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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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uy Rosolato, Essais sur le Symbolique, Gallimard, 1969, pp, 25 – 28.

第三章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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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相信，帝国的表象的体系较之于领土化的表象要更为温和。符号不再铭刻在赤裸的肉体之上，而是在石头、羊皮纸上，抑或纸币与列表当中。依据卡尔·魏特夫①的所谓的“行政管理回报递减”法则，绝大部分的部门都处于半自动的状态，它们并不与国家政权相妥协。眼睛不再从痛苦的景观当中抽取剩余价值，它不再评估这一景观，它“预防”并监管后者，阻止那可能逃离了专制机器超符码化的剩余价值。因为所有的器官及其所有的功能都体会到一种衰竭，它将这些器官与功能带回到并使其汇聚到暴君的平滑身体之上。实际上，制域并没有变得更温和，恐怖的体系已经替代了残酷的体系。古代的残酷仍然存在，特别是在那些自动的和半自动的部类当中；但现在它被纳入国家机器之内。国家机器时而将其组织化，时而容忍它的存在，时而限制它，以便使它服务于其目的，抑或让它从属于更高一级的整合以及从属于更为恐怖的律法的叠加。实际上，直至很晚之后，律法才与专制体制相对立，抑或看起来似乎是与之相对立的(即当国家认为自己是不同阶级之间的明显调解人，因此必须重新设计其主权形式)，②法律并不缘起于它生成的抑或试图以后生成的存在样态：一种对抗专制主义的保障，一种重新将不同部分整合为一个整体的内在的原则，它用一般知识和意志的客体对象来构筑了这个整体，其中，惩罚只能源自对反叛者一方的判断和举措。野蛮的帝国主义的法律有两个与之相对的特质这两个特质在卡夫卡那里被强烈地发展出来:律法的精神分裂式-妄想狂的特质(换喻)，据此，律法统御着各个不可整体化的部分抑或不可总计化的部分，这些部分被分割开来，被作为诸多砖块组织起来，律法衡量着他们之间的距离，并禁止他们之间的沟通，它在一个庞大的整体之名下行动，但这一整体是形式性的，空洞的，卓尔不群，却也是个体化的，非集体性的；另一特质为抑郁-狂躁症性的特质(隐喻)，据此，律法一无所知，并不拥有可知的对象客体，其判决并不先于惩罚，对于律法的阐发并不先于判决。神意判决(ordalie)①活生生地呈现了这两种特质。正如在《惩罚性殖民地》(la Colonie pénitentiaire)的机器当中一样，惩罚、判决以及规则都是被书写出来的。身体徒劳地从字迹当中解放出来，后者将其恰当地安置在意涵的体系当中，身体现在成为石头以及文件，桌子以及货币，在其上，新的书写勾勒了它出的图形，它的发音以及它的字母。超符码化，它是律法的本质，同时也是身体之新痛的缘起。惩戒不再是一场节日，在这一节日中，眼睛曾在姻亲与血缘关联的魔法三角形当中提取剩余价值。惩戒变成一种复仇，声音的复仇、手掌的复仇、眼睛的复仇，现在它们都重新在暴君之上聚集起来，这是新的姻亲关系的复仇，其公共的特质并没有消弭其秘密：“我将推翻你，借助于姻亲关系的复仇之剑……”因为，再一次地，律法曾经是对抗专制主义的虚假保障，现在则成为暴君自己的发明：它是一种司法形式，它持有某种无限债务。直到晚近的罗马皇帝时期，我们才在暴君的随从中发现了法官，以及伴随着帝国形式而出现的司法形式，伴随着恶魔的立法者，盖尤斯与康茂德，帕比尼安与卡拉卡拉，乌尔比安以及海里奥伽巴尔①，“十二个凯撒的谵妄与罗马法的黄金时期”(如有必要，让债务人的一方与债权人对抗，以确定无限期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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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①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德裔美国历史学家。著名的代表作为出版于1957 年的《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stism：A com parative study of totalpower)。