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但拉康的思想显然为突破这一结构提供了契机。他对语言学的运用，将能指的漂移带入能指、所指与指涉物的关系当中，从而使其构筑的符码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能指在能指链上的漂移将彻底改变原有的秩序。正如拉康在《被窃的信》里所表明的：信成为一个漂移的能指，最终改变了王后、国王与大臣之间的权力与控制的关系。信的内容究竟是否涉及权力与控制的关系，其实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因为被窃取、被替换、被找回、并通过其被找回的时候再次被替换的方式：将原有的权力关系彻底解构了.①在这里，权力的象征物—信所具有的漂移性成为一种离散力，让能指的力量远远大于所指，它可以改变整个阐释系统的发展模型。如果我们将这一语境置换到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析当中，那么拉康的思想的确对于攻破俄狄浦斯的意识形态有所贡献。对漂浮能指的强调会让任何的固定结构趋于消解。俄狄浦斯的三角模型的固定性与强制性也注定会被某一种漂浮能指所攻破。德勒兹与加塔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确认了拉康对俄狄浦斯情结的批判。但同时他们又不满足其批判的不彻底性：“无论如何，拉康都不愿承认那被他松开的螺帽又被他拧紧。他不愿承认他将精神分裂俄狄浦斯化了，在其中，原本他试图将神经症精神分裂化，让精神分裂之流能够颠覆精神分析的领域。对象a在结构化的平衡中心造成了一个断裂，其所依赖的手段是可怕的机器，欲望机器。在拉康的第二代信徒中，越来越少的人会对俄狄浦斯的错误有所感知。但对于第一代而言，如果他们试图重新闭合俄狄浦斯的桎梏，他们所能做的难道不就是坚持认为拉康似乎保留着将能指链投注到一个独断的能指之上的方式，将所有一切都诉诸匮乏，将匮乏加诸它自身之上，同时将匮乏重新引入欲望的系列当中，在其中它强加了某种排他性运用？是否有可能谴责作为神话的俄狄浦斯，但同时坚持认为阉割情结不是神话，而是一个真实的东西？”②

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 Ed. de Minuit, 1972, p. 60.

056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在此，德勒兹与加塔利准确地把握了拉康在“反俄狄浦斯”的思想推进中所体现的两面性：一方面，匮乏性的欲望可能离散俄狄浦斯固化的人格结构；但另一方面，欲望的匮乏性在拉康那里又变成了构筑俄狄浦斯三元结构之外的必要条件，它的强制性和固定性使得俄狄浦斯获得了一个类似于3+1的四重结构。其中的1，德勒兹与加塔利称之为“菲勒斯”(也即一种缺失的存在)，①它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打碎为精神分析所固定化了的俄狄浦斯情结，而且还用附加的1让这一结构更为稳定。从这一意义上说，拉康的确仍徘徊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困顿当中不能自拔，德勒兹与加塔利则试图沿着所撕开的那个裂缝，任其肆意拓展，内爆俄狄浦斯结构本身，让精神分析成为精神分裂分析。

①对《被窃的信》的相关讨论参见「法]雅克·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3页。

②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u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p. 99 – 100.

今天，为什么我们尤其需要阅读《反俄狄浦斯》？

057

在此，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精神分裂分析的思想来源繁多，普鲁斯特的小说、贝克特的残酷戏剧、薛伯庭长的案例②、杜尚的《大玻璃》、让·杜布菲(JeanDubuffet)的《原生艺术笔记》③、亨利·米修(Henri Michaux)所描述的“精神分裂的桌子”①等。这些思想资源虽表现形式多样，但都构成了对固有传统框架彻底的解构性力量。它们的核心特质是离散、对中心的彻底消解。而这一概念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理论视域中完全去除了其个体化的病理属性，转变为一种社会革命的可能性路径与方案，也正因如此，德勒兹与加塔利将“精神分裂分析导论”放置在《反俄狄浦斯》全书的最后一章，因为“导论”试图探索一种超越性的力量，不仅扬弃全书所批判的精神分析，更为重要的是构筑某种颠覆资本的金融化形态的可能的政治方案。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一“导论”对于精神分析的批判或许是成功的，但对于颠覆资本金融化形态的可能性的探索是完全失败的。

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 Ed. de Minuit, 1972, p. 86.

