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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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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精神分裂分析导论

  1. 社会场域

父亲与孩子—俄狄浦斯,父亲的理念—作为循环的无意识。——社会投注的至上性:它的两极,偏执狂与精神分裂—克分子与分子

谁是更本源的那一个,是鸡还蛋?是爸爸、妈妈还是孩子?精神分析的操作方式仿佛首先是孩子(父亲的病症也只源于孩子),同时还预设了父母亲的预先存在(孩子只有在父母亲的关系当中才存在)。显而易见,在游牧部落中,父亲占据原初的地位。俄狄浦斯自身如果没有父母亲对孩子的认同,也将毫无意义。无须讳言,所有一切都开始于父亲的头脑当中:这就是你想要的,弑父娶母?……首先这是一个父亲的观念:随后才是拉伊俄斯。正是父亲带来了地狱的喧嚣,打破了律法的规范(母亲只是一味顺从:不应将其构筑为一个历史,这只是一个梦境,某种领土化……)。列维-斯特劳斯说得好:“神话所思考的最初主题就在与母亲的乱伦禁忌当中,这一点会让英雄变得有罪。”然而,这种罪恶似乎在父亲的精神中到处存在,他试图让他的儿子死去,并促其发生……最终,其实只有父亲才是那个有罪的角色:“他因为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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谵妄是如何开始的?或许电影适合于把握这种疯癫的运动过程,因为电影既不是分析性的,也不是压抑性,它只是拓展了一个共在的普遍性空间。尼古拉斯·瑞恩(NicolasRay)的一部电影再现了一个可的松(cortisone②)式谵妄的形成过程:一个过度劳累的父亲,一个大学教授,业余时间在无线电调度出租车的站点工作,遭受着心脏病的折磨。他的谵妄开始于其所从事的一般教育体系,他要重建一个纯粹的人种,向道德和社会秩序致敬,而后需要转向宗教,以便有机会回到《圣经》,亚伯拉罕……但亚伯拉罕都干了什么呢?看哪,不过是杀死了或者试图杀死他的儿子,神唯一的错误就是阻止了他的手臂。但电影中的英雄,难道他自己没有儿子吗?令精神分析师感到尴尬的是,这部电影指出了这样一点:谵妄首先投注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人种与种族主义的、教育学的、宗教的领域:这一谵妄应用于他的家庭之上,应用于他的儿子身上,这一谵妄溢出了所有部分。约瑟夫。盖尔③提供了一种包含强烈的政治性-爱欲以及庞大社会改革之内容的偏执狂式的谵妄,他相信可以这样说,这样的情景是罕见的,并且,这些情景的缘起不具有重构性。①然而,在被精神病理学以及精神分析的绞肉机绞碎之前,没有一个谵妄者不曾拥有这种突出的特征,没有一种谵妄没有拥有经济的、政治的缘起。并不是薛伯一个人欺骗大家(他的父亲,作为普泛锻炼[Pangymnasticon]以及严苛教育体系的创始人,不是一个骗子)。然而,所有一切都变化了:无限的压抑强制我们设定了父亲的优先性,但这种优先性总是相对的并带有假定性,它将我们带入无限性当中,除非我们跃入这一命题,即父亲是绝对的首要性的;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压抑的视角是抽象的结果。当我们说:父亲相对于孩童来说是首要的,这一命题自身是没有意义的,具体说来:社会的投注相对于家庭的投注来说是首要的,后者只是在前者之上的运用,抑或诉诸前者。认为父亲相对于孩童而言具有优先性,实际上意味着欲望的投注是社会投注的最初场所,而社会场域则是父亲与孩童同时浸润其中的地方。回应洛伦索-马贵斯人(Marquisiens)的例子,人类学家卡尔迪纳做出这样的分析:他做了这样一个区分,即成人对于食物的焦虑与地方性的饥荒有关,而孩童对于食物的焦虑则与母亲对他的照顾有关。②我们不仅无法区分出两者何为第一,何为第二,而且我们也不能如卡尔迪纳一般认为原初性的社会投注后于次生性的孩童的家庭性投注。因为那些在次生性投注中被投注的,正是那些在社会场域中已经存在着的确定性,例如,女性的稀缺性可以解释这样一种现象,即成人并不比孩童更少“对女人保持警惕”。简言之,那些孩童在其生存经验中所投注的一切,例如母亲的乳房、家庭的结构,这些都已经是在整体中,在女性之流、食物之流,记录与分配的过程中社会场域的流及其截断的状态。成人从未在孩童之后出场,在家庭中的两者都直面着社会场域的种种确定性,家庭、成人与孩童同时浸润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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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复仇而有罪。正是他被杀了。这令人诧异的直面乱伦禁忌的漠然出现在其他各色神话中。”①俄狄浦斯首先是一个偏执狂的成年人的观念,随后才成为神经症的敏感孩子的观念。精神分析很难从无限的抑郁当中逃离出来:父亲应该曾经是一个孩子,但也只有在与一个父亲相关联的时候才是孩子,而这个父亲又因与另一个父亲相关联,使自身成为孩子。

