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在丁格利作品中具有真实的区分(la distinction réelle)的艺术是通过一种类似脱钩的重复性再生的手法实现的。一台机器同时调动多个贯穿其中的结构：第一个结构至少包含一个对其自身并无功能性，但对第二个结构起作用的元素。正是这种被丁格利称为本质欢愉（essentiellementgai)的机制游戏，确保了机器的去领土化的进程，并将机械师定位为最彻底去领土化的组成部分。那位在汽车里蹬踏踏板的老祖母她身旁的孩子睁着惊奇的眼睛，这非俄狄浦斯式的孩童，其目光本身便是机器的一部分—她的踩踏并未驱动车辆前行，却激活了第二重结构：一台锯木头的机器。其他重复性再生的手法亦可介入或叠加，例如将部件包裹于繁复体之中(如“机器-城市”—整座城市的房屋都嵌套于单一房屋内；或巴斯特·基顿的“机器屋”—所有房间皆藏于一室)，又或者，重复性再生可通过一个系列(unesérie)实现，使机器与废弃物建立本质关联：如丁格利的“旋转吞噬”(lesRotozaza)系统性地毁灭自身对象；又或者如杜尚的“变压器”(Transformateur)方案捕捉逸散的强度与能量；又或者如斯坦德维茨的“垃圾艺术”(le Junk Art)或施维特斯的“梅尔兹”(leMerz)与“机器-屋”，直接由废料构成；乃至那些自毁装置，“其建造与崩坏的起始时刻浑然难辨”。所有这些案例(还应包括作为欲望机器的毒品，即“成瘾机器”)都显现出某种机械特有的死亡驱力，它对抗着俄狄浦斯式的退行性死亡，抗拒精神分析的安乐死。事实上，每一台欲望机器都具有去俄狄浦斯化的禀赋。

① 让·丁格利(Jean Tinguely，1925—1991),20 世纪最具颠覆性的瑞士动态艺术家，以创作自毁机械雕塑闻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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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关于欲望机器的理论纲要

又或者，正是那些随机关系确保了真正异质元素(或它们自主结构)之间无关联的联结—这种关联沿着一条从机械紊乱通向最小可能性的矢量展开，我们不妨称之为“疯狂矢量”(vecteurfou)。由此，万德里耶斯的理论①在此显得尤为重要：它让我们得以通过机器内部此类随机关系的存在来定义欲望机器它们产生的，正是那种漫游或搭讪式的布朗运动。②正是通过实现随机关联，戈德堡的机械装置反过来确保了那些真正异质元素的功能性这种欢愉与丁格利作品中那种精神分裂式的大笑如出一辙：关键在于用一套以“疯狂矢量”运作的欲望机器系统，取代简单的记忆回路或社会回路(在第一个例子“为了不忘给妻子寄信”中，欲望机器贯穿并编程了运动、园艺和鸟笼这三个自动化结构；在第二个例子“简易减压机”[Simple Reducing Machine中，伏尔加河船夫的竭尽全力、亿万富翁进餐时的腹部减压、拳击手在擂台上的跌倒以及兔子的跳跃，都被一种唱片编程为最不可能的事件，或是起点与终点的同时性）。

