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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于神话作为专制权力的组织对领土化权力的摧毁之相关表达，可参见 J.-P Vernant, Les Origines de la Pensée Grecuqe，pp.109 – 116,有关于悲剧作为一 个城邦组织摧毁已然没落的专制权力之相关表达，可参见Vernant,CEdipe sans Complexe», Raison Présente , août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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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应该说精神分析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联较之资本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关联而言，同样密切。对这一解码之流与去领土化之流的发现，对于政治经济学而言就如同其对于精神分析一般具有重要意义，前者在社会生产之中，在主体的抽象劳动的形式之下；后者则在欲望生产当中，在主体的抽象的力比多形式之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本质成为主体性，成为一般的生产活动。抽象劳动在其中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以此为起点，我们可以立足于解码抑或普遍的去领土化的视角，对此前所有的社会形态做重新的阐发。“由此最为简单的抽象，现代经济将其放在首位，其所表达的是某种古老现象，却对所有的社会形式都有效用，这种抽象只有当其作为最为现代的社会范畴的时候才具有实践的真实性。”作为力比多、作为主体性本质的抽象欲望也是一样。我们不应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与欲望生产之间建立某种简单的对应，抑或在货币-资本之流与欲望之流之间建立简单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联是十分紧密的：欲望机器不在别处，只在社会机器当中，以至于在资本主义机器当中的解码之流的合取趋向于释放出普遍的主体性力比多的自由要素。简言之，一般的以及无差别的生产活动只是在资本主义当中显现出自身，对它的发现与对政治经济学以及精神分析的发现不可分割，它超越了既定的表象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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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此，我们不能说精神分析通过历史学家与神话学家对于神话的阐释在社会符码之上添加了某种符码。弗洛伊德关于梦的阐释已经指出这一点：梦的解析并不是依据某一符码而展开的解码行为。关于这一方面的评论参见JacquesDerrida，L'E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pp. 310 sq:“毫无疑问(关于梦的书写)在个体化的抑或集体化的历史当中与一大堆符码化的要素一起发挥效用，但在它们的运行当中，在它们的词句当中，语言的纯粹剩余是不可消除的，在诸多无意识间的交流过程，它应对于阐释本身带来影响。梦发明了它自己的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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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抑或在资本主义当中的生存者欲求劳动，抑或依据其欲望而劳动。欲望与劳动的同一性不再是一个神话，而是一个积极的乌托邦，它完美地诠释了在欲望生产当中资本主义要跨越的界限所在。但为什么欲望生产总是身处反抗资本主义的界限处？为什么资本主义在发现了欲望与劳动的主体性本质——作为一般生产活动的共同本质——的同时，没有停止在压制性机器（unemachine répressive)当中将这一本质重新异化，将其分割为二，并让两者保持着彼此的分离状态，一边是抽象劳动，一边是抽象欲望：政治经济学与精神分析，政治经济学与力比多经济学？由此，我们能够评估精神分析隶属于资本主义的整个展开过程。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在其界限处拥有一个欲望生产的解码之流。但并没有停止将这一解码之流重新抛回到与某个原则的关联当中，后者占据着符码的位置。资本主义不能与去领土化的运动相分离，但它总是让这一运动陷入了虚假和人为的再领土化过程当中。它建立在领土化的以及专制化的、神话的以及悲剧的表象的毁灭之上，但它以另一种方式为其所用，以资本之名重构了这一领土化过程。马克思将其简单地概括如下：抽象的主体本质只有在一个新的被链接的、被异化的层面上才能被资本主义所发现，它不再存在于外在的、独立的，以及作为客观性的要素当中，而是存在于私有财产的主体性要素自身：“从前，人外在于它自身，它的状态是一种真实的异化状态；现在，这一状态在异化的行为，在被剥夺的行为当中改变了。”