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到目前为止，那些读过我们所写的东西的人可能会对我们提出许多批评太过相信艺术抑或科学的纯粹潜能，而否定弱化阶级以及阶级斗争所扮演的角色；积极地诉诸欲望的非理性主义，确认了精神分裂式的革命；跌人所有那些有名的，太过有名的陷阱当中。这是一个很坏的阅读，我们并不知道哪一个会更好一些：是错误的阅读抑或完全不阅读？十分确信地是，一定还存在许多我们还未能想到的其他批评。但对于前者，我们首先要说的是艺术和科学都包含着一种潜在的革命，并无其他。这种潜能在人们越来越少地去追问这些艺术和科学究竟想说什么的时候显现出来，把那些所指与能指强制性地留给专家们。但艺术和科学使得越来越解码和去领土化之流进入社会集群当中，被所有人感知，它们逼迫社会性的公理越来越复杂，被预先饱和了，直至于这一点，即艺术家和学者们将革命的客观性情景诠释为对国家的权威性规划的反叛，在其中，国家在本质上是无能的，并四处充斥着阉割(因为国家强加了一个富有艺术性特质的俄狄浦斯，以及一个富有科学性特质的俄狄浦斯)。其次，我们丝毫没有弱化阶级的以及利益的前意识投注的重要性，它们建基于基础结构之上，但我们赋予了它们更多的重要性，它们建基于属于另一本质的力比多投注征象所构筑的基础结构之中，这一结构可能与其相协调，可能与其相对抗。这只是对“革命是怎样被背叛的？”这一问题的一种提问方式。一种说法是，背叛不是等来的，它总是从一开始存在着(在革命性的群体当中保持着无意识的偏执狂式的投注）。如果说我们宣扬一种作为革命性诉求的欲望，这是因为我们相信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支持各色利益的显现，但从不支持欲望的显现，而后者却可能摧毁它的基础结构，哪怕它还在幼儿园当中。我们确信欲望作为全部非理性特质，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匮乏、饥渴或愿景，而是因为它是欲望的产物，欲望生产着的真实-欲望抑或在其自身之上的真实。最后，我们除了能够设想一个富有精神分裂性的革命抑或颠覆，不能设想出任何东西。相反，我们总是不停地将区分作为实体性的精神分裂症、作为过程的精神分裂症，然而，作为过程的精神分裂症只能在空洞中，抑或在被压迫所强加于其上的最终的幻想当中，通过与那些停滞的关联，通过与连续性之间的关联而被界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是在社会场域的力比多投注当中谈论分裂性的一极，其目的就是避免将精神分裂性的过程与精神分裂症的生产相混淆。精神分裂性的过程(分裂性的一极)是富有革命性的，其意义如同偏执狂的程序是反动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它脱离了整个家庭主义，并不是精神病理学的范畴使得我们去理解政治-经济的确定性，而恰恰相反。

455

①黑豹党人：1966年，两个青年黑人民族主义者成立了黑豹党，坚持赋予黑人平等的权利。后来演变成为以暴力对抗种族歧视的组织，于20世纪80年代逐渐解体。译者注

② 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hksman)在《战争的话语》中已经分析了这一反-革命的特殊公理的本质。(«Le Discours de la Guerre»,L'Herne,1967)

