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我们常常认为：国家开始于(或者重新开始于)两个基础性的行动，一个是由于居民的安居所带来的领土化，另一个则是由于小额债务的废除而带来的解放。国家的发展却蜿蜒曲折。虚假的领土化是一个有效的去领土化的产物，它用抽象的符号来替代领土的符号，它使得领土自身成为国家的所有，抑或是那些最为有钱的人以及公务员的所有(国家不过是使得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私有财产得以保障，从这一视角来看，情况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债务的废除，当它发生之时，它是一种维持土地分配的方式，它阻挡了新的领土化机器登上舞台，这些新的领土化机器是革命性的，并能够引发抑或处理庞大的土地问题。在另一情境下，将产生重新分配的过程。一个信任的循环，在一种由国家所创造的新的形式—货币—得以维持。由此，毫无疑问，货币并不是因服务于商业而诞生，抑或至少不是一种自发的商业模式。专制机器由此与原始社会有着共同性，它在如下方面强化了原始社会的特质：恐惧于解码之流、生产之流、商品交换以及那能逃离国家垄断的商业运行，后者可以从国家操控的各色框架当中、它的公章系统当中逃离出来。当艾蒂安·白乐日①质疑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能在18世纪的中国，这个所有科学与技术的条件都已经具备的时期诞生的时候，答案就在于国家一旦判定其金属储备已经足够，就随即关闭了矿场，由此国家捍卫了它的垄断地位以后直接控制着商业(商业只是作为一种职能性的存在)。②在商业中货币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在商业之内，而更多的是在其被国家所操控的范围之内。商业与货币的关系是综合的，而不是分析的。根本上说，货币是不可分割的，它并非源于商业，而是作为维护国家机器的税收。就在统治阶级将自身与这一国家机器区分开来，并由此服务于私有财产之利益的地方，货币的专制与税收之间的关联仍然是清晰可见的。依赖于威尔③的研究，米歇尔·福柯指出，在特定的希腊僭主政治当中，对于贵族的税收以及在穷人当中所分配的货币将成为富人聚敛财富的方式，成为特别用以拓展其债务体系的方式，使其变得更加强大，由此预防并抑制了整个再领土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可能通过既有的农业经济问题而被生产出来④(正如希腊人已经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发现了那被美国人在罗斯福新政「New-Deal]之后重新发现的一样：国家的重税对于商业往来是一件利好之事)。简言之，货币，货币的流通，这是带来无限债务的一种方法。由此，掩盖了国家的两个行为：国家的定居抑或领土化引发了去领土化的庞大运动，后者让所有原始的血缘关系从属于专制机器(土地问题)；债务的废除抑或会计计算的变换敞开了无休止为国家服务的任务，它让整个原始的姻亲关系从属于它(债务的问题)。无限的债权人，无限的债务替代了流动的以及有限的债务区块。在专制主义的范围内总是存在着一神教：债务变成为实存的债务(detted’existence)，变成为主体自身的实存的债务。总有一天这样一个时刻会到来：债权人还未借出，同时债务人却总在不停地归还，因为还债是一种义务，而借出，则是一种职能(unefaculté)—正如在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歌声中所唱的那样，这是一首有关无限债务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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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ietzsche, Généalogie de la Morte, ,12.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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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艾蒂安·白乐日(Etienne Balazs,1905—1963)，法国著名汉学家，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学者。著有《唐代经济史哲学家范缜及其神灭论》中国中世纪社会经济研究》中国文明与官制：一个主题的变化》等，并参与“宋史研究计划”部分项目。——译者注

② Etienne Balazs, La Bureaucratie Céleste, Gallimard, 1968, Ch. XII,"中国资本主义的诞生”(特别是有关国家与货币，以及商人获得自主的不可能性，第229一300页)有关建基于商业控制而非庞大工程之上的帝国形式的讨论，例如有关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讨论，可参见哥德里耶以及苏哈特-甘阿乐(Suret-Canale)的论述，《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Ed Sociales,1969, pp. 87-88,pp. 120-122)。

③ 猜测可能是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1885—1981)，美国著名学者，普利策奖(1968)和自由勋章(1977)获得者，主要著作有《世界文明史》等。—译者注

④ Michel Foucault, La Volonté de Savoir,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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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当然要履行他的义务，

