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然而，这种不可归类恰恰构成了今天西方激进左派思想家面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革命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理论态度。晚期资本主义的成熟使其成了一个“完美的罪行”，尽管仍然充满了异化，但其统治体系日臻完善。其完善性的标志在于它甚至可以通过辩证法的否定性原则将所有对它的批判都纳入其理论内在的发展环节当中。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德勒兹反辩证法的肯定性哲学作为一种革命理论的构建，其理论内涵突破了这一体系的自我完善的运演机制。欲望生产产生的“力”可能冲破体系自身的规定。这种领土化的倾向在其生成性哲学当中被彻底化，从而被激进化。领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状态，它是一个不断去领土化的过程本身，其中包含着领土化、去领土化、再领土化、再去领土化的生成过程。这是欲望生产的基本状态。严格说来，并没有任何既定的主体能够诠释这种生成性哲学的基本内涵。德勒兹在此所提出的精神分裂者与游牧民都是流动的主体性，他们以其非确定性的特征与这种生成性哲学同构，因此成了主体性原则的一种诠释方式。两者在不同语境当中的并存进一步印证了德勒兹哲学中主体性的非确定性。概而言之，对于德勒兹来说，政治的激进性维度也正在这种流动性、生成性以及非确定性当中才可能被凸显出来。

① Alain Badiou, Deleuze, La Clameur de l'Étre, Hachette Littérature, 1997, p. 7.

② Alain Badiou, Petit Pathéon Portatif, La fabrique éditions, 2008, p.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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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德勒兹谈论激进性的独特方式影响深远。这种对激进性的诠释方式是对抗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可能采取的一种态度。时至今日，活跃于理论舞台上的诸位西方激进左派思想家，诸如拉克劳与墨菲、齐泽克、巴迪欧等都以不同方式继承了德勒兹对激进性的诠释方式。例如：拉克劳与墨菲的领导权概念，作为一个空位的预设，通过话语的链接将各色弱势群体的力量整合起来，但对社会对抗的不消除性(即所谓的“非缝合性”)的强调避免了任何一种话语链接向统治性话语的转变。换言之，主体位置与填补主体位置的主体之间要保持永恒的断裂，只有在这种断裂当中，主体才可能永远处于生成过程当中，拉克劳所谓的激进民主中的激进性才是可能的。①齐泽克在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阐发中着意于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做了一种康德化的解读，无论是对黑格尔的精神概念还是对马克思的拜物教的研究，齐泽克都凸显了其观念中的断裂性。②这种非缝合性的存在保证了齐泽克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自身不会变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所谓的意识形态在西方激进左派的视域中包含着固定意义的归类与规训以及先验主体设定等相关论题，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从根本上就是要打破这些固定的界限。至于阿兰·巴迪欧，在我看来，他关于事件主体的凸显固然带有阿尔都塞思想的影子，但就其直接的思想来源而言，则是来自德勒兹在《意义的逻辑》当中对事件的阐发。事件，作为一种历史断裂性的存在，敞开了革命的可能性空间，但在这一空间中，究竟由谁来成为承担事件的主体同样是生成性的，因此，这个主体被称为“事件主体”。正是由于事件主体的存在，事件才得以成为事件，事件、主体与真理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性。如何看待西方激进左派的激进性维度？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但今天西方激进左派将其仅仅做成了一个理论问题。巴迪欧在评价阿尔都塞的时候已经指出，“哲学就是一个行动，而不是解释”，但何为哲学的行动呢？“所有的哲学都是一种宣言，哲学实践的职责在于宣布客体的范畴性空洞的边界。”①换言之，哲学的任务就是发现范畴的空洞性，为突破这一范畴的空洞性提供前提的活动。但这种发现范畴之空洞性的哲学实践仍然仅仅是理论的。因此，整个西方激进左派在对历史叙事的断裂性以及主体的空洞性的强调中总是难以摆脱思辨哲学的帮助。无论是凸显尼采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还是放大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其理论构筑的资源都仍然是理论性的。虽然他们把握住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一种理性的规划与进步的强制性，并以不断的生成性作为突破这一完美理性的方式，但这种突破总是难免沦为一种理论的精巧构思，在其现实性上，总让人有一种概念游戏的感觉。因此，当今西方激进左派的命运，在我看来，大致有两种：其一，对各色既有的边缘群体的偶然性革命进行理论整理，将其纳入其激进政治理论当中作为案例，从而最终完成的也仅仅是解释世界的任务；其二，生成性的激进性内涵使其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批判上颇具锋芒，由此获得了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在对权力、统治的批判当中实现对权力与统治的颠覆。因此，这种颠覆在本质上最终也仅仅是一种对“武器的批判”而已。

① 参见[英]恩斯特·拉克劳、[英]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② 参见 Slavoj Žižek,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 前三章中关于康德和黑格尔的相 关解读;以及 Slavoj Žižek，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Verso, 1989 中关于商 品拜物教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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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ain Badiou, Petit Pathéon Portatif, La fabrique éditions, 2008, 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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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三、资本的金融化与精神分裂分析