① 万德里耶斯(Joseph Vendryès,1875—1960)，法国语言学家和概率论研究者，其理论横跨语言学、概率论与历史哲学。译者注

②关于随机性（l'aléatoire)、“疯狂矢量”(«vecteurfou»)及其政治应用 (applications politiques)，可参阅万德里耶斯的以下著作：《生命与概率》(Vie et Probabilité，Albin Michel)、《历史中的概率》(La Probabilité enHistoire，Albin Michel)、《决定论与自主性》(Déterminisme et Autonomie，Armand Colin);至于布朗 运动式(brownolde)的“搭讪机器”(«machine de drague»)，详见居伊·奥康海姆(Guy Hocquenghem, Le Désir Homosexuel, Ed Universitai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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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所有这些机器都是真实的机器。霍康海姆①有理由认为：“在欲望运作的地方，既没有想象的位置，也没有象征的位置。”所有这些机器早已存在，我们不断生产、制造它们，让它们运作，因为它们就是欲望本身欲望如其所是的样子，尽管需要艺术家来确保它们的自主呈现。欲望机器并不在我们的头脑里，不在我们的想象中，它们在社会机器和技术机器之中。我们与机器的关系既不是发明的关系，也不是模仿的关系，我们既不是机器的“大脑父亲”，也不是它的“驯服儿子”。这是一种“栖居”关系(peuplement)：我们以欲望机器栖居于社会技术机器之中，且别无选择。我们必须同时宣称：社会技术机器不过是历史性克分子条件下欲望机器的聚合体；欲望机器则是回归其分子性决定条件的社会技术机器。施维特斯的“Merz”一词是“Kommerz”(商业)的最后一个音节②。追问这些欲望机器“有用与否”抑或“可能与否”毫无意义。所谓“不可能”(即便罕见)或“无用”(即便罕见)仅在其自主的艺术呈现中显现。难道你们没发现它们已然存在，正因如此它们才是可能的？我们始终在与它们共同运作。它们极度“有用”，因为正是这些欲望机器构成了机器与人的关系，实现了二者的沟通。当你说“这不可能”时，你恰恰未意识到自己正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那个你以为缺失、实则早已使其运作的“dancer-danger”(舞者/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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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霍康海姆(Guy Hocquenghem 1946—1988)，法国哲学家，作家，同性恋解放运动(FHAR)的重要活动家，他以在酷儿理论(QueerTheory)、欲望政治和后马克思主义批判领域的贡献而著称。译者注

②库尔特·施维特斯(Kurt Schwitters，1887—1948)发明了—个“Merz”的概念作为德国达达主义艺术家艺术概念，1919年，施维特斯在一幅拼贴画中剪下“Commerz”(商业)一词的片段，仅保留“Merz”，随即将其作为自己的艺术宣言。他宣称“Merz”是自由的象征，没有定义，可以指代一切“被丢弃之物的重生”。这一源于偶然的概念，却成为20世纪先锋艺术的重要符号，影响了后来的波普艺术、装置艺术和观念艺术。译者注

附录 关于欲望机器的理论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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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争论可能性或效用，却早已身处机器内部：你是它的一部分，你的手指、眼睛、肛门或肝脏已嵌入其中(这是“你们已在船上……”的当代版本)。

人们或许会认为，社会技术机器与欲望机器之间的区别首先关乎规模或适配问题仿佛欲望机器不过是小型机器，或是适配小群体的大型机器，但这绝非什么“小工具”问题。当前的技术趋势正以信息优先性取代热力学优先性，并合法地伴随着机器体积的缩小。伊万·伊里奇①在一篇仍充满激情的文本中指出：大型机器必然催生资本主义或专制主义的生产关系，将人类贬低为消费者或奴仆，陷入依赖、剥削与无能的境地。即便生产资料转为集体所有，也丝毫无法改变这一状况。因此，伊里奇主张另一种可能：在“共生社会”(société conviviale)②中，人人有权自主使用生产资料——这意味着一个由欲望驱动且非俄狄浦斯化(non-odipienne)的社会。这意味着：让尽可能多的人最广泛地使用机器，推广小型机器的普及，并将大型机器适配于小型生产单元，仅出售须由用户-生产者(usagers-producteurs)自行组装的机器元件，同时摧毁知识专业化和职业垄断。显然，诸如医学知识的垄断、汽车引擎的复杂化、机器的巨型化等现象，绝非技术必然，而仅仅是经济与政治强制的产物，旨在将权力或控制集中到统治阶级手中。指认汽车在城市中成为彻底的机械冗余(inutilité machinique radicale)——尽管它们披着花哨的外壳，本质上却仍是一种过时的产物—并倡导自行车在现代都市(乃至越南战争)中蕴含着可能的现代性(modernitépossible)，这绝非对“回归自然”的幻想。而这场欲望驱动的共生性革命(révolution conviviale désirante)，甚至不应仅以相对简单和小型化的机器之名展开，而应立足于机器创新本身—资本主义社会正依据经济与政治权力竭力压制这种创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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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1926—2002),20 世纪最具颠覆性的社会批判家之一，其思想横跨教育学、医学、技术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核心议题直指现代制度的反人性本质。译者注

