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① Jean-Francois Lyotard, Discours, Figure, p.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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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借助于“流”的解码化以及去领土化来获得界定。所有的程序对于确保这种普遍的去符码化而言都是好的：私有制带来了财富，诸多生产方式，同时也带来了“私人”自身(l'homme privé)的诸器官；货币的量化抽象，以及劳动的质性抽象；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的限定以及在金融之流与收益之流，抑或诸支付方式；科学的形式以及被符码之流自身所俘获的技术；源于不可能辨识其同一性的点和线而产生的流动着的构图形态。近来货巾发展的历史，美元的地位，短期内移动的资本，浮动的货币，金融的新形态、信贷以及特殊的提款权益，新形式的危机以及投机，都为解码之流的道路设置了标杆。我们的社会对于所有的符码都拥有良好的胃口，能够消化那些异域的抑或外在的符码，但这是一个破坏性的，并且是带有死亡意味的胃口。如果解码者，毫无疑问地说他理解了一个符码，并将其翻译出来，也就是意味着一种符码的毁灭，为其分派了某种古代的、民间传说式的抑或遗留下来的功能，而正是这些功能构筑了我们诸多现代社会当中广受好评的精神分析与人种学的基本法则。然而，在欲望之流的解码化的一般主题之下，将资本主义之流与精神分裂之流等同起来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当然，他们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还是显而易见的：资本主义让精神分裂之流四处流淌：激发着“我们”的艺术与“我们”的科学，生产着“我们”自身的疾病，即精神分裂症。我们已经看到：精神分裂症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已经远非生活方式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抑或意识形态的问题等，这一关系在一个更为深刻的层面上需要在同一个经济意义上、同一个生产过程当中来被考察。我们的社会如同生产洗发香波，抑或雪铁龙汽车一样生产着分裂者，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些分裂者不能被买卖。但，我们该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生产从未停止的精神分裂化的过程，如何解释将主体转变为一个封闭的被治疗者，资本主义的生产好像在这一过程中看到了自身源于其内部而来的死亡意象。为什么精神分裂成为一种疾病，不仅是言语上的疾病，同时还是现实中的一种疾病？为什么要将精神分裂者关起来，而不是将他们视为我们的英雄，看到他们的成就？在此他们再也无法辨认出一个纯粹的病人。为什么他们要将那些艺术家与那些学者纳入他们严格的监管之下？好像他们能够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带来危险的“流”，其中包含着革命的潜能，而这些流又无法被市场法则所操控与吸收。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自身构筑了一个巨大的压抑压迫性的机器，用以建构它自身的现实，一个解码化之流？所有的答案只有一个，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是整个社会的边界，它操控的流的解码、其他社会形势的编码以及超符码化。然而它是一个相对的界限抑或相对的截断，因为它用极端严苛的公理替代符码，这一严苛的公理在与资本之躯体相关联的状态之中保持着流的能量，作为一种去领土化的社会集群，较之于其他的社会集群更加残忍。相反，精神分裂是更加绝对的界限，它所带来的是在“去社会化”(désocialisé)的无器官身体之上让诸多的流处于一种自由状态。我们可以说精神分裂是一个资本主义自身外在的(extérieure)界限，抑或是其趋向的最终阶段，但资本主义仅在抑制这一趋向，排斥以及僭越这一界限的意义上发挥着自身的效用，资本主义将其置换为他自身的相对的、内在的(immanente)界限，并不停地在一个扩大了的范围内进行再生产。它用一只手进行解码，另一只手却又将其公理化。这是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所谓的反向趋势（la tendancecontrariée)的一种方式。以至于精神分裂从头至尾都孕育了资本主义的场域，然而对资本主义而言，其所关涉的是将那些支出与能量连接到公理化的世界当中，在这一世界当中，新的内在的界限与解码之流的革命性力量是对立的。在这种制域之下，即使存在这样两个阶段，但区分解码化过程与公理化过程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后者替代了消失的符码。通过资本主义，流的解码化与公理化是同时展开的。精神分裂并不与资本主义相一致，而是相反，是它的差异化，是它的偏离，是它的死亡。