是符码化与无-符码化的问题。胚胎之流意味着所有一切都与它一起经过抑或流动，或者相反所有一切都被阻塞了。假定流被符码化了，那么它们的能量就应该被量化抑或被限定流的诸提取就应该与那些链条的诸分支相关联应该说，有些东西流动起来，同样有些东西被阻塞了，有些东西被阻塞了抑或被流动起来。但所有这一切只有在广延的体系当中才是可能的，在其中有可被辨识的人格化存在，符号拥有确定的用途，析取综合拥有排他性的效用，情势综合则拥有配对的效用。这正是乱伦禁忌作为富有广延性的物理体系的建构而被设想的意义所在：我们应在每一个情景之下去探寻那些让强度之流流动起来的东西是什么，不让其流动的是什么，那些让其流动的抑或阻碍其流动的东西又是什么，其所依据的是婚姻中父系的横向关联与母系的横向关联的特性，依据的是亲缘关联中父系的纵向关联与母系的纵向关联，其所依据的是直系血缘关系的一般性制域(le régime général)以及旁系的姻亲关系的一般性制域。回到被马塞尔·格里奥尔所讨论的多贡人的优先性婚姻(mariage préférentiel)的问题上来：被阻止的是在假扮父母的形式之下让姨妈替代母亲与其自身发生关系的行为；可以允许的，则是与姨妈的女儿发生关系，后者是姨妈的替代者，作为最初的可能的抑或允许的乱伦；而实施阻碍抑或让其通行的，正是子宫叔叔。那被传递的东西会带来真正的符码的剩余价值，作为被阻止的东西的补偿，这是叔叔使其得以传递而获得的，而叔叔却在阻止当中，承受着某种“价值的减损”(moins-value)(因此，侄子们在叔叔家里进行某种仪式化的盗窃，正如格里奥尔所说的：侄子们中较为年长的来到叔叔家之后，叔叔家的财产则会“增量与并结出果实”来)。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于：在这个体系当中，婚姻的补偿金要归属于谁？这一问题是否能独立地在情结的流动线与受阻线上被解决？—就如同那些被阻碍的抑或被禁止的重新“以幽灵的方式出现在婚礼之上”，要求自已应得的权利。①卢福乐(Löffler)在某一确切的情景下写道：“在毛里求斯人那里，父系的纵向关联优先于母系的纵向关联：兄弟-姐妹的关系将父亲转变为儿子，将母亲转变为女儿，可以通过父亲-儿子的关系，而不是母亲-女儿的关系非限定性地转换，后者的关联在女儿的婚礼中被终结。一个已婚的女儿将赋予她自己的女儿一个新关系，即将其与她自己的兄弟联姻。同样，一个已婚的女儿并不与她的兄弟之线分离，而是只与她的母亲的兄弟之线分离。由此在她的侄女的婚礼上给母亲的兄弟予以补偿的意义只能做如下的理解，一个年轻女孩离开了她的母亲的家族。侄女自己变成母亲，她成为一个新的兄弟-姐妹的关系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了一个新的联盟。”①正是这些被拖延的关系，这些被终止了的关系，这些被分割了的关系，以及这些分派了行动与激情的差异化的关联使得符码的剩余价值的构成机制成为可理解的。而符码的剩余价值对于整个流的符码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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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évi-Strauss, 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é, p. 356(列维-斯特劳斯分析了一些有关婚姻补偿金的案例，它们呈现出一些非正常的抑或矛盾的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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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已经大致呈现了在原始社会集群当中领土化表象的诸多实例。首先，强度的胚胎之流为整个表象奠定了基础：它是欲望的表象者。但如果说它是所谓的表象者，这是因为它适用于不可符码化之流，未符码化抑或解码化之流。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以其自身的方式蕴含着社会集群的界限、整个社会集群的界限以及对这个社会集群的否定。同样，对这一界限的压迫只有当表象者自身承受着某种心理压抑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这种压抑决定了哪些冲动在横向拓展的系统中可以通过，以及哪些不能通过，哪些在直系的血缘关系中被阻碍抑或被存储，相反，哪些追随着姻亲关系而移动着，流动着，正是以这一方式，流的体系化的符码化发生了效用。我们将第二种情景—姻亲关系—称为压抑的表象，因为血缘关系的拓展取决于衡量其可变部分的横向姻亲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利奇确认了那些“地域性后裔”的重要性—两两组织了姻缘关系并运转了婚姻(machinent lesmariages)。在我们提出一些倒错的-正常的诸行为之际，我们试图表明的是这些地域性的群体是压抑的代理人，一些庞大的符码编辑者。男人们四处遭遇、聚合，以便能捕获女性，与其协商，与其分享，等等。我们在地域性的群体之间，在妻/父的兄弟那里，在一妻多夫制中的丈夫们之间，在孩童时期的伙伴中发现了最初的同性恋所包含的那些倒错的关联。