② conviviale来自 convivium(共饮/宴饮)，由con(共同)+ vivere(生活)构成，原指古罗马宴会中平等分享食物与对话的场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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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机器”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巴斯特·基顿——在其作品《航海家》(La Croisière du Navigator)中，成功地提出了要将大众化机器(machine de masse)改造为以个人、伴侣或小团体为旨归的方案。影片中，两位主角不得不面对一套通常由数百人操作的厨房设备(厨房宛如一片由杠杆、滑轮和绳索构成的森林)。②诚然，有关机器的简化或适配的主题本身并不充分，其意义更在于其他层面正如人们普遍要求共同使用并控制机器所揭示的那样。因为技术性社会机器(machines sociales techniques)与欲望机器(machines désirantes)的真正差异显然不在于规模(taille)，甚至不在于目的(fins)，而在于决定规模与目的的制域。它们是相同的机器，却处于不同的制域之下。这绝非意味着我们要用另一种制域来对抗当前制域——后者将技术屈从于经济与政治的统摄—仿佛存在某种技术“被解放且具有解放性”的制域。技术本身既包含社会机器，也包含欲望机器，二者相互嵌套；而技术并无自主权力决定谁是机器化的主导力量是欲望，还是对欲望的压迫。每当技术宣称自主运作时，它便呈现出一种法西斯主义色彩(couleurfasciste)—正如在技术结构(techno-structure)中那样

① Ivan Illich, «Re-tooling Society», Nouvel Observateur, 11 Semptembre 1972 (关于机器中的大与小问题，可参考 Gilbert Simondon，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Aubier, pp. 132 – 133).

② David Robinson,«Buster Keaton»,Revue du Cinéma.(该书包含对基顿电影中的机器[machines de Keaton]的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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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关于欲望机器的理论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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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不仅牵涉经济与政治的投注·还涉及完全导向欲望压迫的力比多投入。两种制域反欲望制域与欲望制域—的区分，并不能简化为集体性(collectivité)与个体性(individu)的对立，而应归结为两种大众组织类型：在这两种类型中，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二者的差异，正如宏观物理学与微观物理学之别需强调的是，微观物理层面的主导力量并非电子机器(électron-machine)，而是分子化的欲望机器(désir machinisant moléculaire);同理，宏观物理层面的主导力量也非克分子式的技术客体（objettechnique molaire)，而是反欲望、反生产的克分子性的社会结构(structure sociale molarisante anti-désirante, antiproductrice)——正是这一结构，决定了当下技术客体(objetstechniques)的使用、控制与占有方式。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体制下，欲望机器只能以反常形态(comme perverse)被容忍——它被排挤在机器的“正经用途”边缘，成为使用者、生产者或反生产者们不可告人的次级福利(bénéfice secondaireinavouable)(比如法官在审判中获得性快感，官僚爱抚他的文件卷宗……)。然而，欲望机器的运作机制绝非一般性的倒错，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普遍且具有生产性的精神分裂(schizophrénie générale et productrice)，最终抵达了幸福的境界。正如丁格利所言，对于欲望机器，我们必须这样描述：一台真正快乐的机器——所谓快乐，我指的是自由。

