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需要”首先是“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它们构成人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于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①，以及随后“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②。从这一意义上说，“需要”成为激发人类进行社会生产的基本动力。但随着资本逻辑对社会生产的统御，特别是在资本金融化的激进化演进中，能够带来持续的再生产之动力机制的只能是永远无法被真正满足的欲望，其作为欲望的反-效果(contre-effet)所产生的永远的“匮乏”满足了资本无限增殖的诉求。因此，与其说德勒兹与加塔利在20世纪70年代对于“欲望”概念的强调源自法国“五月风暴”的冲击以及对精神分析的批判，不如说是基于他们对当时新的资本形态变化的洞察、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当代意义所给出的推进性研究。因为只有在后一意义上，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欲望理论才可能彻底摆脱精神分析所给予它的束缚。

德勒兹与加塔利以“反俄狄浦斯”为题切入对资本金融化的批判，隐含着对精神分析的批判。但对于德勒兹与加塔利而言，精神分析也仅仅因为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展开过程中已经成为其“共谋者”，才不得不进入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分析视野。有鉴于此，在“反俄狄浦斯”语境中的富有“生产性的”欲望与精神分析所推崇的“匮乏性”欲望并没有思想上的承继关系，后者仅仅作为德勒兹与加塔利欲望理论的批判对象而被提及：“欲望不缺乏任何东西。它并不缺少它的客体。或者进一步说，主体在欲望中缺失，或者说欲望缺少固定的主体。只有在压抑中才有固定的主体……匮乏是欲望的反-效用。这种匮乏在自然的以及社会的真实当中被处置、被整理、被掏空。欲望总是与客观存在的条件有密切的关系，它与这些条件相符合，它追随着它们，如果不能追随，那么就与它们一起变化。”①换言之，欲望的匮乏性是被“欲望”生产出的一种“预设”，在这一预设中，产生了某种固定的主体。如果没有欲望的这种生产性，欲望本身没有主体。德勒兹与加塔利将这样一种自身富有生产性的欲望概念的思想源头追溯到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有关欲望的界定：“一种凭借其表象而是这些表象的对象之现实性的原因的能力。”②尽管德勒兹与加塔利在谈及这一界定的时候，仍强调了其观念层面上实际预设了匮乏性欲望，但康德赋予欲望的生产性规定不容忽视，“然而我们可以说，康德的这个批判的革命并没有带来本质上的改变：这种思考生产性的方式并没有改变作为匮乏意义上的欲望的经典概念，它只是支持这一概念，为这一概念做了支撑，并将其深化。实际上，如果欲望是真实对象的缺失，那么其现实性自身也只是在‘匮乏的本质’当中，而正是这一匮乏生产出被幻想化了的对象。欲望由此被作为一种生产来加以考虑，但是一种幻想的生产，这一生产完美地被精神分析所揭示”③。相比于德勒兹与加塔利过于激进化的批评，德勒兹的研究者、美国学者丹尼尔·W.史密斯(Daniel W.Smith)对康德的欲望界定给予了更为肯定性的判断，“康德对欲望的定义是非同寻常的……这个定义打破了哲学中的一个悠长的传统，即以匮乏来定义欲望：在康德看来，欲望是这样一种能力，给定我的头脑中的一个表象，它就能把符合这个表象的对象给生产出来”①。

①[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3页。

②[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4页。

046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C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 34.

② 参见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187页注解1。

③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p. 32 – 33.

