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由国家所给出的调节的本质性方面更好地阐释了这样一点，即人们是否能够发现这一本质性方面是直接建基于如此这般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公理和社会公理之上。正是这些去领土化之流所构筑的合取勾勒了古代的抑或人为的新-领土化。马克思已经指出究竟什么才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在劳动抑或生产当中发现财富的抽象主体的本质——我们也可以在欲望当中这样去说(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①。由此，对于庞大的解码运动抑或去领土化的运动而言，在外部条件下，财富的本质并不能够从客观角度来寻找，诸如在领土化机器抑或专制机器当中去寻找。然而马克思随即指出这一“愤世嫉俗”的本质性发现被新的领土化过程所修正，作为一个新的拜物教，抑或一个新的“伪善”。作为抽象主体本质的生产只能在所有权的形式当中被发现，而所有权则将这一抽象的主体本质重新客观化，并通过再领土化而将其异化。重商主义已经预感到了财富的主体本质，并将其视为与“金钱制造”的专制机器相关联的特定行为。重农主义，将这一预感推得更远，他们将主体行为与领土化机器抑或再领土化的过程相关联，将其置于农业和地产的形式之下。即便是亚当·斯密也只是在私有财产的生产方式的再领土化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财富的本质，包括抽象的以及主体的，工业化的以及去领土化的(就这一方面而言，我们并不能说所谓的共同所有制改变了这一运动的意义)。更进一步，如果说这些问题所关涉到的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而是关涉到与之相应的社会的真实历史，人们或可更好地理解为何资本主义要不停地“再领土化”那些被它最初“去领土化”的一切。正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这一双重运动并存的真正原因：一方面，资本主义只能无休止地展开这一抽象财富的主体本质，才能得以前进，为了生产而进行生产，也就是说“以自身为目的的生产，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抽象发展”；但另一方面，同时，资本主义只能在其自身被限定的目标范围之内来完成这一点，作为确定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定资本的自我扩张”。①在第一个层面上，资本主义从未停止对它自身限度的越界，总是会走得更远，“总是在普遍的世界主义的能量中自我膨胀，从而颠覆所有的障碍和限制”；但在第二个层面，严格说来，补充说来，资本主义又不停地拥有在其自身之内（intérieure）的，富有内在性的(immanente)的限制与障碍，并且，确切地说来，也正是因为这些限制和障碍都是内在性的，因此他们自身也总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被再生产出来的意义不断地自我越界(总是更进一步再领土化，地方的、世界和星球)。这就是为何总是存在下降趋势的原则也就是说，所有资本的限制从未被达到，因为界限总是被突破的同时又被再生产出来，而这一下降趋势的原则对我们而言似乎是一种直接的推论，甚至是一种直接的呈现，即去领土化与再领土化的双向运动的共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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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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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出了一个重要的结果：这就是现代社会(société)的社会化公理并不能在两极之间被理解，它总是不停地从一极向另一极来回摆动。诞生于这种解码化和去领土化之中，建基于专制机器的废墟之上，这些社会总是在原初国家与解除枷锁之流之间才能被理解，前者，即原初国家总是作为一种超符码化的共同体而被这些社会所复苏，而后者，这些解除枷锁之流则将这些社会推向一个绝对的门槛。这些现代社会四处出击，再符码化自身，将其做成全球的暴君、地方的暴君以及全部警察系统的力量；而在其自身解码化抑或被解码化的过程中，则变成了资本的抑或人口不断变化着的数量。这些社会总是在两个方向之间被捕获：古典主义的和未来主义的，新-古典主义的和前-未来主义(ex-futurisme)的，偏执狂与精神分裂。