货币之流是完美的精神分裂化的现实，但它只能在内在公理化当中存在并发挥效用，而这种内在的公理化却谋害并摒弃了这个现实。银行家的语言、将军的语言、企业家的语言、中高层管理者的语言，以及总理的语言，都是完美的精神分裂化的语言，只是这些语言只能在扁平化的公理化连接当中才能发挥令人满意的效果，而这一连接所迎合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秩序。①（在一种作为科学的语言学的高级层面，叶尔姆斯列夫只能将大量的语言的解码化在一个公理化机器的开端处运行，而这一公理化机器所建基其上的是一些纳入思考范围之内的，被假定的有限数量的图形。)“真正的”精神分裂的语言，以及那“真正的”解码化的、去链接化之流，它们在穿越了绝对之墙、绝对界限之后会成为什么呢？资本主义的公理化是如此丰富，以至于人们总能为其添加公理——在一个伟大作家所写的著作中，我们总是能够学到一些可被电子设备操控的富有可计算特质的词汇与风格，抑或人们总能在医疗系统内，在管理类以及精神病治疗体系内听到对于疯癫的描述性话语。简言之，我们在这里对于有关分裂之流的观念抑或流之截断的观念的界定，同时也就是对于作为精神分裂的资本主义的界定。但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判定两者的依据包括：解码化是否在公理中被捕获；人们是否将诸多的解码放入巨大的可统计的、富有功能性的集合当中，抑或是人们去僭越障碍，将这些解码分派在去链接后的分子位置；欲望之流是会达到这一绝对的界限，抑或是满足于僭越内在的相对界限，而这些界限会在更远的地方被重新构筑出来；其所操控的去领土化过程是自我繁殖着的，抑或是再领土化的；货币是被燃烧殆尽的，抑或是跳动着热烈的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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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有关“整体性管理”的功能性语言的相关分析。（特别是其对于信号，以及由字母-图形构筑的那些浮动的轮廓)(L'Homme Unidimensionnel, 1964, tr.fr. Ed de Minuit, Ch.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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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能仅仅说资本主义用一个符码替换了另一个符码，由此引发了一种新类型的编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它再现了某种道德的不可能性，其二，则是它再现了某种逻辑的不可能性。在前资本主义的形式当中已经遭遇了所有的残忍和恐怖，意义链条的碎片也曾遭到“秘密”的冲击，存在的秘密的社会团体抑或参与秘密仪式的群体，并没有什么严格说来是不可言说的。正是伴随着物以及资本主义的诞生，可不言说才开始：并不存在任何一种经济的抑或金融的操作——假设它们可被翻译为一种符码——也无法打破它之不可言说的特质，也即其内在固有的倒错与本质上的犬儒主义(恶意识[la mauvaise conscience]的年代同时也就是纯粹犬儒主义的年代)。然而确切说来，不可能符码化这一过程：首先，一个符码规定了诸多贯穿社会集群的流的质性面向(例如，三种循环，消费品的循环，信誉的循环，以及女性与孩子的循环)；符码的对象由此在质性的流之间构筑了一些必要的间接的关系，如此这般地，它们之间并不具有可通约性。这些比率隐含了对于不同类型的流所进行的量化的提取(prélèvement quantitatifs)。但这种量化并没有进入等价关系当中，后者设定了非限定的“某物”，量化所构筑的仅仅是质性的混合物，本质上是流动的和限定性的，在其中诸要素的差异弥补着它的非平衡性(由此带来了在有限债务区块之中的名誉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符码比率的特质，它的间接性、质性、界限性，足以表明一个符码从未是经济性的，也不可能是经济性的：相反，它所表明的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客观的运动，正是依据这一运动，这些经济的力量抑或生产的链接被归因于一种超经济性诉求（uneinstance)—仿佛它们是从这一诉求中产生出来的，这一诉求提供了一种支持并践行一种铭刻。这就是阿尔都塞与巴里巴尔所指出的：法的以及政治的关系，究竟是如何占据主导性地位的？例如在封建主义时代，因为剩余劳动作为剩余价值的形式构筑一个与劳动之流在质性和时间性上都截然不同的流，并由此进入某种自身是质性规定的混合物当中，这一混合物包含着非经济的要素。①抑或说，本地人的血缘关联与姻亲关系究竟是如何在所谓的原始社会当中占据着主导性？在原始社会中，经济的力量与经济之流在平滑身体之上被铭刻，并被归因于这一平滑身体。简言之，存在着一个符码，平滑身体在其中作为一种反生产的诉求不得不依赖于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这就是为什么欲望的符号，作为一种经济符号存在于使“流”流动起来的行为以及截断流的行为当中，伴随其左右的是必要的超经济(extra-économique)的符号力量，尽管在经济的当中，欲望拥有着自身的原因及其结果(例如姻亲关系的符号与债权人之权力的关系)。