第四章 精神分裂分析导论543

在此，首要的是，当我们说精神分裂分析，就其自身而言，并没有提出严格的政治方案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回避。如果这一分析拥有某种方案，那么这一方案也一定是离奇的并让人担忧的。精神分裂症既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群体，它并不是试图以大众之名来言说。政治方案不能被假定在精神分裂分析当中被详尽展开。最终，这个不试图以任何人、任何事物为名的分析尤其不能以精神分析之名来言说：所有的只是这样一种感受，即在精神分析当中一切都将变得很糟，并从一开始就变得很糟。我们总是太过有能力了，我们愿意以那些绝对的无能之名来言说。某人问我们是否从未见过一个精神分裂者，是的，是的，我们从未见过。如果某人认为在精神分析当中一切都好，那么我们不会对他说些什么，面对他，我们将收回我们已经说过的一切。由此，精神分裂分析与政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精神分裂分析与精神分析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所有一切都围绕着欲望机器以及欲望生产。精神分裂分析，就其自身而言，不会对社会集群的本质提出问题，而后者应从革命当中产生出来；它也并不是为了革命本身。就给定的社会集群而言，精神分裂分析只是探寻社会集群在哪一处保留了欲望生产，欲望扮演着怎样的动力角色？在这一社会集群中，欲望生产的制域与社会生产的制域之间究竟以何种形式可以达成一致，既然两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生产，只是采取了不同的制域方式？由此，在如同平滑身体的社会集群之内存在着从一个面向向另一个面向转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从社会生产的克分子集合转向某种汇聚，这一汇聚是由欲望生产的分子化的繁复性构成的。是否这样的一个社会集群能够，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去支撑一种颠覆性的力量，从而让欲望生产从属于社会生产却同时没有将其摧毁—既然它们是在不同制域下的同一生产。在此，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一种群体-主体的构造等。如果有人反击我们，认为我们为那些懒惰抑或非生产性以及梦和幻象的生产伸张了必要的权力，那么一方面，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从未停止说着与之相反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我们还说过欲望生产了真实，欲望与幻象和梦毫无关系。与赖希相反，精神分裂分析从未在政治经济学与力比多经济学之间做本质的区分。这一分析只是追问在社会集群之上究竟什么是机械性的、社会以及技术的征象，而这些征象将在欲望机器之上敞开，它们将进入欲望机器的碎片、零部件以及发动机当中去，正如同欲望机器使其自身进入它自身的碎片、零部件以及发动机当中一般。众所周知，精神分裂者是一部机器，所有的精神分裂者都这样说，不仅仅是乔伊(Joey)。问题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是不是死劳动的活着的机器，我们可以将这一机器与那个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被组织而成的活劳动的死机器对立起来。或者相反，如果欲望的、技术以及社会的机器被链接到精神分裂的生产过程当中来，自此，不再有精神分裂者的生产。莫德·马诺尼在其《与部长的通信》中这样写道：“其中一个被宣布不适合学习的少年，只要他学习机械，他就可以光荣跳级。他对机械类的工作热情十足，在车库里的工作就是对他最好的治疗。如果我们剥夺了他的这个爱好，那么他就再一次变成了精神分裂者。”当她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有意要去颂扬体力劳动疗法，也不是赞颂适应社会的美德。她提请注意这样一个点：社会机器、技术机器以及欲望机器直接被关联起来，她使它们在其不同的制域之间进行了交流。她追问着是否这个社会也能如此，如果社会不能，她愿意如此。而这正是当社会机器、技术机器、科学机器、艺术机器富有革命性的时候，它们所具有的意义：它们塑造欲望机器，这些欲望机器在其自身的制域当中已经是一些征象，同时，欲望机器也在其制域内，塑造了以上这些机器，而这一制域本身也是所有以上这些机器所运行的制域，并作为欲望的立场。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544

456

457

第四章 精神分裂分析导论545

在精神分裂分析的否定性任务与肯定性任务当中，精神分裂分析与精神分析之间究竟拥有着怎样的对立？我们从未停止将两类无意识抑或两类对无意识的阐释对立起来：一方面是精神分裂分析，另一方面，则是精神分析；一方面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另一方面，则是俄狄浦斯式的神经症患者；一方面是抽象的而非具象的，另一方面，则是想象性的；但同时，一方是真实的具体，另一方则是象征性的；一方是机器性的，另一方则是结构性的；一方是一个分子，带有着微观心理学的，以及微观逻辑性的；另一方则是克分子性的抑或统计学意义上的；一方是物质性的，另一方是意识形态性的；一方是生产性的，而另一方是表达性的。我们已经看到了精神分裂分析的否定性任务所应具有的暴力性和野蛮性：去家庭化的、去俄狄浦斯化的、去阉割化的、去菲勒斯化的，解构剧场、梦以及幻想，解码，去领土化可怕的刮除术，一个充满恶意的行为。然而所有一切都被同时完成。同时，过程被解放，欲望的生产过程追随着其分子的逃逸线，后者已经界定了精神分裂分析的机械师的基本任务。并且逃逸线源于克分子的抑或社会性的完全投注，它附着于整个场域：以至于精神分裂分析的任务最终成为在每一个情形下去发现社会场域的力比多投注的性质，发现这些性质之间内在的可能性冲突，它们与同样场域的前意识投注的关系，以及其与后者之间可能的冲突，简言之，就是欲望机器以及欲望压抑的整个游戏。完成一个过程，意味着没有中断，不会让其转向于空，不会赋予这一过程以目的。在去领土化的，以及流的解码化的道路上我们从未走得足够远。因为新的领土(“事实上，领土终有一天要变成为治愈之地”)从未存在于神经症抑或倒错的再领土化当中，后者终止了过程，并为过程赋予了一些目的。这一新的领土并不比此前更多些什么，它与欲望生产的过程完成相吻合，这一过程在它的演进中已经被完成。因此，如何同时有效地执行这些不同的精神分裂分析任务，还有待观察。

