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又一次，在这里并不是要去获知是否在仪式的最深处是与性有关的，抑或在此是否应将那些超越于性征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宗教的维度纳入考虑的范围之内。一旦人们提出问题，一旦人们在力比多与努曼之间做选择，那么误解将在人种学与精神分析之间进一步加重—正如在希腊研究者与精神分析师之间不断增长的有关俄狄浦斯的误解。俄狄浦斯，一个跛脚的独裁者，显现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历史，它使得专制机器与古老的原始领土化机器发生了争斗(在其中，同时产生了对土著的否定与固守，列维-斯特劳斯对此给出了很好的说明)。但这并不足以弱化戏剧中的性化(désexualiser)倾向。实际上，其所关涉的是如何去思考性征与力比多的投注。是否应将其与一个事件抑或某种“感觉”关联起来？尽管这种感觉仍保持着其家庭性的以及私密的特质，这是被俄狄浦斯化了的私密性的感受，甚至当人们试图以纯粹意指之名将其做结构化阐释的时候仍是如此。抑或更进一步说，是否应将这个事件或感觉在历史的社会场域的诸确定性之上敞开？在这一社会场域之上，经济、政治与宗教都是力比多自身的投注之物，而非发源于父亲-母亲。首先·我们思考的巨大的克分子的集合，巨大的社会机器——经济的、政治的等———在将其运用到那些被假定包含着力比多秘密的抽象的家庭集合之上的时候，显然仍是在探寻它们试图说什么的问题：我们仍然囿于表象的范围。其次，我们离开了这些包含着家庭的巨大集合，朝向那些分子的要素，它们构筑了欲望机器的诸多碎片与部件。我们探寻这些欲望机器如何发挥效用，它们如何投注以及如何以非充足确定(subdéterminent)的方式作用于社会机器，后者在广阔的视域内被构筑起来。我们由此触及了生产性的、分子性的、微逻辑抑或微观心理学意义上的无意识领域，它不试图说任何事情，它不表象任何事物。性征在此不再被视为一种特定的能量，去整合那些源自巨大集合的诸人格，而是作为一种分子式的能量，这一能量将分子-部分客体(力比多)链接起来，由此在无器官身体(努曼)之上组织了一些包含性析取，并依据诸呈现的视域(des domains de présence)抑或强度的范围(肉体的快感)来安置诸状态。由此，确切说来，欲望机器是这样的：无意识的微观心理学，微观-无意识的诸要素。但就其自身而言，它们的存在从未脱离其以统计性的方式所构筑的那些历史的克分子性的集合以及那些宏观的社会形式。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只存在欲望与社会。在经济形式、政治形式以及宗教形式的意识投注之下，存在的是无意识的性投注，诸微观-投注，它们以某种方式证明了欲望在社会场域中被呈现，在其中，欲望将这一场域作为一种统计学意义上被确定的领域与其自身联系起来，而欲望自身也与这一场域关联起来。欲望机器在社会机器中发挥作用，同时它在一个巨大数量的层面上形构的一些克分子集合当中保留了自身的制域。象征与物恋是欲望机器的显现。性征绝非一个可在家庭整体之上被表象出来的克分子的确定性；它是一个分子的多元决定(subdétermination)，它在社会的集合以及次级的家庭集合当中发挥着效用，它追踪着呈现的场域以及欲望生产的场域：这是一个完全的非俄狄浦斯化的无意识，它只是将俄狄浦斯生产为其次级的统计性的诸形式之一(情结)，在历史的终结处，在与欲望-机器的对比当中，生成了社会机器的运行及其制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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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领土化的表象

它的表面诸要素——债务与交换——交换性概念的五个预设—声音、书写、眼睛：残酷剧场—尼采——领土化体系的死亡

如果一个表象总是欲望生产的压迫-压抑(répression-refoulement)，那么根据被考察的社会形式，其方式是多样化。表象的体系在其深层次上包含着三个要素：被压抑的表象者，压抑性的表象，以及位移了的被表象者。但那些发挥效用的例子自身是变化多样的，在体系中存在着诸多的迁徙。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唯一的社会-文化压抑的机制。我们能够说的只是在社会机器与欲望机器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亲和系数：其所依据的是他们在制域上或多或少的接近；欲望机器或多或少有机会让其自身的连接与相互作用向社会机器的统计学上的制域转变；这一过程取决于社会机器在与欲望机器相关联之际或多或少地所展开的一种剥离运动(un mouvment de décollement);取决于那些致命的要素仍然在欲望的机制当中被把握，在社会机器当中被封存，抑或相反这些要素被重新整合为一种死本能，蔓延到整个社会机器当中，礙压欲望。