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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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acques Lacan, Ecrits, p. 870.

② 洛特雷阿蒙(Comte de Lautréamont,1846—1870)，法国诗人，擅长用罕见的复杂性和极端性的文字去展示一个患有深度语言谵妄症的病态狂人的呓语。长期默默无闻，但受到了超现实主义的追捧。代表作包括《马尔多罗之歌》等。——译者注

第四章 精神分裂分析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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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至上权力的形构当中(作为社会集群的资本-货币的平滑身体)，一个巨大的社会化公理已经取代了领土化的符码与专制的超符码化，它们曾界定了此前形式的诸多特质，同样的，群居性的、克分子式的集合也被构造出来，其中屈从的模式并不相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集合究竟是建基于什么基础之上而发挥效用的：整个的内在场域，总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被再生产出来，总是不停地繁殖其所需要的诸多公理.总是被意象以及意象的意象所填满，横贯其间的是:欲望总是被规定为对其特定的压抑(帝国主义)的欲求，史无前例的某种解码化以及某种去领土化，它们在解码化之流与去领土化之流之间建构了某种联合，作为差异性关系(rapports différentiels)的体系。依据这一方式，铭刻与社会压抑都不再需要直接附加于身体和个人之上，相反是先于身体和个人而存在(公理、规范与应用)—某种作为流的剩余价值的剩余价值，对它的榨取从来不是仅仅通过两个同类的数量之间、同类的符码之间计算的差额而得出来的，而是，确切地说是通过两个异质性的大小所形成的差异性关联而得出的。而两个异质性的存在并不是隶属于一种力：资本之流与劳动之流，作为人化的剩余价值存在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本质当中；金融之流与支付、收入之流存在于资本主义的货币铭刻当中；市场之流与创新之流作为机器性(machinique)的剩余价值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商业和银行的功能之中(剩余价值作为内在性的首要方面)—一个统治阶级，越是冷酷无情，越是不让机器为他们服务，而是服务于资本主义机器：在这意义上的独特阶级，满足于为自身抽取收益，这一收益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是一种截然不同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的计算。由此，这一阶级在更深层面上充当着创造者、规范者以及那无法分配、无法被占有的庞大之流的守护者，这一“流”无法与工资和利润相类比。它在每一步上都标注出资本主义的内在边界，以及这些边界永恒的位移和它们在更大范围内的再生产(内在边界的运动作为资本主义内在性场域的第二个层面，由“在毛利润中的金融回流-收入回流-工资回流”的循环性关系来界定)—生产中的反-生产的流溢，作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抑或吸收，借此方式，军队的、官僚体制的以及警察机构都被建基于共同的经济基础之上，这一经济基础直接生产出欲望的压抑的力比多的投注(反-生产作为内在性场域的第三个方面，表达了资本主义的双重本质，为了生产的生产，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固有条件之下)。并不是这些方面中的任何一个，至少不是它们的操作、它们工业化的抑或金融化的机制，呈现出资本主义机器的精神错乱，以及它合理化的病理学特质(并不是存在着某种虚假合理性，存在的是这一病理学的，以及这一精神错乱的真正的合理性。“因为相信我，机器在运行中”)。资本主义不会发疯，它从一开始就疯了，这就是它理性的来源。马克思的黑色幽默在于，资本主义的来源，正是源于它对于类似机器的痴迷：这架机器是如何被组装的？在何种基础之上它进行解码化和去领土化？它是如何发挥着自身的功能，从而能够更多地解码化，更多地去领土化？它是如何艰难地进行公理化，不断地让诸多“流”联结起来？它是如何生产出一个由灰暗的人们构成的可怕的独特阶级来维护这架机器？它究竟是如何能够通过从始至终依赖于激发欲望的投注而规避自己独自死亡的风险，反而让我们死亡？