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的确，社会投注在作为平滑身体的社会集群之上发挥着作用，这些社会投注的各个方面必然与社会集群的特性以及诸社会集群，诸如领土的、专制的抑或货币-资本社会集群的图景相关(每一个社会机器，其偏执狂与精神分裂的两极都以某种变化的方式自我返回)。严格说来，偏执狂与精神分裂，它们并不是在社会集群之上运行，而是在纯粹状态下的无器官身体之上运行的。由此，我们认为，偏执狂作为临床意义上的用词，让我们见证了群众现象的想象性诞生，这一现象在某个层面上说仍然是微观。无器官身体作为宇宙的蛋，一个巨大的分子，其中充斥着蠕虫、杆菌、动物与人，有它们的组织以及它们的机械，细绳、粗绳、牙齿、指甲、杠杆和滑轮、弹射器等：由此，在薛伯庭长那里，在天空中存在着的是数以万计的精子与灵魂，引导着在他身体之上小人的短暂生存。阿尔托说：这样一个微观的世界不过就是一个凝固的无(néant coagulé)。由此，无器官身体包含两个面向：其一，在某种程度上以微观的方式被组织起来，与之对应的是群众的现象以及偏执狂的投注；其二，就在亚微观的意义上说，它被装配为诸多分子的现象以及其精神分裂式的投注。这一无器官身体，就其作为克分子与分子之间的交融与边界而言，它自我分摊着偏执狂-精神分裂的双重性。它是否应当确信这样一点，即社会投注是次级的投射，如同一个伟大的精神分裂者的两面，作为原始游牧部落的父亲，成为一般社会集群的基础所在？我们已经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社会集群并不是一个无器官身体的投射，相反无器官身体反而是社会集群的界限，是它的去领土化的切线，去领土化的社会集群的最终剩余。社会集群包含领土化的、专制的身体，货币-资本，它们不过是穿着衣服的平滑身体，而无器官身体，则是裸露的平滑身体。但这个赤裸的平滑身体是在边界上，在结尾处，而非在缘起中。毫无疑问，无器官身体游荡在所有的社会集群的形式之上。但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社会投注可以被称为偏执狂或精神分裂症，那是因为它们在资本主义的特定条件下最终产生偏执狂和精神分裂症。在一般的临床视角之下，我们能够呈现的偏执狂与精神分裂是作为钟摆来回摇摆的两端，它们环绕在作为平滑身体的社会集群周围，并且以无器官身体为其界限，后者一方面被克分子的集合所占据，另一方面则充斥着分子的要素。然而我们还可以提供某条独特的线索，在其上，不同的社会集群展开了他们的平面，他们巨大的集合体。在所有这些平面之上，一方面是偏执狂的维度，另一方面则是对它的颠覆。一方面是家庭性立场，另一方面则是由虚线所表示的逃逸线，抑或不断打洞的精神分裂者。通向无器官身体的延伸线将穿越墙壁，疏通分子的诸要素，在这一过程中它将真实地成为它原初所是的样子，这是一个精神分裂式的过程，纯粹的去领土化的精神分裂式的运演。抑或这一逃逸线碰撞、反弹并重新返回到了被安置的领土化当中，这一被安置的领土化是当代社会最为悲惨的一面，在此逃逸线作为此前平面的拟像，被束缚于由偏执狂以及作为临床医学对象的精神分裂者所构成的精神病院中，它被束缚于在倒错之上所建构的人为的整体与社会当中，束缚于那些俄狄浦斯式的神经症的家庭性整体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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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1913年的论文《无意识》当中，弗洛伊德指出精神病理学引发了某些小的多样性，它与神经症对立，后者需要某种全球化的客体对象：例如诸多洞的多样性(但弗洛伊德对这一精神病理现象的解释仅仅是为了祈求获得某种词语表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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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子的无意识

欲望与机器—超越有机论与机械论机器的两种状态—分子的功能主义—综合力比多，诸庞大集合与微型-繁复性—巨人症与侏儒症—非人的性别：既非一个性别，又非双性，而是N个性别

