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我们会说这一出发的起点似乎是俄狄浦斯式的。但对我们而言，这也仅仅是一个起点，当有人向我们谈论关于父亲、母亲与祖父的时候，每一次都会引发俄狄浦斯的问题。但实际上，对恩登布人的分析从来不是俄狄浦斯式的：这一分析不过是直接将社会组织化与社会的解构勾连起来；同样，性征也贯穿于女性与婚姻之间，成为欲望的一种投注；父母亲只是扮演着刺激者的角色，他们不再是群体的组织者(抑或解构者)，这一角色被王者以及其人格化的存在所担当着。这一角色不再诉诸父亲之名，抑或祖父之名，它向所有历史之名敞开。所有一切不再被投射到阉割的怪诞割裂，而是被分散在诸多酋长、家族以及殖民化关系的截断-流的绵延之中。所有种族、部族、姻亲关系、血缘关系的游戏，它们在历史与集体的长河之上随波逐流：这一切与俄狄浦斯的分析正相反，这一分析固执地击碎了谵妄的内涵，用尽气力将谵妄塞入“父亲的象征性空洞”之中。更进一步说，如果分析从一开始就不是俄狄浦斯式的，这一论断是正确的，除去我们这一视角，难道这一分析不会以某种方式变成为俄狄浦斯式的吗？究竟会以怎样的方式呢？的确，这一分析可能会在殖民化的效果之下，部分地变成为俄狄浦斯式的分析模式。例如殖民者废弃酋长，抑或为了他自身的目的而利用酋长(并且利用诸多其他事物：酋长，什么也不是)。殖民者说：你的父亲，他是你的父亲，与其他无关，抑或祖父，你们也不能将其作为首领，…你可以在你所在的角落里去构建三角模型，在那些父系与母系之间构建你的家庭……你的家庭，就是你的家庭，和其他无关，社会的再生产不再借此而展开，尽管我们可能需要你的家庭提供某种质料，而这一质料也只能在某种新的再生产的制域之下存在……由此，的确，俄狄浦斯的框架是为那些被遗弃的野蛮人所勾勒出来的：俄狄浦斯的贫民窟。我们已经看到了被殖民者保留一个拒斥俄狄浦斯的典型案例：实际上，正是在这里俄狄浦斯情结没有被封闭，其所使用的术语仍然将被压迫的社会再生产的诸多践行者黏合在一起，这种黏合抑或发生在一场斗争之中，抑或在共谋之中(白人、传道者、收税官，出口商人，成为管理着村庄的贵族，还有那些诅咒白人的老人家，以及那些参与到政治斗争中去的年轻人，等等)。但有两件事仍然为真：被殖民者拒斥俄狄浦斯化，俄狄浦斯化试图将其封闭于其中。在俄狄浦斯化所在之地，也是殖民化实施所在之场所。应将这一俄狄浦斯化链接到所有过程当中，正如罗伯特·若兰在《白色和平》(La PaixBlanche)中所描述的那样：“殖民化的状态将导致一种全世界范围内的人性的弱化，这正是限定在个体抑或家庭范围内进行思考的结果，随之而来的，是在集体层面上的无政府主义抑或极端的无序：在无政府状态中，个体总是受害者，但对这一体制至关重要的人除外，所有这一切发生在殖民地之中，同时也发生在殖民地扩张过程中，在其中殖民地缩小了宇宙。”①俄狄浦斯，类似于种族灭绝中的安乐死。社会再生产越是在本质抑或外延中逃离群体成员，它越是被折叠为它们，抑或越是将这些群体成员折叠为被限定的抑或神经症般的家庭再生产，在其中俄狄浦斯是执行者。

199

第三章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243

① Robert Jaulin, La Paix Blanche, Introduction à l'ethnocide, Ed. du Seuil,1970，p. 309.若兰分析了一些印第安人所处特定的情景，即在那时，嘉布遣修士(capucins)们“劝说”他们放弃集体居住，转而单个人居住。(pp. 391-400)在集体居所中，一个家庭的抑或个人的私密房间建立在其与被界定为联盟(allié)的邻居的关系之中，以至于家庭间的关系本身构成了一个社会场域的共同外延。相反，在一个新的情景之下，产生了“夫妻关系中一些要素的扰乱”，它们对于夫妻关系以及孩子都产生了影响，由此被限定的家庭将自身封闭在一个可表达的小宇宙当中，在其中每一个人思考着自己的家族传统，同时，越来越多地躲避那些社会性与生产性的生成过程。因为俄狄浦斯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过程，同时它还是对环境、习惯的一种破坏的结果。

