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假定一切都被承认了：只有在此后(par aprés)才能被承认。正是在这个“此后”之后，力比多才投注于社会场域，力比多也才能“成为”社会的和形而上学的。这有助于拯救弗洛伊德之基础立场，即力比多为了能够让这样的投注运行起来而自我去性征化(désexualiser)—但这一过程要起始于俄狄浦斯，孩子、父亲、母亲(前俄狄浦斯阶段自身以结构化的方式抑或末世论的方式与俄狄浦斯的组织化关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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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此可能意指的是美国作曲家艾伦·科普兰(Aaron Copland)：科普兰(1900—1990)，美国作曲家。他是第一位被认为有本土风格的美国作曲家。他的第一首作品是《管风琴交响曲》(第一交响曲，1924)。这首作品1925年首演后，科普兰被贬为不谐和音的信徒。—译者注

第四章 精神分裂分析导论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此后”的概念隐含着对于当下要素之本质的根本性误解。因为，抑或力比多是在分子式的欲望生产当中被捕获，它对于诸人格(les personnes)的无知如同对自我的无知一般——自我近乎是纳西西斯主义的未分化的状态——但力比多的诸投注已经是差异化的，其所依循的前-人格化的制域(le régime prépersonnel)，这一制域所涵盖的是部分客体、特异性、强度，以及欲望机器的部件和碎片。在这一制域当中，我们不能认出母亲、父亲与孩子。（我们已经看到了那诉诸部分客体，并使其成为父母亲人格化的表象抑或家庭关系的支撑者将会有多么矛盾)；抑或力比多投注为某些人格化的存在以及自我，但它已经在社会生产以及社会机器的生产当中被捕获，它不再被差异化为家庭存在，而是作为克分子集合的衍生，其所隶属于的是另一类制域。的确，社会性与形而上学性同时来临，其所依据的是过程所同时具有的两重意义，即作为社会生产的历史过程与作为欲望生产的形而上学过程。但他们并不是在“此后”来临的。总是存在着一幅林纳德的画作①，在其中，一个巨大的孩童已经在一架社会机器之上接通了欲望机器，父母亲在此都处于短路状态，他们只能在一种情景抑或另一种情景当中作为生产的与反-生产的践行者介人其中。只有社会性与形而上学性存在。如果此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肯定不是力比多的社会性的和形而上学性的投注，而是无意识的综合；相反，这就是俄狄浦斯、纳西西斯主义以及精神分析的整套概念。生产的要素总是“当下的”，即便延伸至最遥远的童年时代亦是如此：当下并不意指与孩童期相对立的“近来”(récent)，而是指“处于行动中的”(en acte)，以便与那些潜在的，以及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即将到来的东西相对立。俄狄浦斯，是潜在性的，并且是反动的(réactionnel)。在此我们需要考虑俄狄浦斯实际上得以实现的诸条件：“出发的集合”(un ensemble dedépart)，是超无限的，它由所有的客体，所有的践行者，所有的社会的-欲望的生产关系所构筑成，最终却被归结为一个“达到的集合”，即有限的家庭集合(最少，三个术语，人们能够并且也应当增加一些，但不能达到无限)。这样一种应用事实上假定第四个流动的、推理出的，象征性的抽象菲勒斯，它负责实施一种折叠抑或一种勾连；这种应用有效地在最小的家庭集合所包括的三个建构性的人格（personnesconstitutives)之上运行着，抑或在他们的替代者之上运行着一—父亲、母亲与孩子。但人们不可能就此停驻，三个要素趋向于被还原为两个，或者在阉割的场景下，父亲杀死孩子，或者在乱伦的情境下，孩子杀死父亲，或者在恐怖的母亲的场景下，母亲杀死了孩子和父亲。