而这一欲望的投注并不依赖于富有欺骗性的和主观的意识形态来完成，并且它还能让我们最终高喊着：“现实中的资本主义万岁！在客观中的隐藏着的资本主义万岁！”除了在意识形态当中.并不存在资本主义的那个自由的、慈父般的人。用以定义资本主义的那份残酷无法用原始社会中的残酷来衡量，其所拥有的恐饰也是专制体制下的恐怖无法去衡量的。工资的提高与生活水平的改善是在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但这种现实性总是源于资本主义的某些补充性的公理，而资本主义总是拥有这样一种在其固有公理之上添加某些公理的能力，从而最终拓展了自身的界限(进行一些新的交易，愿意看到并认识到工会组织的强大，增加某种参与感，构筑一个独一无二的阶级，向俄罗斯迈进，既然俄罗斯已经朝我们走来，等等）。这个不断拓展的现实赋予这些岛屿得以存在的条件，然而，在这一现实当中，剥削日益严酷，匮乏以更为科学的方式被安置，类似于“犹太人的问题”的最终解决准备得太过琐碎，第三世界作为完整的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而被组织起来。资本主义内在界限在最为广泛的范围之内的再生产已经产生了多个后果：中心地区的增殖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将最为残酷的剥削形式从中心移到了边缘地带，但同时在中心地带繁殖出一些超剥削性(surexploitation)的飞地，支持了某些所谓社会主义的多种形式(但并不是基布兹①式的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给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带来麻烦，同时也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在此不再存在隐喻：工厂就是监狱。它不是像监狱，它就是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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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体系当中，所有一切都精神错乱了：正是资本主义机器带来了解码化之流与去领土化；这一机器让所有一切都进一步解码化、去领土化，但是将这些解码化、去领土化带入将它们连接起来的公理化机器当中，在那些连接的点上，生产出了虚假-符码以及人为的再领土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公理并不能引发新的领土化，并且重新激发出一个专制主义的原初国家。一个巨大的资本的突变之流是纯粹的去领土化，当其被转变为支付方式的回流的时候也仅相当于一种再领土化的操作。第三世界与处于中心地带的资本主义相比较而言是领十化的过程，但仍隶属于资本主义，它们不过是一个边缘地带的纯粹的领土化。在此充斥着阶级与利益的前意识的投注。首先，资产阶级关切着资本主义。这个平实的观察所指向的却是另外一件事：资产阶级只在利润的抽取当中才对于资本主义产生兴趣，不管这一利润的抽取究竟有多么大，都无法界定资本主义。那用来界定资本主义的，那给予利润的产生以条件的，是一种欲望的投注，这一投注拥有着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本性，即无意识-力比多，后者并不仅仅通过有条件的利润来加以阐释，相反，它还通过小资产阶级—他们并不拥有庞大的利润，也并非满怀希望—但完整地保留他们的投注的集合：庞大之流的力比多并没有如此这般地被转换，也没有如此这般地被占有，“没有拥有并且没有财富”—正如博尔纳·施密特(Bernard Schmitt)所说的那样。施密特是现代经济学家，针对谵妄的经济体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无人能及的一种谵妄的阐释(至少，他将其贯彻到了最后)。概而言之，这是一个真正的无意识的力比多，一个去利益化(désintéressé)的爱。这架机器实在太美妙了。至此，并且如果从刚刚的那个反复被强调的命题出发，大家会理解这样一个问题，即此前基于利益的前意识而进行的投注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意义上的投注，而此刻无意识的力比多的投注与资本主义完全一致，这种投注并不威胁资本主义。由此，一种境况是，人们将他们的前意识的利益放置于工资的提高以及生活水平的改善之上；由此，强大的组织会成为他们的代表，这一组织只有当它的目的遭到质疑的时候才能显现出它的邪恶(“显而易见，你不是工人，你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斗争，让我们一起来攻击利润，以便能够更好地去安排一个体系，为洁净的巴黎投票吧”)。事实上，人们为何无法发现自身的利益存在于他们自己在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所凿开的一个洞中呢？