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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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x，Le CapitaleⅢ，3,结论；“资本主义的生产从未停止超越这些属于其自身内在的限度，但它超越限度的方式只是重新地，以更为深刻的方式在自身面前放置同样的障碍，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正是资本自身。”(Pléide，Ⅱ，p. 1032.)原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表述如下，“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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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位移的运动本质上隶属于资本主义的去领土化。正如萨米尔·阿明②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去领土化的过程从中心蔓延到周边，换言之从发达国家蔓延到欠发达国家，它并没有构筑一些分割的区域，而是构筑了一架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机器。需要进一步说的是，中心自身拥有由其自身所组织的欠发达的飞地，一些保护区以及贫民窟，它们作为内在的边缘地带而存在着(皮埃尔·穆萨[Pierre Moussa]将美国界定为一个第三世界的碎片，它已经成功获得了并看护起那欠发达的广阔地区)。的确，在中心处至少局部地会出现利润率下降抑或利润率平均化的倾向，它将经济带向最富进取性的并最富有自发性的方向，在周边某种真正的“欠发达的发展”却保障了剩余价值利润率的增长，较之中心而言，这是一种对边缘地区的无产阶级的强大剥削。因此，认为边缘地带的出口都不过出自一些传统产业抑或古代的领土化的观点是错误的：相反，他们的出口都源于工业化以及现代化的种植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剩余价值，从这一视角来看，并不是发达国家为欠发达国家提供资本，而是相反。因此，原初积累并不是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初一次性生成，而是不停地再生产着。资本主义输出着血缘性的资本(capital filiatif)。同时，资本主义的去领土化从中心蔓延到边缘，在边缘处诸多流的解码通过一种“脱节”而实现，它导致传统产业部分破灭，外向型经济流通发展，第三产业出现畸形膨胀，以及生产能力与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①流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位移的界限、每一个解码都是一个去领土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的精神分裂越来越多地存在于边缘地带。也就是说，在中心地带仍保留着狭义的利润率下降的意义，即与资本总量相比较，剩余价值相对减少，它是由生产力、自动化以及固定资本的发展所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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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ean-Joseph Goux, «Dèrivable et Indérivable», Critique, janvier 1970, pp. 48 - 49.

②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1931—2018)，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名的全球化问题专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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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这一问题被莫里斯·克拉维尔②在处理一系列的富有决定性的又相当棘手的问题当中被重新提了出来。换言之，某些人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他们并不能理解与人相关的剩余价值(la plus-value humaine)如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石，众所周知，机器也“劳动”，抑或生产某种价值，这些机器总是很勤奋，与人相比较而言，它们更为勤劳，人不再是这一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而变成了站在这一过程旁边的那个人。③因此，有一种生产性机器的剩余价值是由固定资本产生的，它是随着自动化和生产力的提高而发展的，不能用阻碍趋势下降的因素来解释(对人的劳动剥削的密度增强、固定资本要素价格的下降等)，相反，这些要素依赖于这种机器的剩余价值。对我们而言，同样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只能在将符码的剩余价值转变为流的剩余价值的条件之下才能被思考。因为，当我们通过符码的剩余价值来界定前资本主义领域，通过一般性的解码—即将符码的剩余价值转变为流的剩余价值的过程——来界定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是以某种概括的方式来呈现这些事物，我们在此所做的方式就如同所有事物都是一次性完成的一样，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它失去了所有的符码价值。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一方面，符码持存着，尽管可能采取古代的形式，但发挥着富有现实性的完美功效，并以资本的人格化的方式呈现自身(资本家、劳动者、批发商、银行家………)，但，更为深刻的另一个方面在于，所有的技术机器都预设了某种特定的流：符码之流既内在于机器，又外在于机器，它们构筑了某种技术抑或某类科学的诸多要素。正是这些符码之流发现自身以某种方式嵌入前资本主义社会当中，被符码化抑或超符码化。这些符码之流从未获得独立性(铁匠、天文学家……)，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流的一般性解码已经被释放出来，它被去领土化，符码之流以各种方式被解码化至此自动化机器总是将符码之流内化到它身体之中抑或它的结构当中，作为诸多的力的场域，同时自动化机器又依赖于科学、技术，以及劳动，这一劳动是一种所谓与体力劳动不同的脑力劳动(技术客体的演化)。并不是机器构筑了资本主义，在这一意义上说，相反，正是资本主义构筑了机器，正是资本主义不停地引人新的截断，这种截断的实现所依赖的正是其生产技术模式的不断革新。

① Samir Amin, L'Accumulation à l'Échelle Mondiale, Anthropos, 1970, pp. 373 sq.