我们该如何来区分这样两个领域：一个是分子的领域，另一个是克分子的领域，一个是微观物理学的抑或微观逻辑性的，另一个是统计学意义上以及群聚性的？当我们将内在-原子性的现象(les phénomènes intra-atomiques)与通过统计学意义的累计以及集合法则而产生的那些乌合之众的现象(les phénomènes de foule)对立起来的时候，除去为无意识带来物理性差异的隐喻，是否还带来了更多的其他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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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无意识本来就属于物理学领域；无器官身体以及它的强度完全不是通过隐喻才变得很重要的。我们并不是想重新提出关于个体心理学与群体心理学的问题，也不是让一个优先于另一个，这个区分显现在集体心理学与关于自我的分析当中，它整个存在于俄狄浦斯当中。在无意识当中，存在的只是人口，群体与机器。当我们在一种情景下提出某种社会机器以及技术机器的非自觉性(involontaire)，在另一情景下提出欲望机器的无意识的时候，我们所关涉的是在相互关联的错综复杂的诸多个力之间存在的某种必要的关系。一边是一些无意识产生所需的基本力，而另一边则是一些由前者反作用产生的结果，无意识通过这些统计性的集合而被表象，并且遭受着原初的生产力的压抑与压迫。

但如何来言说在这一微观物理学与微观心理学领域中的机器？在其中存在着一种欲望，不仅发挥着一种功能性的作用，同时还是一种形式和自我生产。一架机器总要依照它的结构固有的关联性以及它的多个部件之间的秩序而发挥效用，而不再将其自身放入其自我形构和自我生产的那个位置之上。由此必然引发有关有机论(le vitalisme)和机械论之间惯常的争论。机器的能力会让人想到有机体的功能性，而其自身根本性的无能又会让人想到它的形式。机械论将机器抽象为一个结构性的单元，这种抽象所依据的是对有机体的功能性的阐释。而有机论则诉诸一个个体性单元以及活生生的特殊性的单元，在其中所有机器都存在这样一个预设，即就其自身而言，机器从属于某种有机的连续性，并且在外部拓展了这一连续的有机体的诸多自发形式。然而人们注意到，机器与欲望，总会以一种或者另一种方式，在外部关系当中存在着。或者欲望如同被某个机械因果体系所确定的某种效应而显现出来，抑或机器自身就是一个方法体系，成为实现欲望之多重目的的功能。两者之间存在着的次级的以及间接的关联，这一关联不仅存在于一些被欲望所实施的新方法当中，同时也存在于被机器所产生的那些派生性的欲望当中。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在一篇极富有深度的文章，即《机器之书》(«le Livre des machines»)中，让我们超越了这一视域。①的确，这一文本首先仅仅将两个普通的主题对立了起来。一方面，有机体仅仅在某一个时刻是一些最为完美的机器(“那些我们确信属于最为纯粹的精神性的东西都不过是在一系列杠杆作用下的某个平衡的破裂，其所用以开始的那些杠杆都太过渺小了，以至于在显微镜下都看不到。”②)另一方面，机器不过是一些有机体的拓展(“一些劣等动物在其自身的族群当中，就其自身的肉体而言，保存着他们的肢体，然而绝大多数人却是自由的，他们被分开，分布在地球上的不同地方，这里一些，那里一些。”③)然而，存在着一种巴特勒式的方法试图将所有这些主题都推到一种极端的情况下，在其中一个不再与另一个相对立，即一个非差异化抑或离散性的(dispersion)点。一方面，巴勒特从不满足于指出那些机器是有机体的延伸，而是认为这些机器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的无器官身体之上的四肢与器官。人们依据他们自身的力量和财富来占有自身，贫困剥夺了人们自身，这样的人如同一个残缺的有机体。但另一方面，巴特勒不仅指出有机体是机器，而且还想说机器包含诸多丰富的部件，必须将这些部件与相互参照、相互加工的截然不同的机器部件进行比较。此处关键的问题在于，巴特勒完成了对于一个界限的双重突破。他通过质疑特殊性的和人格化的同一摧毁了有机论的论点，同样，通过质疑机器的结构性同一而摧毁了机械论。我们总是说机器不能自我再生产，抑或是说只能以人为中介来再生产自身，但“是否有人能声称红色的三叶草自身并不是一个再生产的体系，因为它总要依赖于熊蜂，并似乎仅仅要凭借着熊蜂的介人才能进行再生产？熊蜂在三叶草的再生产体系当中的确也占据了一席之地。我们每个人都源于某个微小动物，它与我们自身将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东西，但同时是我们自身再生产体系当中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是这些机器体系的一部分呢？……在此，蒙蔽了我们的事实在于，我们将整个复杂的机器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对象客体。实际上，正是在一个城市抑或一个社会当中，每个成员依据其自身的物种繁衍着自身。我们将一个机器视为一个整体，我们赋予它一个名字，并将其个体化；我们看着我们自身的肢体(membre)，我们认为它们的整合构成了一个个体，而这一个个体又出自一个再生产行动的独一无二的中心。但这个结论是反-科学的。一个简单的事实，例如蒸汽机从未通过一个其他机器，抑或其他同类的两个机器来运行，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蒸汽机没有再生产系统。事实上，某架蒸汽机的每一个部件都是被特殊的孕育者所孕育的，其功能是孕育这一部件，并且仅仅是这一部件。然后各个部分被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形式，成为机械化再生产体系的另一个部门。”①在过去，巴特勒已经逍遇了符码的剩余价值的现象，其间，机器的某一部件在其自身的符码当中捕获了另一个机器符码的碎片，并由此借助于另一架机器的一部件进行再生产：红色三叶草与熊蜂，抑或是兰花与它所吸引到的雄性黄蜂，兰花正是依赖于它花朵的意象，以及雌性黄蜂的气味散播着这种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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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amuel Butler, Erewhon, ch. 24 et 25.——原注