实际上，正是私有财产的形式构筑了解码之流的合取的条件。换言之，在体系的公理化过程中，作为资本主义所有权生产方式之流，与作为劳动者所有权的所谓的自由劳动之流相关联(以至于国家对私有财产的实质或内容的限制根本不包括这种形式)。也正是私有财产的形式构筑了资本主义人为的再领土化的中心。正是私有财产的形式最终生产出了一些填补资本主义内在场域的意象，一个“资本家”，一个“劳动者”，等等。在另一些术语当中，资本主义隐含了一种庞大的既定的客观表象的毁灭，由此带来了作为内在的普遍本质的生产，但它并没有就此逃离表象世界，它只是这个表象世界的巨大变形，在其上赋予了一种无限的主体性表象的新形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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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似乎远离了精神分析的诸多忧虑，但实际上我们从未距离它如此之近。因为，正是在这里，正如我们此前所看到的那样，在其运动之内，资本主义不仅要求并建立了一个社会化的公理，同时还将这一公理应用到了私有化的家庭之上。如果没有这个应用将家庭埋葬，让其破裂，压抑其自身，那么表象还从未确证自身的转变。由此，那在私有财产之中被表象出来的抽象的主体劳动拥有着一个抽象的主体欲望的对应物，后者在私有化的家庭当中被表象出来。精神分析负责对后一术语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负责前一术语的分析。精神分析是一种应用性，而政治经济学则是公理化的。简言之，精神分析释放了在资本主义运动自身内部的第二极(le second pôle)，在其中无限的主体性的表象替代了庞大的确定的客观表象。实际上欲望生产的解码之流的界限应当被两次驱除，两次位移。一次是通过一种内在界限的位置的变化，在其中资本主义不停地再生产出一个越来越庞大的范围；另一次则是追溯这一内在界限足迹，将社会再生产折叠为家庭再生产。由此，精神分析与神话抑或与悲剧之间的关系或可做如下阐释：精神分析将它们作为一种客观的表象来阐释，在它们的角色身上发现了普遍化的主体性的力比多；但精神分析在其中辨认出了，并进一步构筑了主体性的表象，由此将神话与悲剧内容推至无限。精神分析正视神话与悲剧，但是将其作为私人，即家庭人的幻象与梦境来看待。实际上，梦境与幻象都属于神话与悲剧，正如私有财产隶属于公共财产一般。那在神话和悲剧当中扮演着客观要素的诸多状态被精神分析重新捕捉到并被拾高了，作为主观表象的无意识维度(作为人的梦境的神话)而存在。那在其中扮演着客观的以及公共的要素——领土、专制君主——现在被重新理解为一种主观的以及私有化的、领土化的表达：俄狄浦斯是一个被剥夺了财产，被放逐，被去领土化的专制君主，但在今天所构筑的父亲-母亲-孩子的俄狄浦斯情结中被再领土化。精神分析与俄狄浦斯情结收集起了所有信仰，收集起了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人们所相信的一切，只是为了抵抗某种拒斥的状态，即便并不相信，也仍保留着一种信念(这不过是一个梦……，今天最为虔诚的信仰并不要追问任何东西……)。由此产生了一个双重的印象：精神分析对于神话的反对并不少于其对神话学研究者的反对，但同时精神分析又将神话与悲剧带人一个主观的普遍性的维度之上：如果俄狄浦斯自身是“无情结的”，那么俄狄浦斯情结是没有俄狄浦斯的，正如纳西西斯主义中没有纳西西斯一般。①正是这种模棱两可贯穿于精神分析当中，它溢出了神话与悲剧的特殊问题：一方面，精神分析拆解了客观的表象体系(神话、悲剧)，以便将主观本质设想为欲望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在主观表象的体系之内又颠覆了这一生产(梦、幻象，在梦与幻象当中，神话与悲剧得以被发展和投射)。存在是意象，并只是意象。最后存留的只是私密的家庭的剧场，私人的剧场，它既不是欲望生产，也不是客观的表象，只是作为场景的无意识。剧场替代了生产，它对于生产的歪曲并不比悲剧和神话对于其古代资源的还原所做的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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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福柯指出：“诸多人文科学”将在生产当中发现它们的原则，并在表象的失败当中被建立起来，但这些人文学科也会立刻建立起一种新的表象类型，诸如无意识的表象。(Les Mots et les Choses，pp. 363 -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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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悲剧、梦境、幻象神话与悲剧发挥着梦境与幻象的功能，被重新阐释。精神分析正是用一个表象的系列替代生产之线，不管是社会生产抑或是欲望生产。系列的剧场替代了生产的系列。但为什么变得富有主观性的表象会采取剧场化的形式(在精神分析与剧场之间存在一个神秘的关联)？我们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发现了一些出色的回答：剧场释放了无限的主观表象中的有限结构。这里所意指的“释放”太过复杂，因为结构从未能够呈现它自身的缺失，抑或表象出那些在表象当中不能被表象的东西。