在这些方方面面当中的主要因素在于一种抑或一类社会性的铭刻（1'inscriptionsocial)，它的字母组合以及它的特性：有关社会集群的铭刻实际上是一个二阶性的压抑的践行者，抑或“确切地说”，它必然存在于与无器官身体的欲望性铭刻当中，也与那在欲望领域当中依然实施的原初压抑有关；然而，这个关联性必然是易变的。总是存在着社会性的压抑，但用来实施压抑的手段是变化的，其所依据的是谁来扮演表象者的角色，以及这一表象所承载的又是什么。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原始的符码最为谨慎，也是最大限度地处理欲望之流，它们被绑定在一个残酷体系(un système de la cruauté)当中，它们可能比释放解码之流的资本主义公理化过程更接近欲望机器。欲望还未沦陷，还未被引人一个僵局的集合当中，流还未丢失其聚合性(polyvocité),并且一个简单的被表象者在一个表象当中还未被放置到表象者的位置之上。因此，在评估每一情境之下，对于欲望生产所实施的压抑的手段之本质以及其影响时，不仅要考虑到那些在深层次上被组织起来的表象的要素，而且还要考虑到表象在其表面之上，即在社会集群的铭刻的表面之上，被组织的方式。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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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société)不是一个交换者，社会集群(socius)是一个铭刻者(inscripteur)，后者并不交换，而是在身体之上进行标注，这些身体出自同一块领土。我们已经看到了从这种野蛮的铭刻当中产生出来的债务化的社会制域。债务是姻亲关系的整合，姻亲关系也是一种表象。正是姻亲关系让欲望之流符码化，并通过债务，给予人一种言语(parole)的记忆。正是姻亲关系压抑了血缘性关系的庞大记忆的强度，并让其沉默，作为非符码化的流的象征，富有生发性的涌动(1'influxgerminal)吞噬了一切。正是债务构筑了姻亲关系与延展性的、生成性的血缘关系的勾连，以便组成或者锻造一个在晦暗的强度压抑之上富有广度的体系(表象)。债务性-联姻(alliance-dette)回应了尼采所描画的人的史前劳作：用最为残酷的在赤裸肉身上的记忆手段(la mnénotechnie)，在一种最为古老的宇宙生物性记忆的压抑之上强加上某种话语的记忆。在此，重要的是将债务视为原始性铭刻的直接后果，而不是将其变成(同样的一些铭刻)间接的普遍交换的方式。莫斯至少敞开了这样一个问题：债务是否最初与交换有关？抑或它不过是一种交换方式，或者为交换而服务的一种手段？列维-斯特劳斯似乎将其封闭于一个明确的答案之上：债务不过是一个上层建筑，一种有意识的形式，它让社会性的无意识交换现实货币化。①在此所关涉到的并不是基础性的理论探讨；所有的社会实践的概念，以及通过这一实践而加以传递的公设，都参与了其中；所有都是无意识的问题。因为如果交换是所有事物背后的基础，那为什么这一社会实践看起来并不像是一种交换？为什么这一实践被视为一种礼物，抑或反-礼物，而不是一种交换？为什么给予者，同时还必须站在被偷者的立场上，清楚地表明他并不期待一种差异化的交换？正是盗窃阻止了礼物与反-礼物进入交换关系当中。欲望漠视交换，它所知道的仅仅是盗窃与礼物，有时在原始的同性恋的效果之下，两者彼此交叠。由此，詹姆斯·乔伊斯在《流亡者》(LesExilés)以及克罗索斯基在《罗伯特》(Roberte)所发现的反-交换的爱欲机器，“正如在古马族(gournmantché)的意识形态中，一个女性只能被给予(即lelityuatieli)，抑或被掠夺、抢走，也即以某种方式被偷走(即lelipwotali)。所有集体并非显现为两个家族血脉抑或家族不同阶层之间直接交换的结果，在这一社会中，这一集体即便不禁止，至少也并不赞成这种交换”①。我们是否能说，如果欲望无视交换，这是因为交换是欲望的无意识？其所依据的难道是一般交换的需求？但谁有权来宣称债务的诸部分相对于“最为真实”的整体而言是次一级的？然而，交换已经为人所知，且众所周知—但它应是被祛除、被围困、被严格限定的，以便相对应的价值不能自行发展为能将商品经济引人其中的交换价值。原始市场的展开所借助的是价格的博弈，而不是等价物的固定化，正是后者带来流的去符码化，以及在社会集群之上铭刻模式的崩溃。我们回到了问题的起点：交换被禁止与祛除，这一点并不能说明其原初的现实，而是相反，表明了这一现实的本质并不在于交换，而在于铭刻，在于标注。