244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由此，最终，我们该如何理解那些在印第安部族中、在非洲部族中发现的俄狄浦斯的人所持有的观点？他们最先认识到他们在其中没有发现那些属于我们自身俄狄浦斯情结(以及属于我们自身的被假定的俄狄浦斯)所固有的机制和态度。尽管他们认为在那里存在着某个结构，但其中并没有“接近临床意义上”的俄狄浦斯的存在。抑或还可以说，其中的问题、出发点都可以是俄狄浦斯式的，但其发展过程以及其解决方案将完全不同于我们的过程与方案。（参见保罗·巴瑞|PaulParin，埃德蒙·奥蒂格斯)。他们认为，正是俄狄浦斯“从未停止存在”，但俄狄浦斯也(在殖民化之外)并不拥有一些必要的条件用以开启存在。如果思想总要在俄狄浦斯化的维度上被评价，那么的确，白人们是想得太多了。①这些作者以及那些研究非洲问题的精神分析师，他们的能力、诚意以及才华不在问题讨论之列。但对于他们而言，有一点是与我们的精神治疗师相一致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们有一群精神分析师，他们真诚地相信当我们运用儿童的三角模型的新方法的时候，研究被推进了注意，这是一个俄狄浦斯的结构，而非想象！同样，对于那些热衷非洲问题的精神分析师来说，他们也在运用着俄狄浦斯结构抑或“问题式”(problématique)来服务于他们的进步主义的意图。无论是在这里，抑或在那里，情景都是一样：俄狄浦斯总是一种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的殖民化过程，这是一种内在的殖民化。我们将会看到，在我们这些欧洲人这里，它成为我们最隐秘的殖民化形式。我们该如何理解梅兰妮·克莱因与E.奥蒂格斯用以结束其著作的那些话语？“疾病被视为一种被选中，并得到超自然力量的特别关注，抑或说它是富有魔力的特性入侵的符号：这样的观念在那里不可被随意亵渎。一个分析性的心理咨询只有以一种被主体所构筑的需求为出发点才能介入。我们的整个研究以心理分析场域建构的可能性为条件。主体完全适应了传统的法则，并不再以其自身之名来言说，他由此被带入了被传统的精神治疗师以及家庭性群体抑或依赖于药物实践’的医学所关照的范围之内。有时候，他试图对我们说，传统的治疗方式所对应的是心理治疗的开端，对于他来说，这成为一种在其自身社会中进行人格化定位的方式……在其他时候，分析性对话能够最大限度地展开自身，在这一情景下，俄狄浦斯的问题就试图采取历时性的维度，从而让不同代际的冲突显现出来。”①为什么认为超自然的力量以及富有魔法性的侵人所构筑的神话不如俄狄浦斯呢？相反，难道这些神话在其组织化过程中，正如去组织化的过程中——所带来的社会场域的欲望的投注不是更富有强度、更为恰当吗？迈耶·福特斯至少指认在俄狄浦斯旁边还有约伯的位置。什么样的权利可以做出这样的判定：只要主体适应了传统的规范，他就无法以自己之名做出任何言说？难道恩登布人的治疗方式不是指出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径吗？俄狄浦斯自身难道不也是传统的一个规范，一个隶属于我们的自身的规范？人们如何能说正是俄狄浦斯让我们以我们之名来言说，当俄狄浦斯所带来的解决方案在另一方面让我们懂得了“不可治愈的存在的非自足性”以及普遍化的阉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来证明它是正当的？当然，这是主体要不断去追问父母亲的问题：但究竟是何主体？在怎样的情景下？难道这就是那个“能够在其自身社会当中进行人格化定位”的方法？这是怎样的一个社会？人们为主体构筑的是一个新殖民化的社会，其最终所完成的难道不是这一殖民化所能够勾勒出的：有效地将欲望之力压平到(rabattement)俄狄浦斯之中，诉诸父亲之名之上，放置于一个巨大的三角模型之中？

200

① 参见 Paul Parin， Les Blancs Pensent Trop。——译者注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245

201

① MC. et E. Ortigues, Edipe Africain, p. 305.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246