① Lévi-Strauss, Le Cru et le Cuit, Plon, 1964, p. 56.

②一种激素类药物。译者注

③约瑟夫·盖尔(JosephGabel,1912—2004),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他的作品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但他批判斯大林主义,并对阿尔都塞的著作有所批判。1962年,他出版了其最为重要的著作:《虚假意识:关于物化的研究》(False Consciousness;An essay on reification)。本书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将对马克思的虚假意识、物化的研究与精神分裂分析的研究综合起来。在随后的研究中,盖尔的作品主要强调了意识形态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他同时还是卡尔·曼海姆的法国研究专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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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oseph Gabel, « Délire, Politique chez un Paranoide », L'Evolution Psychiatrique, n°2,1952.

② Abram Kardiner, The Individual and his Society, Columbia UniversityPress,1939,pp. 223 sq.(关于两种可能性的道路,从孩童到成人,抑或从成人到孩童,可参见 Mikel Dufrenne的评述,《人格的基底》[La Persommalité deBase],P.U.F., 1953, pp. 287 –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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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面对着三个结论:1)从回溯的角度来看,认为父亲在与孩童的比较当中更具优先性,这只能是一个假定。正是那些偏执狂式的父亲将儿子俄狄浦斯化了。所谓的罪孽,不过是父亲在成为某种被儿子所体验到的内在情感之前,投射出的一种观念。精神分析首要的错误就在于构造了某种东西,它开始于孩童时代。那些依据父亲、母亲以及他们的行动和真实的情感而来的一切,引导着精神分析发展成为一个荒唐的幻象的理论,这一点应当首先被包含在作为孩童的“幻象”当中(对诱惑主题的弗洛伊德式的摒弃)。2)如果说这种回溯在某种绝对的非恰当的意义上被揭示出来,这只是因为这种回溯被封闭在一个简单的再生产抑或演进过程当中。进一步说,在被组织化了的身体以及被组织化了的人格当中,这种回溯只能是某种再生产的对象。这个循环仅有的视角是范畴性的以及绝对的,因为它所能触及的是作为再生产之主体的生产,也即在整个无意识的自发生产的过程中(自然的整体以及历史的整体,自然人的整体以及历史人的整体)。并不一定是性征有助于代际的演进,正是代际的进步与倒退有助于性征,后者作为一个循环的运动,在其中无意识,总是“主体”,再生产着自身。由此,不应再去追问谁为优先的,是父亲,还是孩子,因为这样的问题只能在家庭主义的藩篱之内被提出来。父亲在与孩童的比较中具有优先性,只是因为社会投注在与家庭性投注相比较当中具有优先性,正是在社会投注当中,作为子集的父亲、孩童、家庭同时被浸润其中。社会场域的至上性作为欲望投注的终结界定了那个循环,那些被主体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精神分析的第二个错误在于,它将性征与再生产区分开来的同时,被囚禁于恶习不改的家庭主义当中,后者让精神分析陷入回溯抑或进步的运动当中不能自拔(甚至重复的精神分析式的概念仍被囚禁于这样的运动当中)。3)最终,我们要涉及的是一个共同体的视角,它具有析取性,抑或将析取性带入循环当中来加以思考。这不仅仅是一个相对于循环而言处于次生性的代际演进,而且还是相对于信息抑或交流而言的处于次生性的传递。遗传基因革命的发生在于所谓的流的传递不再存在,存在的只是符码的抑或公理性的以及流所构筑的整合。对于社会场域来说也是如此:它的符码化,抑或它的公理性首先界定了诸多无意识的交流。