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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 Lacan, Lettres de l'École Freudienne, 7 mai 1970,p. 42.
第三章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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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俄狄浦斯到来了……这是一个太过简单的操作,实际上很容易被形式化。同样,普遍的历史也介入其中。我们已经看到在何种意义上精神分裂症患者成为整个社会的绝对界限,即它使得去领土化的解码之流流动起来,由此在整个社会生产的“界限之上”带来了欲望生产。资本主义,整个社会的相对界限,它让解码化之流公理化,并将去领土化之流再领土化。同样,资本主义在精神分裂当中发现了它自身的外在界限,它不停地推动着这一界限,并驱逐这一界限,它自己生产着其内在的界限,同时不停地让这一界限发生位移,并拓展它。但资本主义仍然以另一种方式需要这一被位移的内在界限:确切地说,即为了让绝对的外在界限、精神分裂的界限中性化,抑或推翻它们,资本主义需要将其内在化,这一次,要去限制这一界限,不再让其在社会生产与脱离社会生产的欲望生产之间运行,而是让其在社会生产之内运行,让其在社会再生产的形式与赖以存在的家庭性再生产的形式之间,在社会集合与其被应用的私人化的子集之间运行。俄狄浦斯就是这个被位移的抑或被内在化的界限,欲望让其自身在其中被捕获。俄狄浦斯的三角模型是内在的以及私人化的领土化,其所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性的再领土化的所有努力。既然俄狄浦斯就是欲望的可位移性的被表象者,那么它是所有一切形式的可位移的界限。然而在原始的构成当中,这一界限保持着其未被占领的状态,在其中,“流”总是被符码化,并且,在其中姻亲与血亲的游戏仍保持着其依照社会场域的确定性所实现的家庭性的拓展,阻止了将社会场域归结为家庭性拓展的次级形态。在专制形式之下,俄狄浦斯的界线被占领了,被象征性地占领了,但并没有在帝国的乱伦当中存活下来,抑或安顿下来。乱伦构筑了一个过度的符码,统御着整个社会场域(压抑性的表象):诸如还原法,抑或外推法等的形式化操作,在不久以后将归属于俄狄浦斯,在此已经被勾勒了出来,但是在象征性的空间中(un espace symbolique),在后一空间中构筑了悬空的客体对象(l'objet des hauteurs)。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形式当中,俄狄浦斯的界限不仅被掌控了,而且还被安置和存活了下来,在其中,解码化所生产的社会意象被有效地还原为被欲望限制性投注的家庭意象。正是在这一想象之点上,俄狄浦斯被构筑出来,同时它也在深层次的表象的要素当中实现了自身的迁徙:可位移的被表象者生成为欲望的表象者。无须讳言,俄狄浦斯的生成抑或构成并不是在想象的空间之下,在先前的社会形式之中展开,因为想象性的俄狄浦斯是这一生成抑或构成的结果,而非相反。并不是通过粪便之流抑或乱伦的涌动,俄狄浦斯到来了,它的到来是通过资本-货币的解码之流。乱伦与粪便之流仅是俄狄浦斯的次一级的衍生,它们驱逐了私人化的人格,而后者正是资本之流进行折叠抑或应用之所在(由此,复杂的源起在精神分析的公式:“粪便一货币”中完全被曲解了:实际上,其所关涉的是一个诸多邂逅抑或诸多合取的系统,其所关涉的是在诸解码之流之间的衍生及其结果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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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H. Lawrence, « Art et Moralité», 1925, in Eros et les Chiens, Ed. Bourgois,pp. 48-50.(关于现代人复合的抑或多彩斑斓的“现实性”,参见Nietzsche, Zarathoustra, , «du pay de la civil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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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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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俄狄浦斯当中,存在着一个三个国家抑或三架机器的概述。