它们也总是在两者之间摇摆：专制主义偏执狂的符号，专制的符号-能指，这是社会试图作为一个符码整体而复活的东西；同时作为解码之流的整体的精神分裂的符号-图形，精神分裂，点状-符号抑或截断-流。这些社会，一边勒紧了绷带，但同时它们又在另一边自我流淌和灌注。它们总是不停地延缓自身的同时又自我前进。①如何能够让一种乡愁、一种对原初国家的必需性与对诸流的流动性不可避免地强制性要求实现和解？该如何做才能让解码化以及去领土化，作为体系的组成部分，避免从一端到另一端的逃离，从而避开了公理化过程，并让机器陷入恐慌当中？人们总是在反动的偏执狂式的超负荷运作与革命的、精神分裂的，以及地下秘密职责之间摇摆。更进一步说，人们并不太知道如何从一极转向另一极，谵妄的模棱两可的两极，他们的转变，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之下采用了古典主义的抑或某种民俗学的方法，可能在突然之间就被赋予了极为危险的进步价值。法西斯主义的转向抑或革命转向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正是在这里，带有普遍性谵妄的问题在于整个世界都沉默了，首先是精神病专家(他们对于这一主题毫无看法，为什么他们要沉默？)，资本主义，同时还有现代国家，被专制的能指(这是他们所爱的)和精神分裂的图形(这一图形裹挟着他们前进)所撕裂。由此，我们理应保留此前看起来似乎是对立的两个结论。一方面，现代国家与专制国家相比的确构筑了一种富有进步意义的断裂，它在功能上实现了一种内在-生成，构筑了被普遍化了的流的解码化，以及确立了能够替代符码和超符码化的公理。但，另一方面，它所拥有的仅仅是一个国家，原初国家，这一形式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构筑了全部历史中仅有的一次断裂，尽管现代的公理化社会只能借助于将这一形式复苏为其摇摆其间的两极中的一极。现代社会正是通过在两极之间的摇摆来实现它自身的断裂。民主的，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哪一个不是被作为无可匹敌之模型的原初国家所萦绕？地方性的暴君让-克洛德·杜瓦利埃①警察局首领的名字叫作“Desyr”②。

① Marx, Le Capital,Ⅲ ,3, conclusions,Pléiade Ⅱ, pp. 1031 -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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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uzanne de Brunhoff, La Monnaie chez Marx, Ed. Sociales, 1967, p. 147:“这就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当中，即便是信用机制，系统的组成部分，一些构成要素的重组，都是反-资本主义的，(货币，商业货币)以及后-资本主义的(信用的循环是一个更高层级的流通……)，适应于资本主义的需要，信用从未是真正的现代资本，金融体系诞生于资本主义初期的生产方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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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来，并不是通过同样的过程，一个事物获得重生抑或被产生出来。我们已经区分了三类巨大的社会机器，它们分别对应于野蛮人、未开化者以及文明化的人。第一个机器是最为底层的领土化机器，它在领土的平滑身体之上构筑了流的符码。第二个机器是超验的帝国化的机器，它继续在专制体制及其国家机器—原初国家的平滑身体之上对流进行过度符码化：它开启了去领土化的最初运动，但因为它在领土化的共同体之上加入了其卓越的统一性，它通过将这些去领土化的共同体汇聚起来，对其进行过度符码化，并占有其剩余劳动来持存。第三种机器是内在的现代机器，它持续不断地在资本-货币的平滑身体之上对流进行解码化：它已经实现了内在性，它让具体回到抽象，让人为自然化，通过解码化之流的公理，以及这些流的规则来替换那些领土化的符码，以及专制的过度符码化。第三种机器启动了第二次巨大的解码化运动，但这一次它没有让符码与过度符码持续存在下去。然而，这些它没有让其持存下去的存在，却以其自身独创的方式来将其重新找回来，它在丢失了被领土化之存在的地方进行了再领土化。它在摧毁了古时存在的一切的地方重建了古体的样态——两者相互嫁接。