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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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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批判是内在的。“批判不能诉诸情感、体验或任何外部因素的理性批判。”①这种批判“以命令取代显现”②。由此,“哲学作为哲学立法的观念使批判成为批判的观点获得了内在的完整性:它们一起构成了康德哲学的主要成就,即它的革命性成就”。③换言之,理性成为自身的法官,它来栽决理性自身的界限。这种看似富有能动性的设定本身却因为批判始终是理性内在的批判而出现矛盾:“理性既是法官又是被告,既是审判者又是起诉人,既是裁决者又是被裁决者。”④理性立法的困境由此而来,一方面,立法给予理性以能动性,但另一方面,理性作为被立法规定者又彰显了理性的被动性,康德在其体系自身内部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在我看来,康德理性之立法原则的矛盾早在黑格尔那里就被洞察到了:“当一个人只消意识到或感觉到他的限制或缺陷,同时他便已经超出他的限制或缺陷了。”⑤换言之,划界当中包含着被动与谨慎的同时包含着立法的主动和僭越。康德的批判思想之内在张力彰显在理性的二律背反中,辩证法才得以延伸出自身。黑格尔明确指认了这一点:“康德理性矛盾说在破除知性形而上学的僵硬独断,指引到思维的辩证运动的方向而论,必须看成是哲学知识上一个很重要的推进。……理性矛盾的真正积极的意义,在于认识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相反的规定于自身。因此,认识甚或把握一个对象,正在于意识到这个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①这是辩证法的表达方式,即包含着规定性的否定于自身的存在,它在理性内部解决了康德留下的矛盾,即将对自身的划界转变为对自身的规定(即否定),但由于囿于理性自身之内,辩证法的最终归宿仍然是理性的自我和解,正是这种自我和解才使得批判与辩证法最终变成了自我意识向事物的妥协。这一点在康德那里似乎还并没有真正地显现出来,因为他还并不推崇辩证法,而对于黑格尔来说问题似乎已经是不证自明的事实了。

①[法]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宇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②[法]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宇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③[法]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宇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④[法]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宇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⑤[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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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通过尼采对康德的批判凸显了其批判性及可能导致的辩证向度的妥协性。他的这一工作有其特有的理论指向。自20世纪30年代黑格尔主义入侵法国以来,辩证法思想就成了法国思想界津津乐道的一条理论路径。对于辩证法的推崇源于二战以后法国人面对失败所急需的某种精神慰藉。因此,从法国思想界对其关注之初就带有着某种消极的意义,辩证法如同尼采眼中奴隶的道德,总是带有某种复仇和怨怼的心态。随着法国经济政治在战后的复苏及其迅猛发展,辩证法的否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妥协政治开始遭到质疑。在20世纪60年代,某种激进的革命性在法国思想界暗流涌动。德勒兹是这一潮流的弄潮儿。他以尼采哲学为切入点,试图推崇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能动性的哲学,这种哲学的创造性并不来源于否定性,而是源于其正向的肯定性。因此,德勒兹选择尼采,因为“尼采的‘是’与辩证法的‘否’相对,肯定’与‘否定’相对,‘差异’与‘矛盾’相对,快乐、享受与辩证法艰苦的工作相对,轻盈、曼舞与辩证的责任相对。注重差异的经验性情感,简言之等级,乃是概念的原动力,它比一切关于矛盾的思想都要深刻有效”①。于是,德勒兹借用尼采之口对于“批判”的内涵给出了另外一个内涵:“批判不是怨恨的反映,而是一种积极生存模式的主动表达,它是进攻但不是复仇,是某种生存方式天然具有的侵略性,是神圣的邪恶,没有它,完美则无法想象。”②

①[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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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种批判不会导致妥协政治的产生。它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力”,这种力量如同一种冲动,富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它不需要苦难(否定性)的推动,其自身就是自己力量的说明。而这一肯定性哲学的诞生源于“五月风暴”对于德勒兹的触动。德勒兹作为这一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看到了支撑行动背后的积极的力量并非源于压迫与苦难,相反,它也许是一种革命的激情。面对这一激情,否定性的哲学会失语,革命需要新的哲学话语的构建。德勒兹借用尼采所表达的肯定性革命是能够表达这一革命激情的新的哲学话语,如果说否定性哲学支撑下的现实革命或许需要对生产力的讨论,那么肯定性哲学推动的现实革命需要的则是激情,激情在哲学上的表达就是“欲望”。德勒兹的欲望哲学的构建与其对现实革命的关照是无法分开的。

