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1. 原初国家

一个单一的国家？——作为范畴的国家——开始与缘起——国家的嬗变：具体-生成与内在-生成

吾珥城(Ville d'Ur)是亚伯拉罕的起点，也是新约的起点。国家的构造并不是逐步演进的过程，而是突然地全副武装地出现，一次性的政变，源发的原初国家(Urstaat)，它是所有国家都试图或者意欲成为的永恒模型。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拥有着国家对它的表达，抑或将其构筑为一个客观的运动，它不是一个清晰明了的形式。它是一个基础性的形式，它勾勒了整个历史的轮廓。在各个方面，我们回溯性地发现了帝国的机器先于传统历史的形式，它带有国家的特性，砖墙围起的公共领地以及对集体性的依赖。所谓更为“进化”的形式就是一次被重写的羊皮纸：它覆盖了专制的铭刻，某个迈锡尼的手稿。在每一个黑人与犹太人之下，都有一个埃及人，在希腊人之下有迈锡尼人，在罗马人之下有伊特鲁里亚人。然而，国家的缘起，国家的潜伏期却被遗忘了，相关的书写总是消失。正是在私有财产，随后是商品生产的帮助之下、国家才认识到了它的衰亡。土地(La terre)进人了私有财产的领域与商品化的领域之中。阶级出现了，据此，统治者不再与国家机器相混淆，而成为一种独特的决定性要素，它们使用这些变了形的机器设备。最初，私有财产与公共财产相毗邻，随后成为公共财产的组成部分抑或以其为条件，再后来私有财产则越来越具有决定性作用，它将债权与债务之间的关系内化为阶级关系。①如何能够解释这样一个潜伏期：它存在于专制国家与其在被修订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自我改造之间，而这一自我改造的目的是能够以从未有过的更为“虚假”、更为“冷酷”、更为“伪善”的方式重新复活？这种遗忘与这种回归。一方面是亚洲城市，日耳曼共同体，封建主义所设定的庞大帝国，这些帝国只能被理解为原初国家为服务其疆域而发挥着的某种功能。另一方面，有鉴于这些国家那些新的独具特质的规定性，这些形式的核心问题在于尽可能地重建原初国家。私有财产、财富、商品以及阶级究竟所指为何？符码的崩溃。幻影(apparition)现在突然以被解码之流的方式出现，这一流在社会集群之上流转，横贯于它的各个部分之间。国家不再满足于将已被符码化的领土性要素进行超符码化，它应为越来越去领土化之流发明某些特定的符码：设置专制主义以服务于新的阶级关系；整合富人与穷人的关系，商品与劳动的关系；调和市场货币与税收货币，在新的事物之上重新注入原初国家的幽灵。潜在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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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私有财产体制已经存在于专制国家之中，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KarlWittfogel, Le Despotisme Oriental , 1957, Ed. de Minuit, pp. 140 – 149,315 – 404.白乐日在《中国官僚体制》(La Bureaucratie Céleste)第 7 到9 章中谈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情况。 Maurice Godelier,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pp. 90 - 92,谈到了专制国家向封建国家转变的两条路径，其关键取决于商品生产是否加入私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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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国家的这一特殊境遇，作为一个范畴，被遗忘的同时又回返，应当被阐释。原初的专制国家并不是作为其他制度的一种断裂。在那些构建它的人的头脑中它可能是唯一一个全副武装突然从诸多制度当中跳脱出来的一种存在，“拥有着冷酷眼神的艺术家们”。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它：它并没有出现在著名的五阶段当中，原始共产主义、古代城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①它不是在多个其他形式之中的一种形式，也不是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过渡，国家与其所割裂的形式，与其所印证的形式相比较而言，意味着一种折返，国家好像是在另一个维度上所给出一个证明，是在社会集群的物质化演进之上所附加的头脑中的空想，一种规范化的理念抑或反思的(恐怖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其上将各个部分与流整合为一个整体。那被专制主义国家所割裂的、所超越的抑或所超符码化的，正是此前存在的领土化机器，这一领土化机器被还原为一种砖块堆砌的样态，一些劳动的片段，由此从属于头脑产生的观念。