它在领土化机器中作为一个未被占领的空洞的界限而被预备;它在专制化机器当中,作为象征性占领的界限而被形构。但它只有在成为资本主义机器的想象性的俄狄浦斯的时候才能被完成,并发挥作用。专制机器保留了原始的领土化,资本主义的机器复苏了原初政治国家,后者作为其公理化的各个维度之一,它使得专制成为其诸多意象之一。这就是为什么俄狄浦斯收集了所有一切,所有一切也都存在于俄狄浦斯当中,它是普遍的历史的结果,但带有独一无二的意义,即带有资本主义的属性。以下就是这一系列的所有内容:物恋、偶像崇拜、意象与拟像:领土化的物恋、专制性的偶像抑或象征,所有一切都被资本主义的意象所捕获,资本主义将它们驱使为、还原为俄狄浦斯式的拟像。地方性群体的象征者与拉伊俄斯,领士化与伊俄卡斯忒①,专制与俄狄浦斯本人:“所有一切杂乱的绘画,从未被相信。”无须惊叹,弗洛伊德在索福克勒斯那里找到了专制化-俄狄浦斯的核心形象,神话变成悲剧,以便在两个对立的方向上被散播开来:在《图腾与禁忌》中原始的仪式性的方向,以及那些做梦的现代人的私人化的方向(俄狄浦斯可能成为一个神话,一个悲剧,一个梦:它所表达的总是对于界限的位移)。如果说悬空的客体对象的象征性地位,在专制化机器当中,不能使折叠抑或还原的操作它们在现代场域当中构筑了俄狄浦斯成为可能,那么俄狄浦斯就什么也不是:三角化模型的形成原因。源于这一极端的重要性,以及那些在精神分析中极为深邃的创新性主题的非确定性与非决定性,使得界限在象征界与想象界之间发生位移,在象征性阉割与想象性的俄狄浦斯之间发生位移。因为在专制的能指当中的阉割,作为暴君之律法抑或悬空之客体对象的效用,实际上成为俄狄浦斯之意象的形式化条件,俄狄浦斯的意象在内在场域当中展开自身,它在能指的撤离之后仍然展现着自身。当我触摸到了阉割之时,也就触及了欲望!欲望-阉割的等式所意图表达的内涵,除去实际上成就一个令人惊奇的操作之外,其意在于将欲望重新置放于暴君之律法之下,并引人一个更为深层的匮乏,依赖于幻象性的压抑,将我们从俄狄浦斯当中拯救出来。幻象性的、绝妙的压抑:为了能够动摇俄狄浦斯的桎梏,并将其引向某种自我-批判之点,人们不得不这样做,“没有人可以帮助我”,正如拉康所言。但,正如历史的反抗者们一样,他们试图摧毁电缆塔(pylône),然而他们却如此微妙地操控着引爆装置,以至于电缆塔虽得以幸免,但又重新陷人危机。从象征界到想象界,从阉割到俄狄浦斯,从专制时代到资本主义,相反,却存在着一种进步,使得悬空之物它飞掠而过,超符码化被收回,以便为内在的社会场域提供空间,在其中解码之流生产出各色意象,并将其加以还原。能指的两个方面由此而产生;被划线的超验客体对象最大程度地散布着匮乏,在诸微小因素的关系所构筑的内在系统中被捕获,这些要素将会填补有待发现的场域的空白(这有点类似于,在传统中我们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向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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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狄浦斯之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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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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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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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越来越富有灵性的超验客体对象,转变为一个越来越富有内在性(immanent)、越来越被内化了的力的场域:这就是一个无限债务的演化过程经过了天主教,随后是改革派。专制国家是灵性的(spiritualisation)极端,资本主义场域是内在化的极端,界定了愧疚意识(la mauvaiseconscience)。后者并不是犬儒主义的反面;这一愧疚意识,在私人化的人格当中,是社会性人格之犬儒主义的相关物。