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劳伦斯深刻地指出，性征，同时还包含贞洁，是某种与流有关的事物，“一种无穷无尽，甚至相互对立的流动”。所有一切都依赖于流的方式，不管它是客体之流、源头之流还是目标之流，它们都依据恒定的形象被符码化，被截断，抑或相反，它们被解码之链所捕获，这一链条将依据诸多流动的以及非形象化的点(精神分裂-流)将这些流再截断。劳伦斯被这种永恒不变的同一性的意象之贫乏所捕获，那些形象化的角色如同加诸性征之流之上的束缚：“未婚妻、情人、妻子、母亲”——我们还可以说“同性恋、异性恋”等——所有这些角色都是由于俄狄浦斯三角模型，即父亲-母亲-孩子，所赋予的，在其中，富有表象性的“我”，通过固化、压抑、圣母升天(assomption)、升华等方式，作为父亲-母亲之表象的功能而被界定，所有这一切都遵循着怎样的法则？即巨大菲勒斯的法则，无人拥有这样的菲勒斯，它意指一种专制，引发了最为悲惨的战争，共同性的缺失，由此带来相互排斥，在其中所有的流被愧疚意识以及怨恨抽取、干涸。“将一个女性供奉起来，抑或相反，弃之如敝屣；使其成为掌管家务的典范，一个母亲抑或模范妻子，这些都是以欺骗的方式来与她签订的合同。一个女性不能被形象化为任何东西，她没有特定的，以及被界定了的人格。一个女性是一个奇异的、轻微的空气的震动，完全无意识地、易被忽略地向前去探寻一个能够呼应她的震动。抑或说她是一个让人痛苦的震动，对于耳朵来说是混乱而难以忍受的，她前进着，并伤害着那些在其范围之内所遭遇的一切。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也是如此。”①我们不要过快地嘲笑在这些类似的文本中存在着的泛神论之流，即便在自然当中，在外在风景当中，要如劳伦斯所企及的那样，去-俄狄浦斯化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精神分析与精神分裂分析之间存在的根本区分如下：正是精神分裂分析触及了无意识的层面，它非形象化，并且非符号化，只是在其作为一种抽象的、精神分裂之流的抑或欲望-真实的图画的意义上成为某种纯粹抽象的具象(figural abstrait)，它在最低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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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H,Lawrence, «Nous avons besoin les uns des autres», 1930, in Eros et les Chiens，Ed Bourgois，p. 285.同时参见《色情与猥亵》(Pornographie et Cbscénité,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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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性的条件中被理解。

精神分析究竟做了什么？抑或者，除了把性征束缚于死亡的小秘密的桎梏之下，转而诉诸医学的方式，将其公布于众，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一个俄狄浦斯式的分析，弗洛伊德还做了什么？人们告诉我们：看吧，这很平常，所有人都是如此的，但人们仍然将性征作为一个让人感到羞耻的、贬义的概念，一个具象性的概念，正如那个审查官的概念。确切地说，精神分析没有完成它在构图上的革命。有一个弗洛伊德牢牢抓住的命题：力比多只有在其被去性化(désexualiser)以及被升华的条件下才能被投注于社会场域当中。如果确实如此，这是因为首先要在纳西西斯、俄狄浦斯、自我以及家庭等狭窄领域内保持性征。至此，所有与性有关的力比多的投注的社会性维度对于弗洛伊德而言似乎都被视为一种病态的状态，纳西西斯主义的“固守”，向俄狄浦斯以及前俄狄浦斯阶段的“蜕变”，由此，同性恋被解释为一种被强化的冲动，正如将偏执狂解释为一种自卫的方式。①相反，我们却看到，那些力比多通过爱与性征所投注的正是社会场域自身，贯穿于这一社会场域中的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种族的，以及文化的确定性；力比多不停地嘲弄着历史，连续性、天国、种族以及文化等等。