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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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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ud Mannoni, Le Psychiatre, son Fou et la Psychanalyse , ch,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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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俄狄浦斯似乎是一种无辜的存在,一种私人化的确定性,它在精神分析室中被处理。但我们确实想知道俄狄浦斯所假设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投注——既然不是精神分析师发明了俄狄浦斯。精神分析师们满足于让其存活下去,让其发展下去:确证它,并给予它一种商品化的医疗形式。就欲望生产屈从于偏执狂的投注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一生产的界限可被位移,这一界限进入社会集群的内部,成为两个克分子集合之间的界限,社会集合的出发(lemsemble social de départ)与家庭性的子集的达到(lesous-ensemble familial d'arrivée),两者理应是一致的,通过这一方式,欲望被捕获人家庭性压抑的陷阱之中,由此成就了双重的社会性压迫。偏执狂将其谵妄运用于家庭之上,应用于它自己的家庭之上,首先是关于种族、血缘、阶级与普遍历史之上的谵妄。简言之,俄狄浦斯在无意识自身之内隐含着对整个社会场域中的反动的以及偏执的投注,它们作为一种俄狄浦斯式的因素行动着,它们一边刺激了前意识的投注,一边又阻碍这一投注。以精神分裂分析为视角,对俄狄浦斯的分析将儿子混乱的情感追溯直至谵妄的观念抑或父母亲的投注线(lignes d'investissement),父母亲内在化的表象的以及其替代者的投注线: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达到一个家庭的集合——家庭只是一个应用和再生产的场所——而是为了触及力比多投注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整合。以至于整个家庭性的精神分析——其中首先包含精神分析者要接受精神分裂分析的审判。在沙发上消磨时光的唯一方式,是去精神分裂分析那些精神分析师。我们认为,依据欲望的无意识投注与利益的前意识投注的本质性差异,前者在其自身的社会性承载当中以性征为其征象,这并不意味着它只须投注一个贫穷女性,一个仆人抑或妓女就足以带来革命性之爱。并不存在革命性的抑或反动性的爱,换言之,爱都不能通过其对象来界定,只能通过其来源,欲望的目标抑或冲动来界定。但存在爱的形式,它们是由历史的抑或地理的社会场域的力比多所带来的反动的和革命性投注的诸征象,从其中,被爱的存在以及欲望获得其确定性。俄狄浦斯是这些形式之一,是反动的投注的征象。诸多形象被界定下来,诸多角色被认同,人格被很好地区分开来,这就是劳伦斯简单勾勒出的诸意象-模型(les images-modeles):母亲、未婚妻、情人、配偶、圣女与妓女,公主与仆人,富家女与穷家女,他们都依赖于俄狄浦斯,甚至在其颠覆性和其替代性当中也是如此。正是这些意象的形式,他们之间可能关系的裁剪和整合,成为符码的抑或社会公理的产物,力比多贯穿其中。诸人格是源于社会集合的拟像,这个社会集合的符码以无意识的方式为自已投注。这就是为什么,爱、欲望呈现出反动性的甚至革命性之征象;后者相反所引发的是无形象的征象,在其中,诸人格让位于欲望的解码之流,让位于那些震动之线,在其中,意象的诸多截断让位于那些精神分裂者,后者构筑了诸多特异点(des points singuliers),一些不同维度上的符号-点(points-signes),它们使得“流”流动起来,而不是将其取消。那些无形象的爱,社会场域的革命性投注的征象,它们既不是俄狄浦斯化的,也不是前俄狄浦斯化的俄狄浦斯化与前俄狄浦斯化,两者是一回事—而是无辜的非俄狄浦斯化,它给予革命者以权利,宣称:“俄狄浦斯,闻所未闻!”去除诸人格与自我的形式,也不再利用未分化的前俄狄浦斯,而是诉诸非俄狄浦斯化的特异点之线,欲望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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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存在着某种性革命,它并不关乎于其客体对象,也不关注于其目标与来源,而仅仅是机械性的形式和诸征象。

