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我们可以确切地阐发精神分裂分析的第二个主题：我们可以在社会投注当中区分开群体的抑或欲望的无意识的力比多的投注与阶级的抑或利益的前意识(préconsdent)的投注。后一投注通过社会的宏大目标得以实施，其所关注的是有机体以及集体性的器官(les organs collectifs)，其中包含着被安置的匮乏的液泡(les vacuoles)。一个阶级的界定所依赖的是一种综合的制域，一种全局性的连接状态，一种排他性的析取，一种剩余的情境综合·这些都赋予了被思考的集合以特征。对于某一阶级的隶属让其在生产抑或反-生产中，而非在铭刻中扮演角色、部分地返回为主体。阶级的前意识利益自身重新回到流的提取，符码的离散，以及主体性的剩余抑或收益。从这一视角来说，的确，一个集合在其实践性上仅仅包含唯一的一个阶级，这一阶级对于这样一种制域感兴趣。另一个阶级只能通过某种反-投注来被构筑，这种反-投注创造了它自身的利益，这一利益所依据的是新的社会目标、新的器官与新的方法以及新的社会综合的可能性状态。由此产生了这“另一阶级”被政党机器所代表的必要性，这一政党机器规定了这些目标，这些方法，并在前意识的革命性截断(une coupure révolutionaire)的领域之内运行。在这一阶级抑或利益的前意识投注的领域中，很容易区分出哪一个是反动的，哪一个是改良的，哪一个是革命性的。但在这一意义上，那些拥有某一利益的人们在数量上总是少于那些其利益以某种方式“曾经”抑或已被代表的人数：在这一实践的视角下存在的阶级在数量上少于、在规模上小于在理论上所确认的阶级。因此，统治阶级内部仍存在诸多矛盾，即整个阶级内部的矛盾(c'est-à-dire de la classe tout court)。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域之内，例如，原始积累只能让统治阶级的集合中有限的一部分人获益。①

411

第四章 精神分裂分析导论493

尽管如此，这一情景仍不足以解决以下问题：为什么那些拥有抑或应当拥有客观的革命旨趣的人仍会捍卫某类反动的前意识投注？同时，更为罕见的是，为什么某些旨趣在客观性上是反动的，但最终开启了一种革命性的前意识投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应当将一种对正义的渴求，以及正当的意识形态立场作为美好的以及公正的观点，而将一种无知视为是意识形态的欺骗和神秘化的后果？革命者总是忘记，抑或不愿意承认人们革命是出于欲望，而不是出于责任。在这里，正如在别处一样，意识形态的概念是一个可怕的概念，它掩盖了真正的问题，即那些总是关涉到组织化之本质的问题。利奇已经提出了一个最为切近的追问：“为什么群众会欲求法西斯主义？”但他满足于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归结为意识形态的、主观性的、非理性的、否定性的，以及受压抑的，这只是因为他仍然囿于那些派生出的诸多慨念，这些概念使他缺失了他所梦寐以求的唯物主义精神病理学，这些概念阻止他看到欲望是如何成为基础结构的一部分以及如何被囿于客体性与主体性的二元结构(至此，精神分析退回到一种被意识形态所界定的主观分析)。但所有一切都是客观的抑或主观的，正如人们所意愿的那样。区别并不在这里。区别只发生在经济基础自身及其投注当中。力比多经济学并不比政治经济学更缺少客观性，政治，也并不比力比多更缺少主观性，以至于两者所对应的是同一现实作为社会现实——的两种不同的投注模式。存在一种欲望的无意识的力比多投注，它并不必然与利益的前意识投注相吻合，它阐释了后者如何在整个意识形态之下陷入混乱，在“一个最为晦暗的组织化”当中发生倒错。

412

① Maurice Dobb, Etudes sur le Development du Capitalism, p. 191:资本主义工业的繁荣发展的确是有充足理由的，不仅将财富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利润，而且还将财产集中到越来越少的群体手中。

