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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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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ernard Schmitt, Salaires et Profits, P.U.F., 1966, p. 234 - 236.

② Bernard Schmitt, Salaires et Profits, P.U.F., 1966, p. 292.

第三章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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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们并没有错,他们将经济呈现为一种持久的“货币化”,好像总是有必要依据需求与供给,从外部向经济注入货币一样。因为整个体系的持存与运行,以及其他的填补,所依赖的永远都是其自身的内在性。也因此,这一体系是某种欲望的投注的总体目标,工薪族的欲望,资本家的欲望,所有一切都是一个欲望,它建基于流的差异化关系之上,这些流并没有指定的外在化的界限,在此,资本主义再生产着它自身的内在界限,这一界限总是在扩张,总是更富有涵盖性。由此重新提出流的一般性理论可以回应这一问题:人们如何在欲求一种力量的同时还能欲求它自身的无能为力?如此这般的社会场域如何能够被欲望所投注?当欲望所关涉的是流动与截断的时候,在多大程度上它能超越所谓客观的利益?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者们提醒我们这样一点,即货币的形式,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关系,所依赖的是特定的生产方式,正是这一生产方式使得经济成为货币经济。至此,资本的显在的客观运动并不是一种误认,抑或意识的幻觉,它所指明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只有在必要的商品抑或货币的形式之下才能发挥它的效用,资本主义运动的流以及流之间的诸多关联都包含着欲望的投注秘密。正是在这些流之上,在诸货币之流之上,而不是在意识形态之中,欲望实现了整合。由此,哪一个才是解决方案?哪一条道路才是革命之路?精神分析几乎没有任何帮助,在它与金钱之间存在的最为密切的关系当中,它记录了其所面对的每个主体处于欲望核心处的那个体系,这一体系依赖于货币-经济体系,同时构筑了一个巨大的吸纳剩余价值的事业。但究竟哪一条道路才是革命的道路?是否有这样一条道路?难道从世界市场中抽离出来,要如同萨米尔·阿明向第三世界国家所建议的那样,以一种法西斯式的“经济解决方案”的新奇路径来实现这一点?抑或在一种相反意义下来实现这一点?也就是说,将市场的运动、解码的运动以及去领土化的运动进一步推进?因为或许对于精神分裂者来说·基于诸多流的理论与实践之视角,诸多的流还仍然没有被充分地去领土化,没有被充分地解码化。无法从这一过程中抽身而出,而是需要在其中走得更远,“加速这一过程”,正如尼采所说:事实上,在这件事上,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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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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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资本主义的表象

它的诸要素——诸形象抑或诸精神分裂-流——精神分裂-流的两重意义: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一个符码与一个公理之间的差异资本主义国家,它与原初国家之间的关系阶级的两极化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的去领土化与再领土化: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利润率下降的法则公理的两极:专制能指与精神分裂的形象,偏执狂与精神分裂症三个巨型社会机器的概要:领土化的,专制的与资本主义的(符码化,过度符码化,解码化)