历史这样说：不，现代国家，它的官僚机构，它的技术统治与古代的专制国家完全不同。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前者所关涉的是对解码之流的再领土化，而后者则所关涉的是对领土化之流的过度符码化。一个悖论在于，资本主义利用原初国家运行其再领土化的过程。但不可改变的是，现代公理在其内在性的本质深处再生产了超验的原初国家，作为其内在的生成性的界限，抑或作为其摇摆不定的诸多极限之间的一极。在这一可不改变的以及犬儒主义的特性之下，这一机器屈从于某些巨大的力量，它们构成公理的另外一极，它们的事故，它们的失误，以及它们跳跃的可能性，所有这一切使其所解码的东西越过了它内在规律的墙，就像这架机器超然的复活一样。每一类社会机器都生成某种特定类型的“表象”，其中诸要素在社会集群的表面被组织起来；在野蛮的领土化机器中，存在着的是链接-内涵(la connotation-connexion)的体系，它所对应的是流的符码化；在未开化的专制机器当中，存在着的是析取一从属(la subordination-disjonction)的体系，它所对应的过度符码化；在文明化了的资本主义机器当中，存在着的是合取一并列(la coordination-conjonction)的体系，它所对应的是流的解码化。去领土化、公理化以及再领土化，这是存在于现代社会集群的表象之表层的三个要素。我们又一次回到这样一个问题当中：一旦认为在社会生产与欲望生产之间存在着某种本质的一致性，但同时存在于不同的制域之内，那么在每一种情景下，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可否说本质上的一致性在现代资本主义的表象制域当中达到了最高点，因为它在内在性中，在解码化之流的流动当中，实现了“普遍性”？但同样，制域的差异化也达到了最大程度，这种表象在欲望之上所实施的压迫-压抑性的运作较之其他制域都更为强烈，因为得益于内在性以及解码化，反-生产横贯于整个生产，在体系中，这种反-生产不是地区性的，它祛除了富有幻想的死本能，而后者现在正侵染并击碎了欲望。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死亡？它总是生发于内，却在其外实现出来。在资本主义情景下，这一死亡生发了较之那无可名状的外在力量更大的力量来显现自身。简言之，社会的一般理论是流的一般化的理论；正是通过流的一般化理论所发挥的功能，人们可以谈论社会生产与欲望生产的关系，在每一情境下这一关系的变化，以及在资本主义体系下这一关系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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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让-克洛德·杜瓦利埃(1951—2014)，海地前总统，独裁者。——译者注

②Desyr是杜瓦利埃时期秘密警察的首领的名字，德勒兹与加塔利在这里的这句话带有着强烈的讽刺意味。其讽刺的对象有可能是精神分析学派当中有关于欲望的一个基本假定，即欲望自身是从不骗人的。而Desyr，这个名字与法语中的“Desir”(欲望)只有一个字母的差异，Desyr会被误认为Desir，德勒兹与加塔利用这一典故似平在指出“欲望自身也是一种欺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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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终于，俄狄浦斯

应用社会再生产与人的再生产意象的两种秩序——俄狄浦斯与界限——俄狄浦斯与三种国家的概要—专制性的象征与资本主义的意象——愧疚意识—亚当·斯密与弗洛伊德

在领土化机器抑或甚至在专制的机器当中，社会经济的再生产从未独立于人的再生产，也从未独立于人的这种再生产的社会形式。家庭由此成为一个开放的实践(une praxisouverte)，一个与社会领域共存的策略；血缘关系与姻亲关系是决定性的，抑或“被决定为占据主导”。在社会集群之上被标注、被铭刻的，实际上直接就是那些生产者(抑或非生产者)，其所依据的是他们的家庭的排序以及他们在家庭中的排序。再生产的过程不再直接就是经济性的，而是过渡为血亲关系的非经济性的要素。这一点，不仅对于领土化机器以及地方性群体(des groupes locaux)而言是真实的—在地方性群体当中，每一个人在社会经济再生产中的位置都是依据其姻亲关系与血亲关系来确定的—而且对于专制机器来说也是真实的，后者通过新的直接的姻亲关系与血亲关系加剧了这一点(在专制性的超符码之中产生了皇室抑或“王朝”家族的角色，它们包含着一些变动，一些非确定性，它们总是在新的姻亲关系的相同概念中被铭刻)。