吉尔·德勒兹受到菲利克斯·加塔利的影响，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对资本逻辑自身的批判和反思，形成属于自身的微观政治学方案，从而日益显现出其左翼思想家的基本倾向。他们用以批判资本的核心文本正是由两者共同完成的《反俄狄浦斯》。本书作为其“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系列著作的第一卷，被学界称为“68 书”(a May'68 book)①，个中原因在于，他们用一种非匮乏性的“欲望”逻辑诠释了1968年“五月风暴”的思想根源，在某种程度上为很多困惑于这一运动爆发之原因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解释路径。福柯在为《反俄狄浦斯》所作的序言中对于该书的主旨也做出了类似的判断，他给出以下两个指认：其一，这一著作的思想资源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②其二，这是一部对抗已然渗透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法西斯主义”的“伦理之书”。③而正是在“五月风暴”过后，在法国思想界中，日常生活批判逐步占据了思想话语的主导。《反俄狄浦斯》在这一意义上成为这类批判的典型代表。所以，福柯对这部著作的评价与其说是指认了这部著作的思想主旨，不如说是对蔓延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法国思想界的共同问题意识的概括。而《反俄狄浦斯》是针对这一问题意识所做出的最为系统而出色的回应。尽管福柯的这一评价有其合理性，但如果仅仅凸显这本书对于日常生活微观权力的讨论，并借此将当时流行的诸多哲学话语进行对接和融合，那么显然过于表面了。因为它错失了德勒兹与加塔利在两卷本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系列中最为重要的理论任务，即面向20世纪70年代后新的资本形态的分析、批判及其可能性的反抗。于是，此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德勒兹与加塔利如何进行马克思与弗洛伊德话语的联结，而在于德勒兹与加塔利为什么要在20世纪70年代去完成这两者之间的联结。对后一问题的回应将会带领我们进入他们对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形态变化的哲学反思和批判。

① Ian Buchanan,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Edipus: A reader's guide, Continuum,2008, p. 7.

②“在1945—1965年(我指的是欧洲)，横亘着某种正确的思维方式，某种政治话语的样式，某种知识分子伦理学。人们不得不去亲近马克思，人们不能够偏离弗洛伊德太远。而且，人们还不得不对符号系统能指表示出最大的敬意。这三方面的要求奇怪地盘踞了写作和言说的领域，成为广为接受的衡量个人及其时代的真理。”参见「法福柯：《(反俄狄浦斯〉序言》，麦永雄译，《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7期。

③「法]福柯：《<反俄狄浦斯>序言》，麦永雄译，《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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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欲望经济学诞生的现实语境：资本的金融化

虽然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仅有一次明确提到了“欲望经济学”(économique du désir)①，但就其围绕“欲望”“欲望生产”“欲望机器”所构筑的理论体系而言，他们以回溯性的方式指认了“欲望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这一以“欲望”而非“需要”为其核心概念的经济学的理论合法性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塌有着密不可分的理论关联。

概而言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塌意味着以金本位为基础的货币政策的退场，而浮动汇率的产生所带来的不仅是各国货币政策方面的自主权以及由此产生的更富灵动性的国际贸易流通，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激发了真正意义上的“虚拟资本”的诞生。而所谓“虚拟资本”，作为金融资本的激进化表达，同时也成为资本逻辑最为直接而彻底的一种呈现。因为资本，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的那样，包含着两种形式：“（1）作为生产要素；（2）作为收人源泉，作为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①如果说前者仅仅意味着作为“生产工具”，同时也是作为“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②的资本，那么后者，作为一种收人源泉，即意味着资本概念包含着不可停歇的增殖强制，而所谓的资本逻辑，其所彰显的正是这一增殖强制所具有的统御一切的力量。在资本由产业资本(以商品为主导)向金融资本(以货币为主导)的转变过程中，资本逻辑也逐渐脱离了它的拜物教式(依托于商品)的表达，获得了直接的(资本的)呈现方式。这一直接的呈现方式表现为虚拟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有关信用和生息资本的分析中曾提出了“虚拟资本”概念来呈现这一资本逻辑的内在机制：

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 Ed de Minuit, 1972, 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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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尽管利息只是利润即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现在利息却反过来表现为资本的真正果实，表现为原初的东西，而现在转化为企业主收入形式的利润，却表现为只是在再生产过程中附加进来和增添进来的东西。在这里，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物神的观念已经完成……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显眼的形式。“①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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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生息资本作为资本逻辑的直接表达，凸显了一种倒错的认知，即资本逻辑自身脱离实体性生产获得了一种自我增殖的动力，其资本的现实表现形态为资本金融化的逐步完成。在此，我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在当时谈到的“生息资本”所构筑的金融资本逻辑还不能用来完全说明虚拟资本。因为生息资本所隐含的资本增殖，即利息，总还是需要依赖于既存的某种真实的资本，而被马克思以极为简略的方式所提出的虚拟资本，却将一种建基于想象的、可能性的增殖作为一种真实的增殖，并以这一增殖的预期来生成某种资本。这一后续生成的资本的全部目的只是现实地实现被预期的资本增殖。概而言之，如果说生息资本还是一种既成性资本的增殖，它的增殖强制建基于已然存在的(指向过去的)资本，那么虚拟资本则是生成性资本的增殖，它的增殖强制则建基于还未成型的(指向未来的)资本。因此，两者虽然都是金融资本的不同表现形态，虚拟资本却在对金融资本的激进化表达当中，呈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资本逻辑的运行方式。同样是受到增殖强制的统御，在生息资本中蕴含的金融资本逻辑所带来的只能是银行资本的介人，例如希法亭在对金融资本的界定中所给出的说明：