这个被弗洛伊德附带讨论的有关交流的问题,实际上在其关于神秘主义的讨论当中,构筑了一个规范,它将这个继承性传递的问题抛入另一个方案当中,正是这一方案引发了弗洛伊德-荣格的争论。①显然,在共同的社会场域当中,儿子压抑的,抑或不得不压抑的,抑或试图压抑的最初的东西正是父亲与母亲的无意识。这种压抑的失败成为神经症的基础。但这种无意识的交流并不以家庭为其基本的原则,这一交流,就其作为欲望投注的对象而言,以社会场域的基本原则为原则。就各个方面而言,家庭从来不是决定性的,而是被决定的,它最先作为起点的激发,随后作为到达的集合(ensemble d'arrivée),最终作为交流中介抑或对交流的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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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正是在关于神秘主义的边缘现象的视角之下,关于无意识的交流问题,特别是那些富有基础性的问题最先被斯宾诺莎在其给巴林(Balling)的第17封信中提出来,随后在梅耶尔(Myers)、詹姆斯以及柏格森那里都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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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家庭的投注只不过是一个出发点,抑或社会场域无意识投注的应用,如果孩童并不比成人少了什么,如果孩童贯穿于整个母亲以及父亲法则的领土化当中,并已经直面了精神分裂与被编码之流以及社会场域的公理化,那么我们应该以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关照这一领域。谵妄是所有社会无意识投注的一般性模型。所有的无意识投注都活跃于某种去投注化、反投注化的以及超-投注化的谵妄游戏之中。但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投注,分凝性的与游牧的(nomadique),作为谵妄的两极:法西斯的偏执狂一极构筑了一类,它投注于一种中心性的主权化了的形式,通过为所有其他社会形式以及历史形式构筑一个永恒的、最终的原因实现一种超投注化,将那些飞地与周边土地反投注化,将所有欲望的自由的要素去投注化是的,我就是你这一类,与你同属于一个阶级,同属于一种优越的种族。革命性的精神分裂的一极则沿着欲望的逃逸线,穿越了壁垒,穿过流,让它的机器与它的人民融为一体,在飞地之上,在周边土地之上实施着对前人的颠覆:我不是你这一类,我永远是劣等的民族中的一员,我是野兽,我是黑奴。那些诚实的人说,不应逃避,这样不好,这是无效的,应该为改革做些什么。但革命者说逃离就是革命性的,撤退,那些怪癖,这一逃离的条件是横扫这一体系,抑或让体系的一部分消失殆尽。要穿越壁垒,我们应如同约翰·布朗①那样去行动。乔治·杰克逊(GeorgeJackson)说:“我可以逃离,但就在我逃离的这一路上,我找到了一支部队!”毫无疑问,在谵妄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令人惊讶的无意识的摇摆:一方释放出了某种意外的革命力量,有时甚至以最坏的复古主义(archaismes)的方式;相反,另一方则实现了一种转向抑或将自身封闭在法西斯主义之内,由此重新跌人复古主义那里去。让我们仍然以文学的实例来说明:我们仍然关注塞利纳的例子,一个巨大的谵妄患者,他越来越多地与父亲的偏执狂进行交流,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他演进着自身。对于杰克·凯鲁亚克(Kérouac)而言,他以最富节制性的方式构筑了革命的“逃逸”,他最终沉溺于伟大的美国梦之中,随后他开始了对其布列塔尼祖先的研究。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文学的命运就是对限定与边界的越界,释放欲望的解域化之流,但同时又让法西斯式的、道德主义的、清教徒的以及家庭主义的领土化发生转移?这种无意识的摇摆,这些地下通道,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力比多投注,通常是两极共存,这一切构筑了精神分裂分析的基本对象。这样两极被阿尔托以一种神奇的方式整合起来:海里奥伽巴尔-无政府主义者(Héliogabale-anarchiste),“人类一切矛盾的意象,以及原则中的矛盾”。