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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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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ernand Braudel,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 I, Armand Colin, 1967, p. 313.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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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的核心处,马克思指出了两种“主要”元素的相遇:一方面是去领土化的劳动者,成为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则是被解码的货币,成为资本并能够买卖。这两个要素证明了封建的专制国家的分裂,以及封建体系自身与其国家的解体,而这一分裂并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两种流即生产者之流与货币之流外在的合取。这种相遇可能并不会发生,自由的劳动者与货币-资本都只是“潜在”地存在着。其中一个要素所依赖的是社会的古代身体所构筑的农耕结构的转变;另一个要素则产生于商人和工厂主,他们在古代身体的边缘。①进一步说,这些要素中的每一个所展开的多重的解码与去领土化的过程,在其起源上都很不相同:对于自由劳动者而言,它源起于私有化带来的土地的去领土化;由分配所带来的生产工具的解码化;家庭与共同体的解体所带来消费方式的缺失。最终,为了劳动自身的利润以及机器的利润而产生的劳动者的解码化。而对于资本而言,它起源于通过货币的抽象而带来的财富的去领土化,通过商业资本而带来的生产之流的解码化,以及通过金融资本和公共债务所带来的国家的解码化,通过工业资本的形构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的解码化,等等。让我们伴随着所有过程的情景,来重新审视这些要素究竟是如何相遇的。在此不再是一个残酷抑或恐怖的时代,而是一个犬儒主义的时代,与之相伴随的是奇怪的虔诚(两者构成了某种人道主义:犬儒主义是社会场域的物理的内在性,而虔诚,则持存着原初国家的精神;犬儒主义作为榨取剩余劳动surtravail]的方法而成为一种资本。虔诚是同一资本,但是作为资本-上帝,在其中衍生出所有的劳动力)。犬儒主义的时代是资本积累的时代,正是这一时代隐含这样一个时期,在其间全部的解码之流与去领土化之流进行合取。正如莫里斯·多布①所指出的那样,应该说,在原初年代,财产的积累,例如土地的积累完全是一种特有的情景(un conjoncture),在其中这些财富估价很少(封建体系的崩塌);在第二阶段,这些财富在高价的时候被买卖,在此条件下,引发了工业投注的兴趣(“价格的革命”,保留充足的劳动力,构筑一个无产阶级,原始资料很容易获得,这些都有利于工具和机器的生产条件)②。所有这些偶然的要素都有利于这些合取。这种事物的构成,这个相遇,无可名状!但这种合取的效果,是资本越来越牢固地操控着生产:资本主义与它的截断,所有这些解码之流与去领土化之流的合取,都不能被商业资本,抑或金融资本所界定—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不过是在其他流当中一些流,在其他要素当中的一些要素—这一合取只能被工业资本所左右。毫无疑问,商业是在生产之上运行的十分迅速的行为,它或者在商业基础之上转变为工业自身,或者将手工业者转变中间人抑或雇员(他们与行会以及垄断相斗争)。但只有当资本直接占有生产,并且只有当资本投资抑或资本的买卖成为一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与劳动分工相对应的诸多特殊功能时,资本主义才开始,资本主义机器才运行起来。我们在此重新发现了生产的生产、记录的生产,以及消费的生产—但在这些解码之流的合取当中,资本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的平滑身体,而商业资本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在其原始的形式之下仅存在于古老社会集群的血管之中,在其中它们并没有改变此前的生产形式。

① Marx, Economie et Philosophie, 1844, Pléiade, Ⅱ,p. 92.——原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曾充满讽刺地描画资本主义时代,人的需求和欲望如何被工业生产纳入其固有的系列当中来:“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更厚颜无耻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按照基督教教义去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每一种产品都是人们想用来诱骗他人的本质即他的货币的诱饵;每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使苍蝇飞近涂胶竿的弱点;对共同的人的本质的普遍利用,正像每一个缺陷一样,对人来说是同天国联接的一个纽带,是使僧侣能够接近人心的途径;每一项急需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摆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走向自己的邻人并且对他说:亲爱的朋友,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但是你知道,有先决条件;你知道,你应当用什么样的墨水给我写字据;既然我给你提供了享受,我也要敲诈你一下),—工业的宦官顺从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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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巴里巴尔在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当中的相关论述,LireleCapital,p. 288:“这个拥有资本主义结构的整合一旦被构筑而成,那么它将不能在其后重现……应该说这一相遇是被生产出来并被缜密思考的,在这些要素之间,它总是与它们合取的结果以及其历史场域相一致,在这一历史场域之中,它应思考这些要素的自身特定历史,这一历史在其概念当中与其结果没有关系,因为它被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结构所界定。在这一由先在的生产方式所构筑的历史场域中,这些要素所形成的谱系学确切说来只是一种边缘化的境遇,换言之,它是非确定的。”