参见 Samuel Butler, Erewkon, Everyman's Library, New York： E.P. DuttonLondon； J. M.Dent，1965，pp. 146- 60。（该书的相关页码参照英文本。法文本未标注相关页码。)——译者注

② Samuel Butler, Erewhon, Everyman's Library, New York: E. P. Dutton London: J. M,Dent， 1965， p. 148.——译者注

③ Samuel Butler, Erewhon, Everyman's Library, New York: E P. Dutton London: J. M.Dent, 1965，p 149.——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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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amuel Butler, Ereuhon, Everyman's Library, New York; E, P. Dutton London: J. MDent, 1965， p. 159.——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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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个论点的离散点上，试图去说明诸机器是一些器官，抑或说器官是机器，已经变得无差别了。这两个界定是等价的：人可以作为“脊椎类-装置的动物”(animal vertébromachiné)，也可以被界定为“寄生性的蚜虫机器”(parasiteaphidian des machines)。所谓的本质并不是在向无限性自身的过渡，诸如机器的各种部件的无限组成部分，抑或是微小生物暂时的无限性，而在于在这一过渡当中所暴露出的东西。有时候是机器的结构性统一被打破，有的时候则是活生生的特殊的以及人格化的统一被摒弃，在机器与欲望之间就显现出一种直接的关联，机器过渡到欲望的中心，机器就是欲望的，而欲望，同时也是被机械化了的。并不存在某种在主体当中的欲望，存在的只是在欲望当中的机器。剩余主体(le sujet résiduel) 被放置一边，在机器的旁边，围绕着机器的，是机器上的寄生虫，是脊椎机器欲望的附属物。简言之，一架机器与一个生命，有机论与机械论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区别，它们不过是一架机器的两种状态，同样也是一个生命的两种状态。机器在其结构性统一当中被理解，一个生命在其物种的同时也是人格化的统一当中被理解，两者都是大众的现象抑或是克分子化的集合。正因如此，两者在外部世界中互相参照。尽管它们相互区别，相互对立，但两者不过是同一统计学意义上的两个方向。然而，在另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内在本质性的繁复性①方向上，存在的是诸分子现象与诸多生命的特异性直接的相互渗透与相互交流，也就是说，在整部机器当中离散化的机器小部件之间，在整个有机体当中分散的诸多小形构之间，存在着一个微观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无差别的领域，其中，机器中存在着某种生命，正如同在生命中也存在机器一样。为什么在这一领域当中去谈论机器，在这一领域当中并不存在着机器，确切说来，似乎是(并不存在结构性的统一，也不存在某种预先形成的机械性的关联)“存在着形成这种机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存在于无休止的重叠性的接续当中，在相互啮合的工作循环中，一旦组装好，它们将遵循热力学定律，而同时在其拼接(montage)当中却并不依赖于这些法则，因为在装配的链条得以启动的领域中，并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法则……在这一层面上说，功能与形式仍是被混淆的，正如在分子当中一样，而从这一层面出发，却开启了两条偏移的道路，其中一条道路或多或少地指向一群中规中矩的个体，而另一条道路所通向的却是个体化的组织的完美，其中最为简单的图示(le schéma)就是去构造某个管道的形式”②。真正的差异存在于克分子化的机器与欲望机器之间的差异，前者是社会性的、技术性的抑或有机的，而后者则是分子化的秩序。欲望机器是这样的：它是形构性的机器(machines formatives)，它的失败也是功能性的，而它的功能在形构(la formation)过程中又是不可察觉的。它是一个包含着时间性基因的机器（machineschronogènes)，这一机器总是与它自身的拼接(montage)相混淆，通过不可定位的以及已离散了的连接而运行，介人一个富有时态化(temporalisation)的过程，碎片化的形构以及已拆分了的碎片，伴随着符码的剩余价值，在其中，“整体”在“诸部分”旁生产着自身，作为另外一个部分，按照巴勒特的术语，也即“在另一个部门当中”，成为另一部门的部件；确切地说，机器因为其运行所依赖的不过是“截断”与“流”，被联合在一起的浪花与诸多粒子，这些联合起来的流与部分客体总是引发在一定距离之内的横向连接，包容性析取，聚合性合取(des conjonctions polyvoques)，由此生产出了诸多的提取，离散以及剩余，伴随着的是个体性的移情，它们全部存在于普遍化了的某种分裂基因(une schizogenèse)当中，其中的要素都是一些精神分裂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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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差异与重复》中的相关论证，此处采取安靖的翻译。——译者注

