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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资本主义的展开是通过一种公理化,而非符码,那么就不应相信它用一整套技术性机器去替代一个社会集群、一个社会机器。两种机器类型的本质性差异持续存在着,尽管在严格意义上说它们都是机器,这一说法绝非隐喻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独特性恰恰在于其中的社会机器在其各个部分当中拥有着一些技术性机器,后者悬挂在社会集群的平滑身体之上,不再是人站在技术机器的旁边(由此在原则上说:铭刻不能,至少也无须直接在人身上存在),然而。一个公理自身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机器,不管是自动的抑成是操控性的。尼古拉·布尔巴基(NicolaaBourbali)很好他论益丁科学公理:它并不是一种勒制式的构成方式,也不是孤立的诸多公式的机械游戏,而是蕴含着与结构的回应与合取相关联的诸多“直觉”,技术给于它的仅仅是“杠杆之力”。社会公理就更是如此了:它用以填补其自身内在性的方法。它用来折回抑或拓展其界限的方式,以及它添加一些公理。以防止体系的饱和的方法,它用以研磨着、四处喷溅着,而后又重新开始的方法,所有这些都隐含着社会器官的决断、管理、反应、铭刻,某种专家政治以及某种官僚体系,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被还原为技术机器所发挥的效用。简言之,解码之流的合取,他们所特有的微分式的关系以及多样化的精神分裂抑或碎片,都要求着整全式的调解,可以实施这一调解的原则上的器官正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从其被资本公理化所俘获的意义上说,它是让解码之流如其所是的调节者。在这一意义上国家获得了一种生成-具体,它曾经支配着抽象的,专制的,原初国家的进化:一个超验性的整体(d'unitéIranscendante),它在诸社会力量的场域当中内在生成,为它们提供着服务,充当着解码之流以及公理化之流的调节者。它获得了成功,以至于在另一种意义上说,它只代表了一种真正的断裂,一个伴随着这个整体的生成过程而存在的一个阶段,与那些在原初国家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其他形式截然相反,因为原初国家是通过超符码化来被界定的;它的诸多后继者,从古代城邦到专制国家,总是在解码之流当中抑或在解码化的过程当中呈现了自身,它们总是毫无疑问地让国家越来越成为内在的,并服从于诸有效之力的场域;然而,仅仅因为这些场景并不是为了将诸流纳人析取当中而被给手的、所以国象可以满足卡救川些超符吗化以及得码的终房、发明出另外一些符吗、用全部的力量限生伤放的产生(剩下的事倩则是尽可能地保救原初国家)、资本圭义国家则处于不同的情境之下:它通过解码抑或去领土化之流的桥取而被生产出来,如果说贤本主义国家住最高的程度上是一个内在-生成的(le devenir itntnanent).这是因为它承认了一些符码与超符码的一般性的失败,在此意义上,它整个地在一个迄今为止还并不明晰其本质的新的公理性析取当中演进。进一步说,这一公理,既然与资本白身相混淆,那么它就并非资本主义国家发明的。相反的,资本主义是它的产物,是它的结果。资本主义仅仅保障了一种调整。它调解着甚至组织了公理化的落败,以作为其发挥效用的条件。它监控着抑或指引着公理化的饱和以及其对相应界限的拓展。国家从未像现在这样失去权力,以如此强大的力量服务于经济的强大。不管资本主义国家说了什么,它都是过早地承担了这一角色,从一开始,从它还处于半封建的抑或半专制形式之下孕育的时候就开始了:从“自由”劳动力流动的角度,控制劳动力和工资;从工业和市场生产流动的角度来看,给予垄断有利的积累条件,打击过度生产。从未存在自由的资本主义:对抗垄断的行为首先让资本主义回到了与旧的生产体系相关联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那个时刻,带回到刚刚诞生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时刻,在那一时刻,只有在废除了特权之后资本主义才可能保障其生产抑或市场化。在此,并不存在与国家操控的原则相对抗的斗争,在国家发挥适当功能的条件之下,正如人们在重商主义当中看到的那样,它所表达的是新的资本的商业功能,其所保障的是在生产中的直接的利润。一般说来,国家的操控与法则只有在体力劳动的极大丰富以及市场的非常规性扩张的情境之下,才渐趋消失抑或模糊。①也就是说,当资本主义在足够大的相对范围内以极少数的公理运作时,这种情景在很久之前就已经终止了.作为这一组织的演进具有决定性要素的是强大的工人阶级要求一种稳定的高度的就业,从而逼迫资本主义增量它的公理数,同时再生产它们总是可拓展的界限(公理从中心到边缘发生位移)。资本主义只有不断在旧的公理之上添加新的公理,才能理解俄国的革命:例如工人阶级的公理,有关工会问题的公理等。但这些公理,自身总是有待被添加的,它总是为了其他的事物而不断被添加,这些添加十分微小,又极其微不足道,因此这只是它的独特的热情,本身并不改变什么。