精神分裂分析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主题是区分社会的力比多投注的两极:一极是偏执的、反动的以及法西斯主义的,一极为革命性的分裂。又一次地,我们没有发现运用精神病理学所流传下来的术语来分析无意识的社会投注之特性有什么不方便。在其范围之内,这些术语不再拥有家庭性的内涵,后者让这些术语成为一些简单的投射;就在此刻,谵妄也作为一种恰当的、直接的、初级的、社会性内容而被获知。两极都得以被界定,一极是通过生产以及诸多欲望机器对那些群居性集合的屈从而被界定,这一群居性集合在更大的范围内在力的形式抑或选择性的主权形式之下延展自身;另一极则通过颠覆的从属关系以及力的翻转来被界定;一极借助于克分子的、结构化的集合,这一做法碾压了特异性,在其中做了选择,并且规范了那些在符码抑或公理中所留下的特异性;另一极则借助于特异性的分子的繁复性,相反,它将庞大的集合视为其运行所需的恰当的质料。一极借助于整合之线(les lignes d’intégration)抑或领土化之线,它们终止了“流”,在其上绑上止血带,依据体系内在的界限重新规划“流”的方向,重新将其截断,通过这一方法,它们生产出一些意象,这些意象将填补独属于这一体系抑或这一集合的内在场域;另一极则借助于解码之流抑或去领土化而存在的逃逸线,发明了其自身无形象的截断性抑或分裂性,重新生产出“流”,总能越过符码化之墙抑或领土化之界限,后一界限将其与欲望生产分割开来,概述了此前所有的确定性;一极借助于臣服群体来界定自身;另一极则借助于主体-群体来界定自身。的确,我们遭遇了所有思考这些区分的各类问题。在何种意义上,分裂性的投注,犹如其他一般,被构筑成为历史的社会场域的真实投注,而不是一种单纯的乌托邦?在何种意义上,逃逸线是集体性的、肯定性的以及创造性的?无意识的两极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与利益的前意识投注又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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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了无意识的偏执狂式地投注在作为无器官身体的社会集群之上的建构,超越了其所指派或者分配的前意识的目标与利益。但这一投注是不可持续的,它必须始终隐藏在可分配的目标或利益之下,这些目标或利益被视为一般性的,即使它们只代表统治阶级的或其派系的目标或利益。一个确定的、坚定的主权的形式,如何能够容忍被野蛮的力量、暴力和荒诞所投注?甚至于那些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也仍然谈论着目标、义务、秩序与理性。甚至于最为疯狂的资本主义也以经济理性之名而言说。显而易见,正是在平滑身体的非理性当中,理性的秩序在符码之下,在确定它的公理之下,获得了无法解脱的固定化。更进一步说,无意识的反动的投注的出现,作为目标的消解,足以使其自身彻底转变,并使其过渡到力比多的另一极,换言之,过渡到革命的-分裂性一极,而投注如果不能颠覆权力,不能颠倒从属关系,不能让生产回到欲望之中,那么它也就无法成就自身;因为只有欲望可以没有目标而存活。分子式的欲望生产将通过以力的形式以及颠覆性的主权形式让克分子集合屈从于它,并在这一屈从中重新获得它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克罗索斯基,尽管已经将投注的两极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总是囿于一个能动的乌托邦的范畴,他这样写道:“所有至高权力都预见了其分崩离析的时刻……没有一种主权形式,为了其自身的凝聚,而不去支持对意识的这种理解:因为,一旦其主权意识到了它自已在构成它的个体当中的分裂,这些个体也就会解体……通过科学与艺术的迁回,人类存在不断地与这种固定性相对抗,尽管拥有这种能力,但其在科学中,并通过科学而产生的群居性的驱动使得这种突破失败了。当人类存在获知以某种去除了意图之现象的方式来表现自身的时候—因为所有的人类的意图都总是遵循着其中的保持和延续——就在此刻,一个新的创造物将宣告存在的整体性……科学通过其自身的步骤证明,它不停完善的方法不过是在其外部再生产一种自身没有目标、没有终点的力的游戏,在其中各色组合获得了这样或者那样的结果……然而,没有科学能够在社会群体之外来获得自身的发展。