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领土化表象首先构筑了两个异质化的要素：声音与字迹。一个在旁系的姻亲关系当中被构筑而成的词语的表象，另一方则作为事物(抑或身体)的表象在直系的血缘关系当中被启动。一方作用于另一方，另一方反作用于这一方。每一方所附带着的自身力量都包含着另一方，以便能操纵那富有强度的、处于萌芽状态中的压抑，这一庞大的任务。那被压抑的，实际上，是作为富有强度的领土化地基的平滑身体，它应让位给富有延展性的社会集群，在其中，诸强度(lesintensités)得以通过抑或不能通过。领土的平滑身体在社会集群当中，并且作为社会集群应富有延展性。原始社会由此被一个网络覆盖，这一网络不停地让词语跳转向事物，让身体跳转向询唤(appellations)，其所依据的正是拥有长度和宽度的体系那富有延展性的要求。在所谓的意涵制域(régimede connotation)中，词语作为意指某个事物的声音性符号而存在，但被意指的事物并不少于符号，因为它让自已陷入字迹学，在意义上匹配于声音。异质性、连续性的终结，声音与字迹两个要素的非对等性，都被第三个要素所抹平-视觉要素—用眼睛，我们可以说我看到了一个词(我看到了一个词，但我不能念)，据此可以体会到字迹学的痛苦所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另一文本中试图描绘这样一个体系，在其中，词语的作用只是意指，而自身却并不构筑一个完整的符号：那成为符号的是一个事物抑或如此这般被意指的身体，据此它揭示了被其所定义的未知面向，它由那具有词语对应关系的字迹学所追踪，两者之间的鸿沟被眼睛所填充，它“看到了”不能被念出来的词语，据此，它体会到了在平滑身体之上的字迹学的痛苦所在：眼睛一跃而起。①意涵制域，残酷体系，对我们而言如同一个拥有着三个边的魔力三角形：听众-声音，身体-字迹学，疼痛-眼睛。在其中，词语本质上是意指者(désignateur)，字迹学使自身成为一个与被意指的事物并列的符号，眼睛从一个看向另一个，提取着并衡量着一个的可见性，衡量着另一个的痛苦。所有一切都是能动的，在一个体系当中发生着作用与反作用，所有一切都是有用的和功能性的。以至于当人们思考领土化表象的整体的时候，人们被其所观察到的覆盖于社会集群之上网络的复杂性所震惊：领土化的符号链条从未停止从一个要素跳到另一个要素，在所有方向上四散开来，它将不同的部分分散开来，在这一过程中，“流”被提取出来，包含着诸多析取，消耗着剩余，抽取出剩余价值，将词语、身体与痛苦、形式、事物及其效果链接起来总是在多义性的应用（un usagepolyvoque)中意涵着声音、字迹以及眼睛：这种跳跃的方式既不在“二个意思”(un vouloir-dire)当中，也不在某种能指当中被汇聚起来。如果说从某种角度来看，乱伦对于我们而言是不可能的，这只是因为乱伦并非其他，不过是一个跳跃的必然的失利，这个跳跃从询唤到人格，从名字到身体：一方面，询唤被压抑的那一面向还并不意指人格，而只是一种富有强度的萌芽般的状态；另一方面，压抑的一方则通过禁止人格回应姐姐、母亲、父亲之名，从而实施着对人格的询唤……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没有什么能够越过，在其中，询唤并不能在诸人格之上被把握，诸人格避免了书写对其产生的影响，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无法估量：乱伦，仅仅是位移了的界限(limit déplacé)，既没有被压抑，也没有压抑什么，只是欲望的位移了的被表象者。事实上，正是在这一时刻，表象的两个维度它的表层的组织与声音-字迹-眼睛诸要素，以及它深度的组织与其位移了的压抑-被表象者的欲望表象的表象化诉求——拥有了某种共同点，这是一种对应于既有社会机器的情结体系。