当人们使得交换成为一种无意识的现实的时候，人们无效地引入一种结构的权利，以及与这一结构并不匹配的一些必要的姿态与意识形态，人们只能假设一些富有交换性的心理学原则，以便去解释那些不是交换的机构。最重要的是，人们除了明确地把无意识简化成一个空的形式，并在其中，让欲望本身成为匮乏并被耗尽，还能对无意识做些什么？这样一种形式可以界定一种潜意识，但并不是无意识。因为，如果说无意识并不具有质料抑或内容，那么显然，它也不能借助于一种空洞的形式，因为它总是或者已然是一种功能性的机器，欲望机器，而非厌食症式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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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évi-Strauss, « Introduction à l'Euvre de Marcel Mauss », in Mauss,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P. U. F., pp. 38 - 39 和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Parenté，p. 209：“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般的交换体系仍然是隐蔽的，并阐释了为什么被阐发的体系需要采取不同的形式。从这一原则出发，可见列维-斯特劳斯是如何触及作为一种空泛形式的无意识的概念，它与欲望的冲动无关，参见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p. 224”。正是在《神话学》(Mythologiques)的系列当中，发展出了一整套原始符码，流与有机体的编码，它溢出了一个交换意义上的概念所包含的所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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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Cartry, « Clans, Lingages et Groupements Familiaux chez les Gourmantché», L'Homme, avril, 1966, p.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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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在机器与结构之间的差异在这些公设当中呈现了出来，它隐形地激发了社会集群的交换性结构化概念，随之而来的是引人这一概念当中的诸多修正，以便结构能够适于发挥效用。首先，在亲缘(parenté)关系结构中，很难避免这样一种情况，即姻亲关系是从血缘线及其关系中产生的，尽管横向姻亲关系和债务集团决定了延伸系统中的血缘的延续，而不是相反。其次，人们试图将这种延展性的体系做成一个逻辑体系的组合，而非将其视为一种物理性体系，在后一体系当中强度是分散的，其中，一方取消或者阻碍了流动的过程，另一方却又让这一流动过程流动起来：依据在体系当中展开的特性而产生的客观化，不仅是物理性的客体，“同时还是崇高性的、富有责任感的，并带有特权性的”，似乎指认了一种在某个体系的诸条件下对不可通约性以及非等同性的角色缺乏认知。确切地说来，再次，交换性结构化概念试图设定一种价格的相等，一种在诸原则当中最初的等价抑或平等，从而使其能够阐发那些必然被引入其诸后果当中的不平等。在这一方面，没有比列维-斯特劳斯与利奇之间有关景颇族的婚姻的论战更富有意义的。它所引发的是“一般性交换的等价条件与贵族等级制推论之间的冲突”。列维-斯特劳斯正如利奇一般确信体系处于平衡当中。然而，问题在于另一个方面，即在于要了解非平衡性是不是病理性的、推论性的，如列维-斯特劳斯所确信的那样；抑或，这种非平衡性是功能性的和原则性的，如同利奇所认为的。①试问，这种非稳定性是否源自与交换的理想化理念相比较的结果？抑或这种非稳定性是否已在预设当中被给出，它是否包含在异质性的要素当中，而这些要素构成了供给(prestation)与反-供给(contre-prestation)？进一步说，更为引发人们关注的是姻亲关系所传达出的经济与政治的交互行为，关注于反-供给性的本质，它弥补了女性供给的非平衡性，以及供给集合(l'ensemble des prestation)的一般方式在特定社会中如何被评估，显而易见的是富有延展性的体系所具有的敞开性的特质.以及作为符码的剩余价值而存在的剩余价值的原始机制。