本书立足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来反观马克斯·韦伯有关中国和印度的“水利行政国家体制”，详尽考察了马克思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强调了这种东方专制主义体系中行政机构需要不断强化和维持其对社会的相关影响，构筑了所谓“水利帝国”(hydraulic empire)的术语来描述这类社会形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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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从基于魔法宗教话语的皇家司法过渡到基于和平对话(une paroledialogue)的司法，以及这段经文的“主权”部分参见 L.Gernet，«Droit et Prédroit en Grèce ancienne», L'Année Sociologique, 1948 – 1949, M. Détienne, Les Maîtres de Vérité dans la Grèce Archaique, Maspero, 1967, M, Foucault, La Volonté de Savoir。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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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神意裁判，又称为神断法，是中世纪条顿族事实的裁判法，比如让被告将手插入火或者沸水中，若不受伤，则裁定无罪。—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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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复仇，以及预先所践行的复仇，帝国的野蛮法律碾压了所有原始游戏的行动，它的实施以及其反作用。现在应当让被动性成为主体的德行，依附于专制的身体之上。正如尼采所说，当他详尽指出惩罚是如何在帝国的形式之下成为一种复仇之时，“在铁锤挥舞的恐惧之下，以及艺术家的暴政之下……自由已经在世界中消失了，抑或至少在所有人的眼中消失了，它被强制性地转入一种潜在的状态之中”，由此产生了死本能的耗尽，它在行为的游戏(le jeu des actions)当中不再被符码化。同时产生的还有野蛮化的反作用，在其中宿命论仍然是某种被践行的东西，以便能够生成超符码的晦暗的践行者，被分割的客体对象在其上盘旋，正如社会机器已经与欲望机器剥离：死亡、欲望的欲望，暴君的欲望的欲望，在国家机器的最底层的隐蔽铭刻。与其说是无一幸存，不如说是无一器官从这一机器当中掉落而出，抑或在专制化身体之外滑过。并没有其他的必然性(也没有其他的命数)能超过在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当中存在的能指的必然性：这正是恐怖的制域。律法所要意指的东西，只有当律法进化到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新的形式之际，才能被知晓。但从一开始，律法所表达的正是能指的帝国主义，它生产了诸多所指，作为一种富有效力的和必然性的效果，律法逃避认知，并将其所有一切都归咎于其崇高的事业。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当律法试图阐发其所意指为何，并赋予其所指以独立性的价值(即与专制相对立)的时候，小狗试图召唤专制化能指的回转，无须注解，也并不需要解释。因为这些小狗，按照卡夫卡的观察，所喜爱的是在纯粹的死本能的耗尽当中欲望与律法的直接联姻，而非仅仅聆听，的确，这正是那个虚伪的博士试图要说的所有一切。①但所有这一切，展开了的民主化的所指抑或被包裹起来的专制化的能指，都出自同样的问题。有时是开放的，有时是被阻挠的，但都是抽象的，压抑性机器装备总是让我们远离了欲望机器。因此，从来就只有一个单一的国家。其所服务为何？它在悲观主义的以及虚无主义的迷雾当中逐渐模糊，逐渐消失，Nada(一无所有)，Nada②(一无所有)！实际上，在律法的制域当中，存在着某种共同之处，它们以强制性的形式显现出来，并在随后的过程中不断演化，即都漠视意指。律法是无所意指的所指，这正是其本性所在。律法无所意指，也无人格(律法的民主化概念将其固定为一个标准)。意指(désignation)的复杂关系，正如我们在原始的意涵(connotation)体系当中所看到的，那被详尽地在声音、字迹学以及眼睛的游戏当中所呈现的一切，在这个新的野蛮的隶属关系当中已经消失了。当符号已经不再占据欲望的位置，意指将如何持存，以便生成为一个强制性的符号，普遍化的阉割将欲望黏合到律法之上？正是对古老符码的碾压，正是新的意义关系，正是这种建筑于超符码之上新关系的必要性将意指带回到了任意性(抑或让其持存于古代体系存留下来的架构当中)。为什么语言学家们不停地在专制时代重新发现真理？最终，是否可能会是这种情况：正是这种意指的任意性，作为意义的必然性的反面，不仅涉及暴君的臣民，甚至会波及他的仆人，而且还关涉到暴君自身，他的王朝和他的姓名？（“人民并不知道是哪位君王在统治他们，连王朝的名字对于他们而言都是非确定的”)其所意味的是死本能以超乎想象的程度根植于国家当中，其潜能不仅作用于臣民之上，而且作用于其最高的国家机器之上。