② Raymond Ruyer, La Genése des Formes Vivantes, Flamniarion, 1958, pp.80-81.雷蒙采用了波尔(Bohr)、薛定谔(Schrödinger)、乔丹(Jordan)与李利(Lillie)等人的相关论点，他指出生命是直接在原子的个体化现象之上被捕捉到的，它超越了在内在的机械性循环以及外在的技术性行动当中显现出的群体效应：“经典物理学所覆盖的仅仅是民众化的现象。相反，微观物理学却自然而然地引发了生物学。由原子的个体化现象出发，人们实际上可以沿着两个方向走下来。统计学意义上的积累导致了一般的物理学法则。然而，这些个体化的现象却通过系统的交互作用而变得复杂，所有现象在分子的核心处，然后在大分子的核心处，再是病毒的核心处，随后是单细胞的核心处都在维护着它们的个体性，在群体的现象中，我们最终达到了有机体，但不管这个有机体如何巨大，它都仍然囿于一种微观意义上。”(p.54)这些论点被雷蒙在《新-目的论》(Néo-finalisme)当中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P.U.F.，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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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或者我们应当说是另一方面，当机器在技术与机构的结构化平面上发现自身被统一起来的时候，正是技术与机构赋予机器一种如同钢筋一般显而易见的存在；当生命同样发现自身被统计性的统一所结构化的时候这些生命的诸人格、它们的种类，它们的环境都被纳人这些统计性的统一当中；当一架机器如同一个独一无二的客体显现出来的时候，一个生命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主体而显现出来；当连接成为一种普适且特殊，析取成为排他性的，合取成为双向一单义性的时候——欲望无须在这样一些已经晦暗不明的形式当中投射。这些形式直接就是欲望与其机器的克分子式的呈现，以及其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确定性。两者是同样一种机器(它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一方面，在其所隶属的集群现象(phénomènes de masse)当中，它被理解为有机的、技术的抑或社会的机器；另一方面，在被纳入其微观的特异性当中它被理解为一种欲望机器，并服从于集群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最初开始就拒斥这样一种观念，即欲望机器是梦的抑或想象的主导，并覆盖了其他机器。在此，存在着的仅仅是欲望与环境，场域以及群居性的形式。换言之，分子式的欲望机器自身是庞大的克分子机器的投注，抑或是分子式的欲望机器在大数定律(les lois des grands nombres)①的形构下所构筑的诸地形的投注，无论在从属关系的哪个方向上，都体现为一种双向从属关系。一边是欲望机器，另一边却是有机的、技术的抑或社会的机器：它们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存在的同样一些机器。通过这些一定的条件，我们认为进人这些统计学意义上的形式当中的机器同时也进人了一些稳定的、统一的、结构化的形式当中，并通过一些巨大的沉重的集合方式来得以推进。选择性的压力将碎片整合起来，将某些人保留下来，排除了另外一些人，组织起了一个群体(lesfoules)。两者的确是同样一些机器，但并不出自相同的制域，相同的关联范围，相同的综合用法（usages desynthèses)。只是在欲望机器的亚微观的层面上才存在一种功能主义——机械化的装置(agencement)以及欲望的机械装备(machinerie du désire)。仅在此，功能性的与形式化过程，使用与拼接，生产与产品总是相互混淆着。所有克分子的功能主义都是错误的，因为有机的抑或社会化的机器并不以相同的方式发挥功能，技术性的机器也并不是通过其用途来被装配而成的，但它的确隐含着一定的条件，正是这一条件将其自身的生产与它的产品区分开来。只有一个意义：一个目的，一种企图，这都不是从其功能中产生的。欲望机器则相反，不表象任何东西，不指认任何东西，不欲求任何东西，它就是其被制造的东西，它就是用它来制造的东西，它就是它们自我制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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