随后，在自恋中从两个人变成一个人，这不是俄狄浦斯之前的事，而是它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谈论一架纳西西斯式-俄狄浦斯的机器，直至最终自我遭遇死亡，作为一个纯粹废除的零度术语(le terme zéro)，自俄狄浦斯化之欲望的起始处萦绕其间，并最终，人们将其认定为所谓的塔纳托斯(Thanatos)般的存在，①4,3,2,1,0，俄狄浦斯是走向死亡的一段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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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其所作的《机器男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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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以来，对于精神疾病的研究以及对愚人的研究就始终是被禁锢于家庭及其亲属关系的预设之内，被禁锢在人格化以及自我主义(moiique)的预设当中。我们已经看到，追随着福柯，19世纪的精神病医师已经将家庭一方面视为导致精神疾病的原因，另一方面又将其视为精神疾病的判定者。封闭的收容所作为一个人工家庭，负责将负罪感内化并承担责任，将愚人收纳其中，运用当下随处可见的父亲-孩子的关系来完成治疗。在这方面，精神分析非但没有脱离精神病学，反而把精神分析的要求带到了收容所之外，并首先强加给家庭某种“自由”的、内在的、富有强度的、充满幻想的效用，它似乎特别适用于那些被孤立起来的神经症。但是，一方面，有鉴于精神病患者的抵抗力，另一方面，则考虑到社会性病原学的必要性，致使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师在开放的条件下重新部署一个大家庭的秩序，对这个家庭的掌握一直被认为掌握了疾病和治疗的秘密。在将家庭按照俄狄浦斯进行内化之后，人们将俄狄浦斯外化于象征秩序，制度化秩序，共同体的、部门的秩序当中。存在着一个贯通于全部现代性意图之内的常量。如果说这一趋势在精神病理学的共同体当中的应用显得很幼稚，“返回到家庭的治疗”，向人格的确证的回归，向自我的整体性回归，所有一切都得益于在三角形的神圣形式当中的成功阉割，那么同样，另一趋势在更为隐蔽的形式之下在另一进程当中展开自身。拉康的象征性秩序被曲解，用来建立一个适用于精神病的俄狄浦斯结构，并将家庭坐标扩展到他们的真实的甚至想象的领域这并非偶然。体制分析(l'analyse institutionnelle)很难阻止重新建立人工家庭，这也绝非偶然，象征性秩序已经渗入这一治疗当中，它用臣服群体所具有的全部致命的特征改造了群体化的俄狄浦斯。但更进一步说，反精神病学在重新部署的家庭中揭开了社会和精神分裂因果关系的秘密。也许这就是神秘化最明显的地方，因为反精神病学在某些方面最适合打破传统家庭的参照。我们在对美国家庭的研究当中，事实上看到什么了呢？这些家庭正是被反-精神病专家所理解和把握的。被视为裂生性(schizogènes)的东西完全出自普通的家庭，普通的家庭性机制，普通家庭的逻辑，换言之，几乎没有神经质。在所谓的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专著中，每一个人都很容易认出自己的父亲，自己的母亲。即例如贝特森“双重困境”(double impasse)抑或“双重认知”(double prise):哪一类父亲没有同时引发双重的矛盾性的禁令？“我的儿子，我们做朋友吧，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同时“注意，我的儿子，不要将我视为你的同伴”。这里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产生精神分裂。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已经看到双重困境并不能界定特殊的裂生性的机制，但只能在其拓展的范围内被归纳为俄狄浦斯。如果在此存在着真正的困境，真正的矛盾，那只能是研究者自己所陷入的矛盾，因为当他试图指认裂生性的社会性的机制的时候，同时在家庭秩序中发现这些机制，而在社会生产和精神分裂过程却逃避了这些机制。这种矛盾在莱恩那里被特别地体验到，因为他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反-精神病学家。然而，当他着手与精神病理学的实践割裂开来，开始展开对于一种精神病的社会性缘起的指认，并呼吁治疗条件中将“旅行”作为过程的一种延续，以及将所谓“正常自我”的消解作为治疗的必要性前提的时候，他却再次跌人了对家庭性的、人格化的以及自我主义的理解公设之中，它们所引发的治疗不过是“在父母之间获得真诚确认”，一种“对诸人格的认知”，对真实自我抑或自己的发现，正如在马丁·布伯①那里一般。②除了遭到传统权威的敌视，反-精神病学的真正失败之处在于：他们再一次借用了家庭性的精神病理-治疗方式，借用了精神病理学的相关组织所采用的方式，最终莱恩自身退回到了东方。是否存在着另一层面上的矛盾，一种类似的情景？在其中，人们试图将拉康的教导激进化，人们将拉康的思想重新放置到了家庭的以及人格化了的轴线之上，—拉康在非-人的“客体”当中指认了欲望的原因，这一原因与人格自身相异质，在最低限度的同一性的条件之下，它逃避了主体间的相互协调以及意指(signification)的世界。