第三章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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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1900—1976),英国经济学家。他为 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出了突出贡献。—译者注

② Maurice Herbert Dobb, Etudes sur le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 pp. 189-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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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生产机器产生之前,商业和货币解码之流在抽象的意义上运行着。但其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首先,简单交换铭刻着商品生产,它作为抽象劳动整体的诸多特殊分额(quanta)。正是在交换关系当中所设定的抽象劳动构筑了商品的显在的析取综合的运动,因为抽象劳动在可量化劳动当中对应于某种既定的份额而被分割开来。但只有当如同货币的“一般等价物”出现的时候,人们才能进入变量(quantitas)的范围之内,其中存在着所有各类特殊的价值,可度量各类变量份额。这种抽象的变量至少应该拥有某类特定的价值,以至于这一抽象的变量只能作为诸多变量之间的一个比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交换关系在形式上整合了作为部分客体的产品,并将其在脱离交换关系基础上进行铭刻。商业的铭刻以及货币的铭刻仍然是超符码化的,并且它被社会集群的先在特征以及铭刻方式所压抑。这些社会集群的先在特征在其特定的生产方式之下被思考,它并不知道抑或并没有认出抽象劳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抽象劳动是最简单的关系以及最古老的生产行为,但它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机器当中才显现出来,并在实践中成为真实的。①这就是为什么,此前,商业的铭刻以及货币的铭刻并没有一个可供其操作的自身的身体、它只是在既存的社会躯体的间歇处插入了它自身。商业从未停止它的持存的领土化过程,在价格便宜的地方买进,在价格高涨的地方卖出。在资本主义机器产生之前,商业资本抑或金融资本都只在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相结盟的关系当中存在着,它进入一个新的联盟当中,其带有前资本主义状态的特性(在其中商业和银行的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们结盟了)。简言之,当资本不再是姻亲的资本,而成为血缘的资本之时,资本主义机器才开始了。资本成为血缘关系的资本,货币生成为货币抑或价值产生剩余价值,“富有进步性的价值,货币总能生根发芽,正如资本………价值将自身呈现为一个自身富有动力的实体,借此,商品与货币成为纯粹的形式。价值自身区分出原始价值与剩余价值,正如上帝将人区分为父亲和儿子,两者合二为一,同处一个时代,因为只有通过十斤的剩余价值,才使得原初的100斤成为资本”①。正是在这一条件下,资本成为平滑身体,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集群,抑或适用于所有生产力的准因。我们不再存在于一个定量(quantum)抑或变量(quantitas)②的领域当中,而是存在于作为合取的微分关系的领域当中,后者将这种内在的社会场域特别界定为资本主义,并赋予抽象以其实际的具体价值和实现的倾向,抽象从未停止是其所是的样态,但它不再作为一种各自独立的要素之间所构筑的可变关系在简单的量化当中的显现,而是将独立性、诸多要素的质性规定与诸多关系的量性规定放置于自身之上。抽象将自身放人一个更为复杂的关系当中,在其中它将“作为”某种具体的事物自我展开。这正是微分关系Dy/Dx所蕴含的意义,在其中Dy源于劳动力,并构筑一个可变资本的上下波动,Dx则源于资本自身,并构筑了一个固定资本的上下波动(“固定资本的观念从未包含着其构筑部分的价值变动”)。正是源于解码之流的流动,源于这些解码之流的合取使得资本的血缘形式得以形成,即x十dx。这一切只是表达了一种微分关系,这是资本主义最为基本的现象,即将符码的剩余价值转变为流的剩余价值。数学的显相(apparence)在此替代了古老的符码,其所意指的是我们见证了符码与领土化持存的失败,以便于另一空间机器的运行,它发挥着不一样的作用。在此不再存在对于生命的残忍,也不再存在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之间的对抗所产生出来的恐怖,存在着的仅是专制主义的尸身,专制君主变成了肛门与吸血鬼:“资本是死劳动,它与吸血鬼相似,只能在吮吸活劳动中获得生机,它的生命吮吸得越多,活得越快乐。”工业资本由此呈现了一种全新的血缘关系,成为资本主义机器的组成部分,在与资本主义机器相关联的过程中,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构筑了一个全新的姻亲关系,它们设定了一些特别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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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x, Introduction Générale à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Pléiade,I,p. 259.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一节当中对劳动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的重要概念的形成做了如下阐发:“劳动似平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一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个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6页)———译者注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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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x, le Capital, I , 2, ch. I ,Pléiade I , p. 701.