“产业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不属于使用它的产业资本家了。他们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的银行，才能获得对资本的支配。另一方面，银行也不得不把它们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固定在产业之中。因此，银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为产业资本家。我把通过这种途径实际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①

①[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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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换言之，对于希法亭意义上的金融资本而言，资本逻辑的运行方式在银行资本的介人之后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因为作为生息资本的人格化表达——银行资本家也以成为产业资本家为其最终旨归。因此，希法亭意义上的金融资本是仍然需以实体性的产业资本为锚定点的资本形态，它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虚拟资本。

而对于虚拟资本来说，资本的运行方式将完全依赖于在观念上对增殖的预期，它的现实表现形态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就已经初露端倪。在对东印度公司贸易的考察中，马克思发现，由于鸦片战争为英国打开中国国门，新的市场为当时棉纺业的扩张找到了新的借口，即“我们怎么会有生产过多的时候呢？我们要为3亿人提供衣服”。②这种虚幻想象出的需要，附带着包括汇票业务的激增，在观念上构筑了一个有待增殖的资本。而新的资本投注也的确在这一虚假增殖的观念预期中被产生出来。于是，一旦预期的需求被转换为真实的资本投注之后，资本的增殖则从观念上预期的增殖变成真实的增殖。由此，生息资本与虚拟资本之间的差异也随之变得显而易见：生息资本的实现总是要以真实的现实资本为其前提；而虚拟资本的实现则总是以观念上预期的增殖为前提。

①[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52页。

②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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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虚拟资本在马克思的时代还处于完全的萌芽状态，它仅止于马克思对于东印度公司贸易的考察中，其中，虚拟资本不仅表现在借助于预期的需要(为3亿人提供衣服)而聚集虚拟资本，同时还更为具体地表现在为了规避风险而产生的汇票交易。即原本为了规避异地贸易风险而产生的汇票，在其自身被转变为一种可交易的对象(即依赖于汇票交易直接获利)之后，产生了虚拟资本所特有的增殖强制对人的现实生活的新统御方式，即“在东印度贸易上，人们已经不再是因为购买了商品而签发汇票，而是为了能够签发可以贴现、可以换成现钱的汇票而购买商品”①。由此可见，在马克思所生活的产业资本占据主导的时代，已经显露出虚假需要统御现实生产而非生产统御需要的倾向，而这一被预期的、因此被制造的“需要”已经不可能囿于人的吃穿住行的基本需要，它在其现实性上，已经转变为无法满足的“欲望”。因此，理解虚拟资本的本质逻辑只能以“欲望”逻辑并围绕“欲望”逻辑而展开。

在马克思的时代，作为个案，如东印度公司贸易的虚拟资本运行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成为新的资本运行常态，它表现为诸如债权、股票以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诞生，将风险价值化，对风险进行买卖，从而成为当时资本运行的主流。由此出现了所谓的资本金融化，它是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欲望经济学所指对象的存在方式。在此，我需要进一步强调：资本的金融化并不等同于金融资本。对此，我将借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于2010年10月在《每月评论》刊发的题为《积累的金融化》的文章中对于“金融化”的界定来说明何为资本的金融化。“金融化可以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长时间的转向。这一转变反映在经济的方方面面：（1）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2）相比于GDP债务越来越多；(3）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4）出现各种奇怪的金融工具；(5）金融泡沫的影响扩大。”①这意味着，资本的金融化已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资本运行的基础逻辑。它表现为激进的虚拟资本统御人的现实生活的到来。

①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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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虚拟资本为主导的资本的金融化，构成了德勒兹与加塔利撰写《反俄狄浦斯》无法规避的社会现实背景。如果忽视了这一社会现实背景，那么贯穿于《反俄狄浦斯》的欲望及其生产的内涵就会因仅仅囿于“个体”内在心理机制的考察，而失去了它在德勒兹和加塔利这里所特有的社会革命的理论底色。

1. 资本的金融化批判：欲望及其生产

从这一意义上说，我将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的理论主旨确认为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中，资本的金融化被表述为一种“欲望”及其生产逻辑。在此将“欲望”与“生产”勾连的合法性并非仅仅由于将20世纪60年代流行于当代法国思想界中的主流研究倾向进行简单的外部相加，而是由于资本的金融化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其资本逻辑的内在动力已经不再是某种“需要”，而是“欲望”。

①裘白莲、刘仁营：《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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