复仇成为臣民反抗暴君的复仇。在恐怖的潜能体系当中，那不再具有能动性的，不再行动(agi)与反-动(réagi)的东西，“那由某种力量的推动而潜在地被折返、被压缩、被压抑，返回到了其内部”，现在，这就是一种被怨恨(ressenti)：主体的永恒怨恨(ressentiment)①回应了暴君的永恒的复仇。铭刻被体验为怨恨，当它既不是行动的，也不是反-动的。当一个被去领土化的符号成为一个能指，相当数量的反作用就转变成一种潜在的状态，正是全部的回声，正是全部的存留(larétention)改变着体积与时间(“事后”)。复仇与怨恨，当然不是正义的开端，但在帝国形式中它的生成与它的最终命运正如尼采所分析的那样。依据他的预言，国家自身是否正是那个试图去死的狗？同时又从其灰烬中获得重生。因为正是这种新的联姻的集合抑或无限债务的集合能指的帝国主义，所指隐喻性的抑或换喻性的必然性，与指称的任意性———确保了体系的稳定性，使得一个名称接续着另一个名称.一个王朝接续着另一个王朝。所指从未改变，能指墙也从未坍塌。这就是为什么在古帝国中那些潜在的诸制域常常产生各色叛乱和断裂，但从未有革命。也正是因此，死亡只能从里面被感知到，但它是源自外。

①盖尤斯(Gaius)、帕比尼安(Papinien)、乌尔比安(Ulpien)、保罗(Paulus)以及莫迪斯汀(HerenniuModestinus)并称为罗马五大法学家，他们为罗马法的制定做了杰出的贡献，而与之并列的名字，如康茂德(Commode)、卡拉卡拉(Caracalla)、海里奥伽巴尔则为各个时期的罗马皇帝。—译者注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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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可参见卡夫卡的小说《一只狗的研究》。——译者注

②Nada，西班牙语，“没有、无”的意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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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essentiment是尼采的一个术语。在《道德的谱系》中成为他阐发基督教之起源的一种说法，即基督教产生于怨恨的精神(dem Geiste des Ressentiment)。德勒兹在《尼采与哲学》当中曾就怨恨原则做过特别的说明，“怨恨指反动力战胜能动力的类型。……如果我们问，怨恨者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要忘记一个原则：他是拒绝回应的人。而且我们可以在怨恨一词中找到确定的线索：反动力不再接受作用以便成为某种被感知的东西”。(「法]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 239页)—译者注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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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那些帝国的缔造者让所有一切过渡到一种潜在状态当中。他们发明了复仇，并实施一种怨恨，某种反-复仇(contre-vengeance)。然而，尼采用他言说原始社会的方式来谈论着这些缔造者们：并不是在他们之中，“恶的意识”-俄狄浦斯所说的—生根、发芽，恐怖地生长起来。简单说来，在这一意义上前进的步伐已经敞开：俄狄浦斯、恶的意识、内在性(intériorité)，都成为一种可能性…①尼采究竟想说什么？当其将凯撒作为一个专制的能指，将他的姐妹和他的母亲作为两个所指，在他趋向于疯狂的过程中，这一切似乎变得越来越沉重。的确，俄狄浦斯在帝国的表象当中已经开始它细胞式的、卵化式的移民：源自欲望的被位移的被表象物(représenté déplacé)，自身成为压抑性表象(lareprésentation refoulante)。不可能性变成一种可能性；非被占据的界限发现自身现在被暴君所占据着。俄狄浦斯已经获得了它的名字，跛脚的暴君，通过超符码化实施着一种乱伦的双重化：与他的姐妹以及他的母亲，后两者作为身体的表象屈从于词语的表象(la représentation verbale)。更进一步说，俄狄浦斯正在构筑每一个形式化的操作以便使其成为可能：被分割的对象客体的外推法；超符码化抑或皇室乱伦的双重束缚；主奴之间链条的双向-单义化的，应用及其线性化；在欲望当中引介律法以及在律法之下引介欲望；可怕的潜能与其后续(par-aprés)抑或与其事后(après-coup)。所有五个谬误推理的片段似乎是已被准备好了的。但我们仍然距离俄狄浦斯式的精神分析太远了，希腊研究者们有理由无法把握精神分析者们不惜一切代价试图讲述给他们的历史。这是一部欲望的历史及其性史(并不存在其他类型的历史)。