494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力比多的投注所关涉的并不是社会综合的制域，而是作用于这些综合所依赖的力量和能量的发展程度。它并不关涉这些综合所产生的提取、离散以及剩余，而关涉的是使这些行为发生的条件，即流与符码的本质。它并不关涉社会的目标与方法，而是关涉作为社会集群的平滑身体以及主权的形构抑或力的形式，后者剥夺了意义和目标，因为这些意义与目标总是产生于它们，而不是相反。毫无疑间某些利益会预先让我们更倾向于力比多的投注，但这些利益并不能与力比多投注相混淆。正是无意识的力比多投注使得我们在这一方面而非另一方面探寻我们的利益，在这条道路上去根植我们的目标·去劝告我们正是在这里，我们拥有我们所有的机遇——既然爱推动着我们达到了这里。呈现出的诸多综合仅仅是用以衡量某一个发展程度的前意识的梯度(lesgradimètres préconscients)，显现出的诸旨趣与目标则仅是社会的平滑身体的前意识指数(les exposants préconscients)。正如皮埃尔·克罗索斯基在其对尼采的评论当中所说的那样，一种权力的形式与它通过其荒谬性所施加的暴力相混淆，但这一权力的形式通过为自己设定目标和意义，即使是最受奴役的人也参与其中：“主权的形构只有一个目的，即通过其所创造的有组织性的目的来掩饰主权目的与意义的缺失”，并将荒诞转变为富有精神性的存在。①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中去区分什么是理性的，什么是非理性的，是如此徒劳。当然，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拥有的角色、地位、占据的部分，以及其依据社会再生产的法则所继承的一切都驱使力比多将社会集群作为一个平滑身体来投注，这就是我们所参与其中的荒诞之力，抑或在目的与利益的掩盖之下有机会所参与的一切。在此仍然存在着一种社会机器的去利益化(désintéressé)之爱，一种力的形式以及其自身发展程度的无私之爱。即便在那原本拥有利益的人那里—他们不仅关爱自身的利益，同时也关注他人的利益。即便在那些没有利益的人那里，他们也在用奇异之爱之力(laforced'unétrange amour)来替代这种反-利益(contre-intérét)，那在社会集群的多孔状的平滑身体之上流动着的诸多的流，即欲望的客体，高于所有的目标。它流动得还不够，截断得还不够。符码化得还不够——就要这种方式！机器是多么美呀！流放地(la colonie pénitentiaire①)的官员指出，正是机器的富有强度的力比多的投注使得机器不仅是机械性的，同时还是社会性的，由此，欲望欲求着它自身的表象。我们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机器是如何构筑一个内在的体系，包围它的是一股不断变动着的巨大洪流，它不拥有什么，也不被谁拥有，它在资本的平滑身体之上流动着，构筑了一股荒诞之力。在其阶级中以及其人格中所包含的每一个人都接受从这种力所产生出的某种东西，或者被它排除出去，据此这一巨大洪流被转变为收入，工资抑或企业的收入，它们界定了目标抑或利益的领域、提取、离散，以及诸部分。流自身的投注以及其公理化，当然并不知道什么政治经济学，无意识的力比多成为诸目标设定的前提基础。我们看到那些最潦倒者，最被排斥的人们也满怀激情地投注于这个压迫他的体系，在其中，他们总是发现了某种利益，因为他们总是在这一体系中去探寻、去权衡。利益总是随之而来。反-生产在体系之内散播：人们是喜欢反-生产的，通过这一方式，欲望将自身压抑在巨大的资本主义集合之中。压抑欲望，不仅是为了别人，也是为了自己，成为他人与自己的警察，正是这一切拉紧了绷带，这不源于意识形态，而是源于经济学。资本主义聚集着并拥有着目标与利益的力量，但它体验到荒诞之力与非占有机器而产生的去利益化之爱。哦，当然，资本家工作着，并不是为了他自身，也不是为了他的孩子们，而是为了这个体系的永恒性。无目标的暴力，一种体会到了机器运行的快感、纯粹的快感，被流所横贯，被精神分裂症所截断。人们被放置到一个位置之上，在这一位置之上，人们被社会集群所横贯、截断、奸污，人们在探寻着一个恰当的位置，在其上，依据诸个我们被分配的目标和利益，人们体会到没有利益，也没有目标的某种东西的产生。某种在力比多之中存在的艺术，某种对已完成的工作的品位，每一个人各司其职，银行家、警察、战士、技术员、官僚，为什么不是工人、工联主义者们……欲望洞开。