在这一意义上说，专制国家是一种起源，但它的起源是一个抽象，其与一种具体的开端之间存在着差异。我们已经知道这种神话总是表达了一种过渡以及一种偏离。但原始的领土化的神话开端相对于以之为基础的拓展中的社会体系而言，是表达了特定强度的能量(这就是马塞尔·格里奥尔所谓的“神话学的形而上学的部分”，一种振动螺旋)，正是这种强度的能量让一方转变为另一方姻亲关系到血亲关系。但帝国的起源神话所表达的其实是另一重内涵：开端与本源本身的裂隙，扩张与理念的错位，生成与秩序及权力(新联盟)的断裂以及从后向前的回溯被后者重新捕获之物。正如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Vernant)指出的那样：帝国的神话不能孕育一种内在于整个世界的组织原则：这些神话需要设定，需要内化起源与开端之间、君主的权利与世界的缘起之间的差异；“神话在这一间距之中被构筑，它成为自身叙述的对象，这些叙述横贯了整个神圣代际的序列，这个神圣的代际化身为主权，直到某个时刻，一个超绝的、富有确定性的主权终结了对于王朝和权力(dunesteia①)的戏剧化发展”②，以至于，最终，我们真的不知道谁是最初的，以及是否一个家族式的领土化机器预设一个专制化的机器，以便从中抽取其构筑自身的砖瓦抑或以它自身的方式将其拆解。在某种意义上，应就“最初的国家之后会带来什么”，以及“这一国家再次被切割为什么”说些东西。这一中间状态超绝于此前的任何国家形态，但重新切割了此后的诸形式。正是在这里，它成为隶属于另一维度之上的抽象，总是被潜伏期所回收并被击打，同时却再一次弹回，成为相较之于此前形式更好的一种回归，而正是这些此前出现的形式给予它某种具体的存在。形态各异的国家，最终却也不过是一个国家。由此产生的多样化的形态，新的姻亲关系的多样化的形态，却也不过是在一种相同的范畴之下。例如，封建主义不仅预设了一个抽象的专制国家依据其私有财产的制度以及其商品生产的突飞猛进而被割据，而且所有这一切还反过来带来了一个所谓封建国家的具体存在，在此，暴君作为绝对的君主得以返回。由此产生了两种错误的认识：其一，确信商品生产的发展足以摧毁封建主义(相反，商品生产强化了封建主义，它赋予其新的存在条件，并让其得以延续)；其二，确信封建主义就其自身而言与国家相对立，相反，作为封建国家，它能够借助于商品引人流的解码化，而正是流的解码化自身摧毁了被详尽考察的那个体系。①在更为切近的例子当中，我们应当依据卡尔·魏特夫的理论，正是他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何种程度上带有原始的专制国家的特质。至于说民主，我们为何在其中辨识不出那个变得更为冷漠，更为虚伪，更富有算计的暴君了呢？只是因为他自身用算计与符码化的方式来替代那些对某些计算的超符码化？在此无须按照那些严谨的历史学家的方式列出各色不同的清单，在这里是村落的共同体，在那里是工业化的社会等等。各色各样的存在形式只有当专制国家成为其中一种具体的形式，并在可比较的意义上来加以对待的时候才是具有确定性的。但专制国家是抽象的，它必定在诸多帝国形式当中得以实现，但也总是作为一种抽象而被实现出来(以杰出的超符码化的整体性)。专制国家只在那能将其以另一形象抑或在另一些条件中重新带回的后续形式当中才获得其具体的内在的实存(existence immanente)。作为此前已经到来并且在紧随其后的共同视域，它为普遍历史设定条件，不是因为它处于普遍历史之外，而是因为它就在其身旁。一个冷酷的怪兽，它再现了历史在“头脑”中，在“大脑”中的呈现方式，即原初国家。

虽无法获得其等同的形态，但总被模仿。埃及人对希腊人的警告哀怨地回荡在历史当中：“你们，希腊人，不过是一群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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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试图调和亚细亚生产与其他五阶段的可能性，有关促使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当中放弃了这一范畴的原因，有关俄罗斯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概念的抵抗，可参见《论亚细亚生产方式》(SurleMode deProductionAsiatique)。人们可能回想起魏特夫因提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而遭受的伤害：基于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视域，东方专制国家的范畴被把握为一个特殊的范式化的规范，是否正因如此，这一范畴被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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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unesteia:希腊语，王朝和权力的意思。——译者注