241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293

242

①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恢复了被过于忽视的纯粹意指理论的应有地位。他指出那拥有诸多意涵的意指关系当中词与事物之间不可还原的鸿沟。正因为这一鸿沟，被意指的事物成了符号，同时揭示出一个不为人知的面向，这一面向成了被遮蔽的内容(词语并不是通过自身而成为符号，而是通过将其所意指的事物和身体的转变为符号而成了符号)。同时，正是作为意指者的词语才成为可见的、能够独立于整个书写-阅读的词语，同时揭示出可见(非可读)所具有的神奇力量。参见《话语·图像》(Discours，Figure，Ed. Klincksieck,1971，pp. 41-82)：“词语并不是符号，一旦存在一个词语，被意指的对象就成了一个符号：当一个对象成了符号，这确切地说意味着它在其显现出的认同当中隐藏了某些内容，它保留了从另一视角来看的另一个面向，……这一面向可能永远不能被把握”，但可能相反被词语自身所把握。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294

正是所有这一切发现自身在新的发展当中，即在专制机器及其帝国化的表象当中，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首先，字迹学被条理化，被诉诸声音并成为一种书写。同样，它引发了一种不再是姻亲关系的声音，而是作为一种新的姻亲关系的声音，一种富有超越性的虚构的声音，它在书写之流当中作为直系的血缘关系而被表达。这样两个专制主义基础范畴都是字迹学的运动，它同时从属于声音，以便为了服从声音并取代声音。至此神奇的三角模型被抹去了：声音不再唱响，而成为听写，成为命令；字迹不再舞蹈，不再激活身体，而成为在桌子上，在石头上，在书本上被勾勒的书写；眼睛依附于阅读(书写虽未带来，但隐含着某种盲目性，一种视角和判断的丢失，现在眼睛深受其害，尽管它也获得了一些其他的功能)。抑或确切地说，我们不能认为魔力三角形已经完全被抹杀了：它仍然作为一个地基、作为砖块而存留下来，在其中·领土化体系在新的机器当中持续发挥着作用。三角形变成一个金字塔的地基·金字塔的各个侧面将声音、字迹与可视物聚合为专制政体的尖顶。如果我们将这个社会机器的表象机制称为坚固的平面(plan de consistance),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坚固的平面已经改变，它已经成为隶属的平面，而不再是意涵的平面。由此带来了第二个关键性的要点：当字迹依附于声音，它跳脱出超验客体(un objet transcendant)的链条，声音消失了，整个链条似乎就此获得了独立，与之相关联的是声音的线性化过程。字迹对于声音的从属引出了高调的虚假声音，它不再表达任何东西，相反，只是通过其所释放出的书写的符号来表达(揭露)。可能正是在这个最终的形式化操作的拼接中导引出了俄狄浦斯(外推法①的谬误):双向-单义性关系的折叠和整合，其所引发的是被分割对象客体(un objet détaché)的穷举法②，以及某个引发这一对象客体之链条的线性化。可能正是在此，有关“这究竟说了什么意思”的问题得以开始，也正是在此，阐释问题超越了对问题的应用和效果的追问。当人们谈到诸如国王、上帝的时候，他究竟在说什么呢？替代所有链条的各个部分都是可分割的，是被分割的对象客体依赖于整个链条；替代多义的字迹学指向于同一真实的，是双向-单义性(bi-univocisation)①构筑了一个超验的形式，由这一形式中产生出一种线性存在；替代无意指的符号所构筑的一个领土化链条网络的，则是一个专制化的能指，在其中以书写的去领土化之流的方式，同质性地流淌出所有的符号。我们甚至见到过人们喝了这个流（boire ce flux)。安德海斯·泽姆普莱尼（AndrasZempléni)指出，在塞内加尔的某些地区，伊斯兰教用从属的平面叠加到万物有灵的意涵性的古老平面之上：“神圣的话语抑或寓言，被书写抑或被记述，是这个宇宙的基础。万物有灵论的祈祷者让位于阿拉伯人含糊其词的诗句，一个动词被固定在某种形式之下，其所具有的力量被革命的真理，而非一种象征性抑或咒语般的效用所保障……伊斯兰教读经、传教的隐士所通晓的其实是名字、诗句、数字的秩序，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存在。”——如果有必要，人们将把诗句放入装满清水的瓶子当中，人们喝了这个带有诗句的水，人们用它来涂抹身体，人们用来它来洗手。②书写，最初的去领土化之流，在这一意义上是可喝的：它从专制的意义的能指当中流淌出来。由此，当其跳出它的链条，将从属性的平面强加于、覆盖于内在的意涵性平面之上的时候，这最初意义上的能指究竟是什么？与无意指的领土化的符号可相比较的究竟是什么？能指，是成为符号之符号的符号(le signe devenusigne du signe)。专制化的符号已经替换了领土化的符号，已经越过了领土化的边界；能指，它自身只是一个被领土化了的符号。符号变成字母。欲望不再敢欲望，成为欲望的欲望，成为专制的欲望的欲望。嘴巴不再说话，它饮用字母。眼睛不再看，它读。身体不再作为土地而被雕刻，而是匍匐在专制的雕塑之间，成为一种域外之地，成为新的平滑身体。