另一种情况是：的确存在着一种新的利益、一个新的目标的投注，它假定了一个不同于资本-货币身体的另一种身体，这些被剥削者拥有着他们自身前意识利益的意识，这一意识是真正富有革命性的，从前意识的视角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断裂。但力比多仅仅投注于一个与诸多新目标相对应的新的社会身体还并不够，因为它在一个无意识的层面上实施了某种富有革命性的断裂，其断裂方式与前意识的断裂方式是相同的。确切地说，这两个层面并没有采取相同的方式。新的、被力比多所投注的社会集群作为一个平滑身体仅可能作为某种自发的领土化而发挥着效用，但在资本主义机器当中被捕获与围困，并且在其市场的场域当中被安置下来。因为资本变体的庞大之流向后移动着资本的界限，为其增添新的公理，在不断拓展其界限的、变动着的框架之内保留着欲望。可能存在着前意识的革命的断裂，一种力比多的、革命的以及真实的无意识的非断裂。抑或事物的秩序是这样的：首先存在的是真实的力比多的革命的断裂，其次这一断裂悄悄转变为一种简单的包含诸多目标和利益的革命的断裂，最终，它又被重塑为一种独特的再领土化，一个在资本的平滑身体之上存在的独特的身体。屈服性群体从革命的主体-群体当中衍生出来。又多出来一个公理。没有比抽象派绘画更复杂的了。是否仍存在一群革命者谈论着一场革命，抑或一个村子呼唤着一个新的村长的到来？如果有人试图追问，从什么时候开始情况开始变糟糕的？我们应该追溯到多远呢？可以肯定的是所有那些各色各样的投注，哪怕它们之间是相互对立的，都在某些非俄狄浦斯情结当中共存着。但这些情结的确关注于历史性的社会场域、它们的冲突、它们前意识的矛盾以及诸多无意识，但人们将它们仅仅归结为俄狄浦斯情结。越来越少的人相信这一切，但这也不要紧，因为资本主义总是依赖于信仰的缺失而存在着，人们并不需要这些信仰——色彩绚丽的油画，就是我们要信仰的一切。

① 基布兹是以色列的一种集体社区，过去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现在也从事工业和高科技产业。它的目标是混合共产主义和锡安主义的思想建立乌托邦社区，社区里的人没有私有财产，工作没有工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都是免费的。外人可以自愿加入基布兹，里面的成员也可以自愿退出，退出的时候可以领到一笔退出费用以回报其对社区的贡献。——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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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此，颠倒过来也为真：资本主义从未停止它的四散而逃。它的产品，它的艺术，它的科学构成了解码的以及去领土化的流，后者并不仅服从于相应的公理，同时还使其各个支流穿梭于公理的网络之中，在其下将这些支流进行重新符码化与再领土化。随即，主体-群体通过屈服群体的断裂得以产生出来。资本主义从未停止对流的阻止，将其截断，延迟它的中断，但这些流也从未停止倾泻，并依据诸分裂性而进行自我截断，这种分裂性转而对抗资本主义，将其割裂开来。资本主义总是准备着扩展其内在的界限，却被外在的界限所威胁，这一外在的界限很有可能在其内在界限扩张之间触及它，并在内部让其裂开。这就是为什么逃逸线特别具有创造性和肯定性：它们构成了社会场域的一种投注，较之于相反的投注，它从不少其完整性，其整体性。偏执狂式的投注与分裂式的投注作为两个对立的无意识的力比多投注，其中之一，让欲望生产从属于绝对权力的形构，从属于由之诞生而出的群居性集合；而另一个则带来了一种颠倒的从属关系，颠覆了权力，让群居性集合从属于欲望生产的分子式的繁复性。的确，谵妄与社会场域具有相同的外延，我们可以在整个谵妄中发现两端共在，革命的、分裂性的、投注的碎片与反动的、偏执的、投注的模块相符合。在两端之间摇摆的同时也构成了谵妄的一个方面。然而，显然这种摇摆并不是同等的：分裂式的一端较之于富有现实性的偏执的一端要更具潜在性(我们将如何不在一种潜在性的意义上依赖于艺术与科学？既然它们的现实性总是很容易被绝对权力的形式所操控)。这源于以下事实，即伴随着利益的前意识的投注，无意识的力比多投注的两极并不是同一种关系，也不是同一种关系的形式。一方面，实际上，利益的投注基本上隐藏了欲望的偏执狂式的投注，对这种投注的强化同时也是对它的隐藏：它在利益的、因果性以及方法论的、目的和理性的现行秩序之下隐藏了非理性的特质；抑或这种利益的投注激发了自身，并使偏执狂式的投注合理化；或者，更重要的是，如果新的社会集群继续以革命的更高利益和不可避免的因果关系的名义，将所有欲望的生产置于从属地位，那么真正革命的前意识投注在力比多的层面上完全保持了偏执狂的投注。在另一情景之下，前意识的利益，相反，发现了另一个空间投注的必要性，它使得某种因果性的断裂得以运行起来，并由此带来对于诸目标和利益的质疑。