  1. 生成性哲学与主体

德勒兹在革命的激情中看到了欲望,它作为一种推动革命得以产生的内在的“力”固然是保持激进性的必要条件,但欲望的激情需要某种特定主体的支撑才能真正完成革命。

① [法]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宇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②[法]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宇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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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之后的吉尔·德勒兹与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Guattali)相遇,其思想从对哲学史的分析转向了激进政治的构建,这是其发现欲望的肯定性意义之后理论的新走向。在其中,德勒兹提出了与精神分析对抗的精神分裂分析,以及对抗固有国家观念而产生的游牧政治,在这两种反抗形式当中,德勒兹为我们呈现了两类反资本主义的新型主体:精神分裂者以及游牧民。

革命激情激发了德勒兹关于欲望机制的研究,而同时,对欲望机制的研究将德勒兹引向了精神分析。但精神分析将欲望视为一种匮乏,即欲望客体的匮乏,并以此阐发欲望产生的机制。这对于德勒兹来说是一种否定性哲学的变种,是辩证法的结果。基于与之对立的肯定性哲学的路径,德勒兹认为:“欲望不缺乏任何东西。它不缺乏它的客体。或者进一步说,主体在欲望中缺失,或者说欲望缺少固定的主体。”①作为一种肯定性的力量,欲望是一种生产,“欲望的生产是生产的生产(production de production),正如整部机器是机器的机器”②。而“社会生产在特定条件下就是某种独特的欲望生产”③。欲望生产所表达的是一种肯定性的欲望,它拥有正向的能量,同时欲望生产作为生产的生产意味着欲望是生产本身。这种永恒的生产性意指着欲望永远处于不断的“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过程当中。欲望的这种内在的“力”在精神分析当中不是被释放出来了,而是被压抑和篡改了。精神分析所完成的俄狄浦斯式的分析模式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它将欲望进行重新编码,或者用德勒兹的话来说,进行了再领土化(re-territorialization)。俄狄浦斯式的分析模式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俄狄浦斯模式将分析仅仅局限在了母亲、父亲与孩子之间的三角关系当中,将复杂的无意识进行了本质主义的还原,从而使得精神分析最终不过就是一种“树形”哲学的衍生物。其二,俄狄浦斯式的分析回避了这一分析所固有的历史境遇。无意识的存在,以及对无意识的压抑等并非人不可磨灭的本性(对于德勒兹来说,人是否有本性,这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

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 Ed. de Minuit, 1972, p. 34.

②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 12.

③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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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反俄狄浦斯成了德勒兹构建批判理论的切入点。它试图释放无意识的多样性,从根本上拒绝对其进行的意义和主体化的阐释。例如,将某种现象归结为某种幻象,并在赋予这一类幻象以意义的过程中使得现象获得了阐释。这是一种本质主义还原。与之对立的精神分裂分析则试图保持现象阐释的多义性,甚至激发生成新的意义。正如德勒兹的无器官的身体所意指的意象。无器官身体并非没有器官的身体,而是器官在身体当中没有被“领土化”,也即没有获得固定的功能界定:“一具无器官的身体不是一个空洞的、缺乏器官的身体,而是这样一个身体,在其上所有那些充当器官者…根据集群的现象被分布,并以分子多元体的形式进行着布朗运动。”①无器官身体“拥有的是光滑的表面,不透明的、富有延展性的”②。欲望的肯定性的“力”需要从这种无器官的身体当中获得释放。而在德勒兹看来,资本“是资本主义的无器官身体”,①因为资本自身包含着流动性和不断增殖的进步欲求。这个提法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反俄狄浦斯与欲望以及无器官身体之间的内在关联。如果资本成了资本主义的无器官的身体,同时德勒兹认为资本主义与俄狄浦斯之间有密切关联,那么资本就成了批判资本主义、展开反俄狄浦斯批判的内在的关键要素。换言之,资本主义是一个自我扬弃的过程。基于这一点,德勒兹成为马克思思想的嫡传弟子。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也同样是一种内在的批判,马克思从未在资本主义之外来探寻革命道路以及革命主体。当德勒兹将资本与无器官身体关联起来的时候,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样是内在的。资本自身的流动性构造了一个无器官身体,而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精神分裂者们则是领会到了资本之流动性的革命主体。