今天，为什么我们尤其需要阅读《反俄狄浦斯》？

047

尽管在“反俄狄浦斯”的语境下，“欲望”与“生产”的有机整合似乎源于一种面向精神分析的批判，但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的开篇即谈及作为“过程”的生产，并在全书中引用了大量马克思的经典著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第三卷)，以货币为起点展开对当代资本逻辑的分析和批判(特别集中于第三章第9节)，有鉴于此，我认为更为贴近于德勒兹与加塔利之思想的方式或是将欲望与生产的有机整合放入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中来加以把握。在此欲望的生产所意指的是一个处于“过程”中的生产，即生产作为一个统御性的要素操控了包括消费抑或交换等所有环节。这一作为过程性的生产，在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被作为某种处于运动中的“社会体”(Gesellschaftskörper)②，“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③。但“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①。马克思曾进一步将作为过程的生产对各个环节的支配表述如下：

① Daniel W. Smith, Essays on Deleuze ,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 117.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 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 2 Ⅱ/1，Berlin: 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 2006,S.23。

③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048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②

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的开篇，他们以近乎完全相同的言说方式重述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序言中有关“生产”的讨论：“生产同时就是消费与记录，记录与消费直接决定着生产，并在生产自身的视域中获得确定。以至于所有一切都是生产：生产的生产，行动的生产与激情的生产；记录的生产，分配与定位的生产；以及消费的生产，肉体快感的生产、焦虑的生产以及痛苦的生产。它们都是这样的一种生产：记录随即被消费、消耗，而消费也直接促成再生产。”③

这种重述的全部目的只是说明欲望的生产所具有的基本内涵：首先，“欲望的生产是生产的生产”①。其次，在这种生产的生产中“没有必要区分生产行为与其产品。至少被生产出来的客体在此又被投入新的生产当中”②。最终，“生产，产品，以及生产-产品的同一性……正是这种同一性构筑了以下系列中的第三个术语：无差别的巨大客体。所有一切在瞬间停止，所有一切都凝固了（随后所有一切又将重新开始)”③。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页。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③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p. 9 – 10.

今天，为什么我们尤其需要阅读《反俄狄浦斯》？

049

经过以上的互文性比较，我们有理由认定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创造“欲望生产”概念的时候以一种不加引号的方式全盘吸收了马克思在《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于统御整个过程的“生产的总体(Totalität)”④以及“生产一般”(DieProduction im Allgemeinen)⑤的论述。而马克思有关“生产一般”等相关观念(这一概念在此后马克思的文献中几乎不再出现)的提出语境却是1857年期间首次资本主义金融危机。⑥正是基于对这一危机的预见与研究，促使马克思在1857—1858年关注到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的相关讨论。不同于正式出版的《资本论》以商品作为讨论资本之本质的起点，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将对资本逻辑的分析建基于“货币”概念之上，构筑了理解金融资本逻辑的恰当入口。由此，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只有作为过程性的生产，而非与分配、交换、消费等并列的诸环节的生产可以成为金融资本批判的有效入口？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德勒兹与加塔利基于资本的金融化而提出的欲望生产，我们会对这一问题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 Ed. de Minuit, 1972, p. 12.

②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 13.

③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 14.

④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7 页;Marx-Engels-Gesantausgabe -2Ⅱ/1，De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 2006, S. 24。

⑤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6 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 -2Ⅱ/1，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 2006,S. 21.

⑥ 1857年12月8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说：“我现在发狂似的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13页。

050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欲望生产”即“生产的总体”“生产一般”。欲望的生产性正是在它们所共同孕育的作为“过程”的生产中得以展现的：首先，生产行为与产品的不可区分，意味着欲望在观念上给予表象的行为(即在虚幻的想象中想象出某种需要：例如19世纪40年代的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有3亿人的市场需要)就已经是一种生产，其所产生的有关于虚假的需要也已经是对产品的一种生产。当资本的金融化成为资本逻辑的主导，在观念中的表象性的生产自身直接可以成为生产的目的，即产品本身，这正是当下各类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进行资本运作的基本方式，例如，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庞大市场的预期，让当时的英国工业生产获得了更多的资本投注，又如，当下的创业公司依赖于自身的创意所获取的最初投资，以及以套期保值为目的，最终却转变为依赖风险的可价值化而进行买卖的金融衍生品的操作，等等。诸如此类的资本金融化的表达方式虽然并不相同，但其中所蕴含的富有生产性的欲望抑或欲望生产方式都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欲望的生产性表现为一个过程性的生产、生产的总体以及生产一般，其最终所导致的生产与产品的同一性，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话语中成为“在瞬间停止，一切都凝固”的“无差别的巨大客体”，同时“随后所有一切又重新开始”，对于这个“无差别的巨大客体”，德勒兹和加塔利借助于阿尔托的术语“无器官身体”来加以隐喻性地表达。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采用这个概念，在理论上批判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即弗洛伊德在其有关于匮乏性欲望的生成阐释中构筑了所谓父亲-母亲-孩子的三元架构，这一架构形成一种永恒的人格结构，就如同身体上被规定了的，从而也被固定了的诸器官的功能：嘴巴总是用来吃饭和说话，眼睛被规定用来观看等。无器官身体试图打破这些固有器官的规定性，从而为每一个器官的多种可能性提供生成性的潜能。

