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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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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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种学的鸿篇巨制与其说是莫斯的《礼物》，还不如说是尼采的《道德的谱系》。至少应该是这一部。因为在《道德的谱系》当中的第二篇里，尼采试图并成功地以非均等的分量：运用债务的术语，在债权人-债务人的关联当中，成功阐发了原始经济，试图去除“英式”有关交换和利润的所有考量。尼采只是因为材料的匮乏，他所拥有的不过是古老日耳曼人的法则以及一些印度法而已。然而正如莫斯一般，尼采在交换和债务之间从未有迟疑(乔治·巴塔耶受到尼采的激发，也从未迟疑)。原始社会中诸多基本问题，诸如那些有关铭刻、符码、标注等问题从未以如此敏锐的方式被展现出来。人的构筑是由富有强度的原初冲动的压抑以及那宏大的生命-宇宙的记忆，这一记忆试图通过大洪水将人类集体的所有努力淹没。然而，同时，这一记忆又是如何构筑了新的记忆，一个集体的记忆？在这一记忆中包括话语与姻亲关联的记忆，这一记忆伴随着延展的血缘而让姻亲关联陷落了，人由此被赋予了共鸣的能力与滞留的能力，抽取的能力与分离(détachement)的能力，它们运行着欲望之流的符码化过程，而这则成为社会集群成立的条件。回答是简单的，是债务，正是债务的部分被敞开了，流动起来并最终终结，由此极为出色地构筑了言说着的声音、被标注的身体以及愉悦的双眼。所有法则中的愚蠢与任意，所有秘传仪式当中的痛苦、所有镇压和教化倒错的器具、烧红的镣铐、残忍的行为所拥有的只有一个意义，即让人站起来，在他肉体上做上标注，让他能够联姻，在债权人-债务人的关系之中被构筑起来，在这一关系当中的两端发现自身成为一种记忆(一个延伸至未来的记忆)。债务远不是由交换所掌控的表象，它是领土化与身体的铭刻所产生的直接的效果，直接的方式。债务是铭刻之法则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在此，没有任何的复仇与怨恨从中被激发出来(这不是它生长的土地，也不是俄狄浦斯生长出的土地)。无辜者忍受着所有在肉体上的标注，它源于声音、绘图以及能够带来快感的自主的眼睛所具有的自主性。这并不是因为每一个人都预先被怀疑为是一个潜在的恶的欠债者，恰恰相反。正是恶的欠债者应被理解为还未在身上被足以标注出来的人，仿佛他被或者已经被“去标注化”(démarqué)。他只是将姻亲的声音与血缘的身体之间的鸿沟扩展到超出允许的范围之外，以至于必须通过增加痛苦来重建一种平衡。尼采并没有说这些，但这有什么关系？正是在这里，他遭遇了一个可怕的债务等式：已引发的损失=要忍受的痛苦。问题在于，如何来解释犯罪所引发的痛苦能够“均等于”其所带来的损失？如何能够“偿还”其所带来的痛苦？它应激发那从中产生了快感的眼睛(从未带着复仇的观看)，这是被尼采称为审视的眼睛，抑或欣赏那些残酷景观的上帝之眼，“那惩罚中包含着那么多庆祝的姿态！”那份痛苦成为积极的生命以及谄媚的凝视的一部分。损失一痛苦的等式与交换没有任何关联，在这一极端的例子中所呈现的是债务自身，它与交换没有任何关系。简单说来，被痛苦所吸引的眼睛，它看到的是符码的剩余价值，这种痛苦弥补了犯罪未能达到的姻亲的声音与没有充分穿透其身体的标注之间关联的破裂。犯罪，打破了声音-绘图（phonographique)之间的关联，恢复了惩罚的景观(le spectacle):原始的正义，领土化的表象，所有一切都被预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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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ierre Clastres, Chroniques des Indiens Guayaki, Plon,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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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痛苦与死亡符码化的过程中，所有一切都被预见了—只是没有预见到其自身死亡的方式是从其外部而来的。“它们的降临如同命运一般，没有原因，没有理性，悄无声息，没有前言，闪电般的速度，它们已经就在那里了，令人恐惧的，十分突然的，极富说服力的，如此另类，成为憎恨的对象。它们的作品就在于本能地创作一些形式，在于留下印记：它们是一些最无意愿且最无意识的艺术家：就在此，它们出现了，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了某些新的东西，一个充满活力的统治机构，在其中每一个政党，每一个功能都获得了界定，并被确定下来，在此，没有任何拥有了一个位置的事物没有首先获得一个与整个集合（l'ensemble)相关的意义(signification)。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出生的组织者，他们是如何带有负罪感，如何富有责任，如何思虑周全，在他们的统治当中，存在一种可怕的艺术家的利己主义，他们知道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在一种永恒性当中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正如母亲在自己的孩子面前所拥有的合法性一样。人们猜测，并不是在他们这里，罪恶的意识产生了，但没有他们，罪恶的意识会生长起来，这个可怕的植物，如果数量惊人的自由不会在他们的锤子之下，在艺术家的专制之下消失，抑或至少在他们的眼中消失，并强制其为潜在的状态，这一植物将不会存在。”①正是在这里，尼采谈论到了有关截断、断裂，与跳跃。这里的他们，这些作为命运一般到来的他们，究竟是谁？（一群被围捕的野兽，一个征服者与主人组成的族群，拥有着战斗的武器，并配备着有组织化的力量，无所顾忌地将他们的魔爪伸向了那些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但缺乏组织性的人………②)，最为古老的非洲神话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就是国家的奠基者。尼采还建立了其他的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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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ietzsche, Généalogie de la Morte , I , 17.