1. ——机器与平滑身体：机器的诸投注

一旦深入细节，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便显得晦涩难解。概而言之：从工具到机器，人类的生产手段必然关联着社会生产关系—后者虽外在于前者，却仅作为前者的“线索”(indice)而存在。但所谓“线索”究竟指什么？为何要预设一条抽象的进化直线，用以表现人与自然的孤立关系？在这种图式中，机器被溯源为工具的延伸，工具又被还原为有机体及其需求的产物。如此一来，生产关系就不得不呈现为外在于工具或机器的强制力量，它们从外部强加另一套生物图式(schéma biologique)，并依照异质性的社会组织打断进化直线①(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这种博弈，解释了“资产阶级曾在某个时刻具有革命性”的怪异论点)。而我们认为：对机器的思考必须立即置于社会身体(un corpssocial)的参照系中，而非人类生物有机体的框架之下。若依此理，便不能将机器视作工具之后的新环节仿佛二者沿着以抽象人为起点的直线相继排列。因为人类与工具早已成为机器部件，存在于特定社会的平滑躯体之上。机器首先是社会机器——它由作为机械化装置的平滑身体构成，而人类与工具则作为被分配在该躯体上的机械化元素参与其中。譬如：草原的平滑身体将人-马-弓箭机械化为整体，希腊城邦的平滑身体将人与武器机械化为整体，工厂的平滑身体将人与机器机械化为整体……马克思引用了安德鲁·尤尔②有关于给定的生产机制的规定性：第一条将机器归于监管它们的人类，第二条则将机器与人类(“机械器官与智能器官”)共同归于使其机械化的生产机制的平滑身体。唯有第二条定义才是最为直白而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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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将场所、公共设施、通信手段和社会机体视为机器或其部件，绝非隐喻或延伸意义上的理解。恰恰相反，只有当我们将“机器”这一概念加以限定和派生时，它才特指某种技术性现实(une réalité technique)—而这正发生在某种极其特殊的平滑躯体之上，即货币-资本的身体。该身体赋予工具以不变资本的形式(即把工具分配在自主的机械代表之上)，同时赋予人类以可变资本的形式(即把人类分配在抽象的一般劳动代表之上）。这些平滑身体彼此嵌套，同属一个序列：资本的身体、工厂的身体、机械装置的身体…(抑或是希腊城邦的身体、方阵的身体、双柄盾牌的身体)我们应当追问的，并非技术机器如何接替简单工具，而是何种社会机器—且是何种特定的社会机器——在超越单纯对人类与工具的机械化之外，同时使技术机器的涌现成为可能且必要的。（在资本主义之前，技术机器固然存在，但机器门并不经由它们展开，恰恰因为这些分类仍停留在对人类与工具的机械化层面。同样，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着未被机械化的工具—因为机器门并未涵盖它们—而这些工具在其他社会形态中已被或将被机械化，例如重装步兵的武器。)

①关于这一基于组织类型的生物学图式，参见《资本论》第二版的后记(Pléiade I, pp.557 – 558)。

② 安德鲁·尤尔(AndrewUre，1778—1857)，19世纪英国化学家，经济学家，以对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研究闻名。他是工厂制度(Factory System)的积极辩护者，其著作《工厂哲学》(ThePhilosophy ofManufactures，1835)被马克思在《大纲》(Grundrisse)和《资本论》中多次引用并批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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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关于欲望机器的理论纲要