413

第四章 精神分裂分析导论495

414

① Pierre Klossowski, Nietzche et le Cercle Vicieux， pp. 174– 175.克罗索斯基依据尼采的主权形构(Herrschaftsgebilde)所做的评论，它们荒诞而无目的的力量，以及那些依据能量的发展程度而被发明的目的和意义，等等，这一评论至关重要。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496

415

① 在此意指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的作品《在流放地》的相关内容。这部作品中所描写的是一场恐怖的酷刑，作品围绕一次以“杀人机器”为工具的处决展开叙述：某旅行家受邀到一个岛上观看对一个犯人的处决，处决由一架构造精密的“杀人机器”完成，犯人被固定在“床”上，由“靶”按照“绘制仪”中储藏的图纸在犯人的身上刺字并最终将其送上黄泉之路。陪同的军官不厌其烦地为旅行家讲解机器运作的原理，企图说服他成为这项由“老司令官”发明的刑罚的支持者，并与自己一同对抗新司令官涉及取缔“杀人机器”的革新措施。旅行家的拒绝最终使军官自愿成了机器的最后一名受刑者。译者注

第四章 精神分裂分析导论497

然而，不仅社会场域的力比多投注能够扰乱利益的投注，并强迫那些最为窘迫之人，最受压迫之人在压迫性机器(une machine oppressive)当中探寻他们自身的目标，而且那些在利益的前意识投注之中存在的反动的性、革命性存在与那些在无意识力比多投注中的存在并不相符合。革命的前意识投注所关涉的是新的目标，新的社会综合，新的权力。但至少无意识的力比多的一部分仍将持续投注于力的旧有身体，旧有形式之上，投注于其符码与其流之上。这样会更容易一些，并且矛盾将更好地被掩盖起来，力的状态如果不能保留或复苏，旧的平滑身体就无法获得战胜旧的能力，这一旧的平滑身体作为剩余的抑或从属性的领土化而存在着(由此，资本主义机器以某种方式复苏了专制的原始国家，抑或社会主义机器以某种方式保留了国家与市场的垄断性的资本主义)。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甚至当力比多与一些新的身体、新的力量所结合，并且这些新的身体与新的力量在前意识的视角之下对应于一些有效的革命性综合和目标，我们仍不能确信无意识的力比多投注自身是富有革命性的。因为它并不是那些能够触及无意识欲望以及前意识利益的截断。前意识的革命性截断只能被作为平滑身体的社会集群的提升所界定，这一提升将带来新的目标，正如力的形式抑或王权的形构，它们都让欲望生产隶属于一些新的条件。但即便无意识力比多担负着这一社会集群的投注。这种投注也不必然与前意识投注具有相同的革命性。实际上，无意识的革命性截断就其自身而言隐含着作为社会集群之界限的无器官身体，在颠覆性的力以及颠覆性的隶属关系之下，欲望生产反过来服从于它。前意识的革命诉诸社会生产的新制域，后者创造、分派并满足于新的目标与利益；但无意识的革命并不仅仅诉诸那些为这一变化——诸如力的形式的变化——设定条件的社会集群，它在这一社会集群中也诉诸在无器官身体之上作为颠覆性之力的欲望生产的制域。流的状态与精神分裂症的状态并不相同：一方面，截断在两个社会集群之间，其中，第二个社会集群在一种新的符码抑或新的利益的公理化当中权衡着它引人欲望之流的能力；另一方面，截断在社会集群之内，据此它拥有着一种使欲望按其正向逃逸线流动，以及沿着生产性截断线相互交叉截断的能力。精神分裂分析最为一般的原则总是在于：欲望是社会场域的构成性要素，无论如何，它都源于社会集群的基础性结构，而非源于意识形态：欲望在生产之中作为社会生产，就如同生产在欲望当中作为欲望生产。但这些形式可以从两种路径之上来加以理解，其所依循的或者是欲望对于结构性克分子集合的臣服，这一集合在某种力的形式以及群居性的集合的形式之下被构造出来，抑或欲望让巨大的集合臣服于功能性的繁复性，后者在分子化的视域之下构筑了自身(第二种情景较之第一种情景，其所关涉的不再是人格化抑或个体性的存在)。然而，如果前意识的革命性截断出现在最初阶段之上，被新的集合的诸多特性所界定，那么无意识抑或力比多则隶属于第二层之上，并被担当动力角色的欲望生产以及其多样性所界定。我们可以认为一个群体在阶级利益以及其前意识投注的视角下是富有革命性的，但在其力比多投注的视角下则可能并不具有革命性，甚至还可能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抑或治安监察性，真正革命性的前意识利益并不必然隐含着具有相同本质的无意识的投注；利益机器(unappareil d'intérêt)从不适合欲望机器。