243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295

①外推法(extrapolation):根据过去和现在的发展趋势推断未来的一类方法的总称，是一种很好的近似计算方法。译者注

②穷举法(exhaustion):根据题目的部分条件确定答案的大致范围，并在此范围内对所有可能的情况逐一验证，直到全部情况验证完毕。若情况验证符合题目的全部条件，则为本问题的一个解；若全部情况验证后不符合题目的全部条件，则本题无解。—译者注

296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244

①bi-univocisation就是把多义性(polyvoque)的真实粉碎(écraser)成两个东西之间的象征性关系，比如把原来很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为家庭关系的象征性关系，用“家庭”这个概念比喻社会里面所有人之间的关系。译者注

② Andras Zempléni, L'Interprétation et la Thérapie Traditionnelles du Désordre Mental chez les Wolof et les Lebou, Uinveristé de Paris, 1968, I , p. 380, p. 506.

第三章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297

从未有一滴水可以涤荡能指自身的帝国化的起源：“意指的主人”（lemaître-signifiant）抑或是“主人能指”（lesignifiant maître)。让能指浸入语言的内在体系当中是徒劳的，抑或是用它来排除有关感知(sens)和意义(signification)的问题，让其在同位元素的共在当中消解，在其中所指不过是对要素之间彼此差异化存在的诸要素的一个概括；我们徒劳地将研究尽可能远地推进到将语言与交换和货币进行类比，抑或让其臣服于资本主义行为范式人们从未能够阻挡能指重新引入它的超验性，并为一个仍然在现代帝国主义当中发挥作用，但已经消失了的暴君而证明。当语言学家们说着瑞士话，说着美国话的时候，一个语言学家召唤出一种东方专制主义亡灵。索绪尔不仅坚持了如下观点，即语言的任意性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以及用以奴役“大众”的奴役和奴隶制；而且我们还可以指出在索绪尔思想中的两个维度是如何运行的：在横向的维度中，所指被还原为价值的最小术语的共在，在其中能指被分解了；而在纵向的维度上，所指被提升为一个与听觉的意象相对应的概念，换言之，变成一个声音，该声音在其最为广泛的视域当中被掌握，他重构了能指(作为诸共在术语的对等物的“价值”，以及作为听觉意象的对等物的“概念”)。简言之，能指出现了两次，一次出现在诸要素的链条之中，与之相关联的是，所指总是另一个能指的能指，第二次则出现在被分割的对象客体当中，它所依赖的是链条的整体性，它在这一链条之上散播其诸意义的效果。