② Nietzsche, Généalogie de la Mort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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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城邦的断裂，有关基督教的断裂，有关民主的和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的断裂，有关工业化社会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断裂。但所有这一切说明，所有断裂，其表现形式各异，但都要预设这个原初的断裂，以便他们能够将其颠覆抑或将其填充。可以说，无论是精神性的抑或是在时空中的，无论是专制主义的抑或民主化的，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抑或社会主义的，在此存在的只有国家，国家-狗(le chien-Etat)，“它狂吠着”①。尼采提出了有关这种新的社会集群的运行方式：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怖，与古老的残酷体系相比，原始的规训与惩罚的形式不算什么了。所有的原始的符码都被破坏了，抑或更糟糕的是，它们被戏谑化地保留下来，它们被还原为一种新的机器当中的次级零部件，以及新的压抑的器具(appareil)。这是原始的铭刻的机器的本质，变动的债务的模块(les blocs de dette mobiles)，敞开的与封闭的，“被命定的切片”(les parcelles de destinée)，所有这一切都被捕捉到一个巨大的齿轮转动的系统之中，由此带来了无限的债务，并仅仅构筑了唯一的、相同的压倒性宿命：“从此以后，自由的视野在悲观主义的迷雾中消失无踪，从此以后，绝望的注视在铁的不可能性面前丧失了信心……”②大地变成了异化者们的收容所。

1. 野蛮专制的机器

专制的平滑身体——新的姻亲关系与直接的血缘关系——偏执狂——亚细亚的生产——诸多砖块

① Nietzsche, Généalogie de la Morte, Ⅱ ,16.

② Nietzsche, Généalogie de la Morte, Ⅱ ,21.

第三章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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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机器的产生抑或野蛮社会集群可概括如下：新的、直接的姻亲关系与血缘关系。专制拒斥古代共同体中平行的姻亲关系与拓展的血缘关系。它强加了一种新的姻亲关系并将自身放入与上帝所构筑的直接的血缘关系当中。人民理应追随。跳入这种新的姻亲关系之中，并与旧的血缘关系相断裂。这是在一台奇异的机器上表达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沙漠中的一台奇异的机器上表达的，它施加了最严酷、最干燥的考验，证明了旧秩序的抵抗和新秩序的认证。这部奇异的机器一方面是一个庞大的偏执狂机器，因为它表达出了与旧的体系之间的斗争，且同时也是一部精彩绝伦的单身机器，因为它指认出了一个新的姻亲关联的胜利。暴君是偏执狂(在此指认一个类似的结论，并无不便：人们一旦脱离了家庭主义转向了精神分析抑或精神病理学当中的偏执狂的概念，将在偏执狂当中看到了某种社会形式的投注)。一群新的倒错者正在散播着暴君的发明(甚至可能就是为了暴君，这些邪恶之人才被生产出来），传播他的荣耀，并将他的力量强加给他们建立或征服的城市。无论暴君和他的军队经过哪里，都有医生、牧师、文士和公务员。我们认为古老的互补性构成已经滑向一个新的社会集群：不再是荒蛮之地的偏执狂以及村庄和营地倒错者，而是荒漠的偏执狂与城市的倒错者。