② 莫里斯·克拉维尔(Maurice Clavel,1920—1979)，法国作家，哲学家。

③ Maurice Clavel, Qui est Aliéné?,pp. 110 -124,320 -327.(参见马克思关于 自动化的章节，Principes d'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1857 - 1858, Pléiade, Ⅱ, pp. 297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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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就这一方面而言，我们还应引人一些可能的修订。因为这些截断需要一些时间，并延伸至一个广泛的范围之内。历时性的资本主义机器从未让自己通过共时性的一架或者多架技术机器而实现革新，资本主义机器从未赋予他的科学家和技术工程师们此前制域中从未有过的独立性。毫无疑问，资本主义机器可以让它的科学家和数学家们在他们各自的角落中“精神分裂”，并将解码化的社会性的符码之流传递出去，而后者是由那些科学家在所谓的基础性研究的公理中组织而成的。但真正的公理并不存在那里(人们让学者们偏安一隅，让他们创造自己的公理，但当某种关键时刻到来之际，情况将所有改变：例如持有非决定论观念的物理学家们，当遭遇微观粒子之流的时候，也应当与“某种决定论”相和解)。真正的公理是那些社会机器自身，它替代了旧的编码，它组织了所有的解码之流。其中包括着科学的以及技术的符码之流，以便服务于资本主义的体系及其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强调工业革命将技术进步的提高比率与“过时的”设备总量的持有相结合，相伴随的是对于机器和科学的巨大怀疑。一个革新被采用，只是因为它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带来了利润率的提高，否则，资本家就会维持既有的设备，将投资投入其他领域当中。①由此，人的剩余价值仍保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它始终处于中心，并在高度工业化的领域当中发挥作用。决定着成本的降低以及通过机器的剩余价值而带来的利润率的提升并不是革新自身，革新所带来的价值并不比人的剩余价值所带来的价值更可度量。同样，我们也不能孤立地设想新技术创造价值的能力，正是新技术的效用作用于企业，并在其与市场，与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当中，它才能发挥作用。这一过程包含着历时性的一些相遇，一些再切割，正如我们直至16世纪在蒸汽机、纺纱机抑或钢铁生产的技术之间所看到的那样。一般说来，革新的引入总是滞后于科学研究，只有在市场预期达到一个合理的状态，由此带来的剥削才大范围地展开。在此，姻亲的资本(le capital d'alliance)在工业资本的机器革新中发挥着强烈的选择性的功能。简言之，在解码之流中，以技术和科学形式出现的特定符码之流受到一种严格的社会公理的约束，这种公理比所有的科学公理都要严格得多，但也比所有旧符码或过度编码都要严格得多，即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公理。简言之，符码之流在科学与技术当中被“释放出来”，其所依赖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机器的剩余价值，这一剩余价值并不直接依赖于科学与技术自身，它依赖于资本，将其自身附加在了人的剩余价值之上，弱化了剩余价值的相对减少，由此机器的剩余价值与人的剩余价值共同构筑了流的剩余价值，它诠释了体系的特性。知识、信息以及基础教育不仅是最为底层的工人劳动的组成部分，也是资本的组成部分(知识资本)。同样，就人的剩余价值而言，它带来了解码之流，由此，我们在体力劳动与资本之间，在货币的两种形式之间发现了一种不可通约性抑或一种基础的非对称性(并不存在外在的可确定的界限)；同样，就机器的剩余价值带来了科学与技术符码之流而言，我们在科学的抑或技术的劳动之间，既没有找到任何的可通约性，也没有外在的界限。尽管这一科学与技术的劳动，拥有着高额的回报，并且在另一种书写当中被记录为一种资本的利润。知识之流以及劳动之流就此而言存在于相同的情景之下，这一情景被资本主义的解码以及其去领土化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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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aul Baran et Paul Sweezy, Le Capitalisme Monopoliste, 1966, Maspero, pp. 96 -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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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说只有当革新所带来的生产成本的降低参与了利润的增长才可被接受，如果说存在着某一系列的生产足以让这种革新合法化，那么一个必然的结果将是在革新中的投注从来都不足以实现抑或吸收由此产生出来的流的剩余价值。