让我们回到那个永无休止的著名讨论当中去，这一讨论发生在文化主义者与教条化的精神分析者之间：俄狄浦斯，它是普适性的吗？俄狄浦斯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父权制天主教的象征吗？一个所有教堂会合之处？这一讨论最先开始于马林诺夫斯基与琼斯之间，随后这一讨论得以延续，卡尔迪纳、弗洛姆在一边，罗海姆①则在另一边。这一讨论随后还在某些人种学之中，某些拉康的教条当中继续着(这些讨论所带来的不仅是关于拉康教条的俄狄浦斯化的阐释，同时也将人种学拓展到了这一阐释当中)。就坚持普适性这一度而言，存在着两种讨论的面向：一方面，似乎已经不再流行了，将俄狄浦斯视为一个原发性的有效的星丛，说到底，是真实的事件，在其中，其所产生的效用将通过代际的继承性发育系统被传递。另一方面，则将俄狄浦斯视为一种结构，它说到底应在幻象当中被发现，它与一种未成熟状态相关联，抑或就是一种生物性的幼态延续(néoténique)。两种对待俄狄浦斯的看法差异很大，一个是作为原发性的母体，另一个则作为一种结构性函数。但在这个普适性的两种意义当中，我们被诱惑着去做“阐释”，尽管俄狄浦斯的潜在存在只有通过其显在的缺席才得以表现出来，它作为一种由压抑所产生的效用而被理解。抑或更进一步说，尽管其结构性的非变异只有通过想象性的多样化才能被发现，它证明了需要象征性的权利丧失(作为空位的父亲)。俄狄浦斯的普适性重新开启了一个古老的形而上学的运作，这一运作试图将“否定”阐释为一种缺失，一种匮乏：作为死去父亲，抑或宏大能指(legrand Signifiant)的象征性匮乏。这种阐释，正是我们的当代信仰的路径，虔诚的存在方式。正是罗海姆建议将野蛮人组织起来，将其变化着的系列加以汇聚，让其朝向幼态延续的结构性的非变异的方向发展。①正是他，一点也没有开玩笑地说，如果人们不去寻找俄狄浦斯情结，也就无法找到它。如果人们不能让自己被分析也就无法去寻找俄狄浦斯情结。那么，由此为什么你的女儿是沉默的，换言之：人种学中的部落与女儿们从不谈俄狄浦斯，但俄狄浦斯让他们说话。罗海姆还进一步指出，认为弗洛伊德理论的审视需要依赖于富朗索瓦-约瑟夫帝国中的压迫性制域(régime de la répression)这一看法是荒谬的。他似乎没有看到富朗索瓦-约瑟夫不是一个历史的断层，但那些口头的、书写的文明甚至“资本主义”的文明可能是这类断层，在这些断层当中，压迫的本质，压抑的意义以及其后果都发生了变化。

202

①罗海姆(G.Roheim，1891—1953)，匈牙利人类学家兼精神分析学家，他是后弗洛伊德研究在人类学中的最早开拓者。他在人类学研究中不仅引入了俄狄浦斯情结，更把精神分析所有的观念都引入其中。为此，他分析了土著居民的梦例、游戏、神话和信仰，并由此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先驱人物。译者注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247