在此，并不是用历史性的表象去替代弗洛伊德无意识的家庭性的表象，抑或那些集体无意识的典型形态。我们在此所需要注意到的是，我们有关于爱的选择正处于“动荡”的十字路口，换言之，这是有关链接之流、析取之流与合取之流的实验，它将横贯整个社会，它们进人，它们输出，它们与其他社会相连接，古代的抑或现代的，遥远的抑或消失的，死去的抑或刚出生的，非洲的抑或东方，它们之间总是被力比多的隐形线索所贯穿。并不存在地理-历史性的诸形象抑或雕塑，尽管在我们的学徒阶段，我们总是自愿地与它们相伴，书籍、故事、再生产，以及我们的母亲，它们都同样伴随我们左右。但诸多的流与社会集群的符码从不塑形，它所意指的只是在无器官身体之上某些力比多的强度区，它只是通过我们注定要去追求热爱的存在来发送、收回与截断，这样的一个关节点(un point-signe)，即一个在强度身体的网络当中存在的特异之点(un point singulier)回应着历史，后者与其共沉浮。《格拉迪沃》①，弗洛伊德从未如此深远……简言之，我们的社会场域的力比多投注，那些反动的抑或革命的要素，都被如此完美地掩盖着，它们是如此这般无意识，如此完美地被前意识的投注所遮蔽着，以至于它们只能在我们的性爱选择当中显现出来。爱并不是反动的抑或革命性的，但它是力比多的社会投注的反动性以及革命性特质的指数。男人与女人之间(男人与男人，抑或女人与女人)欲望的性欲关系也是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征象(indices)。爱与性征是一些不同的延展程度抑或不同的梯度，这一次是诸多的无意识，是社会场域的力比多投注。所有那些被爱的抑或被欲望的存在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陈述的践行者。当然，事实并不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力比多应被夫性化抑或被升华，以便投注于社会集群及其诸多流，相反，爱、欲望以及它们的流直接地呈现为无升华的力比多以及其性投注的社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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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reud, Cinq Psychanalyses, p.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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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詹森的《格拉迪沃》(LaCradiva)，一个弗洛伊德分析的文学作品。这部短篇小说尤其适用于证明弗洛伊德的工作过程：身为考古学家的小说主人公汉盂德在其梦境和妄想中的冒险经历可以作为临床病例的演变形式来解读，亦如分析帅对患者的观察那样。此外，整部小说中汉诺德的考古方法与精神分析师研究无意识各个层面的工作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故而弗洛伊德经常将分析师的工作喻为考古学家的工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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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探寻有关精神分析主题的人们而言，我们不应给出大量带有分析性认识论的种种思考，而是转向一些更为谦卑而严谨的主题，诸如弗洛伊德思想当中有关女佣与仆人的理论。真正的征象就存在于那里。因为，有关女佣的主题在弗洛伊德的研究领域当中到处存在着，由此在弗洛伊德的思想当中产生了一个典型性的迟疑，这种迟疑被太过迅速地消解了，这有利于精神分析的教条的形成。飞利浦·杰拉德(Philippe Girard)，其著名的未刊稿对我们颇有启发，在多个不同层面提出了这一问题。