在原则上说，野蛮专制的形式应当被设想为与原始的领土化的机器相对立，它是建立在后者的废墟之上：帝国的诞生。但实际上，当一个帝国从其此前的帝国当中分离出来的时候，人们也可以很好地把握这种形构的运动；抑或说，就在一个精神帝国(un empire spirituel)之梦突然出现之地，多个富有时间性的帝国(les empires temporels)就颓然倒塌了。这一事业可能首先是通过军事力量抑或通过征服，它也可能是通过宗教，即将军事的法则转变为一种苦修与内在凝聚力。还有可能的是偏执狂自身是一个温柔的生物抑或挣脱链条的野兽。但我们总是能发现的是这个偏执狂以及其倒错者，征服者与他的精英团队，暴君与他的官僚机构，以及圣人与他的学徒，隐士与僧侣，基督与他的圣保罗。摩西逃离了埃及机器，在沙漠中建立他的新机器，圣方舟与圣殿，并给予他的人民一个有组织的宗教军团。为了总结圣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e)的事业，有学者指出：“让(Jean)攻击了犹太教的核心原则之基础，在这一原则中，其与上帝之间的姻亲关联通过回溯到亚伯拉罕的血缘关系而建立起来。”①在此最为关键的是：每一次新的姻亲关联与直接的血缘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总会谈起帝国野蛮形式抑或专制机器。由此，不管这一变化的语境是什么，也不管与此前的帝国是否有关系，其所经历的帝国形式的各色变迁将总是通过某种符码和某种铭刻来加以界定，而这一铭刻总是与领土化的原始符码直接对立。一系列的姻亲关系完全不重要：新的姻亲关系与直接的血缘关系是特定的范畴，它们将说明一个新的社会集群，不可还原为由原始机器产生出来的平行的姻亲关系与拓展性的血缘关系。正是这个投射的力量，这种从头开始的力量，这种实现了某一个彻底转型的力量：一个主体跳出了姻亲关系-血缘关系的交叉点，将自身安置于一个界限、地平线、沙漠之中，成为去领土化的知识主体，将其自身直接与上帝重新建立关联，并且构筑了与人民的连接。第一次，人们从生活当中，从大地之上抽取出某些东西，从而使其允许人们去评判生活，去俯瞰大地，这就是偏执狂式的认知原则。所有的姻亲关系与血缘关系的相对性游戏在这种新的姻亲关系与血缘关系当中都被带入了绝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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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神秘化专制的去领土化与无限债务流的过度符码化(surc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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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ean Steinmann, Saint Jean-Baptiste et la Spiritualité du Desert, Ed. du Seuil,1959, 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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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了理解野蛮人的形式，不应将其与其他的同类形式相比较，即那些在时间上抑或在精神上与它竞争的形式，其所依据的是一些模糊了本质的关联；相反，它应与其在法则上予以取代的那原始的未开化的形式相比较，同时后者却也总是如幽灵般徘徊在野蛮形式的上空。这正是马克思所界定的亚细亚生产：国家的一个至上统一体在原始的乡村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它保留了土地所有权，而国家成为这个所有权真正的所有者，并服从于显在的客观运动，这一运动赋予了国家过剩的产品，在一些庞大的工程当中将其与生产力关联起来，让国家自身作为占有的集体条件之根源而呈现出来。①作为社会集群的平滑身体不再是土地，而转变为暴君的身体、暴君自身以及它的上帝。那些施加于其上的规范与禁忌常常无法实施，从而将暴君变成为无器官身体。暴君，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准因(quais-cause)，成为一个显在运动的源头活水与港湾码头。不是从能指链当中离散(détachement)出来，被离散的客体已经跳出了链条；不是流的提取，而是所有的流都被汇聚成为一条大河，后者构筑了君主的耗费：在物恋抑或象征符号当中制域的急剧变迁。在此最重要的不是作为君主的人格，也不是他的功能，他总是被限定的。在此重要的是发生了深刻变革的社会机器：不再是领土化机器，而是国家的“巨型机”(lamétamachine)，发挥效用的金字塔，它拥有着至上的暴君，静止的引擎，官僚机构作为一个侧面和运行器官，以及处于底层的村民以及各色劳动人民。