书写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的事物。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不识字。书写的死亡,正如上帝和父亲的死亡一般,是很久以前就已经发生了的事,但这个事件花了很长时间才传达给我们,并且在我们的记忆中存留着已经消失了的符号,运用着这些符号,我们还总在书写着。理由很简单:书写隐含着普遍化的语言的运用,依据这种语言,笔迹总是追随着声音,但同时也将这种声音进行超符码,并推导出某种虚构的声音,它作为能指发生着效用。意指的任意性、所指的从属关系、专制化的能指的超验性以及最终它在内在性场域(unchamp d'immanence)中被连续地分解为诸多最小的要素,这一点被揭示为一种向专制的回溯,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书写隶属于专制帝国的表象。至此,当人们清楚地宣称“古腾堡星系”(galaxie Gutenberg)①的时候,究竟要说的是什么?的确,资本主义一直以来利用着书写,不仅书写与作为一般等价的货币之间相得益彰,而且在资本主义当中货币的特殊功能也要通过书写与印刷来发挥,在某一方面,一直如此。书写在资本主义当中至少扮演着一个典型的古体字(archaisme)的角色,古腾堡-印刷术由此成为一个可以赋予古体字以现实性功能的要素。但语言的资本主义的运用(l'usage capitaliste dulangage)应该拥有另外一种本质,它在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性场域当中实现自身,并生成具体性的存在。在其中,语言显现为一种表达的技术性方式,其所对应的是流的普遍化的解码,而不是在一种直接的抑或非直接的形式之下让其返回到专制性的过度符码化(surcodage)。对我们而言,这就是麦克卢汉的分析所具有的意义:他已经指出这就是解码之流的语言,它同对流的束缚与过度符码化相左。首先,对于非意指性的语言而言,怎么都行:声音的、书写的以及手势的流在这种语言中并不具有优先性,这种语言与其对应的实体抑或与其作为非定型连续体的支撑者都毫无关联。电流可能被视为这种流的实现。当一个流在与另一个流的关系当中,一个实体被构筑而成,那么第一个流就被界定为内容,而第二个流则被界定为一种表达。①内容与表达的去领土化之流,处于某种合取的抑或互为前提的状态之中,它构筑了作为两者之整合的诸图形(figures),这些图形并不是能指的图形,也不是符号的图形,后者是作为能指的最小要素存在的;这些形象是非符号,抑或是非能指的符号,在多个层面上的符号-点(points-signs),流的截断。精神分裂者是那些在整体当中通过其重新的整合所构筑的意象,它并不守护那些从一个整体到另一个整体的同一性。这些形象,换言之,这些精神分裂者抑或这些流-截断,由此完全不具有“表达形象的特性”,它们只是在特定的星丛当中生成,它为了另一个星丛而被解散。电视每一秒钟三百万的传送点,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被保留。电子的语言并不能通过声音,也不能通过书写来被传达;数据信息的传达更是与两者无关,抑或这一学科可以被命名为流体学(fluidique),它的操作如同气体的喷射;计算机是一个即时化的和一般化的解码机器。米歇尔·塞尔②在这一意义上界定了在新的技术语言的诸多符号当中存在的那些截断的相互连接以及其流,在其中,生产直接由数据信息决定:“例如那些高速立交桥……它总是一个人们分析的基准点(quasi-point),通过层层叠叠的覆盖,顺其一条走下来,可达到网络的空间之中,流的诸多路线成为它的一个接收器。在其上,人们可以从任何一个输入的方向进入任何一个输出的方向,并在任何意义上,从未与其他方向遭遇………我从不返回,即便我想返回,尽管在同一点上,也绝非相同的……拓扑学意义上的扭结点,意味着所有一切都并未被混淆地连接在一起,意味着所有一切都在聚合,所有一切都在离散……这就是扭结点,它虽是一个点,却有多个维度。”这就是数据信息,它远未能取消了流,而是包含着流,并让它流动起来了。①这种由信息所带来的生产的网格状方式不止一次地显现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只有在符号的语言学当中才能发挥效用,抑或是被“言说”出来,这一生产方式是被资本市场抑或市场的公理所强加于其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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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腾堡星系(galaxie Gutenberg):这里或指麦克卢汉于1962 年所撰写的一部传播学经典的书名,即《古腾堡星系:印刷文明的诞生》(The Gutenberg Galaxy: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在这部书中,麦克卢汉讨论大众媒体的作用,并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Gutenberg,1398—1468),德国发明家,是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译者注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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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cLuhan, Pour Com prendre les Média, 1964, tr.f. Ed. du Seuil, p. 24:“电灯是一种纯粹的形式。人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没有传达任何讯息的媒介,它不能用以说明一个标志抑或一种言语的广告。这是所有媒介的特征,它表明一个媒介的内容,不管它是什么,总是另一个媒介。书写的内容是言语,正如被书写的词语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