416

498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417

第四章 精神分裂分析导论

499

一个革命的群体作为一种前意识仍然是一个臣服性群体，尽管它可能夺取了权力，这一权力自身诉诸一种力的形式，这一形式继续让欲望生产屈从抑或对其进行碾压。当这一群体具有前意识革命性的时候，它已经呈现出一个被征服的群体所具有的所有无意识的特性；作为一个固定的支持者从属于一个社会集群，让诸多生产力归属于自己，汲取与吸纳着其中产生的剩余价值；反-生产以及诸多死气沉沉的要素在一个自我感觉抑或想要不朽的体系中流散着，超我化(surmoiisation)的诸现象，自恋与群体等级化的现象，欲望的压抑机制。一个主体-群体，则相反，其力比多投注自身就是富有革命性的；它促使欲望渗人社会场域，让社会集群抑或力的形式从属于欲望生产；欲望的生产者以及那些可以生产欲望的欲望，他们发明了一些致命的形式，在其上召唤出死亡冲动的流溢；这一群体让融贯性的真实系数，对立于对象征化的确定性的臣服。这一系数既没有等级性，也不包含着群体的超我。这使所有一切都变得复杂，的确，同样一些人可能在变换的关系当中参与到两种不同的群体之中(安东万·路易·德圣-茹斯特①，列宁)。抑或同一群体可以在不同的情景下呈现出两种特性，并且这两种特性并存其间。革命性群体已经再一次发现臣服群体的形式，它们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之下被确定去扮演主体-群体的角色。我们从未停止从一类群体向另一类群体的过渡。主体-群体不停地通过臣服群体的断裂而被产生出来：它使得欲望流动，又在流经的远处再被截断，它突破界限，将社会机器带回到构筑了这一社会机器的欲望的诸多基础之力当中。②但，相反，它也从没有停止重新封闭，重新按照臣服群体的意象而被再次塑造：重新构筑内在的界限，重新构筑一个巨大的截断，从而流不能流动起来，不能突破，只能让欲望机器从属于在巨大范围内所构成的被压抑的集合体。存在一种臣服的速度(unevitesse d'assujettissement)与融贯性系数的对立。什么样的革命不是试图对抗这些主体-群体—这些群体带有无政府主义抑或毫无责任感——并试图将其消灭掉？如何驱除群体中那致命的转折？在这一转折中，革命的力比多投注转向革命的投注，后者是前意识抑或有利益的投注，随后这一革命的投注转变为前意识投注，后者最终不过是改良主义的。同样，这样的群体究竟应被安置于何处？是否从未有过革命的无意识投注？是不是超现实主义的群体，他们拥有着幻想性的臣服，以及他们的自恋和超我？（恰好有一个人如精神分裂-流一般发挥着效应，作为主体-群体，他与臣服群体断裂了、在这一断裂中，他自我驱逐或者被这一群体所驱逐：阿尔托·精神分裂者)难道是精神分析的群体？他们被放置于社会性投注的某个情结当中。每一次当人们被问到什么时候开始向坏的方向转变，这一转变总是被再一次推延。弗洛伊德作为群体的超我，俄狄浦斯化运作的鼻祖，开启了作为内在界限的俄狄浦斯，在其周围围绕的是各色小的自恋者，处于边缘的赖希，勾勒出了一个去领土化的路线，让欲望之流流动起来，击碎界限，跨越围墙。其所关涉的不仅是文学抑或精神分析，他还关涉到政治，我们将会看到，他还将关涉到纲领(programme)，尽管后者似乎不是一个问题。