但当这一义务关涉到借贷

他可以选择

那个对他来说最好的时机。①

一个专制国家，在最为纯粹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条件下出现，它包含着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替换了领土化机器，构筑了一个全新的去领土化的平滑身体；另一方面，它保持了古代的领土化，将后者整合人新机器的生产部件抑或生产器官当中。它瞬间拥有其完美性，因为从生产的视角来看，它作为一架自动的抑或半自动的预先存在的机器，在那分散的乡村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发挥效用；但也正是在同一视角之下，这个专制国家反作用于共同体之上生产出了一些庞大的劳动条件，这一条件溢出了分散的共同体的能力范围。正是在专制身体之上生产出了古代的姻亲关系与新关系的连接综合，生产出了析取综合，它使得古代的血缘关系溢出直接的血缘关系，在新机器当中重组所有的主体。国家的本质，正在于创造二阶性的铭刻（secondinscription)，借此，新的平滑身体静止的、富有纪念意义的、不可变的—占据了所有的力量，所有生产者；但这一国家的铭刻让旧有的领土化的铭刻继续存活下来，作为构筑新的表层的“砖块”。由此最终带来了两个部分的合取的操作，这些部分各自返回到超级所有权的整体，有产者的共同体，超符码化状态以及内在本质性的符码，回到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以及有用性的使用权，回到国家的机器以及领土化的机器。正如在卡夫卡的小说当中，国家是一个超级的超验性整体，它将相对孤立的子集整合起来，它们各自独立地发挥着效用，国家将它们分派在砖瓦的堆砌工作当中以及由诸多碎片所构筑的劳动框架当中。分散开的部分客体依附于无器官身体之上。没有人如卡夫卡一般指出法律与自然的、和谐的以及内在的整体毫无关系，它总是作为一种卓越的形式化的整体行动，并统治着那些所谓的碎片与碎块(一面城墙抑或一座塔)，同样国家也不是原始的，它是起源性的(origine)抑或是一个抽象，它在本质上是一个起源性抽象，并不能与一个开端相混淆。“国王是我们所能想到的唯一对象。国王并不是统治着王朝的那一个人……如果我们认识他，对于他有丝毫的了解，我愿意说，那个正在统治的人成为我们思考的对象！……人们并不知道哪一个国王在统治，以及那个不确定的王朝的名字是什么………在我们的村庄里，那去世已久的国王被加冕，那只活在传奇当中的人的秘密由祭坛前的牧师道说出来。”对于所有的子集自身，所有原始的领土化机器而言，它们是一种具体，一个地基，一个具体的开端，但它们的各个部分进入与本质相对应的关系当中，它们让自身拥有了一种砖块的形式，以便保障超级整体的构筑，它们分配了不同的效用，服从于整体的集体规划(庞大的工程，剩余价值的巧取豪夺，税负，普遍的奴役)。两种铭刻在一种帝国形式中共存，它们在同一范围内相互协调：一个在另一个之上堆砌砖块，另一个，相反，则将整体用水泥黏合起来，并将生产者与产品关联起来(它们并不需要讲相同的语言)。帝国的铭刻切断了所有姻亲关系和血缘关系，所有延伸性关联，让这所有的关联汇聚于暴君与上帝的直系血缘关系，以及暴君与群众的新的姻亲关系当中。所有原始机器被符码化的流都被推至一个出口，在那里，专制机器将它们超符码化了。超符码化是一种构筑国家之本质的操作，它谨慎地维护着它的延续性，同时又完成了与旧的形式的断裂：不能被符码化的欲望的恐惧之流，但同时也是超符码化了的新的铭刻的开启，它使得欲望成为至上之物，甚至作为一种死本能。种姓制度(caste)与这种超符码化不可分割，它隐含着统治“阶级”，后者还未显现为一种阶级，而是与国家机器混合在一起。谁能触及至高的平滑身体？正是种姓制度。正是这种超符码为了去领土化的平滑身体而废除了领土，并在这个平滑身体之上展开一种无限债务的运动。尼采强有力地标注了这一运动的重要性，这一运动将与国家的建立同步开启：“这些面色如黄铜的艺术家，锻造了冷酷而富有杀伤力的机器部件。”在整个解放的视域中，存在着铁的非可能性。这个无限化的过程(infinitivation)并不能如尼采所认为的那样，被理解为一种祖先游戏的结果，即家族谱系的延续抑或血缘关系的拓展—而毋宁说这一过程是当这些延续和拓展出现了短路，被一种新的姻亲关系抑或直接的血缘关系所绑架的结果：正是在这里，先辈古人，流动的抑或有限的区块的主人，发现他们自身被上帝、被砖块砌成的固定的组织者以及他们无限的流通所废除。

① Lewis Caroll, Sylivie et Bruno, Ch. XI.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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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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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野蛮的抑或帝国的表象

它们的诸要素——乱伦与过度符码化——深层要素与俄狄浦斯的迁移：乱伦成为不可能的—在表面之上的诸要素，声音-字迹的新关系超验客体的高度—作为去领土化符号的能指—专制的能指与乱伦的所指—恐怖，律法——无限债务的形式：潜能、报复与怨恨—这仍旧不是俄狄浦斯