② Jean-Pierre Vernant, Les Origines de la Pensée Grecque, P. U. F., 1962, pp.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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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已经指出了商品、市场以及货币的发展是如何在封建社会当中产生如此多样化的效果，它往往会强化封建结构的奴役与整合。参见 Etudes sur le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Marspero, pp. 48– 82。弗朗索瓦·汉克(Françosi Hinker)详尽分析了“封建主义国家”的概念，以便指出法国的绝对君主制究竟是如何在封建体制之下保持了生产力与商品生产。这一封建体制直至 18 世纪都从未终止。(Sur le Féodalisme，Ed. Sociales，1971，pp. 61-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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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了历史从一种具体的抽象当中展开自身的方式：“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和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作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①国家首先是这种抽象的整体，它整合了诸多被分割开来的从属性的功能。国家当下从属于一个与诸“流”相协调的诸“力”的场域，并且在其中，国家表达了统治者与从属者所构筑的一系列自主性关系。它不再满足于将已确认的以及已构筑的领土进行超符码化，它为了货币、商品以及私有财产的去领土化之流而创造、发明一些符码。它不是通过自身形构一个或者多个统治阶级，而是被这些变得具有独立性的阶级所构筑的，这些阶级被委派服务于他们的力量、他们的矛盾、他们斗争，以及他们与其他统治阶级之间的妥协。不再是超验的律法可以统治这些碎片；国家应勾勒出一个整体，使内在律法得以实施。它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能指去支撑它的所指，它现在似乎躲在所指背后，依赖于它所支撑的东西。它不再生产一个超符码化的整体，它自身就在一个解码之流的场域当中生产。作为一架机器，国家不再决定一个社会体系，而是被一个社会体系所决定，在这一社会体系当中，国家被归人它诸多功能的游戏当中。概而言之，国家从未停止作为一个人造物的存在方式，只是它变得具体了，它“趋向于具体化”，同时它又从属于统治的诸多力量。当技术机器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统一体或一个控制在被分割的子集上的智力系统，而是成为一个从属于诸多力的场域(un champ deforces)的关系，作为一个具体的物理系统运行的时候，技术机器也可以表现出类似的进化。①然而，具体说来，在技术的抑或社会的机器当中这一具体化的趋向在此难道不就是欲望的运动吗？我们总是不断跌人这样一个巨大的困境当中：国家是贯穿于暴君的头脑到臣民内心的欲望，这一欲望贯穿于从智性的律法到整个物理的体系，欲望总是试图从其中获得解脱抑或解放。国家的欲望，一个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压迫性机器(machine de répression)仍然是欲望，既是欲望的主体也是欲望的客体。欲望，由此成为一个操作，它总是存在于原初国家在新事物当中的重新注入，尽可能地在新的体系之内运行，使其成为新体系的内在一部分。剩下的问题，将回到原点：构筑一个精神的王国，在那里，在它们诸多的形式之下，国家不再可能如其在物理体系当中一般发挥效用。当基督教徒占领了帝国的时候，互补的二重性在此重新相遇，在这两者之间，试图尽可能地结合他们在客观的罗马世界内部所发现的诸元素而重新建立原初国家，随即，那些虔信派，试图在沙漠当中重新出发，重新开始一个新的联盟，重新找回埃及以及古叙利亚超验的原初国家的精神感召。这样奇特的机器突然地在林立的石柱之间，在茂密的树林当中出现了。基督教在这一意义上发展出一整套偏执狂的机器与单身机器，它们都源于偏执狂和倒错者，而这些人构成了我们历史地平线的一部分，并填满了我们的日历。①由此，国家的生成包含两个方面：在越来越去符码化的社会诸力量的场域当中其自身的内在化，构筑了一个物理的体系；在越来越超符码化的超领土(supra-terrestre)之上其自身的精神化，构筑了一个形而上学的体系。一个无限债务的自我内化与自我精神化的过程应该是同时进行的，恶的意识切近的时刻，同时也是犬儒主义最为盛行的时刻。