一个被公认的事实在于婚姻并不是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的联姻，而是“两个家庭之间的联姻”，是在“借助女人在男人们之间进行的一场交易”。乔治·戴维由此推出了一种基本的、群体性同性恋动机。①通过女人，男人们建立起他们之间恰当的关联，通过男人-女人之间的析取——这一析取在每一情景中都引发了一种血缘关联——姻亲关系与不同的血缘关系中的男人们建立了联系。一个可能的问题产生了：为什么一个女同性恋不能引发亚马逊部族中男人之间的交流协商？可能的回答在于：女性与胚胎性涌流（l'influxgerminal)的亲和，带来了女性在延展性的血缘关系当中处于封闭性地位(血缘关系的歇斯底里与姻亲关系的偏执狂相互对立着)。男同性恋者由此成为姻亲关系的表象，这一表象压制了富有强度的双性血缘关系所具有的模棱两可的符号。然而，戴维似乎犯了两次错误：一方面，他宣称经过很长时间的回溯，他才触及了这个重要的发现，即发现了同性恋的表象(也只有在那里存在着“所有的男人都是同性恋者”的原始版本，当然，他们永远不会比运行回应时更带有同性恋的色彩)。另一方面，他却倾向于将这个作为姻亲关系的同性恋视为被压抑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产物。血缘关系之线从未借助于俄狄浦斯的中介而推断出姻亲关系。相反，姻亲关系借助于地域性的后裔的行为以及原始的非俄狄浦斯的同性恋行为来阐发血缘关系。如果的确存在着一种俄狄浦斯式的抑或血缘性的同性恋，那么这也不过就是回应这个群体性的同性恋的次要反应，首先是非俄狄浦斯式。至于俄狄浦斯，一般说来，它并不是一个被压抑者，换言之，欲望的表象者，后者在此岸当中，完全无视父亲-母亲。俄狄浦斯不是压抑性的表象，后者在彼岸世界中，并只在服从于姻亲关系的同性恋法则的时候才具有可辨识性的人格存在。乱伦只不过是压抑性表象作用于被压抑的表象者而产生的反作用：乱伦解构了这一表象者抑或让其发生了位移，乱伦在表象者之上投注了它所建构的可辨识的范畴，它在表象者之上运用了姻亲关系在其延展性的体系中构筑肯定性与否定性之前并不存在的诸多术语——它让表象者不得不直面那在这一体系中被组织的一切。俄狄浦斯由此成为一个界限，一个被位移了的界限，这一界限现在进入了社会集群之内。俄狄浦斯是欲望得以被捕捉到诱饵的意象(这正是你所欲求的！解码化之流，正是乱伦！)，由此开启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这就是俄狄浦斯化的历史。但确切地说，这一切都是在从拉伊俄斯①的头脑中开始的，一个古老的同性恋群体，一个倒错者，他为欲望设置了陷阱。因为欲望自身也成为一个陷阱。领土化的表象包含着三个场景：被压抑的表象者、表象者的表象，以及被位移了的被表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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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G. Löffler, «L'Alliance Asymétrique chez les Mru», L'Homme, p.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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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eorges Devereux, Considérations Ethnopsychanalytiques sur la Notion de Parenté, L'Homme, juillet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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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狄浦斯之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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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神分析与人种学

俄狄浦斯问题的后续在非洲的治疗过程俄狄浦斯的条件与殖民化——俄狄浦斯与种族灭绝—那些进行俄狄浦斯化的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压抑的目的是什么？文化主义者与普世主义者，他们共同的预设——在何种意义上俄狄浦斯是普世性的：界限的五种意义：俄狄浦斯是其中之一—人种学的应用与功能主义欲望机器不想说任何东西—克分子与分子