②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法国著名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自然契约》《罗马,基础之书》《五种官能X冷漠》《赫尔墨斯》《关于儒勒·凡尔纳的青春》《雾中的信号,左拉》《雕像寄生虫》等,思想涉及哲学、文学和历史等多个领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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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的语言学与能指的语言学之间存在着诸多巨大的差异。例如,索绪尔式的语言学发现了一种由“价值”——也就是说,通过能指间的最大限度的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构筑的体系——所带来的内在构成性的场域。但排除了这一内在性场域对于能指的超验性的预设,这一场域只有通过能指的回溯才能被揭示出来,即那些占据着这一场域的诸多要素所拥有的最低限度的同一性标准,这一标准隶属于与他们相对立的关系当中,在历经那些对能指所产生的各色变化和影响当中保持着自身。诸能指的要素作为一个可区分的整体,被诸多由能指的超符码化而产生的“符码间隔”(écarts codés)所规范。由此带来了多变的后果,但也总是可汇聚的:语言与游戏相比较;能指与所指相关联,在其中,所指在本质上隶属于能指;图形作为能指的效果而界定了自身;能指的外形要素借助于其与声音实体之间的关联而被界定,书写甚至为其赋予了特殊的秘密。从所有这些视角出发,尽管这一判定略显粗浅·但我们仍然确信路易斯·叶尔姆斯列夫①的语言学与索绪尔以及后-索绪尔主义的努力存在着极为深刻的对立。因为前者彻底放弃了指涉物的优先性。叶尔姆斯列夫所描述的是一个纯粹代数学的内在性场域,这一场域不再有任何一刻,借助于任何超验的可能让自己有所僭越,即便是回溯性的也不可能。因为前者在其场域当中让形式之流与实体之流,内容之流与表达之流全部流动起来。因为前者用预设的富有交互性的表达-内容之关系替代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因为双重化的阐释并不能在语言中的两个新的等级序列当中被给出,但可能在两个可变化的去领土化的平面当中被给出,这一去领土化的平面由内容的形式与表达的形式之间的关系构筑而成。因为人们在这一关系当中所构筑的诸图形不再是能指的效果的回溯,而是分裂性,点状-符号,抑或截断之流,它们爆裂了能指之墙,穿越了它,到了墙的另一边。因为这些符号已经跨越了去领土化的新的门槛。因为这些图形已经确定地失去了最低限度的同一性的诸条件,正是这些条件界定了能指自身的诸要素。因为要素的秩序在与流的公理以及图形的公理相比较当中沦为次要的元素。因为货币的模型,在点状-符号抑或截断之流当中,被剥夺了同一性,它所拥有的仅是一个流动中的同一性,趋向于替换一种游戏模式。概而言之,叶尔姆斯列夫是语言学中极为特殊的一种情形,他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我们而言,或可做如下阐释:他倾向于构筑一个纯粹内在性的语言学理论,他打破了占据统治地位的声音-字迹(voix-graphisme)的双重化游戏,他让形式与实体流动起来,内容与表达追随欲望之流。依据点状-符号抑或分裂-图形(figures-schizes)的方式来切割流。①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学远非结构主义的某种超决定论(surdétermination②),也并不对能指有所眷恋,它所意指的是一种一致性的毁灭,并构筑了一种语言(langue)的去符码化的理论,在其中人们带有着一种模棱两可的敬意,指出这一语言学是唯一个能够同时应用于资本主义之流与精神分裂之流之本质的理论:至今也是唯一一个语言学的现代(而非古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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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Serrs, « Le Messager »,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 nov. 1967.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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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路易斯·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丹麦语言学家,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理论家。受到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于20世纪30年代初,叶尔姆斯列夫和乌尔达尔研究语音学和音位学的理论,提出了“音声学”理论,接着又把它发展成为一般性理论。为了强调跟以前的语言学不同,他们把自己的理论定名为“glossematics”(语符学)。主张以经验主义原则和演绎法看待语言,一方面认为语言理论要经得起语言事实的检验,另一方面又认为语言事实和语言理论是互补的,可以进行单纯的理论研究。这种语言理论的目标在于提供一种程序化的方法,以便能够详尽无遗地描写语言事实,也就是全面认识语言事实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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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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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出版了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这成为首部对于能指的一般性批判的著作。在其最为一般性的命题当中,实际上,他指出了能指通过图形化的意象(les images figuratives)向外僭越,正如它通过由其构成的纯粹的图形(les pures figures)而向内的僭越,抑或更进一步说,“具象”(lefigural)将颠覆能指符码的间距,在这些能指符码之间插入些什么,在它们多个要素相一致的条件下努力工作。在语言与书写自身当中,有时候是作为断裂的字母,被爆裂开的部分客体,有时候则是作为不可分割之流的字词,不可分解的区块(bloc),抑或是包含价值的平滑身体,它们构成了一些被指派的诸多符号,这些符号带来了欲望的秩序,它们呼吸着,叫喊着。(尤其是有关用手书写与印刷体书写的形式化的研究改变了意义,其所依据的是字母的特征与词语的性质是否服务于一种能指,而这一能指则依据阐释性的法则表达了某些效用,抑或相反,穿越这堵墙,让“流”流动起来,构筑了一些断裂,以便溢出抑或打破了符号相一致的条件,以便让同样多的“书籍”在“书”当中流动,并爆裂开来,让其进入多样化的构图(configurations),而这一点在马拉美的印刷体实验①当中已经被表现出来总是在一个能指之下穿越、突破一堵墙:正是这一点指出了书写的死亡是无止境的,它的死亡已经呈现出来,并从内部而来。)同样,在造型艺术(les arts plastiques)中,由能动的线条所构筑的形式化的纯粹图形、由被动性的线条所构筑多维度的点抑或是多形式化的构图,以及这一艺术所孕育出的那些表面,以某种方式敞开,如在保罗·克利(PaulKlee)那里,“世界之间(entre-mondes)是只能被孩子、傻瓜以及原始人所见的世界”。抑或是在梦境当中,利奥塔在非常漂亮的一页当中指出,那些在梦中工作着的,并不是能指,而是在图画当中的图形,它们让意象的构图突然出现,运用字词,让其流动起来,依据“流”而将其截断,这些点并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也并不依赖于能指以及能指要素的法则。利奥塔到处颠覆能指的秩序以及图形的秩序。并不是图形依赖于能指及其效用,而是能指链依赖于图形化的效用,为自身分派符号,打破作为所指的能指,将字词作为事物(des choses)来加以处理,生产新的单元,在那些意象之构图的非图形化的图形中创造,而这些意象的构图也在被构造和解构着。这些星丛是一些如同流一般的存在,它们包含着一些点的截断,正如这些点包含着使其流动抑或渗出的流体一般:一个无同一性的唯一单元,这就是精神分裂-流抑或截断-流(coupure-flux)的单元。纯粹图形化的要素,“图形-矩阵”(figure-matrice),利奥塔将其称为欲望,这一点将我们引到了作为过程的精神分裂的大门前。①然而从其读者的印象来看,利奥塔却不停地在终止过程,总是在不断让精神分裂向其即将离开的海岸靠拢,向被符码化的抑或超符码化的领土靠拢,向那些空间与结构靠拢,在其中它所带来的仅仅是“僭越”,混乱以及曲解,尽管所有一切都是次级层面上的,但它完全替代了对于欲望机器的形构与强占,而后者与结构相对立,正如强度与空间相对立一样,那么究竟该如何来解释这一印象呢?的确,利奥塔的意图是将欲望连接到一个基础性的“是”(un ouifondamental)之上,但利奥塔仍将匮乏与缺失重新引入欲望当中,现在他在阉割的律法之下,冒风险将所有能指都收集起来,在一种幻觉当中发现一种图形,这个单纯的幻觉将遮蔽欲望生产,所有的欲望都作为效果性的生产。但至少此刻,能指被抵押了:这种异乎寻常的专制的古语表达让我们在其重压之下呻吟着、屈服着。而另一些人试图创建新的恐怖主义,将拉康的话语帝国转变为纯粹科学性(scientificité)的普遍性话语(un discours universitaire)。这个“科学性”恰巧再次很好地滋养了我们的神经,再一次绑架了“过程”,通过阉割而超符码化了俄狄浦斯,将我们连接到了已经消失的专制的古语表达实际的结构性功能之上。由此,很确定的一点是,无论是资本主义,抑或是革命,抑或是精神分裂症都不能借助于能指的道路,尽管它们拥有着极端的暴力形式。