“动物-人所拥有的这种残忍在其内在生命当中被压抑，在其个体性当中伴随着一种惊恐重新被激发出来；这一个体性曾被困顿于国家之中，以便接受驯化……”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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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x, Introduction Générale à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Pléiade I，p. 25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版，第3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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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lbert Simondon,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iques, Aubier, 1969,pp. 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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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明化的资本主义机器

货币-资本的平滑身体——解码与解码之流的合取—犬儒主义——血缘性的资本与姻亲关系的资本—“符码的剩余价值”向“流的剩余价值”的转化货币的两种形式，铭刻的两种形式利润率下降趋势—资本主义与去领土化——属人的剩余价值与机械性的剩余价值——反生产—资本主义内在性的多变的面向诸多流

① 雅克·拉卡里埃尔(Jacques Lacarrière)很好地描述了自3世纪以来，在埃及、巴勒斯坦以及叙利亚地区禁欲主义基督徒的形象与生活：LesHommesIvres deDieu，Grenoble:Artbaud，1961。最先是一些较为温和的偏执狂定居在距离村庄不远的地方，随后他们远去到沙漠中生活，在那里他们发明了令人惊奇的禁欲主义机器，表达着他们与古老的血缘与姻亲关系的斗争(所谓圣安托万时代)，随后他们组织了信徒的社群，以及修道院，其诸多的活动之一是书写神圣创立者的生平，这是一部附带着军队纪律的单身机器，在其中，信徒们“围绕在其周围，在某种虔诚而团结的限定形式之下，构筑了一个古老的破坏者所组成的富有侵略性的世界”(所谓圣帕克缪时代)；最终回到了村庄，抑或在村庄当中，被武装起来的倒错者们被赋予了终结那些即将覆灭的异教分子的任务(所谓的施诺乌迪时代)。更为一般的讨论是有关寺庙与村庄之间的关系，参见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谈论了一种“有关城市结构化的新形态的思考”(La Cité à Travers l'Histoire，Ed. du Seuil，pp. 315sq, pp. 330 sq.)。

② Nietzsche,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Ⅱ,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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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去领土化最初的庞大运动伴随着专制国家的过度符码化而产生。但这一运动并不能与其他的庞大运动相对等，后者通过流的解码来实现。然而，流的解码并不足以让新的断裂横贯(traverse)，并改变社会集群，也就是说，产生资本主义。流的解码打击到了处于潜伏期中的专制国家，淹没了暴君，但也可能通过某种无法预期的方式将其召唤回来使其民主化，用寡头政治制度规范它，分割它，使其君主化，它总是被内在化，同时被精神化，在潜在的原初国家的视域中，没有人因为原初国家的缺失而感到痛苦。现在国家的责任就是要尽其所能，通过规范化的抑或例外的操作再符码化那些解码之流的产物。看看罗马的例子：通过财产的私有化而实现土地之流的解码，通过巨大财富的构筑将货币之流解码化，通过商品生产的发展使得商业之流解码化，通过剥夺生产资料与无产阶级化，实现生产者的解码化，所有一切都在这里，所有一切都被给予，并没有产生出所谓的资本主义，但生产出了一种拥护奴隶制的制域。①或者如封建主义的例子：在此仍然存在着私有财产，商品生产，货币的汇聚，市场的扩张，村庄的发展，领主的货币租赁以及地方性劳动力合同，但这一切并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的经济，而是强化了封建主的责任与相互关系，有时会回到封建主义最为原初的阶段，有时又会重建某种奴隶制度。众所周知，垄断的行为使得那些领导者及其相关受惠者得利，但没有带来资本主义生产的迅猛发展，在其中，资产阶级只是被嵌入封建主义的村庄与国家当中，后者为解码之流重新构筑着符码，并且根据马克思的公式，在社会机器古老的平滑身体的“每个毛孔”间持续地进行商品化。由此并不是资本主义导致封建体系的解体，而是相反：这就是为什么在两者之间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就这一方面而言，在专制的年代与资本主义的年代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为国家的奠基人如同一道闪电一般到来了。