为了防止社会群体受到科学的挑战,他们把科学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各种工业规划中,它的自主性似乎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一个将艺术和科学结合在一起的阴谋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制度崩溃,生产资料彻底改变。……如果某种阴谋,如尼采所愿,让科学与艺术陷入被质疑的诸多目的当中,那么工业化的社会则似乎预先摧毁了这一阴谋,其通过将其所提供的东西用舞台呈现的方式来加以呈现,忍受着这一阴谋给这个社会保留下的痛苦:例如机构的结构性的爆炸,在富有实验性的多样化领域的样态下,最终展现现代性的本真面孔达到了尼采所游历的社会进化的最终阶段。就这一方面而言,艺术和科学作为一些主权形式突然出现,它们是尼采所构筑的反-社会学的对象—艺术和科学作为一种统治性的力量被建立起来,就在诸多机构的废墟之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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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学者、技工,甚至艺术家当中存在这种对艺术和科学的诉求?在这个世界中,科学与艺术自身如此强烈地服务于既有的主权(即使仅是通过资金投入的结构方式来左右着科学与艺术)。因为正是艺术,直至它达到了恰当的规模,发挥了它自身的天赋,它创造出解码的以及去领土化的链条,后者构建了欲望机器,并使其发挥效用。例如绘画中的威尼斯学派:威尼斯在原初国家的边缘发展了强大的市场化的资本主义的时候,它被赋予了广泛的自主权,它的绘画几乎完全融入了拜占庭式的符码,在拜占庭符码中,即使是颜色和线条也服从于一个能指,这个能指决定了它们的等级制度,作为一个垂直的秩序。但在15世纪中叶,当威尼斯的资本主义遭遇到了其衰败的最初迹象的时候,某种东西在绘画当中爆发了:我们说一个新的世界敞开了一种另类的艺术,其中线条被去领土化了,它的色彩被解码化了,它们只能诉诸它们自身所构筑的关系以及它们与诸他者之间的关系。从水平化的抑或融贯性的组织化当中产生了充满逃逸线和裂口的画作。基督的身体由所有的部分和所有的类型装置起来,在所有的角落中被抽取出来,扮演着无器官身体的角色,这是所有的欲望机器勾连交会之地,这是所有性虐待的实践之地,在其中迸发出艺术家的快感,甚至那些基督教中的同性恋的快感。诸器官是无器官身体的直接力量,它在无器官身体之上释放出诸多流,成千上万的伤口如同圣塞巴斯蒂安的箭①一般,通过生产其他各类“流”来将其截断与再截断。诸人格化以及诸器官都不再依据集体性的等级投注而被符码化,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仅为了其自身而存在,并关注其个人的事宜。作为婴儿的基督注视着一方,而圣母则听着另一方,基督代表着所有欲望的婴儿,圣母则代表着所有欲望母亲。一种亵渎的愉悦行为在普遍的私人化过程中延伸着。丁托列托①将有关创世纪的主题画成了一个漫长的队列,上帝站在最后一排,从左到右,来回晃动着,给出一个开始的指令。突然间,洛伦佐·洛托(Lotto)的画作横空出世,这一画作似乎也可能出自19世纪。当然,这一构筑了欲望机器的绘画之流的解码化,这些分裂的逃逸线,在古代符码的碎片当中被重新把握,抑或在新的符码当中被很好地引介,并且最先出现在绘画的独特公理当中,这些公理遏制了逃逸,封闭了那些线条和色彩之间融贯性的关联所构筑的集合,并将绘画诉诸古代的抑或新的领土化当中(例如,透视法)。因此,去领土化的运动的确只能被理解为领土化的反面,甚至对于那些残留的、人造的抑或伪造的东西来说也是如此。然而,至少某种东西已经突然出现了,它炸裂了诸多符码,拆解了意义,在诸多结构之下略过,让诸多“流”流动起来,在欲望的极限处实施截断:一个突破口。仅仅说19世纪已经在15世纪的平面上存在了还不够,因为应当说,这同样不过是19世纪的一个类比,应当说在拜占庭的符码之下已经流淌着被解放出来的异国之流。我们已经在透纳的画作中看到了这一点。他完成度最好的作品却常常被人们称为“未完成”的画作:一旦出现天才,就有某些东西不属于任何学派,不隶属于任何时代。在此出现了一个突破口—作为一个过程的艺术是没有目的的,但它总是如其所是地完成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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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ierre Klossowski, Nietzche et le Cercle Vicieux,pp. 175,202 – 203,213 - 214.