与姐妹的乱伦，与母亲的乱伦完全不是一回事。姐妹并不是母亲的替代品：姐妹属于姻亲关系的连接性范畴(catégorie connective)，而母亲则是血缘关系的析取性范畴(la catégorie disjonctive)。如果与姐妹的乱伦被禁止，是因为领土化的符码条件要求姻亲关系不能与血缘关系相混淆；而与母亲的乱伦被禁止，则是因为在血缘关系当中的直系后裔不能践踏直系前辈。这就是为什么暴君的乱伦具有双重性。他始于与其姐妹的婚姻。但这种族内婚约是被禁止的，他于是在部落之外来做这件事，当他在其部落之外的时候，他也就在领土之外抑或领土的界限之外。这正是皮埃尔·戈登(Pierre Gordon)在一本奇怪的书里指出的:那个禁止乱伦的法令同时规定了某些人可以做这件事。族外通婚应给那原本被授予权力可实施族内婚姻的人在部落外带来一种地位，由于这一令人不快的婚姻，应成为两个异族异性主体的新起点(在高山上，抑或在海的那一边“神圣的失身者”以及“仪式的创始人”)①。荒漠，缔结婚约之地。所有的流都转向这样一个人，所有的姻亲关系都由于这种超符码化的新的姻亲关系所重新截断。在部落外的族内通婚让英雄置于将所有在部落内的族外婚姻进行超符码化的境地。显然与母亲的乱伦拥有另外一个意义:在此所关涉到的是在一个部落内的母亲，她在这一部落当中存在，就像英雄在第一次结婚后进入部落或返回部落时发现的那样。这个英雄让直系的血缘关系与诸多拓展性的血缘关系相交。英雄，作为被动者抑或主动者，成为国王。第二段婚姻是第一段婚姻所发展出的结果。它承受着其后所带来的效应。英雄最初娶了他的姐妹，然后是他的母亲。这样两个行为以各种方式被凝聚起来，被同化，但无法阻止由此带来的这样两个结果：与姐妹-公主的联合，与母亲-王后的联合。乱伦总是成对出现。英雄游弋在两者之间劳顿穿梭，他一边跑去找他的姐妹，一边又回来去找到他的母亲。这种双重的乱伦，并不是为了生产“流”，甚至不是为了生产出那些富有魔力的流，而是为了将所有既存的“流”进行超符码化，使得内在固有的符码，以及潜在的暗流都无法逃离专制机器的超符码化，同样，正是通过它的不育保障了一般的繁殖力。②与姐妹的联姻是在部落之外的，这对于他而言是一种痛苦的体验。他表达了一种与原始机器之间存在着的空间间隔。他赋予古老的姻亲关系一个最终的结果·他通过对于所有姻亲关系之债务的一般性占有而奠基了一种新的姻亲关系。与母亲的联姻则是对于部落的回返；他体验到的是与原始机器所产生的时间间隔(代际的差异)；他通过对血缘性存储的一般性积累而构筑了一个直系的血缘关系，后者能够带来一种新的姻亲关系。两者对于超符码化而言都是必要的，正如为了打一个专制的扭结而需要的一条绳索的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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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ierre Gordon, L'Initiation Sexuelle et l'Évolution Religieuse, P.U. F.,1946，p.164：“神圣的人格……不是活在农业主导的小山村里，而是活在树林中，如同迦勒底诗史中的恩奇都(Enkidu)一般，抑或活在山间，在神圣的孕育当中，他们的职位可能是牧人、猎人，而不是农耕者。肩负着一种神圣的婚姻的职责，而去追求一个女性的人，实际上所参与的就是一个异族通婚。只有那些能够在同一族群当中成为仪式化失身者的年轻女孩才能够进行同族通婚。”