458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546

第四章 精神分裂分析导论

547

附录 关于欲望机器的理论纲要

1. —“欲望机器”与小工具(gadgets)的差异—与幻想或想象性投射系统的差异—与工具或现实投射系统的差异—与反常机器(machines perverses)的差异(尽管后者为我们指向了欲望机器的路径

欲望机器与小工具、莱比纳①发明竞赛的小玩意儿或幻想毫无关系。或者说，它们确实存在关联，却是反向的关联—因为小工具、新奇发明和幻想不过是欲望机器的残余物，受制于资本主义外部市场或精神分析内部市场的特定法则(精神分析的“契约”任务正是将患者的体验状态简化并转译为幻想)。欲望机器既不能被简化为真实机器(machines réelles,)的适应性调整，或将真实机器的碎片强行纳入象征性运作，也不能被等同于幻想机器(machinesfantastiques)的想象性运作。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见证了一种生产元素向个体消费机制的转化(幻想作为精神消费或精神分析的“哺乳“行为)。不言而喻，精神分析在小工具与幻想中处之泰然，可在此充分展开其富有阉割性的俄狄浦斯式的沉迷。然而这对理解机器与欲望的本质关联毫无助益。

463

① 此处可能指的是让·莱比纳(Jean Lépine)，19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法国发明家。擅长设计看似无用但充满巧思的日常小工具。因其发明的“雨伞架”(porte-parapluie)被德勒兹在《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二)》中引用而闻名。这个雨伞架是一种自动开合的装置，当雨伞插入时，机械装置会咬住伞柄。防止滑落。—译者注

附录 关于欲望机器的理论纲要

549

艺术与文学的想象构筑了无数荒谬的机器（machinesabsurdes):这些机器的形成要么因动力源或能量源的未确定性，要么因工作部件组合方式在物理属性上不可能性，要么因传动机制在逻辑上的不可能性。以曼·雷(ManRay)的《危险/舞者》(leDancer/Danger)为例，其副题为“不可能性”，其所呈现的荒谬性是双重的：其齿轮组根本无法运转，巨大的传动轮同样失效。既然这台机器本应表现西班牙舞者的旋转姿态，那么我们或可这样说：它通过机械的荒诞性，揭示出机器自身永远无法完成此类运动(舞者并非机器)。但亦可反过来说：此处应当存在一个作为机器部件的舞者；这个部件只能是舞者；这就是以舞者为组件的机器。问题不再是将人与机器对立起来，以评估两者之间可能或不可能的同构、延伸或替代关系，而是要让二者彼此沟通，揭示人如何作为机器部件运作，或与其他事物组合构成机器。这“其他事物”可以是工具、动物，甚至其他人。然而，“机器”一词在此并非隐喻—只要人在特定条件下通过重复性再生(récurrence)与整体产生关联，他便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人-马-弓的组合在草原条件下构成游牧战争机器；在庞大帝国的官僚体制下，人形成劳动机器；希腊重装步兵在方阵条件下与武器构成战斗机器；舞者在爱与死的危险境遇中与舞台合为机器……我们的出发点并非“机器”一词的隐喻用法，而是基于一个(尚不清晰的)起源假说：任意元素如何通过重复性再生与交流被确认为机器，以及“机械门”

464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550

(phylum machinique)①的存在。当人机工程学(ergonorie)提出这个一般性问题时，它不再以适应’或“替代’的范式(即人与机器的相互适应)来思考，而是以人机系统’中重复性再生性的交流（communication récurrente）为切人视角———此时，它便趋近于这一观点。诚然，就在它(人机工程学)自以为坚持纯粹技术路径的同时，却以其自发性的力度(vigueurinvolontaire)，溢出所谓“适应性范式”（lesapproches adaptatives.)的阐释路径，揭示了权力、压迫、革命与欲望的问题。