然而——这是第四点——交换性的概念需要设定一个封闭的体系，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封闭的，从而为结构带来一份对精神分析的信念(相信一个循环会重新被关闭起来)。不仅伴随着旁系的联姻以及相继而来的诸代际中的债务部分的敞开性特质，而且那些分子式要素所构筑的富有统计性的诸形式的所有关系，由于并不足以建构结构性的模型，因此只能被视为是简单的经验性的现实。①最后，所有这一切都加重了注重交换的人种学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将社会再生产还原为循环的领域。在社会集群之上被描述出的显而易见的客观运动被保留了下来，并不考虑那些被铭刻的真实例子以及用以铭刻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诸力量。人们没有看到的是姻亲关系是一种形式，在这一形式之下社会集群将占有在其诸铭刻的析取制域之下产生的诸劳动的连接。“实际上从生产关系的视角来看，女性的流通作为一种劳动力的分配而显现出来，然而，在某种意识形态的表象当中在这一意识形态的诠释当中，社会为自身提供它的经济基础—这一方面的内涵却在交换关系面前被抹除了，而交换关系仅仅是分配在流通领域当中所采取的一种形式而已：在再生产的过程当中，将这一交换关系从流通当中孤立出来的同时，人种学认可了这种表象的价值”，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学赋予了其所有可殖民的拓展。①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向我们显现出的本质性要点，并不是可交换与流通的—后者直接依赖于铭刻的需求，而是铭刻自身，伴随着火焰留下的印迹，以及在身体和其债务的模块(blocs de dettes)之上留下的字符。柔软的结构从未能发挥效用，如果没有坚硬的机械要素统摄铭刻，它也不会带来流通。

① Lévi-Strauss, 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é, pp. 306 – 308, 其所涉及的方法呈现出的是利奇的主题，参见第276页以后的部分。同样的主题， 请参见 Leach, Critique de l'Anthropologie, 1966, tr.fr.P.U.F., pp. 152– 154,172-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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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évi-Strauss, 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é , pp. 222 – 223(参 见，统计学的比较与“自行车骑行者”[«cyclistes»])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野蛮人的组织(formation)方式依赖于口语、声音，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书写体系：在大地上的舞蹈、在墙壁上的绘画、在身体上的标注都是一种图绘体系（un systèmegraphique)，某种地质-字迹(un géo-graphisme)，某种地质一图(géo-graphie)。这些形式是口语的，只是因为它们拥有着独立于声音的图绘体系，它们并不追随声音，并不从属于声音，而是与一个“某种发散性的”、多维度的组织相关联、相连接(应该将其与线性字迹对立起来：文明只有在失去了图表体系的独立性以及其独特的维度之后才不再是口语化的，正是在对声音的追随当中，字迹才取代了声音，并促使产生出一种虚拟的声音)。勒儒瓦-高汉②令人敬佩地描述了这样异质的两极野蛮人的铭刻与领土化的表象：它们的方式分别对应的是声音-听众的配对，以及手绘-图(main-graphie)。①这架机器究竟是如何运行的？—因为它的确发挥了作用：声音是作为姻亲关系的声音，作为延展性的血缘关系，以不同于图绘的方式被链接起来。在年轻女孩的身体上放一个割礼葫芦(la calebasse de l'excision)。它由其丈夫所在的家族提供，正是这个葫芦担当着一种联姻声音的传声筒；其上的字迹应由年轻女孩的部落成员所绘制。对这两个要素的阐发要在同一躯体上进行，并由此构筑出一个符号，这一符号既不是相似的，也不是一种模仿，也并不具有意义的效用，它是欲望的位置以及欲望生产：“为了使得年轻女孩的流通更富有效用，需要在女孩的肚子与在肚子上被铭刻出的葫芦以及诸符号之间建立直接的关联，年轻的女孩必须从身体上获得生殖的迹象，并让其融入其中。