或者，将某些东西归人同类，在此剩余价值被确定为如同符码的剩余价值。符码之间的比率不仅是间接的、质性的、被限定的，它同时也还是超经济的，并在这一名义之下，在两个质性之流之间构筑了一种连接。由此隐含着一个整体性的判断与评估，一个知觉器官的集合，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一种信仰，后者作为生存的条件以及被考量之社会得以残存的条件：器官的整全性的投注，促成了人的直接被符码化，以及用眼睛进行评判的人(l'oil appréciateur)，正如我们在原始社会中所作出的分析那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描述符码的一般特征可以在我们现在所说的通用符码中找到。这并不是因为它依赖于能指的效果，而是相反，因为它所构筑的链条自身只是次要的，在其中符码开启了质性之流之间的链接游戏，开启了那些非直接的、排他性的相互作用，以及本质上被限定的质性的构成要素之间的游戏，知性的诸器官的游戏，以及超化学性要素的游戏，后者选择了并隶属于细胞间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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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Marx， Le Capital，Ⅲ，6，ch. 24，pléiadeⅡ，p. 1400:“在这些条件下，要从小农身上为名义上的地主榨取剩余劳动，只能通过超经济的强制，而不管这种强制采取什么形式。”(参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3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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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是通过一个公理化的社会来界定资本主义的原因，而这个公理化的社会与符码的所有方面相对峙。首先，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所再现的是一个抽象的量化，它与流的质性本质毫不相关。但这种等价性又将自身恢复到一种非限定的位置之上:在公式A-M-A(货币-商品-货币)中，“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①。博安南(Bohannan)有关尼日利亚的提夫人经济的研究，索尔兹伯里(Salisbury)有关新几内亚森拿人(Siane)经济的研究，都表明了作为等价物的货币是如何介入其中的，这一等价物是如何以货币开始，以货币终结，却从未终结的过程，由此足以干扰质性之流的流通，拆解无限债务的模块，并摧毁符码的地基。其次，货币作为无限定的抽象的量化无法与一种具体的生成性相分离，如果没有这一具体的生成性，它无法成为资本，也无法与生产相适应。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具体的生成在微分②的关系当中显现出来；但确切地说来，这一微分关系并不是质性之流抑或符码化之流之间的间接关系，它是解码之流之间的直接性关系，在其中质性的方面并不预先存在。流的质性规定仅仅导致了它们作为解码之流的合取；流的质性规定在这一合取之外作为一种纯粹的潜在的状态被保留下来；这一合取同时也是抽象的量化的析取，通过这一抽象的量化，这一合取成为某种具体的东西。dx与dy都无法独立于它们所构筑的关系，这一关系确认了一个是纯粹的质性的劳动之流，另一个则是纯粹的质性的资本之流。这是一种对于符码之流的颠倒方式，在其中，表达了一种资本主义的转换过程，即符码的剩余价值被转变为流的剩余价值。由此带来了权力秩序的根本性变化。因为，如果流的一个方面发现自身从属于或者服务于另一个，这是因为它们并非相同的力(例如x与)，同时也因为这是一个建立在一个力与一个庞大数据(une grandeur donnée)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在继续分析资本和劳动力在资金流动与支付手段或收入流动之间的差异关系时所看到的；这种扩展的唯一原因是，资本的工业本质总要作为市场化、金融化的和商业化的资本而发挥作用，货币除了其等价形式，没有其他功能。然而，力的诸符号在符码的视角上不再如其原来那样：它们直接地成为经济学的分值系数，替代了欲望经济学符号的翻倍，并以自身为依据呈现了一些占据主导的确定的非经济性要素。由此，金融之流成为完全不同于支付方式之流的力，它所意指的是力成为直接的经济之力。另一方面，就被支付的劳动而言，显而易见地是当剩余劳动自身将质性与时间性、劳动自身结合在一个单一的单纯尺度当中(以流的剩余价值为条件)，它无需一种符码来确保剩余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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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页。——译者注