有关于愧疚意识所具有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从尼采,而后劳伦斯与米勒,都对此展开过分析,以此界定文明的欧洲人——意象和催眠的统治,它们所繁衍出的麻木——对生活之恨,以及对于所有那些自由的,那些流过与运行着的一切的恨;死本能的普遍化流溢,——作为一种传染方式的负罪感,吸血鬼之吻:难道你不为你的高兴而感到羞耻吗?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在你说“这是我的错误”之前,我是不会放过你的,泪丧的无耻蔓延,作为一种疾病的神经症,它带来了其他的疾病,——一个宽容的结构:我可能会犯错、偷盗、残害、屠杀!但以社会秩序之名,我的父母将以我为荣,在此,怨恨被赋予了两个所指的方向:向自我的翻转以及向他者的投射。父亲已死,这是我的错,谁杀死了他?这是你的错,这是所有种族主义与分凝现象的源泉,—被爱着的卑鄙欲望,还有不足的、还未被“理解”的悲伤,同时,被还原为“小秘密”的性征,所有这些精神病理学的神父——他不是唯一一个在俄狄浦斯当中找寻养料的人,也不是唯一一个在精神分析当中获得支持并得到发展的人:精神分析已经成为“理想化的苦行僧”的新化身。更进一步说,也不是精神分析发明了俄狄浦斯:它只是给予俄狄浦斯最后的一片领土,一个沙发,作为其最后的律法,专制的分析师以及金钱的收税官。但母亲作为领土的拟像,父亲作为专制律法的拟像,与我,这个被切割、被文明化、被阉割的我,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就后者而言,它给出了一个在其他社会形式中从未存在的操作。在其他地方,家庭的地位只是一个欲望的社会场域的投注得以被激发的要素:家庭的意象只是在向社会意象的敞开中发挥效用,在其中,两种意象在斗争与妥协当中相互融合与碰撞。以至于那些被投注于家庭的截断与碎片之中的东西,不过是家庭已浸润其中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场域中的诸多个截断(例如恩登布人的精神分裂分析)。在资本主义的外围区域当中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殖民者的努力在于将土著人俄狄浦斯化,非洲的俄狄浦斯,发现他们自身依据社会的剥削与压迫之延伸,由家庭的爆裂而产生对抗。但正是在资本主义软弱的中心处,在温和的资产阶级领域中,殖民化变得私密而私人化,内在于每一个人内心之中:由此欲望的投注之流,从家庭式的刺激到社会的组织(抑或非组织化),它通过某种回流即将社会的投注还原为作为虚假-组织者的家庭投注重新被遮蔽起来。家庭成为所有的社会确定性的保留之地以及其回响。它属于资本主义场域的反动性的投注,这一投注将所有的社会意象应用到了限定性的家庭拟像当中,由此,无论转向何处,人们总是转向父亲-母亲:这个俄狄浦斯式的腐烂总是附着在我们的皮肤之上。是的,我始终欲求着我的母亲,想杀死我的父亲;一个阐释性的单一主体,俄狄浦斯,阐释了所有的资本主义被阐释者,并介于两者之间,留下了一个伤口—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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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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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路德的功绩在于发现宗教的本质不再源于客体,而是作为一种内在的宗教性而存在;亚当·斯密与李嘉图的功绩在于发现财富的本性抑或本质,不再是客观的本性,而是作为抽象的、去领土化的主体本质,生产一般的行为。但正如这一发现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出来,资本主义诸条件又一次重新将这些本质客观化,将它们异化,或者再领土化,这一次是在生产方式私有财产的形式之下。以至于资本主义无疑成为所有社会的普遍性,但仅仅是在这一范围之内,即它能将自身引领到对其自身的批判之上,换言之,引领到对于诸程序的批判,通过这一程序,资本主义将那些在其自身当中,试图让其自由,或者自由地显现的东西重新链接起来。①弗洛伊德的丰功伟绩也在于此:其所拓展的是欲望的本质抑或本性的确定性,欲望由此不再是与客体、目标以及来源(诸领土)有关,而是与作为抽象的主观的本质、力比多抑或性征有关。只是他仍然把欲望作为私人的最后领土带回家庭当中(俄狄浦斯情景的来源,首先在弗洛伊德的《关于性征理论的三次尝试》[les Trois Essais]里略做探讨,而其后则越来越封闭于欲望之中)。