② Quantum 与 quantitas,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当中谈论有关“量”的范畴中所使用的概念。海德格尔在《物的追问》当中对这一对概念的内涵给出了详尽的说明:“作为quantitas的量,作为具有量的东西的尺度和大小,总有某种确定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部分先于整体而出现并一道设定这个整体。与之相反,在作为quantum的量中,在具有的量的东西中,整体先于部分;至于各个部分的数量则是不确定的,而且本身是恒久不变的。quantitas(变量)始终是 quantum discretum(分开的量);它只有在quantum的范围内并以之为基础,通过后来的划分和相应的组合(综合)才是可能的,而quantum本身绝不是首先通过综合才成其所是。”([德]海德格尔:《物的追问》,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译文略有改动)基于这一比较,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作为quantitas的量始终关系到量的形成,如果在这一整体划分为部分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增补相互分开的部分而发生,那么变量就是一种扩延。”(同上,第176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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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名的问题是关于利润率下降的问题,换言之,其所关涉的是剩余价值与整体资本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内在场域的整体中才能被理解,只能在符码的剩余价值被转变为流的剩余价值的条件之下才能被理解。首先(正如巴里巴尔所指出的那样),利润率的下降没有终点,它只是通过再生产与自己相反对的要素而再生产着自身。但为什么它自身没有终点?毫无疑问,让资本家和他们的经济学家们发笑的,出自同样的原因:资本家与他们的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剩余价值不能获得数学上的确定性。然而他们也不知为什么而高兴。他们更愿意推论出一些他们试图隐藏的东西:他们知道,进入工资口袋中的钱与那些在企业的资产表中被登记的钱并不是一回事。一边是无能的交换价值的货币符号,与消费物以及使用价值相关的支付方式之流,以及在货币与被强加于产品之上的剪刀差之间双向-单义性的关系(“那些我应该做,那个我应该归属的,正是属于我的一切”);而在另一边,则是资本的强大的符号,金融之流,生产的微分系数体系,它们证明着预期力量的走向,抑或长远看来的演进方向,虽然不能马上被实现出来,但作为抽象的量化定律而发挥着作用。一方面,货币再现着一种在消费之流上存在的某种可能的截断-抽取(coupure-prélèvement);另一方面,货币再现着一种截断-离散(coupure-détachement)的可能性以及某种经济链条的再链接的可能性,在后一意义上说,生产之流被归入资本的析取当中。我们可以指出的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在支付方式的构筑与金融结构之间,在货币的管理与资本积累的融资之间,在交换货币与信用货币之间,银行所发挥的双重功效的重要性。①银行同时介入两者之中,成为链接融资与支付两者之间链条,这一点只是表明了他们之间多样化的交互作用。由此,在信用的货币中,它包含着所有的商业的抑或银行的债权,纯粹的商业信用植根于简单的流通中,在这一流通中货币成为支付的手段(用以交换的支票有确定的终止日期,它构筑了一种有限债务的货币形式)。相反,银行的信用机制的运行使得货币去货币化、去物质性,并且建筑于票据的流通之上,而非货币的流通之上。信用机制贯穿于特定的流通之中,在这一流通中,它不再作为交换中介而发挥效用,流通的条件隐含着其再流通的条件,赋予了有限债务以资本主义的形式。但国家作为一个调节者,保障着这一信用货币的兑换原则,它或者直接诉诸黄金,或者间接地通过中心化的模式,这一模式包括信用的担保人,特定的利润税收,以及资本市场的整合等。我们有理由认为货币的两种形式—即融资与支付,作为银行运行的两方面实践,在其之上存在着一种深度的遮蔽(dissimulation)。但这一遮蔽与其说源于一种误认,不如说是表达了资本主义内在场域,表达了一种显在的客观运动,在这一运动当中,那些更为低级的、从属性的形式并不较之其他形式更缺少必要性(货币在两个层面同时发挥作用,这一点很有必要)。同时,没有任何一个统治阶级的融合不是在非应用的可兑换原则的笼罩之下发挥效用的,这一点无论如何都足以保证了处于最不利地位的生物之欲望可以倾其所有之力投注其中,这一投注与经济学是否对其有所了解完全无关,资本主义的社会场域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存在着诸多的流,谁不欲望这诸多的流,并对于诸多流之间的关系,对于诸多流的截断有所欲求?至此,资本主义在其未知的货币条件之下能够得以运行并截断。的确,资本主义在其本质上抑或其生产模式都是工业化的,但它仅作为商业资本而发挥效用。的确,从其本质上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工业化的血缘性资本,但它仅通过其与商业资本以及金融资本的联姻才能发挥效用。