245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298

如果没有在次级意义的能指自身之上运行的超符码，也并不存在音位学(phonologique)①的符码，抑或是在最初的意义上能指运作的语音学(phonétique)中的符码。如果没有在表意文字学与语音学价值之间的双边-单义性的关系，抑或没有在不同层次的阐发之间，在符素(monémes)与音素(phonémes)之间的双向-单义性化的操作，就不存在语言学的领域，正是这一领域最终保障了去领土化的符号的独立与线性化。但这个领域仍要通过一个超验性来界定，尽管人们将这种超验性视为一种缺失抑或空位，并在其中实施必要的折叠、平铺，以及归类的操作，从中流淌出模糊不清的质料之流的体系，在其中超验性进行着裁剪、对峙、选择与组合：能指。让人惊讶的是，人们能够如此完美地指出大众在语言的内在性之中被束缚于符号的最小要素之中，却没有能够指出统治是如何通过抑或在能指的超越性当中来实施的。②正是在这里，如同在其他地方一般，确证了一种征服的不可还原的外在性(extériorité)。因为虽然语言自身从不预设一种征服，但构筑了书写的语言所实施的折叠的操作（lesopérations de rabattement)很好地预设了两种铭刻，它们并不说相同的语言，两种语言当中的一种成为主人的语言，另一种则成为奴隶的语言。让·奴噶佑(JeanNougayrol)描述了这样一种场景：“对于苏美尔人而言，(一个既定的符号)，这是水的符号；苏美尔人将这个符号读作a，它在苏美尔语中所意指的就是水。一个阿卡特人(Akkadien)追随其后，他向他的苏美尔的主人追问道，这是什么，这个符号？苏美尔人回答说，这是a。阿卡特人于是就将这个符号把握为a，就这一点而言，符号与水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关系，在阿卡特语中，它被说成是mù，我确信阿卡特人出现已经确定了某种书写的发音……两个群体的人们之间的关联近乎必然，以便能够散发出新的书写的光芒。”①人们可以很好地指出这个双边-单声道的操作是如何围绕专制的能指被组织起来，通过这一方式产生了一个字母化的语音链。字母化的书写不是为了文盲而诞生的，但是通过文盲而产生的，这一书写通过文盲而展开自身，这些文盲是一些无意识的工人。能指隐含着一种语言，它可以超符码化另一种语言，而另一种语言则被全部符码化为一种语音要素。如果无意识是包含了双重铭刻的拓扑学意义上的政体，那么它不是作为一种语言而被结构化的，而是作为一种双重化存在。能指并没有履行它的承诺，帮助我们切近对于一种语言的现代的和功能化的理解。能指的帝国主义从未让我们超越于这样一个问题：“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满足于阻挡问题的深人，让所有的回答转变为一种简单所指的排列，从而使其变得并不充分。它拒绝以背诵、纯粹的文本性以及超级的科学性之名而进行的阐释。

246

① 语音学与音位学的区别：语音学偏重于发音部位、发音方式、语音特征的研究。音位学则偏重于各个独立的基本音在语音系统的重要性、语音结构及语音组合规律等。换言之，语音学较近于语言的具体面，音位学较近于语音的抽象面。在语音学里，说话者(我们)只注意它(语音)的实质不同，不去管它(语音)在整个语音系统里有无意义，我们听到别人怎么说，我们就跟着说。在音位学里，我们会去注意各种语音发音差异，在整个语音系统里是否有意义。特鲁别茨科夫的《音位学原理》中特别强调了音位的辨义功能，只有产生意义的音位才能被语言所辨识。在某种意义上，音位学更强调不同音位之间的位置，而语音学更强调语音与对应词之间的关系。——译者注

② 博纳特·波特拉(Bernard Pautrat)试图基于统治与奴役的视域在尼采-索绪尔之间建立更为亲密的关联性。(《太阳的诸版本：图像与尼采的体系》(Versionsdu Soleil, Figures et système de Nietzsche, Ed, du Seuil, 1971, pp. 207 sq),他确信地指出尼采不同于黑格尔，通过语言而非劳动来构筑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然而当他将其与索绪尔进行比较的时候，他保留了大众在其中被奴役化的语言体系，将其视为尼采的主人语言的虚幻观念，而正是通过主人的语言，这种奴役化的过程得以完成。

第三章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299

247

① Jean Nougayrol, L'Ecriture et la Psychologie des Peuples, Armand-Colin, 1963, p. 90.