所有这一切仿佛是,他对我们说:至少这一切都不是出自家庭!肮脏的小秘密,替代了敞开的会晤,家庭式的还原替代欲望的流动。在符码化的小溪,在妈妈的床上,替代了那些庞大的解码之流。内在化替代了其与外部之间的新关系。经由精神分析,总是有关于愧疚意识的话语以及负罪感的话语被提出来,并找到了它的养料(这就是所谓的治愈)。至少在两点上,弗洛伊德谅解了外在的、真实的家庭的所有错误,以便更好地将错误与家庭都内化在最小的家庭成员——孩童之中。他设定自发的压抑的方式,让其独立于压迫;他否弃了由成人带来的孩童之诱惑的主题,用成人的幻想对其加以替代,在这一幻想中,真实的父母亲不仅是无辜的,甚至是受害者。①因为家庭应在两种形式之下显现出来:一种形式是,家庭无疑是有罪的,但这一有罪仅是因为孩童富有强度地、内在化地活着,从而使家庭将其罪责与孩子自身的错误相混淆。另一种形式是,家庭拥有罪责的裁判权,在其面前,人是有罪的孩子,在他与家庭的关系当中,人成为负责任的成人(俄狄浦斯作为一种疾病抑或一种健康,家庭作为异化之要素以及作为去除异化的践行者,即使是通过在转换当中被重组的方式才得以实现)。这正是福柯在其文章中清楚表达出来的:精神分析与生俱来的家庭主义至少并没有那么彻底地摧毁了那从未认可它的经典的精神病理学。在领土化的疯癫以及专制的疯癫之后,是家庭的疯癫。这是19世纪的精神病理学试图在疯人院中组织的东西—“家庭的命令性的虚构”,理性的父亲与愚蠢的未成年人,父母亲自其童年时期就有了疾病所有这一切都在疯人院之外发现了自己的完成,即在精神分析当中,在分析师的分析室里。弗洛伊德是精神病理学中的路德和亚当·斯密。他调动起了神话、悲剧、梦境的所有资源,使其与欲望重新连接起来,只是这一次是一种内在化的连接:隐蔽的剧场。是的,俄狄浦斯是欲望的普遍化,普遍历史的产物——但其得以成立的条件并没有被弗洛伊德所触及:至少在某一特定的点上,俄狄浦斯是有能力带来一种自我批判的。普遍的历史只是一种神学,如果它从未克服其偶然性的、特异性的、讽刺性的以及其自我批判的条件。这种自我批判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呢?在家庭压抑的表象下,揭示无意识的社会投注的本质。在个体化幻想的表象下,揭示群体幻想的本质。抑或是回到原点,将拟像推至于这样一点,即它不再是意象之意象,以便能够探寻抽象角色,精神分裂之流,它们是被拟像隐藏了的被遮蔽的东西。替代阉割的私人化主体的是文明化的阐释性主体与被阐释性主体,它们仅是重新带来了两种秩序:人格化的意象,集体性的践行者,它们所带来的,就其自身而言,也不过是机器化的配置。把表象的戏剧翻转为欲望生产的秩序:这是精神分裂分析的全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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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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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x, Introduction Générale à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Pléiade I, pp. 258-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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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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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关于小汉斯的著名分析,很好地展现了弗洛伊德越来越清晰的理论演进:试图去设定孩童有罪,同时消解父母亲的权威:LaCrise de la Psychanalyse, tr.fr. Anthropos, pp. 79 – 82, 126 – 132.
第三章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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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