① 例如尼古拉·吕伟特(Nicolas Ruwet)谴责叶尔姆斯列夫对于这一理论的 阐发,指出这一理论应用所依据的是无意义(Jabberwocky)抑或《为芬尼根守灵》 (Finnegans Wake)的秩序:参见《—般语法引论》(Introduction à la Grammaire Generative),Plon,1967,p. 54。(参见叶尔姆斯列夫对“要素的秩序”的漠然, «L'ordre des éléments»,p. 345.)安德森·马丁内(Andre Martinet)强调了在叶尔姆斯列 夫理论当中的同一性条件的缺失。(《叶尔姆斯列夫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主题》AuSujet des Fondements de la Theorie Linguistique de Louis Hjelmslev. Paulet, 1946])——原注

其中,Jabberwocky意为“无聊、无意义的话”,最早出现在刘易斯·卡罗尔的儿童文学作品《d》中,刘易斯的自编词。《为芬尼根守灵》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创作的作品。乔伊斯将他的意识流技巧和梦境式的风格发挥到了极致。该小说彻底背离了传统的小说情节和人物构造的方式,语言也具有明显的含混和暖昧的风格。在此,吕伟特用这两个词汇所形容的正是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学所具有的那种反秩序性的、无意义的基本指向。—译者注

② Surdétermination是阿尔都塞的一个核心概念,国内翻译界一般将其翻译为多元的决定论,陈越在翻译阿尔都塞晚期著作《哲学与政治》中将这一概念翻译为“过度决定论”。这些翻译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只能涵盖这一概念的一个方面。鉴于我个人对于阿尔都塞的基本理解,在其对于历史性以及多元要素的相互作用的讨论中充斥着一种非决定的味道,因此,我更倾向于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这一个概念,在法语当中,所谓的sur一般意味着“在……之上”的一种方位性前缀,将surdétermination分解开来,或者可以被解释为“在决定论之上”,因此,我将其翻译为“超决定论”,意指其“非决定论”,即超越决定论的内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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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在1897年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学“方案”,这一方案将利用摄影术以及电影术代替书本,通过不断运转、铺展的文字和图像犹如电影胶片放映时的走带(défilement)——生成一本“新书”。在其创造的《骰子一掷》的诗歌当中,马拉美将页面的“空白”提炼出来,使其颜色(白色)作为一个“零度”加入对于文学语言(langage littéraire)的建构/破坏的进程中,其力度在于此“域外”(dehors)的参与者的搅局使得写作从特殊化的文学语言秩序中获得解脱。这一工作被罗兰·巴特称为“印刷失写症”(agraphia typographique),用空白的自主性来悬置语言。此处德勒兹所谓的马拉美的印刷体实验,应该指的正是这个所谓印刷失写症的实践方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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