①马克思很好地指认了这一问题：资本主义的循环总是在不断地扩张，它总是以超越其内在界限的规模进行着再生产，这一循环只有当剩余价值不再仅仅被生产抑或被榨取，而是被吸收，被实现出来的时候才能是闭合的。①如果资本家不能被愉悦本身所界定，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生产而生产”，即作为剩余价值的发动机，而且还因为他的目的还要实现这种剩余价值：无法被实现的剩余价值之流就如同一种非生产物，化身在失业与停滞当中。我们很容易就列出一些在消费与投资之外的基本的吸收模式：宣传、公民政府、军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就这一方面而言，国家在资本主义原则之下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在于吸收了一部分企业的剩余价值，而是让资本主义在其既定的界限内趋近于得到完全回报，并通过不断拓展这一界限本身来实现剩余价值的增量，特别是在军费开支当中，这种增殖从未与私有企业之间存在着的竞争，恰恰相反(只有战争能够成功获取罗斯福新政所缺失的东西)。政治-军事-经济结构有效保障了在边缘以及在中心被榨取人的剩余价值。而它自身又生产了一个巨大的剩余价值的机器，它让知识与信息资本的资源运动起来。最终它从中吸收了所产出的剩余价值的绝大部分。国家，以及它的警察与军队构筑了一个巨大的反生产的体制，但这一体制的构筑同样在生产自身的内部核心，并以其为构筑的条件。我们在此找到了一种所谓资本主义内在性场域中的新的确定性：不仅是关系的游戏，被解码之流的微分系数，不仅那些界限的本质—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总是在一定程度拓展了其内在的界限一还有在生产自身之内所呈现出的反-生产。反生产的装置不再是与生产对立的超验机制，限定生产抑或减缓生产；相反，它就在生产机器当中四处安置自身，它紧紧地嫁接在生产之上，以便规范着生产力，并实现剩余价值(自此，产生了诸如专制的官僚体制与资本主义的官僚体制之间的差异)。反生产机器的蔓延诠释着资本主义体系的特性；资本主义的蔓延也是在诸全新过程的生产之中存在的反生产的蔓延。一方面，这一反生产能够实现资本主义的最高目标，即在庞大的整体当中生产出某种匮乏，抑或引介某种匮乏，这一匮乏总是过多地存在着，它通过吸纳过度丰富的资源来实现这一切。另一方面，它是资本与知识之流的双重化，附带着资本与荒诞(connerie)的等价之流，同样影响着对剩余价值的吸收与实现，并确保将群体与个体整合于体系当中。不仅匮乏过多，而且在知识与科学之内的荒诞也过多：我们将看到如何将在国家与军队的层面上处于科学知识与技术最为先进的部门与那些羸弱的无政府主义连接起来，并同时肩负着诸多现实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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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这一命题所隐含关于逐年折旧(amortissement)的概念，参见Paul Baran et Paul Sweezy, Le Capitalisme Monopoliste, p. 100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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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Marx,Le Captal Ⅲ,3, conclusions,PléiadeⅡ，p.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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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高兹①对于“科学的与技术的劳动者”给出双重化的描述：这些劳动者一方面是知识、信息与形式化之流的主导，但另一方面他们被如此彻底地吸收到了资本当中，以至于他自身与那些被组织化了的、被公理化的荒诞成为一体，当夜晚，他回到家里，在修理电视机的时候才重新发现了那些小的欲望机器，哎，极度失望。