正是银行以某种方式操控着整个体系,并进行着欲望的投资。①凯恩斯的贡献之一在于重新在货币问题当中引入了欲望。这一点总会使得对于马克思的分析成为一种必要。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却总是驻足于对生产方式的思考,总是驻足于对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理论的思考,它们都出现于《资本论》的前半段。在这一分析当中,马克思并没有足够重视银行实践、金融操作以及信用货币的特殊流通的重要性(而这却构成了我们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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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uzanne de Brunhoff, L'Offre de Monnaie, Critique d'un concept, Maspero,1971. La Monniae chex Marx,Ed, Sociales,1967.(参见《关于希法亭诸命 题的批判》[La Critique des Thèses de Hilferding], pp. 16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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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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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货币的二元性,回到其存在的两个表格,两种铭刻,一种在工资的计数当中,另外一个则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当中。用相同的分析单位来衡量两种秩序的量,这纯粹是一种幻象,一个巨大的骗局,这就如同用米与厘米来衡量宇宙间的距离与原子内的距离一样荒谬。在企业的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衡量标准。这就是为什么利润率下降没有一个终点。如果在此所关涉的是完全回报意义上的生产之流的可变量极限,微分的商是可计算的,而如果关涉到剩余价值赖以产生的生产之流以及劳动之流,那么微分的商则是不可计算的。然而,某种差异在构筑差异之本质的关系当中并没有被取消,“趋势”并没有终点,它也没有外在的极限可供其达到抑或接近。趋势只有某种内在的限度,可以不停地超越这一限度,但这一限度也在不断地发生着位移,也就是说这一限度被不断重构,不断被重新发现,作为一种内在的限度,它不断通过位移这一限度而获得新的超越:由此资本主义过程的延续性在这种总是在位移着的分界中运行着,也就是说在这种精神分裂症中,在流当中运行着。正是在这一既存事实中,社会的内在场域,正如在原初国家的收缩与变形当中所揭示的那样,不断地拓展着自身,获得自身独特的持存性,它展现了一种方式,在其中资本主义就其自身而言懂得如何诠释这样一种一般的原则,即事物只有在其毁灭当中才能很好地运行,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的路径”。如果资本主义是所有社会的外在的限度,这是因为就其自身而言,它并不拥有一个外在的限度,它所拥有的只是一个内在的限度,一个资本自身的限度,它自身并没有遭遇任何的限度,只是不断地再生产出一个总是移动着的限度。①让-约瑟夫·高斯克(Jean-Joseph Goux)准确地分析了无切线的曲线所表达的数学现象,其所包含的经济学意义并不少于其在语言学中的意义:“如果运动并不趋向于某种限度,如果微分的商并不是可以计算的,那么呈现(le présent)就不再有意义……微分的商不能被消除,差异无法在它们的关系中被取消。没有任何限度可以对抗断裂,断裂的断裂。趋势没有终点,变动从未能达到未来直接为其预设的那个底线;它因突发状况,因各色偏移而不停地被延迟着……在绝对断裂当中存在的持续性的复杂观念。”①在体系的内在性拓展当中,限度在其位移当中重构了那些在其原初场域当中被弱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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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uzanne de Brunhoff, LOf fre de Monnaie, Critique d'un concept , p, 124:“货币供应量的概念只有在不同货币结合的信贷体系中才有意义。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系统,就只有一系列支付手段,这些手段不符合一般等价物的社会性质,只能用于当地的私人渠道,就不会有一般的货币流通。只有在中央系统中,货币才能变得同质,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的组成部分出现。”(同时,关于在体系当中客观的遮蔽,参见 pp. 11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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