① 塔纳托斯(Thanatos)，古希腊神话中的死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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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丁·布伯(德语：Martin Buber,1878—1965)，奥地利-以色列犹太裔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他的研究工作集中于宗教有神论、人际关系和团体。他的影响遍及整个人文学科，特别是在社会心理学、社会哲学和宗教存在主义领域。—译者注

② Ronald Laing, Soi et les Autres, 1961, 1969, tr. fr. Gallimard, pp. 123 - 12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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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登布人(Ndembu)长命百岁！因为按照人种学家特纳的详尽描述，一个恩登布人的医生知道如何将俄狄浦斯视为一种显象(une apparence)，一种装饰，让其重新成为社会场域的无意识力比多的投注。俄狄浦斯的家庭，特别是在其最为现代的形式之下，使得人们试图在今天去发现裂生性的社会生产，变得不再可能。首先，人们还并不确信家庭表达了一种最为深层的社会矛盾，人们为其赋予了一种小宇宙的价值，人们给予了它一种必要的中介的角色，从而使得社会异化转变为精神异化：更进一步说，似乎看起来，力比多并不是直接投注于如此这般的社会矛盾，为了将其唤醒，它还需要被依照家庭的符码翻译出来。正是在这里，人们已经用一种家庭性闲聊与表达替代了社会生产，人们在唯心主义精神病理学的范畴中重新发现了社会生产。不管怎样，人们认为社会是无辜的；剩下来要去做的只是去谴责那些家庭疾病的特性，抑或更为一般地说，是关于现代生活方式的诸多粗陋的思考。人们由此将本质扔到了一边，即社会在其基础层面上是精神分裂的，其生产方式，其最为精确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循环方式都是如此：力比多投注于这一社会场域当中，这种投注的方式并不是一种通过家庭-小宇宙所表达和翻译而成的形式，而是通过在家庭中让非-家庭性的截断与“流”运转起来的方式来实现投注；由此家庭的投注总是欲望的、社会性的力比多投注的一个结果，是其初级阶段。最终，精神的异化直接地被重新归入这些投注当中，其所涵盖的社会性并不少于社会性异化，从而使得精神的异化就其自身而言重新回到了利益(intérêt)的潜意识的投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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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仅在其病理特征当中从未能够对社会生产给出具体的评估，而且，他也没有看出精神分裂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与作为疾病的精神分裂的关系。因为，人们试图将它们都神经症化。毫无疑问，这符合家庭的使命，即通过家庭的俄狄浦斯化，通过其自身陷入僵局的体系，通过其被分派的压抑来产生神经症。——没有这一压抑，社会压迫就无法找到它被驯化和压迫的主体，也不可能成功阻塞“流”的逃逸线。我们从不认为精神分析能够治愈神经症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这种治疗包含着一种无休止的维护，一种无休止的屈从，以及通过阉割而获取欲望！