300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就如同天堂里的小狗太快地喝下了诗句的水，它不停地大喊着：能指，你从未获得一个能指，你总是停留在所指当中！能指，它的存在只是为了享乐。但这一主人-能指仍存在于遥远的年代当中，超验性的存储将匮乏分派给了链条中的所有要素，某种共性的东西即一种共同的缺席，创始者将所有的截断-流变成为一股，并且是在同一个地点的一股以及同一个截断：被分割的对象客体，阴茎与阉割，它阻止了将沮丧的主体送到伟大的妄想狂之王的统治下经受考验。哦，能指，这可怕的独裁的古老文体，它仍在探寻这空洞的坟墓，死去的父亲以及命名的神秘性。可能真是这一切引发了某些语言学家对于拉康的愤怒，其程度并不弱于他的门徒追随他的热忱：拉康带着一种力量和一种平和将能指带回了它的起源之处，带回到它真正的起源，专制的时代，并指认了一个可怕的机器，这一机器将欲望连接到律法之上，因为所有被反思的一切，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都在这一形式之下展开，即能指与无意识步调一致，并且生产出了所指的效果。①作为压抑性表象的能指，以及其所推演出的被位移的新的被表象物，诸多著名的比喻与隐喻，所有这一切构筑了超符码化的以及去领土化的专制机器。