如此理解的机器被定义为欲望机器：它是实施机械化的平滑身体的集合，人类与工具之集合又在其上被机械化。由此衍生出若干推论，我们在此仅以提纲要的方式来加以讨论。

首先，欲望机器与社会机器、技术机器实为同一事物，但它们犹如后者的无意识：它们实际上显现并调动着力比多投人(欲望投资)，这些投人与经济、政治和技术在特定社会领域中有意识或前意识的投入(利益投资)“相对应”。所谓“对应”绝非意指相似：它涉及另一种分配、另一张“地图”，不再关乎社会中既定的利益，也不再涉及可能与不可能、约束与自由的划分，所有这一切构成社会理性的所有要素。然而，在这些理性之下，存在着诸多欲望的反常形态(lesformesinsolites)，它们以流及其截断的方式投注，不断再生产出随机因素，在不同系列之内，诸要素更低概率的偶然相遇，它们独立于社会基础，并释放出一种“自爱”资本对自身的爱、官僚体制对自身的爱、压迫对自身的爱，种种吊诡现象如“资本家心底究竟渴望什么？”以及“人们何以不仅渴望压迫他人，更渴望压迫自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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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欲望机器作为社会技术机器的内在界限，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意识到：一个社会的平滑身体(即机械化状态)从来不是直接被给予的，而总是需要从该社会所调动的诸项要素及其关系中推断出来。资本之平滑身体是作为一个正在成长中的身体，“钱生钱”的躯体，其自身永远无法被直接呈现。它必然涉及某种极限的跨越，在此过程中，各项要素被彻底简化为绝对纯粹的形式，而种种关系则被“肯定性地”替换为关联的缺失(une absence de lien)。以资本主义欲望机器为例：资本与劳动力的相遇资本作为去领土化的财富，劳动力作为去领土化的劳动者这两组独立序列或纯粹形式的偶然相遇，在资本主义中不断被再生产。那么，关联的缺失何以能具有肯定性？我们在此重遇塞尔日·勒克莱尔提出的欲望悖论：要素如何能恰恰通过关联的缺失而彼此连接？从某种意义上说，笛卡尔主义(无论是斯宾诺莎式还是莱布尼茨式)从未停止回应这个问题。这正是“真实的区别”理论(la théorie de la distinction réelle)所蕴含的特殊逻辑：终极要素或纯粹形式之所以能归属于同一存在或同一实体，恰恰因为它们彼此间具有真实的区分且完全独立。在这个严格意义上，作为实体性的平滑身体(corps pleinsubstantiel)根本不以有机体的方式运作。而欲望机器无非如此：它是诸多相异要素或纯粹形式的集合体，这些要素在社会平滑身体之上形成连接正是凭借“居于”该身体之上，或者说正是凭借彼此间的真实区别。欲望机器作为对极限的跨越：它成为平滑身体的延展，纯粹形式的离散，缺席的关联的分派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正朝此方向推进，但辩证法的预设阻碍他将欲望真正纳入基础结构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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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关于欲望机器的理论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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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那些外在于技术机器的生产关系，恰恰内在于欲望机器之中不过，它们并非以“关系”的形态存在，而是作为机器的组件：其中一些是生产性要素，另一些则是反生产性要素。①J.-J.勒贝尔②描述了热内电影中的画面如何构成监狱的欲望机器：两名囚犯身处相邻牢房，其中一人通过墙上的小孔用吸管将烟雾吹入另一人口中，而看守正窥视着这一幕的同时进行自慰。这个看守，既是反生产的要素，又是欲望机器中的窥淫组件欲望流经所有部件。这意味着欲望机器绝非平和之物：其内部存在着支配与奴役、致死性要素、施虐与受虐组件的并置。正是在欲望机器中，这些部件或要素与其他所有组件一样，获得了其本质上的性欲维度。绝非如精神分析所主张的那样—仿佛性欲具有某种俄狄浦斯密码，能够复制社会结构，甚至主导其心理生成与组织方式(金钱与肛门欲、法西斯与施虐症等等)。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性象征体系；性欲也并非指向另一种“经济”或另一种“政治”，而政治经济学本身正是某种无意识力比多。作为欲望机器的能量，力比多将一切社会差异——阶级的、种族的等都作为性差异来投注：既可能在无意识中巩固性差异之墙，也可能彻底炸毁这堵墙，将其消解在非人的性之中。欲望机器以其特有的暴力，成为欲望对整个社会领域的试验这场试验既可能走向欲望的胜利，也可能沦为对欲望的压迫。试验的核心在于：给定一台欲望机器，它如何将某种生产关系或社会差异转化为自身组件？这个组件又处于何种位置？是戈德堡漫画中亿万富翁的肚腩，还是热内影像里自慰的看守？被扣押的工厂主，难道不正是工厂-欲望机器的组件，是对这一试验的某种回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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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每当机器现象的入侵造成断裂时，这种断裂总会与某种反生产系统相耦合后者正是该结构特有的表征模式……反生产尤其指向那些被归入生产关系范畴的事物。”

②让-雅克·勒贝尔(Jean-Jacques Lebel，1936—2023)，法国先锋艺术家，诗人，策展人，政治活动家。以激进的反文化实践和跨领域艺术实验闻名。他是20世纪60年代欧洲前卫艺术运动的核心人物，与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International)、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激浪派(Fluxus)等团体有密切联系，同时也是“偶发艺术”(Happening)在欧洲的早期推广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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