但所有的通道都无法阻止抑或取消在游牧与分凝之间本质的差异。如果我们能够如此来界定偏执狂与精神分裂之间的差异,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区分了精神分裂症的过程(“突破”)和阻碍或中断它的事故和后果(“崩溃”),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把偏执狂定义为与任何家庭虚假病因无关,它被带入社会场域当中:在此存在的是历史之名,而非父亲之名。正是家庭性投注的本质同时依赖于与之相反的社会场域的流动与截断,因为社会场域总是被投注为一种类型抑或另一种类型,在一极抑或另外一极之上被投注。孩子无须等到长大成人—在父母的庇佑之下才能理解经济的、金融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问题,这些问题贯穿于整个家庭之中:他属于或渴望属于一个更高或更低的“种族”,他已经准备好了与之断裂以及服从,借此形成家庭性群体的反动性抑或革命性。这是怎样的一碗汤,这是怎样一个凝聚层(coaccrvat),家庭,在其中揽动着,以某种意义抑成另外一种意义引诱其以某种方式感染俄狄浦斯的病菌,抑或不去感染这一病菌,将这一模型强加于自身之上,但或者这种强加并没有成功,随之而来的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本质的诸个向度,它们外在于家庭,却横贯于家庭之中。我们倾向于认为俄狄浦斯诞生于这种应用当中,抑或诉诸诸多人格化意象(desimagespersonnalisees),正是这些意象假定了偏执狂式的社会投注(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发现了有关于家庭的故事以及俄狄浦斯,最先关涉的是偏执狂)。俄狄浦斯是某种依赖于偏执狂的存在。与精神分裂的投注要求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家庭的确定性,它抽搐着,它撕裂着,它所依据的是社会场域的维度,这一维度既不能自我封闭,也不能被折叠:一个去人格化(dépersonnalises)的部分客体的家庭矩阵,它沉浮于历史宇宙的激流之中抑或历史性混沌之中。精神分裂者的模型是裂缝式的,与偏执狂的阉割对立着;它所构筑的逃逸线与“蓝线”D(ligne bleue)对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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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约翰·布朗(John Brown),美国的废奴主义者,他主张武装暴动是唯一颠覆奴隶政府的方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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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母亲
別了
别了你长长的黑鞋
别了
别了一只破袜子……
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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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有可能意指巴黎机场的快线列车,是乘客往返机场与巴黎市区的交通方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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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了的拈蓦的腹肌
則了係外常特勘夠恐惧
别了你讲环故事的嘴…
刻了你心脏病与大烟窗的胜皮
别了你托落斯基以及西班牙内战的下巴
别了你为衰弱的过分损伤的工人们唱歌的喉呢
别了你的眼睛
别了你俄罗斯的眼睛
别了你没钱的眼睛……
别了你饥饿的印度的眼睛…
别了你的被机器人攻击的徒克斯洛伐克人的眼睛…
别了你的由警察戴上急救车的在救护车的眼睛
别了你的在手术台上被绑住的眼睛
别了你的被摘除了胰腺的眼睛
别了你的流产的眼睛
别了你休克的眼睛
别了你的脑叶切除手术的眼睛
别了你离婚的眼睛…①