第一，弗洛伊德在其社会情结(complexc social)的语境下发现了“自身的”俄狄浦斯，在这一社会情景中，富裕家庭当中准-长兄的角色与出身贫穷的手脚不干净的女佣之间上演了一出戏剧；第二，家庭性的浪漫故事与那些一般意义上的疯狂行为被弗洛伊德作为社会场域中的真实派生而呈现出来，在其中，用来替代父母的是，那些地位较高的或地位较低的人格化存在(被波希米亚人所带走的公爵夫人的孩子，抑或被中产阶级所收养了的穷人家的孩子)；当一个人宣称其贫困的出身，以及其作为仆人身份的父母的时候，俄狄浦斯已经在其中发挥着作用了。第三，鼠人，作为军人，不仅将他的神经症放置于彻头彻尾的社会场域当中，让这一神经症纠结于那源于东方的酷刑，而且将这一神经症放人由一个富裕女性与贫穷女性，这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所构筑的一个场域之中，将其放置于一个与父亲的无意识所展开的奇怪无意识交流当中。拉康最先强调了这一主题的提出足以让整个俄狄浦斯陷入质疑当中；他指出某种“社会情结”的存在，在其中，主体有时候试图承担它自身的角色，但其代价是性对象被分裂为富裕女性与贫穷女性，而有时候虽保障了对象的统一性，但其代价是“他自身的社会功能”在其链条的另一端上发生二重分裂。第四，狼人所展现的对于贫困女性的特定品位，那趴在地上洗衣服的农家女，抑或正在擦地板的女佣。①然而，关于这些文本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在整个力比多的社会性-性欲投注以及这些客体对象的选择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否必然单纯依赖于家庭化的俄狄浦斯？我们是否需要借助于将这些投注与选择阐释为对乱伦的对抗而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拯救俄狄浦斯？（由此，家庭故事，抑或俄狄浦斯自身的愿望产生于那被宣告无罪的贫穷父母)是否应将这些投注与选择理解为对乱伦的妥协和替代？（由此，在《狼人》当中，农家女成为姐姐的替代，她们甚至拥有着相同的名字，抑或那个趴在地上正在工作的人，作为在性交当中惊讶的母亲的替代；在《鼠人》当中，存在着对父亲地位的伪装性重复，其代价就是将俄狄浦斯丰富为抑或拓展为“象征”的第四个术语，它所思考的是借助于力比多在社会场域中的投注而产生的二重分裂。)弗洛伊德牢牢地把握这一方向，按照其所承认的那样，他更为坚守的是，他要修正荣格与阿德勒的相关想法。在其洞察到了狼人那里存在着“试图贬低”女性为性爱的对象之后，弗洛伊德得出结论：他所关涉的仅仅是一种“理性化”过程，其所关涉的是“真实的以及深刻的确定性”，这一确定性总是将我们带回到姐姐、母亲当中，将其仅仅视为“纯粹的爱欲的流动性”！在此，俄狄浦斯的永恒赞歌再一次响起，这是一曲永恒的催眠曲，他写道：“孩子们从未关注社会性的差异，对于他们而言，这些社会性差异没有说出什么重要的事情，当某些人爱他如同父母对他的爱一样，那么他就会将其放人父母的序列，并对其进行分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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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第—点,参见 Ernest Jones, La Vie et l'Euvre de Sigmund Freud, tr.fr.P.U.F.，t. I，ch I；关于第二点，参见弗洛伊德，《有关神经症的家庭故事》(LeRoman Familial des Névrosés)，1909;关于第三点，参见《鼠人》(L'Homme auxRats)随处即是;以及拉康的文本，《神经症个体的神话》(Le MytheIndividual duNéurosé)C.D.U.，Pp. 7- 18(同时 p. 25，关于“俄狄浦斯全部主题的批判”的必要性)；关于第四点，参见“狼人”,《精神分析五讲》(Cinq Psychanalyses)，pp. 336,396，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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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重新跌入一个错误的选择当中，在其中弗洛伊德被俄狄浦斯所主导着，并随后在与阿德勒和荣格的论战当中得到进一步确证：抑或，他会说，你放弃力比多中性之地位，以便凸显个体的和社会的意志力抑或前历史性的集体无意识——抑或，你在给予力比多以性欲之居所之时，并使得父亲-母亲成为“纯粹爱欲的流动”之时，认出了俄狄浦斯。