但有人认为，剧场有权将这些隐喻与换喻的因果性搬上舞台，这一演出在效果中呈现了结构的存在与缺失。安德森。格林，他对于结构自身的自足性有所保留，但他认为剧场对实现这一结构具有必要性，剧场扮演着告密者的角色，通过它，结构成为可见的。①奥克塔乌·马努尼(Octave Mannoni)在其关于信仰现象的出色分析当中，同样认为剧场的模型适合于表达对于信仰的否弃是如何成为另一种信仰的变形，这一剧场模型将结构肉身化抑或将其搬上舞台。②我们应当理解表象，当其不再是客观的，当它成为无限的主观的，也就是说成为一种虚构的，它也就失去了所有的可靠性，除非它拥有某个结构，这一结构可以确认表象主体的位置以及发挥的效用，确认那些作为诸意象的被表象的客体以及在这些客体之间存在的形式化的关联。“象征”并不意指表象与其作为组成部分的被表象的客观化实体之间的关系，而只是意指了诸多主观表象的最终要素，它们是一些纯粹的能指，纯粹的表象本身，而不是那些被表象者，后者源自主体、客体与它们的关系。结构由此意指着主体表象的无意识。这一表象的序列现在被呈现出来了：无限的主观表象(想象)一剧场化的表象一结构性表象。因为剧场被假定所呈现的是潜在的结构，它将诸多要素以及其关系肉身化，它试图去揭示这一结构的普遍性，以及那些包含在客观表象当中的普遍性，它通过让隐藏的表象者发挥着效用，以便去拯救和重新阐释这些表象者的迁徙以及变化了的关系。我们收集起来，我们重新获得了那些在无意识结构之名之下存在的信仰：我们仍然是虔诚的。象征性能指的庞大游戏到处存在着，它们在想象的所指那里将自己肉身化—俄狄浦斯，成为普遍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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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idier Anzieu, «Freud et la Mythologie», Incidences de la Psyrhanal yse,n°1,1970 pp. 124，128;“弗洛伊德并不赞成神话的特性。这一点成为诸多重要因素之一，让精神分析学者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更成问题—弗洛伊德逐渐铺开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引入纳西西斯主义》(Pour Introduire le Narcissisme)当中，他特别强调对于冲动理论的再修订的重要性，在纳西西斯的神话中并不包含任何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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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德森·格林在讨论表象一戏剧一结构一无意识当中走得太远了:UnEilen Trop，Ed de Minuit，1969，前言。(特别参见第 43 页，关于“表象中的未能被表象的表象”)。然而，格林关于结构的批评不是以生产的名义，而是以表象的名义来进行，他认为需要额外的结构因素来揭示结构，并将其作为一种俄狄浦斯式的结构来揭示。

② Octave Mannoni, Clefs pour l'Imaginaire ou l’Autre Scène, Ed. du Seuil, 1969, ch. I et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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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剧场？这个剧场的无意识，这个纸糊的无意识真的很奇怪。剧场被理解为一种生产的模式。甚至在阿尔杜塞那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以下这样一种运作：他发现了作为“机器”抑或作为“机械装置”的社会生产，这一社会生产不可被还原为客观的表象(Vorstellung)世界；但他立即又将这一机器还原为一种结构，将生产认同为一种结构化的表象以及剧场化的表象([表现]Darstellung)①然而，同样的情景发生在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之中：每一次生产，并没有在其原发地，在其现实当中被捕捉到，它总是被压抑在了表象的空间之下，它只有在其自身的缺失当中才能拥有价值，并在这一空间当中作为一种匮乏而显现出来。在对精神分析的结构的研究中，穆斯塔法·萨福安②，将其呈现为“对于某种匮乏理论的贡献”。正是在结构当中，欲望与不可能性被链接起来，匮乏被界定为阉割。正是在结构当中产生了对于阉割之荣耀最为严肃的歌颂：是的，是的，正是通过阉割，我们进入了欲望的秩序当中—一自此，欲望生产在表象的空间中被展开，在其中，欲望生产只是作为自身的一个缺席抑或匮乏而继续存在着。正是在欲望机器之上所强加的结构性整合(une unitéstructurale)将所有一切都重新整合在了一个克分子整体之内；人们将部分客体再一次带入整体当中，而这一整体也只有在诸部分客体匮乏的时候才能显现，并且在部分客体匮乏中，整体自身也是缺失的(大写的能指“通过内在的一”

① Louis Althusser, Lire le Capital，Ⅱ，pp. 170 - 177.(其中特别关注作为一个缺失的结构)