表意符号的意义在女孩的成人礼当中从未被教给她们。符号通过其铭刻在身体之上发挥效用……在身体上所进行的标注的铭刻在此不仅仅是传达信息的价值，而且也是行动的器具，它在身体之上发挥效用……诸符号命名了它所意指的事物，符号的创造者们，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它所完成的是被称为神圣作品的一个作品。”②但正如勒儒瓦-高汉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该如何解释视觉在对面孔(这一面孔可以说话)的思考以及在手绘字迹的阅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抑或，更确切地说：眼睛凭借什么能够捕捉到那在强制、强迫所带来的姻亲关系的声音与遭受了手绘符号的身体之间存在的可怕的等值关系？难道不应在这两个要素之间再加入第三个要素，即符号的第三要素：除了声音-听众与手绘-图(main-graphie)，还应存在，痛苦-眼睛(oeil-douleur)？这一苦难仪式的遭受者并不言说什么，他接收话语的言说。他并不行动，在绘图行为当中是被动的，他接受符号的标注。这是一种怎样的痛苦？那对他的注视，那集体性的抑或神圣的注视所拥有的是一种快感，后者从未引发任何复仇的观念，只是试图去捕捉在身体上所铭刻的符号与源于面孔的声音之间微妙的关联在标注与面具之间的关联。在一个符号的这两个要素之间，痛苦如同被注视所引发出的剩余价值，捕捉到了在身体之上积极地言说所带来的效果，同时还捕捉到了当这一言说进行的时候，身体所产生的反应。正是在此，可以将其称为债务的体系抑或领土化的表象：那言说和吟唱的声音，在赤裸的血肉之上所标注的符号，那引发了痛苦之愉悦的眼睛，这是野蛮化三角模型的三边，他们构筑了一个共鸣的领土以及滞留的领土。残酷戏剧隐含着相互独立的三元结构：清晰的声音、图绘的手、旁观者的眼睛。这正是领土化的表象在其表面组织自身的方式，所有一切都与眼睛-手-声音的欲望机器十分接近，神奇的三角形。所有一切在体系当中都是积极的、富有行动性的抑或是反应性的，姻亲的声音的行动、血缘的身体的情感，以及眼睛评估着两者的陷落所作出的反应。选择一块石头，让年轻的瓜亚基印第安人成为一个男人，附带着足够的痛苦与磨难，将其沿着背部的轴线劈开：“这块石头应该有一个锋利的边缘”(如皮埃尔·克拉斯特在其令人敬佩的文本当中这样说)，“并不能如同竹片那样很容易被切割。选择一个符合要求的石头是需要慧眼的。所有这些新的仪式所需要的工具都被还原为这样一种状态：一块鹅卵石……被平整的皮肤，被松动了的大地，它们都是在标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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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mmanuel Terray, Le Maxisme devant les Sociétés Primitvies, Maspero, 1969, p. 164.

② 勒儒瓦-高汉(Leroi-Gourhan，1911—1986)，法国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博士论文在莫斯的指导下完成，是有关北太平洋的考古学研究的。代表作包括《人类与质料》(L'Homme et la Matière)以及《中介与技术》(Milieu et Techniques)等。德里达在《论书写》中讨论了勒儒瓦-高汉的思想对于德里达形成其有关延异(différance)的独特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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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eroi-Gourhan, Le Geste et la Parole, Technique et Langage, Albin-Michel, 1964, pp. 270 sq., pp. 290 sq.

② Michel Gartry, « La Calebasse de l'Excision en Pays Gourmantché »,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s Africanistes, 1968, 2, pp. 223 –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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