①[法]吉尔·德勒兹、[法]菲利克斯·加塔利:《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二)》,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

②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 Ed. de Minuit, 1972,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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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者从根本上拒斥精神分析对他们的俄狄浦斯化的解读,他们同时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我们被俄狄浦斯化了,我们被阉割了……然而压制欲望生产的呐喊,让其沉默就足够了吗:我们都是精神分裂者!我们都是反常者!我们都是黏性的和流动的力比多—无须选择,我们就被去领土化之流带动着。”②精神分裂者的激进性表现在他的流动性当中,他用这种流动性冲破着资本主义的领土化的任何倾向,他的存在与资本的流动性具有同构性。因此,他可以成为革命之主体。需要强调的一点在于,德勒兹明确指认:“我们并不是说革命者是精神分裂者。我们认为,有一个精神分裂的过程,一个破译的过程,一个消除恐惧的过程,唯有革命的行动才能阻止这个过程转化为精神分裂症的产生。”①这里是否存在着矛盾?我并不这样看。因为对于德勒兹来说,革命者并不等于革命主体。革命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固定的主体,他成了反抗资本主义的先定选民,这一规定性与精神分裂者的本性是矛盾的。精神分裂者是革命主体,因为德勒兹对于主体性同样做了某种流动性的解读,所以所谓革命的主体并非指向特定的某类人,它或可意指某个过程所敞开的契机,革命只有在这种契机下才是可能的。精神分裂者之于革命,正是在于他的流动性成就了欲望的生产,而欲望正是革命得以产生的内在动能。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本、精神分裂者,以及推动精神分裂者的欲望在其流动性的共同本质上构成了颠覆资本主义的同构关系。而流动性,对于德勒兹来说是其生成性哲学的基本特质。

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 Ed. de Minuit, 1972, p. 16.

②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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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性是德勒兹哲学创造性的源头。早在对尼采的阐释当中,生成已经成为德勒兹反思“存在”的一个核心内涵,因此,赫拉克利特关于存在的界定才进入德勒兹的视域当中②,所谓“生成不是已然形成的事物”,“是说它无法最终定型”。③德勒兹对于这种生成性内涵有两个不同的界定维度:

第一,生成性意味一种永不停止的“去领土化”。它与那种将事物归类的“领土化”倾向相对立。正如欲望作为一种肯定性的力不能有固定的主体与客体,它以自身的未定型来否弃任何形式的约束与规定。德勒兹对于生成性这一内涵的强调,一方面可追溯至其经验主义立场,一方面也要结合他的政治诉求来理解。对于前者,我们需要理解德勒兹对于经验主义的独特阐释,“我总觉得我是一个经验主义者。来自怀特海所规定的经验主义的两个特征:其一,抽象的东西不能解释什么,其本身需要被解释;其二,目的不在于重新发现什么外在的或普遍的东西,而是探究任何新的东西可以据此产生的条件”①。因此,经验主义对于德勒兹而言意味着某种探求具体性、创造性和生成性的有效路径。于是德勒兹以休谟为研究对象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研究著作。其中,经验主义的本质在于它的建构逻辑(une logique constructive),它源于休谟的“所有观念都来源于一种印象(impression)”,对于德勒兹而言,这种印象就是一种感性之流(le flux dusensible)。它使得经验的形成成为“相互区分的观念的一个序列抑或一个运动,这些观念因为相互差别而相互区分,同时也因为相互区分而彼此存在差异”②。正是在这种经验主义的语境当中,主体性的问题才可能获得说明。因为对于德勒兹而言,“主体需要通过一种运动,或者作为一种运动来加以界定,主体是一个展开自身的运动”③。这个运动包含两个方面:自我超越(se dépasser)和自我反思(se réfléchir),与之相应地,主体观念中包含了推理与创造两个维度。这样两个维度阐释了主体的生成性。德勒兹关于生成性哲学的构造始终围绕着某类主体性观念的重构。而这种主体性观念的重构最终指向的却是德勒兹的政治诉求。生成性主体需要一种特定的政治理论。由此,生成性获得了它的第二个内涵:

①[法]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7页。

②[法]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宇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③[法]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宇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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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lle Deleuze, Parnet Claire, Dialogues II,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vii.