②当然，这些如此这般的学识渊博者并没有革命的潜能，他们是整合化过程中最先被整合的那些行动者，逃避愧疚意识的难民，其自身的创新性被迫的解构者。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例子，其所关涉的是一个美国人的“职业”旨趣的变迁过程。让我们想象一下：格雷戈里·贝特森①，最初为了逃避文明化的社会，成为一个人种学家，他追随着原始的编码以及野蛮化之流；随后，他逐渐转向了解码之流，这种精神分裂式的解码之流引发了他对于精神病理学理论的兴趣；而再随后，他转向了其他的研究，遭遇另一堵需要被穿越的墙，他转向了关于海豚，以及海豚的语言的研究，这是一个越来越怪异的流，并越来越趋向去领土化。但如果关于海豚之流的研究没有与美国军事的基础性研究相关，为战争做了准备，并吸纳了剩余价值，那么这种关于海豚之流的研究最终该如何终结呢？那被称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反弹之力(lapuissancede récupération)所指的是其公理本质上不再是灵活的，而是广泛的，并具有涵盖性的。没有人在这样的体系当中不被整合入反生产的活动当中，而正是反生产的活动激发了整个生产性的体系。“并不仅仅是那些操纵或者提供军事机器的人参与到了反-人类的企图当中。数以万亿的工人们，他们从事生产(同时制造需求)，生产着物资与无效的服务，他们也以各种多样化的方式介入了这种反-人类的企图当中。经济的各个部门以及各个分支，都相互依存着，以至于几乎所有的人都以某种方式隐含在了一个反-人类的活动当中。农民为部队提供粮食以便后者与越南人民作战；机械设备的生产者生产着某种新的自动化模型，那些造纸从业者，那些生产墨水与电视机的人，他们生产出这些产品，用来控制并囚禁人们的精神，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①由此，存在着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三个片段所链接而成的封闭的圆环，这一圆环总是在不断拓展，它同时也界定了资本主义内在性的三个方面：1)从劳动的解码之流与生产的解码之流之间的差异化关系中，提取属人的剩余价值，这一再生产从中心向边缘移动，同时在中心之地留下了巨大的剩余领域；2)从科学的以及技术的公理化之流中提取机器的剩余价值，它处于中心的“关键”位置之上；3)吸收抑或实现流的剩余价值的这两种形式，并保障了两种流的流散，以及在生产设备当中持续地注入反生产。精神分裂发生在边缘地带，在中心以及核心地带也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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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法国著名左翼思想家，《新观察家》周刊创始人。高兹1923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其父是犹太人，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高兹和全家移居瑞士，并在那里开始学习哲学，追随萨特，1948年移居法国，1961年起担任萨特和梅洛-庞蒂创办的《现代》杂志编委(9位编委之一)。作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高兹支持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主张“自下而上”建立群众政党，反对资本主义统治。高兹的主要代表作包括《历史的道德《劳工战略》《艰难的社会主义改良和革命X向工人阶级告别》等。20世纪70年代后，高兹发表大量文章支持生态学运动，把生态学、生态危机和“政治生态学”理论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成为当代生态哲学和生态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2007年，他与妻子一同在巴黎寓所自杀。——译者注

② A.Gorz, Stratégie Ouvrière et Néo-capitalisme, Ed. du Seuil, 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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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1904—1980)，英国的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等，他的作品在多个社会科学领域产生巨大影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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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的界定应依据固定资本所产生出的机器的剩余价值而做调整，机器的剩余价值区别于可变资本所产生出的属人的剩余价值，也区别于流的剩余价值之集合的不可度量性。