存货成为积累的对象，债务的模块(les blocs dedette)以进贡的形式成为某种无限的关联，这种转变贯穿于整个综合当中，生产与水利机器、矿物机器的综合，铭刻与财务机器、字迹机器，以及纪念性机器的综合，以及最终耗费于暴君和他的宫廷以及其整个官僚结构之间的沟通所实现的综合。在国家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依据其居住地而将人们进行铭刻(inscrit)的领土化原则，我们看到的是在居住原则当中去领土化运动的效用，正是它将领土作为一个客体对象加以分割，并让人们服从于新的帝国的铭刻，服从于新的平滑身体，以及新的社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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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x, Principe d'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1857, Pléiade , p. 314.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它的到来如同一种命中注定，…它就在此，伴随着一道剧烈的光芒，如此恐怖，如此突然……”这正是源于外部的原始体系的死亡，历史是诸偶然性与诸多邂逅的历史。当沙漠中升起一朵云，征服者就在那里：“无法理解他们是如何穿越过来的”，他们是如何穿过“如此之高的沙漠高原，如此广大而贫瘠的平原……但他们就那里了，每一个早上他们的人数都在增加……与他们交流？不可能！他们不懂得我们的语言”。①但这种源于外部的死亡，同时也产生于其内部：姻亲向血缘还原的不可能性，姻亲群体的独立性，它们作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驱动方式，原始的等级体系，以及剩余价值机制，所有这些都已经勾勒出了专制轮廓以及等级的秩序。如何来区分原始共同体对其酋长机制的质疑，召唤抑或束缚在其内部渗透的可能的暴君之意象的方式？在暴君意象当中，原始共同体束缚了古代暴君长久以来从外部强加给它的已生成的可笑之处。要搞清楚是否正是原始共同体压抑了内生的趋向，抑或正是它在一个可怕的外生性的冒险过后重新回归，并不容易。姻亲的游戏是模棱两可的：我们是在新的姻亲关系中，抑或已经超越了它，抑或重新跌入残留的以及已经转变的原初形式？（与之相关的问题：什么是封建主义?)我们只能将帝国形成的确定时刻指认为一个外生性的新的姻亲关系，不仅仅是对旧有的姻亲关系的替代，而且还是与旧有的姻亲关系发生关联。这一新的姻亲关系绝非一纸契约，一张合同。因此，它所消解的并不是旧有体制内横向的姻亲关系以及纵向的血缘关系，而只是它们的决定性的特质。这些关系持续存在着，只是或多或少地做了些改变，或多或少地被庞大的妄想狂患者所束缚，因为他们提供了剩余价值的质料。这正是亚细亚生产的特质：农村的原住民共同体持续存在，并继续生产、铭刻与消费；和他们相关联的只有国家。线性的领土化的机器部件持续存在着，但已仅是国家机器运转劳作的一部分。各色客体、器官、各色人格以及群体至少保留着它们内在符码化的一部分，但这些古代政体的被符码化之流就存在于那超验整体的过度符码化之上，正是这个超验的整体将剩余价值据为己有。古老的铭刻滞留下来，但被国家的铭刻或者说在国家的铭刻当中被堆砌起来。留存下来的区块变成被铸就了的或者被镶入了的砖块，仅仅成为需求流动性。领土化的姻亲关系不是被置换，而只是被联姻到一个新的姻亲关系之上；血缘关系也不是被置换，而只是被直接并入一个血缘关系当中。这就如同凌驾于整个血缘关系之上长子的无限权利，以及凌驾于所有姻亲关系之上无限的初夜权。血缘性的存储(le stock filiatif)成为在另一个血缘关系当中积累的客体对象，姻亲关系的债务成为在另一个姻亲关系当中的无限关联(une relation infinie)。整个原始体系被动员起来，被一种更高的力量所征用，被一种外在的新的力量所征服，服务于其他目标。由此，如尼采所说，“那所谓的事物的进化不过是征服现象的接续，或多或少是野蛮的，或多或少是独立的，更不用说由此引发的无休止的抵抗，那些引发了捍卫和反动的诸多试图改变的意图，最终在相反的意义上带来了好的行动结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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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afka, la Muraille de 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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