② Luc de Heusch, Essais sur le Symbolisime de l'Inceste Royal en Afrique, Bruxelles, 1958, pp. 72 –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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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稍作停留，进一步追问：这一事物是如何可能的？这一乱伦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并最终构筑了显而易见的所有权抑或暴君的图章？这个姐妹，这位母亲究竟是什么？他们自身也是暴君吗？抑或问题应在另一种框架当中被提出？因为当社会不再是领土化的，而成为帝国性之后，那么问题所要思考的将是表象体系的整体。首先，让我们感到紧迫的是有关生产者的表象要素开始移动：细胞式的移民已经开始，它将俄狄浦斯式的细胞从一个表象之地带人另一个。在帝国的构筑当中，乱伦不再是欲望的位移性的被表象者，转而成为压抑的表象自身。因为，毫无疑问，暴君实施乱伦的方式，以及使其成为可能性的方式，并不能移除压迫-压抑性的仪器(l'appareil répression-refoulement)；相反，它成为这一仪器的一部分，它只是改变了某些部件，但仍总是在可位移的表象者的名义之下，乱伦占据了压抑性表象(la représentation refoulante)的位置。最终所获得的，是在压迫性的压抑的仪器当中新的经济学，新的标注，新的刚性。如果这足以让乱伦成为可能，并借助于权力方式来加以实施，以便终止压抑性的实践，并让其服务于一种压迫，那么问题就变得容易，太容易。野蛮的皇室的乱伦只是将欲望之流进行超符码化的一种方式，当然不是解放它们的方式。哦，卡里古拉①，哦，海里奥伽巴尔②，哦，所以记忆当中那些已经消失了的愚蠢的国王。乱伦从不是一种欲望，而只是欲望被位移的被表象者，它是压抑的产物。当乱伦占据了表象自身的位置，并被赋予了实施压抑性功能的时候，压迫便得以产生(这在精神病理学当中已经存在了，情结对意识的入侵，依据传统的标准，并未弱化欲望的压抑)。在帝国形式之中，乱伦发生的新地方，我们只是谈论了一种在深层的表象之中要素的转移(une migration)，它使其较之于欲望生产而言更为陌生，更为无情，更为明确，抑或更富有“无限性”。但这种转移，如果不能在表象的另一些要素当中生产出相应的可观的变化，并使这些变化在可记录的社会集群的表面得以显现，它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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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象的表层组织当中唯一的变化正是声音与字迹(graphisme);最为古老的作者已经看到，正是暴君创造了文字，正是帝国的形式让字迹成为一种可被恰当言说的文字，立法、行政、财务、税收、国家垄断、帝国正义、功能性的行为、历史编纂，所有这些都在专制体制的展开过程中被书写。回溯那个法国考古学家勒儒瓦-高汉所分析的矛盾：原始社会是口述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文字，而是相反，因为字迹独立于声音，字迹在回应着声音的符号的躯体之上做标记，它重新激发了声音，它具有自主性，并不能被纳入声音序列当中，相反，野蛮化的文明是书写的，并不是因为他们丢失了声音，而是因为字迹体系丧失了它的独立性，以及它独特的领域，被归人了声音序列当中，从属于声音，就此将它从抽象的去领土化之流当中抽取出来，从而在书写的符码序列当中被保留，并产生共鸣。简言之，字迹逐渐开始依赖于声音的过程，并诱导从高处抑或来世传来的不发音的声音逐渐开始依赖于字迹，这两个过程是同一过程。正是让字迹从属于声音的力量让书写排挤了声音。雅克·德里达有理由说所有的语言都预设了原初的书写，如果他所指的是某种字迹的存在与关联(这是最为宽泛意义上的书写)。他同样有理由说，在狭义的书写中，在象形文字、表意文字以及语音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很难建构一些断裂，在声音之上总是存在某种连接，同时作为声音的替代品(作为一种补充性的存在)，并且“语音学从未是全能性的，并总是已然开始产生某种不发音的能指”。德里达同样有理由将书写神秘地与乱伦连接起来。但从这一连接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固执地以绘图机器(une machine graphique)范式推导出压抑性设备(unappareil de refoulement)的动机，这一绘图机器的运行不仅依赖于象形文字，而且还依赖于语音学。①在表象的世界当中，在狭义的书写与广义的书写之间，也就是说在两种完全不同的铭刻制域之间，因为存在一种断裂而改变了一切，即或者字迹系统让声音占据主导，它独立于声音，同时又与其相关联；或者字迹系统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占据主导抑或取代声音，并使自身从属于它。原始的领土化符号只对自身有效，它在多样化连接当中占据着欲望的位置，它不是符号的符号，抑或欲望的欲望，它无视线性的从属关系和交互性。它既不是象形图像，也不是表意文字，它是一种节奏，而非形式，它蜿蜒曲折而非线性发展，它是人造物而非理念，它是一种生产，而非表达。让我们来概括一下两种表象形式之间的差异，即领土化表象与帝国表象之间的差异。

① 卡里古拉(Caligula)，罗马帝国第三位皇帝，公元 37年到41年在位，其统治期间荒淫无度，暴虐成性，好大喜功。据说与其妹妹有乱伦行为。后被近卫军队长所杀。译者注

②海里奥伽巴尔(Héliogabale)，罗马帝国皇帝，公元218到222年在位，荒淫无度，画家劳伦斯·阿玛-泰德玛(Lawrence Alma-Tadema)曾有一幅著名的画作《海里奥伽巴尔的玫瑰》(Les Roses d'Héliogabale)，描绘了这位皇帝一次宴饮中荒唐的行为，他让玫瑰花瓣突然倾泻而下，直至许多人被淹没，窒息而亡。其荒诞奢靡程度可见一斑。——译者注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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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acug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Ed, De Minuit, 1967; L'E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Ed，du Seuil，1967:“弗洛伊德与书写的舞台”(«Freud et la sène de l'ècr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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