今天，为什么我们尤其需要阅读《反俄狄浦斯》?

051

而在现实中，无器官身体则直指晚期资本主义资本金融化的基本形态。即作为过程性的欲望生产，最终让所有的生产行为，甚至包括产品本身都变成生产过程，最终所带来的巨大的无差别的客体的思想意象(image de la pensée)就是无器官身体。德勒兹与加塔利明确将这一意象等同于“资本”：“资本恰是资本主义的无器官身体，或者就是资本主义存在着的无器官身体。”①“无器官的平滑身体是非生产性的、贫瘠的、不育的、不能被消费的。”②并且进一步明确指出：“资本就不仅仅是流动的实体，或者货币的固化，它将给予贫瘠的货币以生产的形式，在这一形式之下，货币能够产生货币。它生产出剩余价值，正如同无器官身体对自身的再生产，它生发着，并延伸到世界的每个角落。”③换言之，无器官身体作为巨大的无差别的客体，其所诠释的资本，既不是作为“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的资本①，也非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而是作为赋予在观念中的表象之生产的潜能，因此，等同于无器官身体的资本只能是金融化的资本。这一资本形态，并不出现在生产过程的结尾处，作为价值增殖的结果，在其现实性上，它总是作为为生产提供全部可能性的资本，出现在新的生产过程有待展开之前。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无差别的巨大客体”为何是停止的、僵死的，是“非生产性、贫瘠的”，但同时又是有待重新开始的。

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 Ed. de Minuit, 1972, p. 16.

②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 Ed. de Minuit, 1972, p. 14.

③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 Ed. de Minuit, 1972,p. 16.

052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1. 精神分裂分析：超越金融化的资本逻辑批判方案？

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对“无器官身体”概念的借用中彰显了精神分析与晚期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的一种呼应关系。在《反俄狄浦斯》中，这种呼应关系还有很多，其共同的理论指向或可概括如下：将为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的经济人假设与精神分析所假定的固定的三元结构进行理论上的等同(后文将对这一等同性做进一步的阐发)，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即对精神分析的批判。由此，马克思以现实的物质生产方式来阐发现实的个人的历史性，在德勒兹与加塔利这里转变为通过匮乏性欲望概念得以产生的方式来阐发一种欲望生产的历史性，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的第三章中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述中。这一生产性欲望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同时也是资本逻辑展开的历史。在此，资本逻辑不仅是不断有待重新开始的无器官身体，同时还以精神分裂的方式不断诠释着一个非固定的、离散的资本增殖方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精神分裂分析不仅构成了对精神分析的批判，同时也构成了对以资本金融化为表现形态的欲望经济学的批判。资本逻辑在金融化的趋向下，不仅要求形成固定的俄狄浦斯式三元人格结构(即经济人假定)，同时还要求形成资本投注的多元主义(同一资本可分裂为完全异质的多种产品，例如同一投资公司可以投注餐饮、交通与旅游等多个行业)，形成一种金融资本主义的精神分裂。由此带来了一个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即精神分裂分析虽然可以解构精神分析，但无法解构与精神分析共谋的当下资本的金融化的运行方式。这一理论困境导致德勒兹与加塔利在批判资本逻辑的过程中所提出的精神分裂分析最终带来的只能是资本逻辑批判的犬儒主义结论：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今天，为什么我们尤其需要阅读《反俄狄浦斯》？