418

500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① 安东万·路易·德圣-茹斯特(Antoine Louis de Saint-Just,1767—1794)，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的领袖，公安委员会最年轻的成员。由于他的美貌与冷酷，而被称为“恐怖的大天使”(l'archange de la Terreur)或“革命的大天使”(l'archange de la Révolution)。—译者注

② 关于群体与断裂抑或精神分裂，参见 Change，n°7,Jean-Pierre Faye 的文章，《Eclats»，p.217.“在我们看来，最为重要的，最为有效的不是如此这般的群体，而是那些离散、散居所产生的它们自身的碎片。”(同时参照pp. 212—213中关于主体群体以及其相关书写所具有的必要的多样聚合性的特质)

第四章 精神分裂分析导论

501

精神分裂分析的任务由此延伸到社会场域的无意识欲望的投注，无意识欲望的投注将自身与利益的前意识投注区分开来，前者不仅能够将其自身与后者对立起来，同时还在一种对立的模式当中让彼此共在。在代际的冲突中，我们总是听到老一辈的人们谴责年轻人，以最糟糕的方式，让他们的欲望(汽车、信用卡、借贷、男女青年之间的关系)先于他们的利益(工作、储蓄、美满婚姻)而肆意流动。但就在那别人看来是粗陋的欲望当中，仍然存在着欲望的情结与利益的情结，以及那种确切的反动形式与隐约的革命形式。情景完全是模糊的。看来，精神分裂分析只能用指标(indices)——机械指标一来管理群体或个人对社会场域的投注。然而，就这一方面而言，正是性征构筑了一些指标。一切的革命能力都不能由活跃于个人与群体之中的性冲动的对象、目标和来源来判定。当然，只要性征被囿于“肮脏的小秘密”的范围，那么，那些倒错甚至那些性解放就都没有任何特权。我们徒劳地公开了秘密，强烈要求将其呈现于公众视野，我们甚至能够以科学的方式抑或精神分析的方式来净化这一秘密，我们宁愿扼杀欲望，抑或为其发明一种比最为压抑性的囚笼还要忧郁的解放形式—只要我们没有将性征从秘密的范畴中解救出来，哪怕它被作为公共的，作为被净化的存在，换言之，只要它还未能逃离纳西西斯式-俄狄浦斯的起源，并将其作为一种谎言强加在性征之上，那么性征除了带有着愤世嫉俗、羞耻与凌辱什么也不是，这一谎言试图解放性征，重新宣布性征对客体、目标以及源头所具有的权利，在俄狄浦斯的符码界限之内保留了相应的诸多流(对抗、退化、解决，俄狄浦斯的升华……)，仍然不断将家庭主义的或手淫的形式抑或动机强加于其上，预先使得整个解放的前景变得毫无意义。例如，没有人是“同性恋的”，只有当同性恋在与异性恋的排他性析取的关联中被理解的时候，同性恋才是可能的。同性恋与异性恋都被归入俄狄浦斯之源以及共有的阉割情结，在此所能确定的只是在不可沟通的两个系列之间他们的差异化，而不是在欲望的解码之流当中保持着他们之间的交互的包含性以及他们之间融贯性的沟通(包含性的析取、地方性的链接、游牧性的合取)。简言之，只要性征在纳西西斯式的、俄狄浦斯式以及阉割的坐标当中仍保持着其意识性抑或非意识性，性压抑，就拥有着从未有的生命力，幸存于所有的宣言、示威、解放以及反抗之中，它所关注的是客体的、源头的，以及目标的自由。这一坐标的保持足以确证最为严谨的审查官的胜利，即那个被劳伦斯所谈论的头发灰白的老好人。

419

502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