专制机器是共时性的，而资本主义的机器则是历时性的，资产阶级在一个系列之中突然出现，它构筑了某种历史的创造性，一个奇怪的动物园：精神分裂症患者富有创造性的新的断裂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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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x, Réponse à Milkhailovski, nov 1877, Pléiade Ⅱ, p. 1555.——原注。参见《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一封信》中有关于古罗马的描述：“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遇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独立经营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涵着大地产的形成，而且还蕴涵着大货币资本的形成。干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他们剥削他人劳动。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转下页)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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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个简单的流的解码来界定解体，用以补偿这种解体的是国家的多种幸存物及其多个转型。人们觉得死亡是被从内部提出来的，欲望自身是死本能(instinct de mort)，它是潜在的，在这些流的旁边经过，带来了一个新的生命。解体之流，谁来为这个新的欲望来赋名？所有权之流被买卖，货币之流在流通，生产之流与生产方式之流在暗中准备，劳动者之流被去领土化：所有这些解码之流都被聚合在一起，它们的合取，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邂逅，这种合取，这种反应的偶然性，被一次性生产出来，以便资本主义的诞生以及旧的体系一次性的在外死亡，同时，新的生活诞生了，欲望获得了它的新名称。只有偶然性的历史才是真正富有普遍性的历史。让我们回到这个纯然偶然的问题上来。当代的历史学家会这样追问：为什么是欧洲，为什么不是中国？关于远洋航海，布罗代尔追问道：为什么不是日本的船只，甚至是穆斯林的船只？为什么不是巴格达的水手辛巴达？这不是一个技术的缺失，而是一个技术机器。难道欲望不是仍然陷在专制主义国家的陷阱当中吗？它将所有的一切都在专制的机器当中投注。“由此，西方人的丰功伟绩被困在狭窄的亚洲海峡，它是否需要世界，是否需要离开他的家园？”①唯有精神分裂式的旅行才叫作旅行(之后，出现了美国意义上的边界：某些事物要被超越，某些界限要被跨越某些流要流过，某些非符码化的空间要被穿透)。总是存在着被解码的欲望，解码(décodage)的欲望，历史遍布它们的足迹。但被解码之流所构筑的只是欲望，这一欲望所生产的不是梦境抑或匮乏，它所生产的是社会的同时也是技术的欲望机器，其所借助的是社会机器与技术机器在某一处的相遇，以及它们在被时间所规范的空间中的合取。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以及它的截断并不能仅仅通过被解码之流来界定，同样它还需要流的普遍化的解码，一个新的大众的去领土化，去领土化之流的合取。正是这一合取的特异性构筑了资本主义的普遍化。在最简化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未开化的领土化机器出自生产的链接，野蛮的专制机器建筑于铭刻的析取之上·它源于一个卓越的整体(unité)。而资本主义的文明化机器却最初建筑于合取之上。然而，合取不再意指那些剩余，后者逃避了符码化。它也不再意指消费-消耗，如同在原始节日中那般，抑或在专制主义者及其代理人的奢华那里所表现的“最大量的消费”。当合取进入社会机器中的原初序列(premier rang)，这种合取不再与某个阶级的消费过剩所带来的愉悦相关，它使得奢侈成为一种投注的方式，它将所有的解码之流都诉诸生产，在某种“为生产而生产”的过程中，它重新发现了劳动的原初链接，这种发现的条件是将这种劳动的原初连接重新诉诸资本，资本作为一个新的去领土化的平滑身体，一个真正的消费者得以产生之地(正如马克思在与魔鬼的协议当中所描述的那样，“工业的宦官”，“这都是你的错，如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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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白种贫民’更卑贱，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第 730—731 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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