国家由此在诸公理化之流的调解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是通过国家自身)涉及了生产及其规划,同样的还涉及经济及其“货币化”,剩余价值及其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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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调解功能并不包含阶级之间的调和。国家所服务的是所谓的统治阶级,这一点在实践上显而易见的,但还未能给出理论上的理由。这些理由都是简单的:从资本主义公理化的视角来看,只有一个阶级,富有普遍的神圣天职,即资产阶级。普列汉诺夫指出在圣西门的影响之下,在历史当中对阶级斗争及其所扮演的角色的发现重新让阶级回到了19世纪的法国学院当中;然而也正是同一群人为资产阶级对抗贵族和封建领主的斗争大唱赞歌,他们在无产阶级的面前停了下来,否认在阶级层面上,工厂主抑或银行家与工人存在根本的差异,如同利润和工资一般,最终不过都汇人同一个“流”当中。②在此,这不只是一个盲目的、否定性意识形态。阶级是对于种姓与封建等级的一种特有的否定性,阶级是一种秩序,是解码化的种姓与封建等级。重读整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就是在一个正在解码化以及已符码化了的资产阶级的职能语境下重读历史。资产阶级是唯一一个,尽其所能地将斗争引向与符码的斗争,并融入诸多“流”的一般性的解码化。就这一主题而言,资产阶级足以填补资本主义内在性的场域。实际上,某种新的东西伴随着资产阶级产生了,作为目的本身的快乐消失了,一个新的概念的链接产生:唯一的目的是抽象的财富以及除了消费其他形式的财富的实现。一般而言,专制国家的奴隶制往往隐含着主人的存在,以及与生产领域存在着本质区别的反生产的机构。但在资本主义的内在场域当中,它是被解码之流的连接所界定,否定了所有超验性的存在抑或外在的界限,将反生产渗透入生产当中,构筑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奴隶,一种前所未有的屈从:不再存在主人,存在的是一群奴隶对另一群奴隶发号施令,不再需要让外在于他自身的生物负重,他们自己给自己添加担子。人不再是技术机器的奴隶,而是社会机器的奴隶。例如资产阶级,他以吸纳剩余价值为目的,但这一行为与他个人的愉悦毫无关系:他较之那些最底层的奴隶更富有奴性,他是饥渴着的机器最原始的仆人,他是资本再生产的俘虏,无限债务的内在化。我,自身,也是一个奴隶,这是出自主人之口的新词汇。“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表现为个人的狂热的事情,在资本家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①通过剩余价值的界定,我们无法说哪一个是统治阶级,哪一个是被统治阶级,也无法区分资本之流与劳动之流,区分金融之流与工资收人之流。但这只是在部分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资本主义诞生于在差异性关联(des rapports différentiels)的两者之间的合取,并且在一种不停拓展自身界限的再生产当中整合两者。以至于资产阶级有权言说,不是以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而是以其自身公理化的组织方式来言说:只有一架机器,即一架突然变异的解码化洪流之机器,被财产所截断;只存在一个奴隶阶级,解码化中的资产阶级,正是这一阶级解除了种姓与血缘所构筑的编码,它从机器中提取出了收入不可分割之流,将财富兑换成为消费品抑或生产用品,而构筑这一财富的基石正是工资与利润。简言之,理论上的对峙并不存在于两个阶级之间,因为就阶级被界定为对符码的一种“否定”而言,它意味着只有一个阶级。理论的对峙在别处:这种对峙在解码化之流之间,即进入了在资本的平滑身体之上存在的阶级的公理之中,并且,这些解码化之流,只有自身被从专制的能指当中被释放出来,才能释放出这一公理,它们越过了这堵墙,并且越过了这堵墙后的那堵墙,从而在无器官的平滑身体之上开始流动。这种理论的对峙是阶级与外在于-阶级(hors-classe)之间的对立。它是在机器的仆从与那些试图毁掉机器或者使得机器的各个部件都毁于一旦的人之间的对峙。它是社会化机器的制域与欲望机器的制域之间的对峙。它是一个相对内在的界限与绝对外在的界限之间的对峙。如果你愿意,这一对峙也是资产阶级与精神分裂者在解码化的层面上建基于亲密关联之基础之上的对峙,同时也是两者在公理化层面上建基于敌对化之基础之上的对峙(与此相类似,在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所勾勒出的无产阶级画像中,同样存在着无产阶级与完美的精神分裂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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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要点,可参见 Maurice Dobb,Etudes sur le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 pp. 34– 36,173–177,212– 224.