② Gille Deleuze, Empirisme et Subjectivité,PUF, 1953, p. 93.

③ Gille Deleuze, Empirisme et Subjectivité,PUF, 1953, 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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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所有的生成都是一种生成一弱势”。①“生成一弱势是一种政治运动,它必需一整套权力的运作,必需一种能动的微观一政治。”②微观政治是宏观政治的对立面,对于后者来说,历史是去了解人们如何赢得强势地位的一个过程。与之对立,微观政治所关注的是弱势群体如何消解权力的过程。“生成一革命并不关心那些有关革命的过去’和未来”的问题;它在二者之间进行。每次生成都是一个共存的断块。”③换言之,权力的构建本身包含着划界和立法。生成通过介于“之间”的特性解域着任何固定的界限:“一种生成既不是一也不是二,更不是二项之间的关系,而是在-之间’,它是与二项皆相垂直的边界线或逃逸线、坠落线。”④弱势群体只有依靠这种生成性所形成的非此即彼的“逃逸”逃脱权力对他们的操控。权力的划界与立法面对生成如同将流沙置于掌中,越试图对其把握与规训,越会导致生成的流失。也正因如此,生成性才能逃离权力。同时,生成只能与弱势相关联,它与界限分明的统治群体相对立。

德勒兹在微观政治的语境中提出游牧民的观念。在我看来,游牧民是精神分裂者在微观政治语境中的一个别名。因此游牧民与精神分裂者具有完全相似的特性,他具有流动性,并依赖于流动性来诠释生成性的内涵。如果说精神分裂者依赖于不断破除理性的界限来生成革命的契机,释放作为某种生成性的欲望,那么对于游牧民而言,他在空间-地理学的意义上表达了相同的内涵。首先,游牧民是始终处于流动中的族群,他不同于移民,移民是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而游牧民则总是处于流动过程当中,因此,移民的空间及其路线是确定的,但游牧民是开放的。①其次,游牧民通过流动实现的解域化同时附有一种创生性。即“游牧民栖居在、停留于这些地方,他们自身令这些地方得以增长”。②换言之,游牧民创造了空间,正如精神分裂者创造了欲望释放的契机一样。他们都在解域既有的界限,游牧民是较之精神分裂者更为直接的思想意象。他所实现的疆域的拓展就是精神分裂突破理性界限的直接表现。

①[法]吉尔·德勒兹、[法]菲利克斯·加塔利:《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二)》,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412页。

②[法]吉尔·德勒兹、[法]菲利克斯·加塔利:《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二)》,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413页。

③[法]吉尔·德勒兹、[法]菲利克斯·加塔利:《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二)》,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414页。

④[法]吉尔·德勒兹、法]菲利克斯·加塔利:《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二)》,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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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德勒兹的生成性哲学将精神分裂分析与微观政治理论的构建勾连起来,形成了两座不同的“高原”,共同诠释着对于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权力操控的批判,以及革命的可能性条件的构建,其中关键在于如何构筑一个有效的革命主体。无论是精神分裂者还是游牧民,他们都以自身的解域化来生成革命的契机,并在这一契机当中拓展革命的可能性空间。

  1. 何为西方激进左派的激进性维度?

思想因为符合时代的精神才会富有感染力和影响力。德勒兹的思想并非仅仅出自理论家个人的理论偏好所进行的自娱自乐。相反,它是对时代精神的一种回应。阿兰·巴迪欧在其关于德勒兹思想研究的小册子中用“如此遥远!如此切近!”(De si loin!De si prés!)来命名开篇的引言。①在其《小万神殿》当中,又不无感慨地说:“出于何种原因,他仍然是我们的同代人?同时,又是出于何种原因,他是为数很少的与当下不合时宜,却是未来的同代人?”②这些矛盾的界定与德勒兹哲学的生成性原则是契合的。当我们无法将其归人任何一种思潮的界限之内的时候,德勒兹的哲学或许才真正为我们所理解。

① 参见[法]吉尔·德勒兹、[法]菲利克斯·加塔利:《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二)》,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547页。

②[法]吉尔·德勒兹、[法]菲利克斯·加塔利:《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二)》,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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