为什么这些词语,作为会说话的小鸟以及那些年轻女孩的姓,是偏执狂的和精神分裂式的?为什么社会的投注会追随着这一给予其特定谵妄性内容以瓜分之线(ligne departage)?(在谵妄中重构历史)这一瓜分之线包含着什么内容,究竟该如何在这一瓜分之线之上来界定精神分裂与偏执狂?我们假定所有一切都在无器官身体之上运行着。无器官身体包含两个面向。埃利亚斯·卡内蒂①很好地指出了偏执狂如何组织了那些群众以及那些“乌合之众”。偏执狂将他们整合起来,让他们与其统治阶级对立起来,操纵着他们。②偏执狂让群众成为机器,他就是巨大的克分子集合的艺术家,拥有着统计学意义上的或群聚性(grégarié)的形式,构造着某种被组织化了的群体现象。它将所有一切都投注于一个庞大规模的数字之中。激战之夜,劳伦斯上校将年轻的裸露尸体在沙漠的平滑身体之上排列整齐。薛伯庭长在它的身体之上粘贴了数不尽的小人。我们可以说,在物理学当中,存在着两个方向:一个是克分子的方向,它将指向巨大的数目,群体的现象;一个则是分子的方向,它相反沉浸于特异性当中,群体保持着距离抑或在不同秩序之下实现了某种链接与相互作用。偏执狂选择了第一个方向:它构筑了一个宏观-物理。而精神分裂者则相反,在另一方向上发展自身,它构筑了其微观-物理,分子自身不再遵循统计学的定律,波与粒子,流与部分客体都不再汇人庞大的数目当中,无穷的逃逸线替代着所有的庞大集合的视角。毫无疑问,将这两者对立起来,将其视为集体与个体的对立,是错误的。一方面,微观-无意识也没少呈现某些安置、链接与相互作用,尽管这些安置是某种初始类型。另一方面,个体化人格的形式并不属于这一类,因为它只认识部分客体以及流,并服从于分子无意识抑或宏观-无意识的某种统计学意义上的分配。当弗洛伊德说在意识中,所有一切都是一个关于人口的问题(同样,他在对繁复性的思考中看到了精神病理学的符号)的时候,他曾是达尔文主义的以及新达尔文主义的。①在此所关涉的是两种聚合抑或两类人口的区别:诸多巨大的集合与微观-繁复性。在这两种情景之下,投注都是集体性的,它是集体场域的投注;同样,一个粒子作为一个流构筑了一个连续的波浪,这一波浪界定了其诸多呈现的共在空间。所有的投注都是集体性的,所有的幻象都是群体的幻象,在这一意义上,即它们成为现实的定位(position de réalité)。但两种投注类型截然不同,其中一种投注在克分子的结构之上,它从属于分子;另一种投注相反,在分子的繁复性之上,它从属于群体结构的诸多现象。一方为臣服性群体(group assujetti)投注,它在主权统治的形式之内,就如同在群聚性的殖民地形式之中一般,它克制着并压抑着人们的欲望;另一方则在融贯的繁复性当中的主体-群体(group-sujet)的投注,承载着欲望,如同分子现象一般,换言之,部分客体和流与诸集合和诸人格之间相对立。

① Allen Ginsberg, Kaddish and Other Poems, 19il, t,fr. Bourgois, pp. il -63.—原注(译文采用中译本,金斯伯格:《卡第绪:母亲挽歌》,张少雄译,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94—96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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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1994),保加利亚出生的瑟法底犹太人小说家,评论家,社会学家和剧作家,以德语写作。著作有长篇小说《迷惘》,戏剧《婚礼》(Die Hochzeit)和《浮华喜剧》(Komodie DerEitelkeit)等。1981年,他的作品《迷惘》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② Elias Canetti, Masse et Puissance, 1960, tr, fr. Gallimard, p. 460:“四类群体统治占据着他的精神。他的军队、他的金钱、他的尸身,以及与其资本相关联的追求。他与这一切共同演进,一方的壮大总是需要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不管他着手于什么,他总是会为了保全这些群体而做某种安排。在任何情景之下,他都没有放弃屠杀。在他的宫殿之前堆积成山的尸体是一个永久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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