② G. Plekhanov, « Augustin Thierry et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1895, in Les Questions Fondamentales du Marxisme , Ed. Soci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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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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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对峙)。
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的问题首先属于实践(laparxis)①。组织一个社会场域的两极分化,一个诸多阶级的两极化,完成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任务。当然,人们能够在生产的层面(他们是被榨取了剩余价值的一群人),抑或在货币的层面(他们是依赖于工资收入的一群人)去构想一个有关于无产阶级的理论确定性。但这些确定性不仅有的时候过于宽泛,有的时候过于狭窄,而且它们作为阶级利益所界定的客观存在,如果不能在意识当中被具体化,那么就仍不过是一个纯粹的虚构。这一群体并不是被理论所创造出来的,而是在一个被组织的政党当中实现出来的,这一政党的目的就是征服国家机器。如果资本主义的运动,在其微分比率(rapports différentiels)的运作当中,躲避了所有被指认的固定的界限,僭越抑或位移其内在的界限,并总是构造一些裂口的裂口(coupures),社会主义的运动似乎必然会形成固定的界限,抑或指认某一特定界限,依托这一界限,区分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一巨大的裂口将激活一场斗争,这一斗争不仅是经济的和金融的,同时也是政治的。然而,仅仅对于国家机器的征服总是会并一直会是成问题的。一个被构想的社会主义国家隐含着一种生产的转变,生产和经济计算的整合。但这一转变只能由已被征服了的国家一方来完成,而这一国家却发现自身仍然面临着同样的公理化的问题,即提取剩余抑或剩余价值,获取积累,吸收,运行抑或货币化的计算。至此,抑或者无产阶级按照它自身利益做了相应的改变,但其操作不过是在其先锋意识的范围之内抑或囿于一个政党之内,换言之·就其所依赖的官僚体制以及专家治国的方略而言,仍然不过是站在作为“巨大缺席”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之下;抑或资产阶级捍卫着对国家的操控,以释放其自身的技术-官僚体系的相关功能为代价,并特别为作为次级等级的无产阶级的复兴和整合添加某些公理原则。准确地说,可选项并不在所谓市场和计划,所有的计划都必然在资本主义国家当中被引入,并且所有的市场也都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存活下来,只是此一市场在此是作为国家的垄断市场。但确切说来,如何来界定一个真正并不承诺解决所有问题的真实方案?列宁和俄国革命的伟大工作是建立了一个符合客观存在或利益的阶级共识,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阶级的两极性。但这一基于阶级界限的历史进程使资本主义试图将已知阶级的各个部分整合入公理化当中,将所有那些不能被控制的革命性要素抛到远处,抛到边缘,抑或抛到飞地之上。由此所剩下的只有在新的恐怖主义公理化与僵硬的—可能会迅速饱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理化之间的选择。而那个老旧的、愤世嫉俗的公理化,相较于那柔顺的,并从不饱和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更危险。然而,事实上,最为直接的问题并不是去获知工业化社会能否超越剩余,超越对剩余的吸收,以及超越国家的计划抑或市场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全部都是否定的,而且还须指出,运用这些术语所构筑的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提问方式。因为这一追问不再能够获知,那些道成肉身为政党、国家中的阶级意识,是否背叛了客观上的阶级利益,是否借用了某种可能的自发性,是否被某些假装能够代表利益的机构所窒息。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当中的分析对我们而言显现出一种深刻性:他指出并不存在一个阶级的自发性,存在的只是一个“群体”(groupe):其中必然被区分出“消融的群体”以及仍维持着其“系列”的阶级,后一阶级被政党或者国家所代表着。两者并不处于同一范围之内。正是阶级利益保持着庞大的克分子集合的秩序;它只是界定了一个共同的前意识,在某种清晰的意识当中必须被再现(représenté),在这一层面上,不再可能去追问这一政党或者国家是否背叛的阶级意识,是否异化,是否发生了变形等。真正的无意识,相反,在群体的欲望当中,它将分子化的欲望机器置于一场豪赌当中。正在群体的无意识欲望与阶级的前意识的利益之间,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正是由此开始,我们才看到,人们对于阶级的前意识(le préconscience),以及阶级意识的代表形式,对于诸利益的本质以及它们的实现过程等问题都能以迂回的方式质疑。