053

哪一个才是解决方案？哪一条道路才是革命之路？精神分析几乎没有任何帮助，在它与金钱之间存在的最为密切的关系当中，它记录了其所面对的每个主体处于欲望核心处的那个体系，这一体系依赖于货币-经济体系，同时构筑了一个巨大的吸纳剩余价值的事业。但究竟哪一条道路才是革命的道路？是否有这样一条道路？—难道从世界市场中抽离出来，要如同萨米尔·阿明向第三世界国家所建议的那样，以一种法西斯式的“经济解决方案”的新奇路径来实现这一点？抑或在一种相反意义下来实现这一点？也就是说，将市场的运动、解码的运动以及去领土化的运动进一步推进？因为或许对于精神分裂者来说，基于诸多流的理论与实践之视角，诸多的流还仍然没有被充分地去领土化，没有被充分地解码化。无法从这一过程中抽身而出，而是需要在其中走得更远，“加速这一过程”，正如尼采所说：事实上，在这件事上，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进展，①

054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于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对资本的金融化操作中展开了如此富有想象力的描述性批判，最终却无法为超越这一资本逻辑提供任何可行性的政治方案？根本原因在于其批判的对象，即资本的金融化展开过程自身拥有一种将一切与之对抗的力量都转变为可资本化的潜能，从而使得对这一资本形态的任何一种批判，不过成为其欲望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最终都会被纳人欲望生产的“过程性”之中，成为其资本金融化得以完成的必要条件。正因如此，用以描绘这一资本金融化的精神分裂与精神分析的对峙，就如A与非A的对峙，尽管两者似乎截然对立，但都不过是一个完整的A的不同组成部分。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分析语境中，精神分析与精神分裂，作为互相对峙的两种欲望机制，共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资本逻辑。

于是，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揭示精神分析何以能够成为资本逻辑的共谋者和帮凶，以深化我们对于“精神分裂分析”之理论困境的理解。概而言之，精神分析正是通过构筑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神话，从而将资本逻辑得以生发的内在动力—匮乏性欲望建构为固有人格结构必然的，从而也是普遍的诉求，资本逻辑由此也获得了其自然而然的全部合法性：“俄狄浦斯的限定是一个包含着父亲-母亲-孩子的三角模型，它是家族的人格化的凝聚。但当精神分析构筑这个教条的时候，它并没有忽略在儿童中存在着的那些前俄狄浦斯式的关系，在精神病中存在着的那些外向型俄狄浦斯式的关系以及在其他人中存在着的类俄狄浦斯式的关系。俄狄浦斯的功能、作为一种教条·或者作为‘核心情结’，与一种强制无法分割，通过这种强制，精神分析的理论家们自我提升为一个普遍化的俄狄浦斯的概念。”①在此，俄狄浦斯情结已然成为某种完整的意识形态，它有固定的分析模型：父亲-母亲-孩子。这一模型是武断的，它以家庭的构成模型为基点来推演人的无意识结构。在这一结构当中，原本作为一个神话叙事的俄狄浦斯变成了人无法逃避的宿命。但这一宿命不过是精神分析为匮乏性欲望的生成机制所编造的神学叙事。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固守着这一点：欲望被视作一种禁忌，这一禁忌建基于固定的人格化的身份认同，即儿子不能对母亲产生欲望，更不能因此而杀父娶母，因此：父亲-母亲-孩子之间的人格关系就被完全确定下来，并构筑了某种强制性。我不能是儿子的同时是父亲，同时是母亲。我只能在父亲-母亲-孩子的三角架构中找寻到自己的位置。

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l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p. 284 – 285.

今天，为什么我们尤其需要阅读《反俄狄浦斯》？

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