剩余价值不能通过劳动力的价值与被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异所界定，而是要通过这两种彼此内在的流的不可度量性以及用以表达它们的货币的两个面向之间的不一致性来界定；同时对剩余价值的界定还将关涉到在这一关系中内在的界限的消失，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度量着某种真正的经济的力量，而劳动力的价值则度量着一种被确认为“收入”的购买力。首要的一点在于去领土化的内在之流构筑了资本的平滑身体。诸如博尔纳·施密特②找到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奇特词汇来概括这个债务之流的特性：瞬间的创造性之流(flux créateur instantané)，银行自发地创造了它，作为附加在自身之上的债务，这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它替代了那种作为支付方式的预先存在的货币的转换，这一创造深入平滑身体的一极，即消极货币的一极(债务被记录为银行的负债)，同时这一创造还投向了另外一极，即积极货币的一极(建基于银行之上的生产性经济的债权)，“富有突变能力之流”，它没有进入收入当中，并且也不以购买之物为其归宿，它是纯粹的可变资本，非-占有，亦非-财富。①货币的另外一面所表征的是一种回流(le reflux)的过程，换言之，一旦货币通过在劳动者抑或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以及通过收入的方式实现再分配而具有了购买力，那么货币将与财产产生关系。一旦财产被转变为真正的财产，那么货币将失去与财富之间的关联(由此所有一切将通过最先进入原初层面上的新的生产而重新开始)。然而，流与回流两个方面的不可通约性表明了：名义工资(les salairesnominaux)并不能涵盖国民收入的全部，工薪阶层让巨大数量的收入流失了，这些收入被公司所吸纳，并通过合取的方式自已汇聚成流，这一次，这个不间断的原始利润之流，构筑了一个“一次性”不可分割的量在平滑身体之上流动着，它们产生了多样化的效应(利润、股息、管理者的工资、生产资料的买卖等)。②无能的观察者认为整个经济模型，整个这段历史在本质上都是精神分裂症性的。我们看到了这一理论的目的，它试图避免那些道德维度的思考。谁被抢劫？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它是对于克拉维尔充满讽刺的问题“谁被异化”的一种回应。然而，没有人被抢劫，也不能被抢劫(这就如同克拉维尔所说的，人们完全不知道谁被异化，谁是异化的主导者)。谁是抢劫者？当然不是那些作为瞬间的创造性之流的代表—金融资本家们，他们同样没有占有，也没有购买力。谁被抢劫了？当然不是那些没有被购买的劳动力，因为正是回流以及以工资形式而产生的分配构造了购买力，而不是假设了购买力。谁能够抢劫？当然不是作为利润汇聚之流的代表—工业资本家们，因为诸利润并不在回流中流动，它们齐头并进，在收入的创造性之流的偏移中，而非在对其的确证中存在着。资本主义公理有巨大的灵活性，它总是不断在拓展着自身的界限，以便为此前已经饱和的体系附加一个新的公理。你想为工薪阶层、工人阶级以及工会提供某个公理？那么你将会看到，自此之后某种利润将在工资的旁边流动着，回流与汇聚，两者齐头并进。我们同样还会发现某种海豚语言的公理。马克思总在制造有关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幻象，在其中这一时代无法遮蔽它自身的犬儒主义：起初，至少它无法忽视它所做的一切，榨取剩余价值。但这种犬儒主义会拓展到多大程度，以便使得它可以宣称：不，没有人被抢劫。因为所有一切都建筑于两种流之间的不一致性，就如同利润与剩余价值得以产生的那个深不可测的深渊：商业资本的经济力量之流与被嘲弄地命名为“购买力”的流，真正的无能(impuissanté)的流表征着工薪族的绝对的无能，这些工薪族依赖于工业资本家而存在。只有货币与市场才是资本主义真正的警察。

2S2

① Paul Baran et Paul Sweezy, Le Capitalisme Monopoliste , 1966, Maspero, p. 303.

② 博尔纳·施密特(Bernard Schmitt,1929—2014)，法国经济学家，量子经济学(quantum economics)概念创建者以及货币流通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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