但在此所有的碎片都作为国家的一个机构发挥着作用。欲望当然不是在儿子、母亲与父亲之间游戏。欲望着力于国家机器的力比多的投注，后者将诸多领土化的机器进行超符码化，借助于辅助的螺钉的旋转，压抑着欲望的机器。乱伦源发于这种投注，而并不是相反的，最初进人其中的只有暴君，姐妹与母亲：一种超符码化的以及压抑的表象。父亲只是作为旧的领土化机器的表象介入其中，而姐妹则是新的姻亲关系的表象，母亲，则是直接的血缘关系的表象。父亲与儿子还未出生。整个性征都在机器的运转当中，这些性征之间相互斗争，相互重叠、构筑。让我们又一次感到惊讶的是弗洛伊德的相关描述。在《摩西与一神教》(Moise et le Monothéisme)当中，弗洛伊德认为潜伏期是某种状态(une affaire d'Etat)。但这一潜伏期并不是“俄狄浦斯情结”的衍生物，表明了这一情结的压抑抑或废除。这一潜伏期应是乱伦表象之压抑行动的结果，这一表象从不是作为被压抑的欲望所构筑的一种情结，相反它在欲望自身之上施加自身的压抑行为。被精神分析称为的俄狄浦斯情结，诞生于这一潜伏期。俄狄浦斯意指着在对欲望的歪曲、位移甚至去符码化的条件之下被压抑者的回返。俄狄浦斯情结只出现在潜伏期之后，当弗洛伊德以潜伏期来谈论被区分开来的两个阶段的时候，只有第二阶段可被称为一种情结，第一个阶段只是表达在另一个视角之下，在另一组织当中发挥着效用的一些部件和要素。正是在此，我们发现了精神分析的癫狂以及其所有的逻辑悖谬：它将已确定的设定抑或内在的建构作为一种情结的解决方案抑或一种解决的尝试路径而呈现出来，同时，将那些非确定的一切都呈现为一种情结。至此，究竟是什么使得俄狄浦斯成为俄狄浦斯，成为俄狄浦斯情结？的确包含着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尼采在无限债务的演进当中部分地预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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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ietzsche, Généalogie de la Morale, ,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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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狄浦斯的细胞应完成它的转移，但它并不满足于从一种被位移的被表象状态转变为一种压抑性表象状态，而是在压抑性的表象当中，这一细胞最终成为欲望自身的表象。俄狄浦斯的细胞以被位移的被表象之名成为欲望自身的表象。债务应当并不仅仅变成无限债务，而且它还应当作为无限债务而被内在化和精神化(基督教以及尾随其后所产生的一切)。父亲与儿子应当被构筑出来，也就是说皇家的三角关系应被“男性化”，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为被内化了的无限债务的直接后果。①俄狄浦斯-暴君，应当被俄狄浦斯-臣民所替代，被俄狄浦斯-顺从者所替代，被俄狄浦斯-父亲以及俄狄浦斯-儿子所替代。所有这些形式化的操作都应在解码化的社会场域当中被重新掌握，并在内在的、内在再生产的纯粹的、私人化的要素当中得到回响。压迫-压抑性的工具应承受一种完整的再组织化。至此，欲望，已经获得了它的转移，认识到这种极度的悲哀：它掉过头来反对它自身，与自身对抗的翻转，恶的意识，将欲望与最彻底的解码化的社会场域相关联，将欲望与最为病态的内在化相关联，欲望的陷阱，以及其所生长出来的有毒的植物。只要欲望的历史并不了解这一结果，俄狄浦斯就总是在所有社会上空游荡，作为噩梦，梦中一切都还未曾到来，—它们的时刻还未到来。（难道不正是在这里，拉康的力量显现出来了吗？他已经拯救了那些俄狄浦斯化了的疯狂的精神分析，它将自身的命运与其关联了起来，为了实施这一拯救，甚至不惜付出压迫的代价，甚至不惜认为无意识在专制主义的机器设备的重压之下仍然存在，并且它将以这一机器设备为出发点而被重新阐释出来，律法、能指、菲勒斯与阉割，是的！俄狄浦斯，否！—无意识的专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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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宗教的历史学家以及心理学家都十分了解这个有关帝国三角构型被男性化的问题。在其中，父亲-儿子之关系的功能被引入其中。尼采在无限债务的发展当中合乎理性地看到有关这一问题的关键性时刻：“基督教被赋予了某种宽容……上帝自我偿还，上帝将人类从其不可饶恕当中释放出来，债权人，出于爱，出于爱他的债务人，为债务人偿还债务(人们是否能相信这一切?)。”(Généalogie de laMorale, Ⅱ, § 21)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