在此，问题并不相同：并不是构筑一个作为平滑身体的新的社会集群就足够，而是要在这一社会的平滑身体上的另一面之上，践行并铭刻欲望的分子式的构成，而后者要让一种新的克分子集合屈从于它。就在这里，人们触及了截断，以及力比多的、无意识的、革命性的投注。然而。这一切只能以因果关系的断裂为代价。欲望是一种放逐，欲望是一个贯穿于无器官身体的荒漠，它让我们从其一张面孔过渡到另一张面孔。从未有过一种个体的放逐，从未有一个人格化的荒漠，存在的只是集体性的放逐和集体性的荒漠。最为明显的是革命的命运独独与被剥削和被统治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但问题在于这种捆绑的本质是作为确定性的因果关系的捆绑，抑或是作为另一种类型的连接。在此所关涉到的是在其与被剥削的劳苦大众的关系，抑或一些既有的体系中“更为脆弱的联系”当中，如何实现革命潜能的问题。不知在可激发出新的社会集群的因果序列和目标序列当中，这些被剥削者，这些脆弱的关联是否能够各安其位？抑或相反，它们作为一种出乎意料的突然入侵，一种欲望的入侵，其与所有因果以及目的断裂，颠覆了社会集群，让其转向了另一个层面？在一个屈服性群体中，欲望仍然需要通过因果与目的的序列来界定自身，将自身编入整个宏大视角下的关系体系当中，后者在主权的形构之下确定了一些庞大的集合。主体-群体，则相反，他们唯一拥有的是因果性的断裂，一条革命性的逃逸线。虽然人们也能够在因果序列当中指认导致这种破裂的客观性要素，例如那些最为薄弱的环节，但只有欲望秩序的断裂以及它们突然的闯入才能为他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一时刻带来革命的实现。①我们已经看到了所有这一切是如何能够并存且相互混淆：在“列宁主义式的截断”当中，布尔什维克群体，抑或这一群体当中很小的一部分看到了即刻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并不符合于此前所预见到的因果序列中的力量关系，而是在一个裂口之上，对事物做的独特且极为粗率的推进(一次逃逸，抑或“革命的失败主义”)，事实上，所有一切都是并存的：在某些人那里存在着一些前意识的投注，他们仍然在迟疑当中，他们不相信这一可能性；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则存在着革命性的前意识投注，他们“看到”了新的社会集群的可能性，但仍然将这种可能性放入克分子式的因果序列当中，从而成为一个新的主权形式的一部分；最终还存在着无意识的革命性的投注·它们在欲望的秩序当中操纵着一种真正的因果性的断裂。在同一群人那里，最为多样化的投注类型也可以在某个特定时刻共存，两类群体可以相互渗透。这两类并存的群体，如同康德思想并存的决定论与自由：他们拥有着相同的“对象”，并且社会生产从来只不过是一种欲望生产，但相反地，它们并不拥有相同的法则抑或相同的制域。革命的潜能的现实化很少能通过革命所能把握的前意识的因果状态而得到解释，而是要通过在一个确切的、分裂的时刻，通过力比多断裂所产生的有效性(l'effectivité)来获得说明，导致这一切发生的唯一原因就是欲望，换言之，即因果性的断裂，欲望抑或这种断裂逼迫我们去重写同样富有真实性的历史，并生产出一个富有多样聚合性的时刻，在其中一切皆有可能。当然，一个精神分裂者已经通过有关诸多因果关系、诸目标与利益的秘密工作为此做好了准备；这一因果秩序将以新的社会集群及其利益之名冒险去闭合抑或堵住这一裂口。当然，之后，我们总是可以说历史从未停止通过集合以及大数定理的相同法则而被规范。所剩下的事实是一个精神分裂只能通过无目的、无因果的欲望才能得以存在，后者勾勒了它的轮廓，并始终伴其左右。没有原因的秩序是不可能存在的(Impossible sans l'ordredes causes)，精神分裂只有通过在另外一种秩序下存在的某种东西才成为真实的：欲望，欲望沙漠，革命性欲望的投注。正是这一切在腐蚀着资本主义：革命从哪儿来？在这些被压迫的群体当中采取了什么样的形式？这就如同死亡：在哪里？什么时候？一个解码化的、去领土化之流，它流得太远，切割得太过灵敏，逃过了资本主义的公理化。卡斯特罗、阿拉伯人、黑豹党人①？我们不要被愚弄，卡斯特罗成为不可能的了，甚至与其自身的关系也变得不可能了。我们隔离了很多区域，我们制造了犹太隔离区，我们诉诸工会的帮助，我们发明了越来越阴险的“劝诫”形式，我们强化了对利益的压抑——但欲望的新的入侵从何而来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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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于主体-群体的分析，以及他们与欲望和因果性的关系的讨论，参见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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