……同时包含着一种条件的构建，在其中主体能够尝试，将其疾病传递给他的后代，而非孤独、无力且只能自慰地死去。更进一步说：可能，某一天，我们将会发现，唯一不可治愈是神经症(源于无休止的精神分析)。当人们成功地将精神分裂转变为偏执狂抑或神经症的时候，人们开始击鼓相庆。可能正是在此，存在着诸多误解。因为，正是精神分裂者逃避了所有的家庭性的与人格学的俄狄浦斯式的背景参照——我不再说自我，不再说父亲-母亲一他谨守诺言。然而问题首先在于，是否正因这种谨守诺言，他才生病了，抑或正相反，在此存在着精神分裂性的过程，它不是一种病症，不是一种“坍塌”，而是一次“突破”(unepercée)，它是如此让人恼怒，又是如此惊心动魄：穿越那将我们与欲望生产分隔开来的墙壁与界限，让欲望之流流动起来。伟大的莱恩，从雅思贝尔斯模棱两可的诸多直觉出发，强调了这一旅程难以置信的重要性。以至于没有一个精神分裂分析没有将其肯定性的任务与其摧毁性任务相混淆，后者坚定不移地要将正常的自我消解掉。劳伦斯、米勒，随后莱恩都深刻地指出：确切地说，无论男人，抑或女人都没有完美界定了的人格—所有的只是震动、流动、精神分裂以及诸多“关节点”。自我诉诸那自我得以产生的人格学意义上的相互协调，人格，就其自身而言，诉诸家庭性的相互协调，我们看到究竟是什么诉诸家庭集合以便自身生产出诸人格。精神分裂分析的任务就在于坚持不懈地解构自我以及其前提假设；释放那被其所封闭和压抑了的前-人格化的特异性(les.singulairités)，使“流”流动起来，从而使得这些特异性能发散开来，能接受或者拦截，并在身份认同的条件之下去构建最为深远也最富有终结性的分裂性以及诸多截断；组装了欲望机器，它将每一个重新切割，并与其他结群。因为每一个都是一小撮，并应照此而存活，抑或如同一个被砸碎的茶叶盒，每一个碎片被金子水泥重新粘连起来，抑或如同教堂的石板，每一个缝隙都被涂料和石灰所凸显(阉割与之相反，是统合的、克分子的、结疤的，非生产性的），精神分裂分析被如此这般地称呼，只是因为在其治疗的过程当中，它同时被精神分裂化了，而不是被神经症化，如同精神分析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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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作为疾病的精神分裂并不是作为过程的精神分裂，那么它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将“突破”转变为了“坍塌”？相反，这是一个过程的被迫停止，抑或其在空洞中延续，抑或其被迫将自身视为一种目标。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社会生产如何生产出作为疾病的分裂者：建筑于解码之流之上，解码之流构筑了它自已纵深的趋向抑或其绝对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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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资本主义从未停止与此趋向相左，从未停止祛除这一界限，并用其内在的相关界限对其加以替代，这些界限可能再生产出一些更庞大的标准，抑或流的公理，从而让这一趋向屈从于专制主义抑或更为强硬的压迫。从这一意义上说，矛盾不仅存在于那横贯于社会场域之中的流的层面，同时还存在于它们的力比多投注当中，它们都是流的组成部分——在专制国家偏执狂式的重组与肯定性的精神分裂式的逃逸线之间。至此，三个可能性被勾勒了出来：首先，在俄狄浦斯的子集当中，过程被捕获，欲望生产的界限被位移，被横贯，被略过。由此，分裂者实际上被神经症化了，正是这种神经症化的操作构成了它的疾病；因为，不管怎样，神经症化操作都先于神经症，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其次，精神分裂症抵制神经症化，抵制俄狄浦斯化。甚至于对当代资源的利用，纯粹分析性的场景，象征性的菲勒斯，结构性的丧失赎回权，父亲之名，都不可能对精神分裂捕获(同样，在这些现代资源中，拉康的发现被奇怪地运用，正是他最先带来了分析场域的精神分裂化……)。在这后一场景当中，过程(le processus)遭遇它所拒斥的神经症化，后者足以阻塞所有部分，并将其引导至以自身为目的：一个精神病患者是一个产物，他无法逃避被指派给他的压抑，以便他能够避开原初的压抑，在其之上封闭了无器官身体，使欲望机器沉默。