所有这一切在资本主义的体系当中都不复存在。①表象不再与确定的客体相关联，而是与生产性活动自身相关联。社会集群作为平滑身体直接成为经济性的，即它成为资本-货币。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的预设。那些被铭刻抑或被标注的不再是生产者抑或非生产者，而是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它们作为抽象的量在其所处的关联或合取当中有效地成为富有具体性的存在：劳动力抑或资本，固定资本与可变资本，血缘关系的资本抑或姻亲关系的资本……正是资本为自身附加上了姻亲关系与血缘关系。随之而来的是家庭的私人化，其所依据的是家庭不再将自身的社会形式赋予经济的再生产；家庭作为一种突围，它被放置于场域之外。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家庭只是一种人性的质料抑或材质的形式，它将隶属于经济再生产的社会自发性的形式，并且家庭将占据着后者被指派的那个位置。换言之，生产与反生产的诸要素并不与人自身的再生产一般被再生产出来，而是在其自身当中发现了一种简单的质料，它们是经济的再生产的形式预先加诸其上的某种模式，这一模式与人的再生产完全不同。确切地说，正是因为家庭被私人化了，在场域之外，以质料的形式抑或人的再生产的形式所孕育的人很容易在彼此之间预设完全的平等；但在场域之内，社会经济的再生产的形式将预先构筑一个质料的形式以便在其中产生出那种能够产生资本的资本家，以及那些产生劳动力的工人等，在这一路径之中家庭预先被阶级的秩序所占据(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分凝[ségrégation]①成为平等的唯一起源)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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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伊曼纽尔·特瑞(Emmanuel Terray)关于生产方式的差异化分析，LeMarxisme devant les Sociétés Primitives，pp. 140- 155(为什么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在很大的范围内依赖于群体的物理性再生产的运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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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家庭放置到了社会场域之外也是社会的最大幸运，因为正是在这一条件之下，社会场域能够将自身的原则应用于家庭之上。个体首先是社会的个人，换言之，他们所发挥的功能是从抽象量化中产生出来的；他们只有将自身放人关系当中抑或在他们的合取当中，将量化的存在公理化才成为具体的。这正是通过资本主义的点状-符号、截断-流，以及诸多纯粹的“图形”所产生出的轮廓抑或产品的意象：资产阶级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其功能源于资本之流，劳动者作为劳动力的人格化，其功能源于劳动之流。资本主义由此填充了其内在场域(champ d’immanence)的意象：甚至那些贫苦、绝望、革命，另一方面资本的暴力和压迫也都成为贫苦的、绝望的、革命的、暴力的以及压迫的意象。但从无图形化的图形开始，抑或从其所生产出的截断-流开始，这些意象自身只有在被属人的质料所塑性的时候才是富有图形性的以及可被再生产的，而对属人的质料的特殊形式的再生产再一次跌出了社会场域之外·这一境况决定着这种特殊形式。被私人化的人由此是次级秩序的意象，是意象的意象，换言之，它是一种拟像(simulacre)，它拥有着一种再现作为第一层秩序的社会人的能力。这种被私人化的人在家庭当中获得了其图形的确定性，他被局限在了父亲、母亲与孩子的框架内。与其说家庭是一个策略，它借助于姻亲关系与血缘关系向所有的社会场域敞开，倒不如说它与社会场域共延伸，并与它诸多并列关系相互交叉。有人说，家庭不过是一个战术，在其中，社会场域再一次关闭，社会场域将其再生产的自发要求应用其上，它再次切割所有的维度。姻亲关系与血缘关系不再由人来构成，而是由货币来构成：由此家庭成为一个小宇宙，它所能表达的是：它不再占据主导。在某种意义上说，情况并没有改变，因为那些投注于整个家庭中的东西仍然是经济的、政治的与文化的社会场域，其中包含着截断与流。私人化的人是一个幻象，是意象的意象，抑或是衍生物的衍生物。