(群居性的集合与特异性的繁复性之间的对立在这部著作中随处可见,随后还 可见于《活生生的货币》[La Monnaie Viv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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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圣塞巴斯蒂安(Saint Sebastian)是基督教中的殉道者。传统上认为他死于公元287年1月20日。圣塞巴斯蒂安在3世纪基督教迫害时期,被罗马教皇杀害。在文艺作品上,他被描绘成被捆住后用乱箭射穿的形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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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码与它们的意义、公理与它们的结构、意象性的图形等被填充的同时也是一些纯粹的符号关系,这些符号关系衡量着、构筑着特定的美学的克分子集合。这一集合的特质被诸多目的、学派与时期所界定。它们与最广泛的社会集合发生关联,在这些社会集合当中可以找到它们的应用,它们让艺术从属于阉割情结所构筑的至上权力的庞大机器。因此,对于艺术而言,存在着反动的投注的一极,一个晦暗不明的偏执狂-俄狄浦斯-自恋主义(纳西西斯主义)的组织化。绘画肮脏的用途,所围绕的正是这个肮脏的小秘密,它就在抽象绘画当中,在其中,绘画的公理不再是图形:绘画的秘密本质就是隐晦的。一幅俄狄浦斯式的绘画,这一绘画已与作为俄狄浦斯意象的神圣的三位一体决裂了,一种神经症的以及神经症式的绘画赋予“过程”一个目标,一个停顿,一个中断,抑或是在空无当中的一种延续。这种绘画在今天繁盛起来,它僭越了“现代”之名,是一朵有毒的鲜花,它让劳伦斯式的英雄这样说:“这就如同某种纯粹的谋杀——谁被杀害了呢?………所有被人们体会到的怜悯的内心都被杀害了……可能被杀死的是一种愚蠢,一种情感性的愚蠢,艺术家的傻笑。你能相信吗?对我而言,所有的管道与所有波纹板①的振动比所有一切都愚蠢,并富有足够的情感。它们对我显现出它们自身足够多的同情以及足够多的神经紧张式的自负。”生产性的截断投射在了阉割所构筑的巨大的非生产性的截断之上。诸多的流已经变成了波纹板的流。被凿开的口子反而堵塞了所有部分。正是这样一种情景,让我们看到了商品的价值、艺术的价值以及文学的价值:偏执狂式的表达形式都已无须去“意指”他们反动的力比多式的投注,因为它们所服务的是相反的意义:某种俄狄浦斯式的内容的形式,这一形式不再需要俄狄浦斯的形象,因为其“结构”已经足够了。然而,在革命的-分裂性的一极,艺术价值则只在去-符码化之流和去领土化当中被衡量,这些去-符码之流和去领土化,在被还原为沉寂的意义之下,在诸参数的相同的条件之下,将结构还原为一种无能(l'impuissance);存在着一种借助于气体动力学的、电力学以及充气式的无差别写作,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很难理解,而对于那些傻瓜、文盲、精神分裂者来说似乎很容易理解。后者让那些流动的东西和被截断的东西相结合,充满怜悯的内心从不知道什么是意义和目的。(阿尔托的经验以及巴勒斯①的经验)。正是在此.艺术才进人了它真正的现代性当中,它意味着解放在全部时代的艺术当中已被呈现的一切,但这一切总是被隐藏在众多审美的、再符码化的抑或公理化的目的和对象当中,这是一个纯粹已完成的过程,同时在其演进过程中却又不停地被完成,作为“实验”的艺术。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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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丁托列托(Tintoretto,1518—1594),16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画派著名画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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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波纹板是一种装饰材料,表面看上去如同波浪,故名波纹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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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样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谈论科学。