赖希总是带着他的无辜诉求又一次来到我们面前,这些诉求要求在欲望与利益之间进行预先区分的权利:“领袖的任务(不应有其他)最为紧迫的,除了要确切地知道客观历史进程,还应对如下情境有所理解:a)依据不同的阶层,不同职业,以及阶级的年龄和性别,存在着什么样的进步主义的观念和欲望;b)怎样的欲望、忧虑以及观念会阻止进步主义的发展——那些传统的固化规定”(fixations traditionnelles)①(对此,领袖可能的回答是:当我听到了欲望这个词儿的时候,我掏出了我的左轮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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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arxis最先由南斯拉夫实践派所使用,因其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包含着特别的界定,它是一个复杂而具有内在结构的概念,是以人为轴心得以存在的特殊的存在形式。这一存在形式包含着一种自由的创造性。—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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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欲望从不能被骗。利益有可能被骗。被错认抑或被背叛,但欲望不会。来自赖希的呐喊:不,大众并没有被骗,他们欲望法西斯主义,而这正是需要被解释的一切。由此带来的是人们欲求着与其利益相反对的东西: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同时也追求社会主义,政党以及政党的领袖。
① Reich, Qu’est-ce que la Conscience de Classe?, 1934, tr, fr, Ed. Sinelnikoff,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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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够阐释这样一种情境:欲望所诉诸操作并不会带来一种误认,而是对于无意识投注的完美反应?当赖希谈论着所谓“传统的固化规定”的时候,他究竟想说什么呢?这些传统的固化规定确认本身也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将我们带回到国家的现代功能当中。文明化的现代社会通过这种解码化的过程以及去领土化的过程来界定自身。但这些社会一边被去领土化,在另一边它们又被再领土化。而这些新的领土化的过程总是人为的、残留着的、陈旧的;只是这些古典主义真正发挥着完美的效用,它们是我们“堆砌”、划区、发明虚假符号抑或行话的现代方式。新-古典主义所依据的是埃德加·莫兰①的公式。这些现代古典主义是极端复杂而多样化的。其中的一些不过是一些俗世之事,完全无法反映出一种社会的力量以及政治事件(多米诺骨牌的玩法抑或是从古代战场上退下来的酿酒技术);其中的另一些则不过是飞地,在其中新古典主义可以去滋养某种现代的法西斯主义,以推卸一些革命的谴责(种族主义少数派,巴斯克人的问题②,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以及印第安保护区)。其中的某一些似乎是在去领土化的运动过程中自然形成的(邻里区域的领土化,庞大聚集的领土化,帮派)。另外一些则是被国家所组织和支持的,尽管后来这些群体反过来与国家对抗,并给其带来诸多严重的问题(地方主义与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毫无疑问已经存在于资本主义那最令人兴奋的经济与政治的再领土化的企图之中。但社会主义国家也拥有自身的少数派与领土化,它们将自身重组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抗,抑或是国家自身催生或者组织了它们(苏联的民族主义,党派的领土化:无产阶级只有将自身建基于人为的新领土化之上,才能被建构为一个阶级,同样地,资产阶级有时也只能在最为古老的形式之下才能实现再领土化)。最为著名的权力的人格化就如同一种领土化,它翻倍了一部机器的去领土化的过程。如果说现代国家的功能是调节那些解码之流,去领土化之流,那么这一功能诸多原则之一就在于再领土化,以便阻止解码之流通过全部社会公理的各个角落溢出。人们时常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资本之流更愿意将自身送到月亮上,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不将它们重新带回地球之上。例如:金融之流的去领土化,然而却由于购买力和支付方式而被再度领土化(这正是中央银行的角色)。抑或去领土化的运动,从中心到边缘,总是伴随着边缘化的再领土化,某种边缘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的自发-中心化,或者采取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形式,或采取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形式,抑或采取地方的古代专制主义的形式。最终,我们都无法区分去领土化过程与再领土化过程,这两个过程总是相互叠加,如同一个过程的正面和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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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法国社会科学院名誉研究员,法国教育部顾问。他试图对抗西方专业学科的割裂,提出了试图融合各种知识的复杂性思维。——译者注
② 西班牙的巴斯克人生活在比利牛斯山脉附近,它们的语言被称为“上帝的语言”,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一直排斥认同西班牙政府,寻求民族独立,建立独立国家,因此也就有了所谓的巴斯克问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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