② 穆斯塔法·萨福安(Moustafa Safouan)，生于1921，他是埃及的心理学家。生活在法国，1949年追随拉康学习精神分析，参加后者相关的研讨班。其代表著作包括《精神分析当中的结构主义》(Le structuralisme en Psychanalyse,1968)，以及《俄狄浦斯研究：主体理论引论》(Études sur l'Edipe: Introduction à une Théoriedu Sujet，1974)。———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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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inhérence d'un-1]象征化为一个能指的集合”)。在匮乏的匮乏，这一贯穿整个结构的发展中，我们究竟能走多远？这正是结构的运作方式：它将匮乏安置在克分子集合当中。由此，欲望生产的界限现在整个发生了位移。正是这一界限区分了克分子结合与它们的诸分子要素，区分了客观的表象与欲望机器。这一界限只在克分子集合自身之内运行着，它是由阉割所挖出的鸿沟。结构的形式化运作是一种向外的拓展，一种应用，同时也是一种双向-单义化的，它将出发的社会集合(l'ensemble social de départ)折叠为达到的家庭集合(un ensemble familial d'arrivée),家庭关系成为“所有其他一切关系的隐喻”，它阻碍了分子性的生产要素沿着逃逸线的游走。当格林探寻那个奠基了精神分析与剧场化表象以及其所显现出来的结构之间的亲缘关系之际，他指出引人注目的两点：剧场将家庭关系提升了到了一个富有普遍性的、隐喻性的结构关系的状态之中，在其中运行的是一个游戏以及一些人格的想象性场所（la place imaginaire despersonnes)。并且，富有颠覆性的是，它在游戏的运行当中以及在机器的效用之下，剧场对其加以抑制，最终让界限成为不可超越的(确切地说，正如在幻象当中，机器就在那里，但是在墙壁之后)。简言之，被位移的界限不再存在于在客观表象与欲望之生产之间，而是在主观表象的两极之间，作为无限的想象的表象与有限的结构性的表象。至此，我们可以将这两个面向对立起来，一个面向是富有想象性的变化，它将导致非确定性的抑或非差异化的黑夜；而另一面向则是象征性的无变化者，它将追随着差异化道路的线索走下去：如果我们身处一方抑或另一方，追随着一个相反相对的关系的法则，抑或一种双重束缚的法则，那么两者完全是一回事。所有生产在主观表象的双重困境中运行着。我们总是能够将俄狄浦斯带入想象界当中，我们总是能将其重新找回来，它变得更为强大，更为完整，更富有匮乏性，在匮乏中获得了胜利，我们在象征性阉割当中整个将其找了回来。有一点是确定的，结构并没有给予我们任何方法去逃避家庭主义的围困。相反，它让我们受其束缚，当其失去了其客观的文学价值的时候，它给予家庭某种普遍性的隐喻的价值。精神分析毫不遮掩它的野心：它接替了已经衰落的家庭，将家庭里的床替换为精神分析师的沙发，使得“分析的情景”在其本质上成为乱伦的，它是它自身的证明与保障，它对于实在界(laRéalité)是有效的。①这是我们最后所要思考的，正如奥克塔乌·马努尼(OctaveMannoni)所指出的那样：信仰如何在被放弃之后继续下去？我们如何能够继续做一个虔诚的存在？我们已经放弃了，并丢失了我们的信仰，这一信仰被客观的表象所略过。大地已经死亡，荒漠正在蔓延；老父亲已经死亡，存在的只是领土化的父亲、儿子以及专制君主俄狄浦斯。我们孤独地与我们的愧疚意识(mauvaise conscience)以及我们的烦恼，以及我们的人生在一起，在其中什么都没有发生，拥有的只是在主观表象中盘旋的诸多意象。但在这些意象当中，我们发现了信任的力量，其结构在本质上规范着我们与这些信念以及我们的认同之间的关系，这种认同是一种象征性的能指的效应。一个“好的认同”……我们剧场中的Chéri-Bibi②，在俄狄浦斯面前大喊；这就是我的同类，这就是我同类，大地的神话，专制君主的悲剧，所有这一切都在剧场中投注下了它的身影。巨大的领土化坍塌了，但结构在主观的以及私人化的再领土化当中运行着。这是怎样一个倒错的运行，精神分析重铸了一个新的观念论，一个关于阉割的信仰，一个关于匮乏的意识形态：关于性的拟人化的表象！实际上，它并不知道它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它所效力的那种压抑机制究竟是什么，因为它们的意图总是进步主义的。但今天没有人在进入分析师的工作间的时候不知道其中所玩弄的游戏：俄狄浦斯与阉割，想象与象征，存在之匮乏抑或剥夺所带来的巨大的教训……精神分析如同一个小装置，俄狄浦斯则如同再领土化过程，如同现代人在阉割的“岩石”之上重新植树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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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erge Leclaire, Démasquer le Réel, Ed du Seuil, 1971, pp. 28– 31.

② Chéri-Bibi:一部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出品的电影的名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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