知识的解码化之流首先与特定的科学公理相关,但这些科学公理表达出一种双向障碍式(bi-polaire)的迟疑。一方面,源自科学的诸多庞大的社会公理,应当在市场需要的意义上和技术革新的领域中被保留下来:庞大的社会集合制造了诸多次级-科学集合,其数目等同于作为这些集合特质的,并与其一一对应的诸多应用。简言之,诸过程的集合并不满足于将那些科学家带入“理性”,而是预先构筑了对这些过程的偏离,为它们强加了一些目的,它们让科学和科学家们拥有了完全服从于至上权力之形构的诉求(例如,非确定性的方法只能被允许在一点上,随后这一非确定性就被要求与确定性和解)。而另一极则是分裂的一极,它近似于一些精神分裂的知识之流,不仅逃逸于社会化公理之上,而且还横贯于他自身的公理之上,引发了符号越来越多的去领土化,分裂性-图形既不具有图形性,又没有被结构化,它们再生产抑或生产了一个现象的游戏,这一游戏没有目标也没有终结:科学是实验性的,如上定义界定。在这一领域当中,正如同在其他领域一样,难道在某一科学的俄狄浦斯式-偏执狂的要素与革命性-分裂的要素之间不存在某种力比多的冲突吗?这一冲突会使得拉康认为存在着某种科学家式的戏剧(“J.R. 梅耶[J.R. Mayer],康托尔[Cantor],我并不打算提供一份一流戏剧的清单,这份清单有时会致人疯狂……这些戏剧并没有将自身纳入俄狄浦斯的藩篱当中,除非与之有关联”①:因此,事实上,俄狄浦斯介人这些戏剧当中所依赖的并不是家庭图形,也不是作为某种精神的结构,而是因作为俄狄浦斯式的要素而存在各种公理性的存在,它们都源于某种特殊的科学的俄狄浦斯)。洛特雷阿蒙②的吟唱围绕着的是偏执狂式的-俄狄浦斯式的-纳西西斯主义的一极:哦,严肃的数学……算术!代数!几何!崇高的三位一体!闪亮的三角形!与之相反的另一首诗歌则是这样吟唱的:哦,无法掌控的、精神分裂的数学与疯狂的欲望机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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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应指威廉·巴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1914—1997),美国作家,与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及杰克·凯鲁亚克同为“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的创始者。译者注

②参见约翰·凯奇(John Cage)的全部作品,他的著作《寂静》(Silence),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61:“实验性的词汇可以是恰如其分的,只要对它的理解不是作为一种注定要在成功抑或失败的术语当中来加以评判的行动被指认,相反,这一词汇所指认的行动仅仅源于一种未知。”(p.13)有关于这一去符码化、解构化的能动的抑或实践的观念,以及作为过程的作品的相关讨论,可参考丹尼尔·查尔斯(Daniel Charles)有关凯奇的精彩评论:«Musique et Anarchie»,Bulletin de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Fhilosophie,juillet 1971。(一些讨论的参与者对没有符码的想法感到愤怒……)原注

约翰·凯奇(JohnCage,1912—1992),美国先锋派古典音乐作曲家,勋伯格的学生。他最有名的作品是1952年作曲的《4'33”》,全曲三个乐章,却没有任何一个音符。他是即兴音乐(aleatorymusic,或“机遇音乐”,chance music)、延伸技巧(extended technique,乐器的非标准使用)、电子音乐的先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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