这个压抑的历史很复杂。如果力比多抑或情动被压抑了，那么，在最为广泛的意义上说(被取消、被抑制抑或被变形)，事物将成为最为简单的—同时表象被设定为俄狄浦斯式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人种学家所强调的是在原始社会的公共象征中诸情动的性特征，这一特性在这个社会的诸成员中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以至于它并没有被精神分析所阐释，尽管在此发生了表象的位移。正如埃德蒙·罗纳德·利奇对于头发-性之关系的讨论，“菲勒斯的象征性位移是一种惯常，但菲勒斯化的缘起并未被压抑”①。是否应当说野蛮人压抑了表象，固守了情动的完整性？是否在我们这里则相反，在父权制的组织化当中，表象仍然非常清晰，但随之而来的是被消除的、被抑制的抑或变形了的情动？然而，并不是如此：精神分析师对我们说，我们同样压抑了表象。他们对我们说，我们同样固守了情动的纯然性征；我们已经完全知道了它所指的是什么，无须借助于精神分析。但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俄狄浦斯式的表象会带来压抑？难道说是因为乱伦是被禁止的？我们总是重新诉诸这个苍白的缘由：乱伦被欲求，因为它是禁止的。乱伦禁忌隐含着一种俄狄浦斯式的表象，它从压抑中诞生，同时又折返回来。但一个相反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俄狄浦斯的表象不仅预设了乱伦禁忌，同样我们也不能说它是从乱伦禁忌中诞生出来的，或者作为其产生的结果而存在。利奇作为马林诺夫斯基的支持者，为其加入了一个深刻的评论：欲望所带有的俄狄浦斯性，并不少于诸多禁忌，这一俄狄浦斯的色彩不仅建基于乱伦，同时还建基于“其他类型的性关系”之上，同时堵塞了其他道路。②简言之，乱伦的表象与其说是诞生于被压抑的俄狄浦斯化的表象，不如说正是它自身引发了这一压抑。但有所不同的是，一般的压迫-压抑系统会产生出作为被压抑的扭曲而存在的俄狄浦斯化的意象。这一意象最终以忍受压抑为其终结，它占据了被压抑的位置抑或被有效欲望的位置·在其中，性压抑建筑于其他事物之上，而非乱伦，这正是我们的社会所经历的漫长历史。但被压抑的首先并不是俄狄浦斯化的表象。那些被压抑的，正是欲望生产（laproduction désirante)。正是那些出自欲望生产的东西并没有进入社会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当中，也正是它们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引入了非秩序化和革命，引人了欲望的非符码化之流。相反，正是从欲望生产向社会生产的转变所带来的一切构筑了这一社会生产的直接的性投注，并不存在象征系统内性特征的压迫以及与之对应的诸情动，也不必求助于俄狄浦斯化的表象，后者预设了某种原初压抑抑或被预先封闭的结构。动物并不仅仅是前意识旨趣投注的对象，它也是欲望的力比多投注的对象，从中二阶性地提取出了父亲的意象。同样，有关食物的力比多的投注，引发了对于饥饿的恐惧，以及没有遭受饥饿所带来的快感，并由此二阶性地与母亲的意象相关联起来。①此前我们已经发现了乱伦禁忌并没有被诉诸俄狄浦斯，而是诉诸非符码化的构成性欲望，诉诸它们的表象性，以及其富有强度的前-人格化之流。至于俄狄浦斯，它仍然是一种将非-符码性的东西进行符码化的方法，它将那些躲避符码的存在符码化，抑或让欲望与它的客体发生位移(déplacer)，为其设下陷阱。

203

① Géza Roheim, Psychanalyse et Anthropologie , 1950, tr.fr. Gallimard, pp 417-418.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248

204

① Edmund Ronald Leach, «Magical Hiar», in Myth and Cosmos,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67, p. 92.

② W. Reich, Der Einbruch der Sexualmoral, Verlag für Sexualpolitik, 1932, p. 6.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249

文化主义者以及人种学家们指出诸多机构最初都与诸情动以及诸结构相关联。因为这些结构都不是精神性的，它们都存在于事物当中，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形式当中。诸如马尔库塞，从不随意讨好的人，也认识到文化主义者的出发点是对的：它将欲望引人生产之中，勾连了“本能的结构与经济结构，同时指认了那些超越于父亲中心主义的文化以及剥削性文化的可能性推进”①。然而，究竟是什么让文化主义走向歧途？在此并没有与其出发点相矛盾的东西，它们从开端处方向就发生了偏差。或许是俄狄浦斯式的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所共有的一个前提出了问题，在这一前提中固守着家庭的分析视角，这一观点到处肆虐。因为如果一个机构首先被作为家庭化的结构而被理解的话，那么说家庭情结伴随着各种结构而变化，抑或说相反，俄狄浦斯是围绕着家庭以及其各色机构之中不变的内核，都没有太大意义。文化主义者还会引发其他的三角模型，例如叔叔-阿姨-外甥；但那些俄狄浦斯主义者毫不费力地指出相同的不变的结构会产生出来的诸多想象的变种，一个相同的象征性三角模型会拥有不同的角色(figures)，这些角色不能混同于那些产生效应的诸人格(les personnages)，也不能混同于将各色人格放入关系当中的各种方式。但相反，在这种超越性的象征主义的诉求并没有将结构主义者们从狭窄的家庭视域之中解救出来。它仍然陷人无休止的这样的讨论当中：这是父亲吗？这是母亲吗？（你忽视了母亲！不，是你没有看到父亲，就在旁边，作为一个空场的存在!)文化主义者与那些教条化的精神分析者之间的冲突总是可以被还原为对于父亲抑或母亲之地位的不同评价，抑或是前-俄狄浦斯与俄狄浦斯的不同评价，他们从未脱离家庭抑或俄狄浦斯的视域，总是摇摆在著名的两极之间，一极是想象性的母系的前-俄狄浦斯，一极是结构性的父系的俄狄浦斯，两极围绕同一主线，两极谈论着相同的家庭化了社会性话语，一方面构筑了一个母性化的习俗，另一方面则构筑了一个强大的父亲话语的法则。人们很好地指出了卡尔迪纳所谓的“原初机构”（institutionprimaire)的模棱两可性。因为他可能以某种方式触及了欲望投注于社会场域的方式，这一方式在家庭性的激发之下自孩童时代以来一直延续到成人：所有的条件于此都是为了能够充分地(极端家庭化的方式[extrafamiliale])理解力比多。但更为惯常的做法是，它只是关涉家庭化的组织自身，这一组织首先通过孩童而作为一个微观宇宙存在着，并将自身投射到成人与社会的生成过程当中。①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的讨论只能在一个阐释的圆圈中打转，这是针对同一组织，由文化性阐释和象征性抑或结构性阐释所构筑的一个阐释的圆圈。