俄狄浦斯，纯粹精神分析师的试金石，成功实施阉割的神圣之刀被打磨锐利。当弗洛伊德讨论家庭故事之际，在俄狄浦斯的陷阱关闭之前，另一个路向又是什么？这正是飞利浦·杰拉德所发现的东西，至少以假定的方式被提出：没有一个家庭没有处理过液泡，没有一个家庭没有经历过额外的家庭性(extra-familiales)的截断，借此，力比多猛然涌人，以性的方式投注于非-家庭(le non-familial)之中，换言之，这是在“更为贫困抑或更为富足”经验性分类之下被确认的另一阶级。大他者与欲望之地位无法分割，它难道不是一个社会性的他者？一个所谓的社会的差异，并在家庭的范围之内作为非-家庭性的要素被投注？这“另一个阶级”从未被力比多把握为母亲的崇高的抑或悲惨的意象，而是被把握为一个陌生人，非-母亲、非-父亲，非-家庭，它是一个在性之中非-人的征象，否则，力比多将不能借助它的欲望机器而上升。阶级的斗争触及欲望之考验的核心之处。并不是家庭的故事派生了俄狄浦斯，而是俄狄浦斯派生了有关家庭的故事，并借此，派生出社会场域。在此，问题并不在于否认父母性交的重要性，以及母亲地位的重要性，而是当她的地位被与擦地板的女佣，抑或一个动物相类比的时候，究竟是谁赋予弗洛伊德以权利去说那个动物抑或女佣可以与母亲相等价，无论社会或性别差异如何？为何弗洛伊德无法得出结论，即认为母亲不仅发挥着母亲的功能，在孩童的力比多当中，在引发了差异化的社会性投注的同时还带来了非-人(non-humain)的性关系？因为，不管母亲是否工作，不管母亲较之父亲是出身贫寒还是出身富足等，这是一些截断和流，它们横穿家庭，但各个部分都超越了家庭，而并非拘泥于家庭。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追问，力比多是否认识父亲-母亲，抑或是，力比多是否如其他事物一样，促使父母发挥作用，即作为生产的践行者，与欲望-社会的生产中的其他践行者发生关联。基于力比多投注的视角来看，父母亲不仅向他者敞开，他们同时也被那个依据社会生产与欲望生产的法则而被去-家庭化的他者重新切割与分裂：母亲自身可以作为富家女抑或寒门女，可以作为女佣，也可以作为公主，作为美丽的女儿抑或年老的女性，作为动物抑或神圣的处女，抑或同时是两者。所有一切都在那架能够爆破家庭诸多确定性的机器当中展开自身。正是孤儿的力比多的投注，正是社会的欲望场域，正是在生产的与反-生产的场域及其诸截断与诸多的流当中，父母亲在截然不同于其他角色以及其他功能的非-父母亲化的角色和功能中被捕捉到。这是不是说父母亲就没有类似的无意识的角色？当然不是，他们拥有这样的角色，但其采用的是两个明确的方式，它们解除了父母亲被设定的自发性。根据胚胎学家们对于卵子的区分，卵子被分为刺激者与组织者，父母亲是某种价值的刺激者，他们将在无器官身体之上引发不同梯度与强度区的再分配：每一情境下存在的富足与贫穷的相互比较，不过是较为富足与较为贫苦，其所彰显的都是某种社会性差异的经验形式。以至于父母亲在这种差异性内部将自身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在这一区域内重新分派，但其所依据的不再是父母亲这类区分。其组织者，是欲望的社会场域，其自身意指了某些强度的区域，它与那些使这些强度的区域充盈起来的诸存在(les êtres)在一起，确定了这些强度区域的力比多投注。其次，作为父母的父母这一称谓，这些术语所表达的是力比多所投注的社会场域的折叠，最终折叠为到达的集合(ensemble fini d'arrivée)，而这一达到的集合只存在于阻挠与遏制之中，这些阻挠与遏制所对应的是在场域中实践着的压迫-压抑的机制：俄狄浦斯，就是俄狄浦斯。在这意义当中，精神分裂分析的第三个主题将社会场域的力比多投注优先赋予了家庭的投注，不管是从事实上，还是从法权上看，在其起始处都是任意的激发，在其终结处则都导致一个外在的结果(résultat extrinsèque)。