我们走得过快了，就好像俄狄浦斯已经在野蛮人的领土化机器中安顿了下来。正如尼采关于恶的意识(mauvaiseconscience)的讨论，在这片土地上并不能生长出这样的植物。作为“家庭情结”的俄狄浦斯的诸条件这些条件包含在独属于精神病理学与精神分析的家庭主义框架之内——并没有被给出。野蛮的家庭构筑了一种实践，某种政治，某种姻亲关系以及血缘关系的策略；它们是社会再生产的形式化的动力要素；它们与富有表达性的微观宇宙毫无关系；父亲、母亲以及姐妹总是并不作为父亲、母亲抑或姐妹而发挥效用。更进一步说，在父亲、母亲等关联当中存在着一种结盟(l'allié)，这一结盟构筑了富有能动性的具体的现实，并且在社会场域中为共在的家庭构筑了一系列关系。我们不能确切地说家庭的确定性已经延伸到这一场域中的所有角落，并与社会的特定的确定性链接起来，因为这些家庭与另一些家庭都是领土化机器上的同一个部件。家庭的再生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抑或一种质料以便服务于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再生产，并不存在着将社会再生产折叠为家庭再生产的可能性，抑或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双边-单声道关联的可能性，从而给予家庭情结某种可表达性的价值以及某种显而易见的自发性形式。相反，在家庭中的个体，尽管很微小，却直接投注到了社会的、历史的以及经济的场域之中，而这些场域并不能被还原为精神的结构抑或情感的星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思考原始社会病理学的诸多案例以及对于这些案例的治疗过程中，将其与精神分析的过程相比较，从精神分析中借用一些基本的准则显然是不够的：例如家庭情结—尽管与我们的家庭完全不同;抑或各色文化内涵—尽管其所意指的是某种伦理的无意识——正如我们在精神分析的治疗以及萨满教的治疗当中所看到的那些对应物(戴维，列维-斯特劳斯)。我们已经从两个方面来界定精神分裂分析：对无意识的虚假表达形式的摧毁，以及通过欲望在社会场域中发现无意识的投注。这是一个需要给予原始治疗更多思考的视角；这是一个行动中的精神分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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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多·特纳（VictorTurner）给出在恩登布人(Ndembu)①中存在着的类似治疗的例子。②这一例子，在我们这些倒错的眼光下审视，较之其他而言最富有震撼力，它表明所有一切在其最初都是俄狄浦斯式的。病人K，羸弱，让人不堪忍受的，虚荣，并在其所做的一切中充满挫败感，他生活在姥爷的阴影之下，后者总是不断地责备他。尽管恩登布人是母系制的，但K在其父亲的家族体制之下生活了很长时间，他很适应后者的生活，并娶了他的堂妹为妻。当他父亲死去之后，被驱逐，并回到了他母亲的村庄。而他的家所在之地清楚地表达了他在这一村落中的位置，加在两个部分之间，一部分是父亲的家族，另一部分是其母系家族。能够指认疾病原因的占卜，以及那个负责治愈它的治疗究竟是如何展开的？其疾病的原因在于牙齿，两个古代猎人超绝的门牙，被放在一个神圣的袋子里，但它可能会从袋子中逃出来，并侵入病人的身体之中。为了诊断，为了驱逐牙齿的魔力，占卜者与医生将其诉诸一种社会分析，这一分析所关涉的是某一领土以及其比邻，酋长以及诸多酋长的属下，家族以及他们的分支，姻亲关系与血缘关系等：他们不停地将欲望放人其与政治的以及经济整体的关系当中。正是在这一点上，那些见证者试图误导人们，“占卜成为一种社会分析的形式，在这种分析中，个人和派系之间的隐藏斗争被更新，以便可以通过传统的仪式来处理它们……神秘信仰的模糊性使它们能够在许多社会情况下被操纵”。作为病源的门牙是外祖父的。外祖父是个伟大的领袖，他的后继者，“真实的王者”因惧怕被施魅而不得不放弃王冠，外祖父指定的继承者，充满智慧和野心，并没有权力，而现实中的王者并不够好；至于病人K，他并不知道他担当着中介的角色，而这一中介的角色可以使其成为王的候选人。所有一切在殖民-被殖民的关系当中变得更为复杂。英国人并不认识酋长，村庄也在贫困中走向衰弱(村里的两个部族被英国人分裂为两个群体，老人们都在哀叹着没落的来临)。医生并没有组织一出社会心理剧，而是围绕病人展开一场真正的群体分析。给病人药水，将“角”安置在病人身体之上，以便诱发牙齿的魔力，大家一起击鼓，医生在每一次的间断与重新开始之间，在各种流之间，在言说与言说的中断之间举行某种仪式：村子里的人要讲话，病人要讲话，亡灵被激发出来，人们停下来，医生开始解释，而后大家重新开始，击鼓、唱歌、跳起驱鬼的舞蹈。这里所关涉的并不仅仅是去发现由利益所带来的社会场域的前意识的投注，更进一步说，是发现由欲望带来的无意识的投注，后者借助于病人的婚姻，他在村子里的情景，以及那些在群体中以强度的方式存在着的各种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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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登布人：赞比亚西北部和安哥拉东南部操班图语的民族。译者注

② Victor W. Turner, An Ndembu Doctor in Practice, «Magic, Faith and Healing», Collier-Macmillan,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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