② différentiel:也是差异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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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集群抑或作为平滑身体的资本由此全然与其他存在形态区别开来，它通过自身，作为一种直接的经济诉求获得价值，它关注的是生产，而非在符码中被铭刻的那些超经济要素。在资本主义当中，平滑身体成为真正赤裸的状态，如同那些被悬挂在这一平滑身体之上的劳动者一般。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反-生产的机器不再是超验的，它渗透在整个生产当中，并成为与生产具有相同外延的存在方式。第三，在生成-具体(le devenir-concret)当中破坏任何符码的发展条件使得界限的缺失拥有了新的意义。这一缺失不仅仅意味着无限定的抽象量化，同时还意味着在微分关系当中界限的抑或终结点的有效性的缺失，而正是在这一微分关系当中，抽象成为某种具体的东西。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它既然没有外在的界限，同时又拥有一个外在的界限：它所拥有的外在界限即精神分裂的界限，也就是说诸流的绝对的解码，但这一解码化仅在推动与去除这一界限的过程当中发挥作用。同样它有一些内在的界限，同时又是无界限的：它在生产的以及资本主义流通的特定条件之下拥有这些界限，换言之，也即在资本自身内部拥有这些界限，而资本也只有在再生产和最大限度地拓展这些界限的时候才发挥作用。正是借助于资本主义之力，它的公理化才处于非完备的状态，它才总能在此前的公理之上添加一个新的公理。资本主义界定了一个内在的场域(une champ d’immanence)，并不停地填补这一场域。而这一去领土化的场域正是通过一个公理来获得界定，这与那通过原始的符码来获得界定的领土化场域不同。由此微分的关系通过剩余价值而被填补；外在的界限的缺失由内在的界限的拓展来“填补”；生产中的反生产的溢出正是通过剩余价值的吸收来填补，由此构筑了资本主义内在公理化的三个方面。到处存在的货币化状态将填补资本主义内在的贪婪，正如博尔纳·施密特所言，在其中引人了“一种畸形，一种痉挛，一种爆破，概而言之，一种极端暴力的运动”①，最终引发了第四个特质，它将公理化与符码对立起来。这就是公理化并不需要在平滑肉体上书写，也无须标注诸身体和诸器官，更无须为人制造出一个记忆。与符码相反，公理化在不同方面都找到了它自身的实施器官、知性的器官，以及记忆的器官。记忆成为一个坏东西。不再到处需要信仰，今天所有人都不再相信任何东西，这一事实只是让一个资本家撇撇嘴唇。“因为正如你们所言：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是真实的，无需信仰，也无需迷信，因此我们自信满满，尽管我们可能并没有那么自满！”语言不再意指应被信仰的某物，而是指认那些即将被完成的东西，并且那些机智者，抑或那些颇有能力的智者能够解码，并获得部分的理解。更进一步说，尽管拥有大量的身份证件、卡片以及卡片与操控的方式，资本主义仍不需要在书本上进行书写，以弥补身体已经消失了标记。也只在此，这些残存之物，那些古语还发挥的现实的效用。人格(la personne)，就其源于抽象的量化，并在同样的量化的“生成-具体”的过程中成为具体的而言，它真正地成为“私人的”。正是在这一所标注的量化当中，不再存在人格自身：你的资本抑或你的劳动力最重要，剩下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人们总是在一个体系被拓展了的界限当中重新发现了你，甚至于只是为了你而创造一个公理。不再需要密集地投注一些器官，只要用资本主义不断生产出来的流动着的意象来填补就足够了。依据亨利·列斐伏尔的说法，这些意象，相较之于一种公共领域的私人化，较少地在一种私人领域的公共化当中展开：整个世界的法则在家庭当中被展开，无需人们远离电视，这一点仍然有效。由此，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私人化的人格在体系当中被赋予了太过特殊的角色，即一个实施者的角色，而非在一个符码中被蕴含的角色。俄狄浦斯的时刻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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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博尔纳·施密特(Bemard Schmitt)：《货币、工资和利润》(Monnaie，Salaires et Profit)。博尔纳·施密特是当代流通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这一经济学流派侧重于围绕流通来展开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的相关研究。彰显社会生产中流通的复杂性，研究如何有效处理好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合理分析商品流通的资源配置。——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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