存在着一个经典图示，它受到工具论的启发：工具是生命的延伸与投射。在这一过程中，人类逐渐从自然中脱离，工具演变为机器，最终机器愈发独立于人……但这一图示存在诸多缺陷。它无法让我们把握欲望机器（machinesdésirantes)的现实性，也无法理解它们贯穿这一全程的呈现(présence)。这是一种生物性进化的图示，将机器视为从工具开始发展而来的机械演化谱系中某一时刻的产物。这种范式是人道主义的且是抽象的—它将生产力从其社会条件以及其实践中孤立出来，诉诸一种人-自然（hommenature)的普遍维度，并以此赋予所有社会形态一种进化关系。它是想象的、幻想的、唯我论的，即便应用于真实的工具或机器时也是如此，因为它完全建立在投射假说之上(例如罗海姆采纳这一图示时，明确展示了工具的物理投射与幻想的心理投射之间的类比)。相反，我们认为必须从一开始就确立工具与机器在本质上的差异：工具作为接触的媒介，机器作为交流要素；工具是投射性的·机器是重复性再生的；工具关联可能与不可能·机器关联可能性(la probabilité)与较少的可能性(un moins-probable);工具通过整体的功能性综合运作(synthèse fonctionnelle d'un tout)，机器则通过集合中的真实区分运作(distinction réelle dans un ensemble)。“与某物配对”(faire pièce)与“延伸自身”“投射自身”或“被替代”(在这些情景当中，并不存在任何交流)截然不同。皮埃尔·奥热①指出：一旦两个真正独立的外部世界片段在一种可能性较低但仍可能的系统中发生沟通，机器便存在了。②同一物既可为工具，亦可为机器关键在于“机械门”是否将其捕获，是否经由它而传递。例如，重装部队自古便作为工具存在，却在希腊方阵与城邦的条件下，连同操纵它们的人，被转变为机器的组件。若依传统图示将工具归附于人，便根本无法理解在与某种机械性效果相关联的情景下，人与工具何以成为(或早已是)彼此独立的组件。我们总是确信：机器始终先于工具而存在，某个物种的“门”总在某一刻决定哪些工具、哪些人将以机器组件的身份，进入特定的社会系统之中。

①门(Phylum)：生物分类学中的“门”，位于生物分类层级中的第3级，介于界(Kingdom)和纲(Class)之间，是界以下的次级分类单元。生物总体分类层级顺序为：域(Domain)→界(Kingdom)→门(Phylum)→纲(Class)→目(Order)→科(Family)→属(Genus)→种(Species)。此处提到的“机械门”，意味着作者试图为当下生物界发明一个新的物种单元。—译者注

465

附录 关于欲望机器的理论纲要

551

欲望机器既非以幻想形式而存在的诸想象性投射(desprojections imaginaires)，亦非以工具形式而存在的诸真实投射(des projections réelles)。整个投射系统皆源自机器，而非相反。那么我们是否该通过某种内摄方式（une espèced'introjection)，通过某种对机器的反常使用来定义欲望机器？且以秘密电话网络为例：当你拨打一个未分配号码(连接着自动应答器“该号码不存在……”时)，可能会听到无数窸窣语音的叠置，它们彼此呼唤应答、交错缠绕、时隐时现，在自动应答器的音轨上下内外穿梭那些用快速单调的密码模式播报的极简讯息。网络中有“猛虎”，据说甚至存在着“俄狄浦斯”：男孩呼叫女孩，男孩呼叫男孩。我们不难识别出这种人造反常社会或匿名社会的形态；冉领土化过程嫁接在由机器所保障的夫领土化运动之上(私人无线电通信小组同样呈现这种反常结构)。可以肯定的是，公共机构对这些机器私人使用所产生的边际的或干扰现象中的附带利益并无异议。但与此同时，这里存在着某种超越单纯的反常主体性(une simple subjectivité perverse)——哪怕是群体性反常主体性—的东西。普通电话固然是通信机器，但只要它被用来投射或延伸那些不属于机器本身的声音，它就仍作为工具运作。然而在此处，通讯达到了更高层级一因为这些声音已与机器啮合，成为机器的零件，被自动应答器以随机方式分配与播散。最不可能的情形在集合声音相互抵消的熵化(entropie)背景中建构起来。正是从这个视角看，这里不仅存在对技术性社会机器的反常使用或改造，更叠加了一台真正客观的欲望机器，在技术性社会机器内部构筑起欲望机器。或许欲望机器正是如此诞生于社会的人造边缘地带，尽管它们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发展，最终形态也与诞生时的样貌毫无相似之处。

552

466

① 皮埃尔·奥热(Pierre Auger，1899—1993)，著名的法国物理学家，以其在粒子物理学和宇宙射线研究中的贡献而闻名。——译者注

② Piette Auget, L'homme Microscopique, Flammarion, p, 138.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