专制的能指拥有着一种能将领土化链条进行超符码化的效应。所指，确切地说是能指的效应(不是其所表象的，也不是它所设计的)。所指，正是边界的姐妹(la soeurs desconfins)以及内在的母亲(la mère de l'intérieur)。姐妹与母亲是这样一些概念，它们与一个庞大的听觉意象相呼应，并与直接的姻亲关系与血缘关系的声音呼应。乱伦是一种发生在链条两端的超符码化，其发生于被暴君所统治的整个领土当中，从边界到中心：所有债务的姻亲关系都在某一种新的姻亲关系的无限债务当中转换，所有延展性的血缘关系被归入一个直系的血缘关系。乱伦抑或皇家的三位一体，成为压抑性的表象的集合，它们实施着超符码化的过程。从属的体系抑或意义的体系已经替代了意涵的体系(la système dela connotation)。在某种程度上，字迹转而求助于声音(这些字迹，在不久之前还被铭刻在身体之上），身体的表象从属于词语的表象：姐妹与母亲成为声音的所指。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声音的依赖引发了诸多虚假的声音，它只是在线性之流当中被表达，暴君自身是一种声音的能指，它跟随这两个能指而运行，它是整个链条的超符码化。由此导致了乱伦的不可能性——换言之，有时候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些称呼(母亲、姐妹)，而不是一些人抑或一些身体，有时候，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些身体，但对其的称呼在我们突破其所持有的禁忌之时就躲避起来。乱伦在亲属身体的结合以及家族的称呼当中生成，在能指与其所指的结合当中生成。问题并不在于获知暴君是否与他“真正的”姐妹抑或他真正的母亲相结合。因为他真正的姐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荒漠中的姐妹，正如他真正的母亲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部落的母亲一样。一旦乱伦成为可能，那么乱伦是拟像化的(simulé)抑或不是，这并不重要。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总有另外一些事物仍是通过乱伦而被拟像的。依据我们此前已经遭遇的拟像与认同的互补性，如果认同是在高处对客体对象的拟像，那么拟像就是与之对应的书写，是可以从客体对象中流淌出的流，是可以从声音中流淌出的字迹之流。拟像并不能代替现实，它也无意于为了现实，它在专制的超符码化的操作中侵占现实，它在新的平滑身体之上生产现实，以替代领土。它通过准-因(une quasi-cause)来表达这种对于现实的侵占与生产。在乱伦当中，正是能指与它们的所指做爱。拟像的体系，正是意义的体系与从属的体系的别名。那被拟像的，由此被生产的，正是通过被拟像的乱伦自身而被生产—它与那被拟像的存在一样真实，反之亦然所有这些都作为重新构造、重新创造的强度的极端状态。与姐妹结合，暴君模拟了“一种零度状态，菲勒斯的力量由此而出”，这成为一种承诺，即“那些在身体之内隐藏着的呈现最终都要得以安置”；与他的母亲结合，一种超凡的力量(une surpuissance)——在其中，两性各自的特征延续至最大化——显露了出来：Ba(B-A)作为一种声音的菲勒斯。①由此，在皇室乱伦中，其所关涉到的总还包括其他东西：双性恋、同性恋，阉割，性倒错，作为强度圈里的不同梯度与阶段。正是专制的能指试图重构那已被原始机器所压抑了的东西，即富有强度的平滑身体，只是此刻这一身体建筑于新的基础之上，并在暴君自身去领土化的平滑身体所构筑的新的既定条件之下。这就是为什么乱伦改变了意义以及地点，并成为压抑性的表象。因为它所关涉的是借助于乱伦而在超符码化之中存在的这样一种情境：所有主体的所有器官，所有眼睛，所有嘴巴，所有阴茎，所有阴道，所有耳朵，所有肛门，都被挂在了暴君的平滑身体之上，如同附着在皇室拖裙的孔雀羽毛之上一般。皇室的乱伦无法与诸器官的强度化增殖以及在新的平滑身体之上的铭刻分割(萨德已经发现了皇室乱伦总是扮演的这一角色)。压迫-压抑性仪器，压抑性的表象现在被确认为是极为危险的功能，表达了表象者所承载的一切：一个从暴君身体之外流出的单一器官，它与这一身体脱钩抑或躲避了它，暴君看着它在他面前站立起来，对抗他，这个带来死亡的敌人——死死盯着的眼睛，很少微笑的嘴巴，每一个器官都是一种可能的反抗。当已经几乎失聪的凯撒突然抱怨他的一只耳朵听不见的时候，他看到了卡西乌斯那打量着他的眼神，“清瘦和饥饿”，卡西乌斯的笑容“似乎是在嘲弄他的笑容”。暴君被谋杀、被推翻、被肢解，被锉骨扬灰，放入城市的厕所之中，类似的历史很长久。难道不是肛门将客体对象从高处剥离下来，并且产生出了一种崇高的声音？菲勒斯的超越性难道不是依赖于肛门吗？但肛门是直到最后才被揭示出来，作为消失的专制主义最后的幸存，来自他内部的声音：暴君至多不过是“挂在天花板上的死老鼠的屁股”。器官开始从专制的身体中脱落下来，成为公民反对暴君的器官。随后它们成为私人(1'homme privé)的器官，它们追随着失位的肛门的模型与记忆而被私有化，它们存在于社会场域之外，被邪恶的气息所困扰着。整个原始的符码化的历史，专制的超符码化的历史，以及私人化的去符码化的历史在诸流的运动当中延伸着：富有强度的萌芽的冲动(influx)，皇室乱伦的过度-流化(surflux)以及粪便的再度-流化(reflux)，后者让暴君死在茅厕之中，并成就了今天作为“私人”的我们——这一历史在阿尔托的杰作《海里奥伽巴尔》当中被勾勒了出来。整个图绘之流的历史都源于暴君的摇篮中的精液之流，终结于其在坟墓-下水道中的粪便之流。—“整个书写都是一堆肮脏之物”，所有的书写都是精液与粪便的拟真。

① 参见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Elisabeth Roudinesco)有关拉康的精彩文章，《隐喻的行动》(«L'Action d'une Métaphore»)，在其中她分析了一个链条赖以存在的两个方面，即分析的能指链以及超验性的能指链。在这一意义上，她指出拉康的理论与其被阐释为一种无意识的语言概念，倒不如说是一种以无意识之名而对语言的批判。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301

248

302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