205

① 在对马贵斯岛的研究中，卡尔迪纳指出了事物采集的焦虑和经济性的焦虑所扮演的角色，这一角色从无意识的角度来看，不能被还原为与母亲之间所产生的家庭性的关联： The Indvidual and his Scociet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9, p. 223 sq.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250

① Herbert Marcuse, Eros et Cilvilisation, p. 209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251

在此为文化主义者和象征主义者添加第二个共同的前提。我们都承认，至少在我们之中，在我们父权制的以及资本主义的社会当中，俄狄浦斯是真真切切存在着的(尽管如弗洛姆那样，强调了一些新的母权制的要素）。我们都要承认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强硬的俄狄浦斯式的支撑点：这一点开始于四处蔓延的俄狄浦斯式的结构，抑或相反，我们应该在那些非俄狄浦斯式情结当中变化术语和关系，其中“家庭”不应被考虑在内。正是因为我们此前的批判总是建筑于俄狄浦斯之上，从而使得它对于我们而言也是有效的，并发挥效用的：并不是要在最为羸弱之点上(那些野蛮人)，我们应去攻击俄狄浦斯，而是要在最为强大之点上，即在最为强大的环节之上，去指出俄狄浦斯隐含着怎样的变形，以及在我们文化和社会之中，欲望生产、无意识的综合，力比多的投注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俄狄浦斯在我们这里绝非一无所用：我们不停地说我们需要俄狄浦斯，我们还需要俄狄浦斯。同样地，这一企图与拉康试图撼动俄狄浦斯之桎梏的企图一样深刻，它们都被作为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加重了俄狄浦斯，并将婴儿和精神分裂者所敞开的世界重新封闭起来。当然，人种学的阐释抑或历史性的阐释并不与我们现实的组织方式相矛盾，抑或说，我们现实的组织方式以其特有的方式包含了人种学假定的基本要素，这一观念不仅是合法的，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马克思试图构筑普遍的历史之诉求所要表达的东西。但同时马克思还认为这一普遍历史的建构条件是现实的组织能够进行自我的批判。然而，俄狄浦斯的自我批判，我们很少能在我们的组织内部发现，它构成了精神分析的一部分。它只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立足于俄狄浦斯去诘问所有的社会信息，这一点有其合理性，而这并不是因为俄狄浦斯成为一个在我们之中可被察觉的特定的无意识的真理，相反，正是因为它是无意识的一种神秘化，这一神秘化在我们这里只有通过强行从既有信息中呈现出它的某些碎片抑或某些部件才能存在。在这一意义上，俄狄浦斯的确具有普适性。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在一个极为强大的层面上，俄狄浦斯的批判总是需要重新理解其出发点，并重新找到它所达到之处。

206

① 迈克尔·杜福瑞(Mikel Dufrenne)，卡尔迪纳概念的阐释者，曾经给出一些富有本质性的问题；难道家庭就是“原初的”，而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就仅是次生性的？从力比多的视角看来，究竟谁才是本源性的？是家庭的投注，抑或社会的投注？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说，是应从孩童到成人来分析，还是从成人到孩童来分析？（LaPersonnalité de Base, P.U.F.,1953, p. 287 sq)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