非-家庭性的关系总是最重要的，其在社会生产之中采取了性征场域之形式，而在欲望生产当则采取了非人化性欲之形式(巨人与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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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reud, Cinq Psychanalyses,p. 400(et pp. 336 - 337,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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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有一种感觉：家庭都太过于顺从精神分析的教导，或迟或早地，让其成为时代之潮流：家庭总是上演着俄狄浦斯，彰显某种崇高的不在场证明。但在其背后，存在着是与经济状况有关的情景，母亲被束缚于家务劳动，抑或在外面从事一份艰难而无趣的工作。孩子，其未来还是非确定的，父亲厌倦了养活整个世界——简言之，这是他与外界所发生的基本关联，而精神分析师们只顾袖手旁观，他们太过关注于让他的客户玩好这个游戏。但经济性的情景，与外界产生的某种关系，这正是力比多所投注的以及作为性的力比多所反-投注的一切。我们随着流及其流的截断本身起起伏伏。我们有必要去思考一下那些试图让自己精神分析化的人的动机。其所关涉到的是对经济状况的依赖，对于欲望的忍无可忍，抑或欲望的投注中诸多的冲突矛盾。精神分析者，在其治疗的过程中说了很多钱的必要性，但对于这样一个问题表现得漠不关心：究竟是谁付钱？例如，一个由妻子与丈夫一起所产生的无意识的冲突所引发的分析，最终却是丈夫要去为妻子支付接受精神分析的费用。这并不是我们唯一一次遇到有关于货币的二重性的问题，货币既是一种外部融资结构，又是一种内部支付手段，其目的是“隐藏”其所承载的东西，这对资本主义制度至关重要。然而探寻在分析室中存在的这种本质的遮蔽，及其微观化的呈现方式，是极为有趣的工作。分析者们谈论着俄狄浦斯，谈论着阉割、性的必要性，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属人的性别，女人放弃了对菲勒斯的欲望，男人放弃了对男性的抵抗……我们认为，没有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孩子，能够如此这般地接纳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其所处的地位，因为这一地位与菲勒斯和阉割没有关系，而是与他们无法忍受的经济依赖性有关。那些成功“接纳”这一地位的女性与孩子，他们只有通过迂回的方式，确认自身与作为女性-存在(être-femme)与作为孩子-存在(être-enfant)之确定性全然无涉。所有这一切都与菲勒斯无关，但与欲望有很大关系，与作为欲望的性征有关。因为菲勒斯从未成为欲望的客体对象，也从未成为欲望的原因，然而它自身却是阉割机器(1'appareil)，给欲望带来匮乏的机器，它让所有的流干枯，使所有外在和真实的截断成为一个与外在、真实的切割。从外面看来，在分析师的工作间中菲勒斯总是在分析中渗透得太多，甚至在封闭的家庭化场景中，它也显得太过多余。分析师提供了一个纯粹的分析舞台，分析室内的俄狄浦斯与阉割，它应有隶属于自己的现实，自己的证明，其与所有运动相左，它证明自身的方式只有通过不走，不结束。精神分析变成了单调乏味的麻醉剂，在其上，最奇怪的人格化依赖允许病人忘记在长沙发上所度过的时间，是经济的依赖性推动着它的进行(有点如同解码之流所引发的奴役的强化）。这些精神分析师，将妻子、孩子、黑人、动物都俄狄浦斯化，他们是否知道他们究竟做了什么？我们梦想着进入他们的房间，打开他们的窗户，然后说：这里感觉很窒息，让我们与外界发生些许关联吧……因为欲望在与外界隔绝，与其经济的抑或社会的投注与反投注隔绝的时候，它将无法生存。如果存在这一个“流动着的纯粹爱欲”，如果按照弗洛伊德术语来说，一定不是俄狄浦斯将其聚集起来，也不是菲勒斯让其流动起来，更不是阉割使它发生转换。流动的爱欲，纯粹的爱欲在社会场域四处游弋着，它游弋之处，也是欲望机器在社会机器当中自我聚集与自我驱散之处，也是爱，沿着逃逸线抑或整合之线，在十字路口处所产生出的对某个对象的选择。艾伦①是否已经带着他的长笛离开，这一长笛不是菲勒斯，而是欲望机器，抑或去领土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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