但从另一方面说，所有一切又都改变了，因为家庭不是去构筑抑或展开那些社会再生产的主导性因素，它转而满足于将这些要素应用于抑或遮蔽在其特有的再生产的模式之中。父亲、母亲与孩子由此成为资本之意象的拟像(“资本之父，大地之母”以及他们的孩子，劳动者)，以至于这些意象在欲望之中完全不能被辨认出来，而欲望则注定只是投注了他们的拟像。家庭的决定成为社会公理的应用。家庭成为那些运用社会场域之集合定理的子集。正如每一个人都有属于其个人的一个父亲与一个母亲一般，正是那些分散的子集模拟了每一个社会人所构筑的整体集合，它们与这一领域勾连起来，并搅乱了诸多意象。所有一切都被折叠为父亲-母亲-孩子的三角模型，它们在每一次对“父亲-母亲”的回应中模拟着资本的意象。简言之，俄狄浦斯驾到：它诞生于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正是它将第一层秩序的社会意象应用于作为次级秩序的私人家庭之上。它是一个到达的集合(un ensemble d'arrivée)，回应着一个被决定了的社会性的出发集合(un ensemble de départ)，它是我们内在殖民化的形式，其所回应的是一个社会的王权形式。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个小小的殖民地，正是俄狄浦斯将我们殖民。当家庭不再是一个生产与再生产的单位，当合取在家庭之中恢复到作为简单的消费单元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所消费的不过是父亲-母亲。在“出发集合”中，存在着是老板、主任、神甫、警察、收税官、战士、劳动者，所有的机器及其领土化，以及在我们社会中存在着的所有社会意象，但在“到达的集合”中，最多不过是父亲、母亲与我，专制的符号被父亲所占据，剩余的领土化被指派给了母亲，而我不过是一个分裂的、被切割了的、被阉割的存在。难道不是这种回溯，这种折叠抑或这种应用的操作使得拉康有了这样的言论，他宁愿背叛精神分析的秘密，将其作为被应用的公理：看起来“在所谓分析性的对话中自由玩要的事实上所依据的是被还原为某些富有本质性的以及形式化的阐释基础”①。所有一切都已经被预先形式化，被预先安排了。在社会场域中，每一个人都在行动，都有着不同的遭际，他们作为陈述的集体践行者，生产与反生产的践行者，而当这一社会场域被诉诸俄狄浦斯的时候，每一个人现在都只在各自的角落里被把握，他们依据一条主线而被切割，而这一主线则划分出了被陈述主体与个体化的陈述主体。被陈述主体，是社会性的个人，陈述主体，则是私人化的个人。由此，这就是你的父亲，这就是你的母亲，也就是你：家庭的合取源于资本主义的合取，它们被应用到了私人化的个人之上。父亲-母亲-我，我们确信在四面八方都可以找到它，因为它被四处运用。意象的领域，这是资本主义运用精神分裂症的新方式，并带来流的迁回：诸多构成的意象，某些诉诸意象的意象，以此方式，这一操作产生了它的结果，每一个人的小我，都与他的父母亲相关联，所有一切真正构成了世界的中心。较之卑微的物恋的领土化制域抑或高高在上的专制偶像而言，自恋的俄狄浦斯式的机器降临了：“不再是诸多的符号，抑或诸多的象形文字……我们在此看到的是客观的、真实的现实……换言之，是柯达-观念……对于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而言，整个宇宙都围绕着他们抑或她们自身的绝对的小意象……一个意象！在普遍化的快速曝光的胶卷之上存在着的一个柯达式的快速曝光。”①每一个作为被三角模型化了的微观小宇宙，自恋之我与俄狄浦斯式的主体相混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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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Segregation:在此，这一独特的物理现象有助于说明德勒兹独特的阶级诞生之理论。正如此前已经指出的，并不存在客观的阶级。阶级是一种实践的结果。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诞生，是在一个独特的社会再生产方式中被生产出来的。正如这一物理学中的分凝现象，让原本分布均匀的杂质，在固体的两种形态中形成了不均匀的分布。——译者注

② 关于资产阶级的产生，参见 Marx，Principes d'une Critique de l'Écomomie Politique, Pléiade Ⅱ, pp. 357 - 358, 以及 Le Capital, I , 7, ch. 24, Pléiade I , pp. 1095- 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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