与其说是神经症，不如说是紧张症，与其说是俄狄浦斯与阉割，不如说是紧张症，但它仍旧是神经症化的效果，同一疾病的相反效果。最后，过程在空洞中发生了转向。去领土化过程不再能够探寻并制造它自身新的领土。遭遇俄狄浦斯再领土化，那原始的、剩余的、荒诞的有限领土，将构筑为一些更具人为性的领土，无论是好，还是坏，除去一些偶然要素，都会以既定秩序来被安置：倒错者。此后，俄狄浦斯已经是一个人为的领域，哦，家庭！而对俄狄浦斯的抵抗，即向无器官身体的回复仍旧是一个人为的领土，哦，收容所。以至于所有一切都是倒错的。同样，所有一切都是精神病患者·偏执狂，因此所有一切都被那生产精神病患者的社会场域的反-投注开启。并且，仍然，所有人都是神经症患者，它们都是与过程相对立的神经症化的产物，最终，所有一切都是过程，作为过程的精神分裂·因为所有一切都依赖于精神分裂为尺度衡量，它自身的历程、神经症式的停顿、虚无中持续的倒错行为，以及其精神病性的终结，以及其精神病性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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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狄浦斯是依赖于整个社会场域在有限的家庭性角色中的应用而诞生的，就此而言，它并不意味着这一场域中的任何一种力比多式的投注，而是意味着一种特殊的投注，这一投注使得这种应用成为可能的和必需的。这就是为什么俄狄浦斯在向我们显现为一种神经症式的感觉之前，首先显现为一种偏执狂式的观念。实际上，偏执狂式的投注就存在于让分子式的欲望生产从属于克分子集合当中，这一克分子集合在无器官的平滑身体的一个平面上构筑，由此，甚至受制于社会集群的一种形式，而这一社会集群在一个确定的条件之下实施着平滑身体的功能。偏执狂式操作大众，从未停止构筑一个庞大的集合，发明了一种沉重的设备以便能够框定并且压抑欲望机器。当然，对于它而言，让其显得很有理性并不困难，将其诉诸集体的目标与旨趣，引发可实施的改革，有时甚至可能引发一些革命。但愚人洞穿了一切，在改革者的投注抑或那些革命的、法西斯主义的投注之下，它只能在前意识的微光中采取一种理性的姿态，由此带来了社会组织的奇怪话语。尽管这一话语可能揭穿谎言。听听那个总理，听听那个将军，听听那个工厂主，听听那个技术人员…听听那些在理性话语之下庞大的偏执性的谎言，它们都说为了他人，以沉默者的名义。正是在这被引发的前意识的目标和利益之下，掩盖着另一种无意识的投注，它自身拥有着平滑身体，独立于所有的目标，有着其自身的发展等级，不依赖于任何理智：就是当下这一等级(degré-là)，而非其他，不再更进一步；就是当下这一社会集群(socius-là)而非其他，无关其他。克分子机器的无利益之爱，一种真正的愉悦，以及其所承载的对那些不服从克分子机器的恨：所有的力比多都危在旦夕。从力比多投注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改良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甚至某些革命者之间并不存在很大的差异，他们只是在前意识的方法中可以略作区分，但就其无意识投注而言都是属于同一类型，哪怕当他们并没有与同一身体相结合。我们不能追随莫德·马诺尼，她在1902年的判决中看到了反-精神病理学的第一个历史性行动，即重新还给了薛伯庭长以自由和责任，同时还保留了对其诸谵妄之观念的继续认可。①因为在此有理由怀疑，这一判决是否总会是一样的，不管薛伯庭长是偏执狂，还是精神分裂，也不管他将自身视为纯粹的雅利安人，还是黑人抑或犹太人，不管是否表明其对于财产的管理有足够的能力，是否能够证明在其谵妄当中，被力比多投注的社会集群已然是法西斯主义的。作为屈服性机器的社会机器引发的是无与伦比的爱，它不能用利益来加以解释，因为利益是由其引发的。在社会的最基底，是谵妄，因为谵妄是这一社会集群的投注，它在诸目标之外。不仅在专制的身体之上，偏执狂激发了爱，而且在资本-货币(capital-argent)的身体之上，抑或在某种革命性的新的身体之上都是如此，在此刻，它是群居性(grégarité)的以及力的形式。被这一身体所占有抑或占有这一身体，让那些屈服群体一其中人们自身成为其诸碎片和部件一-运行起来，将其引人机器当中，以便在其中最终认出机械的愉悦，后者碾压了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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