②丹尼尔·保罗薛伯庭长(Präsident Daniel Paul SCHREBER)：该病例是精神分析史上有名的案例。薛伯，19世纪德国高级法官，法学博士，曾担任过德国萨克森州上诉法院庭长。1903年，他自筹经费发表自传《一个神经症患者的回忆录》。他写该传记是对自己两次被关入精神病院的一种反抗，也是为申诉要求解除自己住院期间受到的“禁治产”的限制提供证据。薛伯庭长病例是精神病学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病例之一。1911年，弗洛伊德发表重要文章《关于一自传式撰述的妄想症病例之精神分析注》，通常简称《薛伯病例》；拉康于1956年在他的“精神障碍”研究班中开始研究以薛伯病例为基础的精神病学，并于1958年发表文章《论精神障碍的一切可能疗法的先决条件》，该文章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就是薛伯自己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薛伯分析并描述了自己的症状。

③《原生艺术笔记》(Cahiers de l'Art Brut)是法国画家、雕刻家和版画家让·杜布菲(Jean Dubuffet)的艺术连续出版物。让·杜布菲是二战后巴黎派主要画家之一，其创作以摆脱观察习惯和文化条件、破除正统的表现规则和油画技艺为特征，并广泛使用各种手段(材料)创造多种风格。20世纪40年代末，他形成自己的风格，称为原生艺术(粗、生、涩艺术)、涂抹派或塔希主义。1945年7月5日—22日，杜布菲在瑞士参观访问期间，接触到许多精神病人创作的艺术品，深受震动。回到法国后，他提出“原生艺术”(Art Brut)一词，并在连续出版物《原生艺术笔记》中进行介绍推广。

058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首先，精神分裂分析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的和社会的精神分析，一种富有激进性的分析”②。其次，精神分裂分析的目标之一，是对精神分析理论进行前提性批判：“要去分析经济的与政治的力比多投注的特定本性；由此指出欲望是如何决定了欲望主体对自己压抑的欲求。”③换言之，它不以探求欲望之一般规定为已任，而重在探求这一欲望的本质在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如何使自身成为一个带有压抑性的，抑或匮乏性的一般规定。

精神分裂分析的目标之二，是让精神分裂所内含的欲望机器开动起来，“去俄狄浦斯化，拆除父亲-母亲所构筑的蜘蛛网，破除信仰，以便达及欲望生产，触及经济与社会的投注，富有活力的分析者活跃其间。不触及机器，我们将无所作为”①。机器·在“反俄狄浦斯”的语境中，源于马克思对大机器生产时代的生产方式的论述，在德勒兹与加塔利这里，它同时作为普遍联系的内在机制，打碎一切可能存在的壁垒与界限，拆解一切可能固化的结构方式，让一切存在都流动起来，正如资本的金融化操作让一切可能性获得现实化的表达，一架欲望机器即一个欲望生产的过程。

①亨利·米修(HenriMichaux，1899—1984)，法国诗人、画家。借助东方神秘主义与迷幻药进行颠覆性写作，其诗歌直接呈现个体的潜意识与神话原型，认为语言不再是表达或修饰的工具，而成为映射另一种维度的存在的镜子。

②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 117.

③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mie 1, Ed. de Minuit, 1972, pp. 124 – 125.

今天，为什么我们尤其需要阅读《反俄狄浦斯》？

059

于是，相对于精神分析所构筑的“父亲-母亲-孩子”的固化人格，精神分裂分析使其自身成为“一个孤儿，它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无神论者。当父亲之名被指认为一个缺失的时候，它并不是孤儿，然而当它到处自我生产，当历史之名所意指的是当下的强度(特定名称的海洋)的时候，它才是孤儿。它并不可被图形化，因为它的形象是抽象的，一个精神分裂化-图形。它不是结构性的，也不是象征性的，因为它的现实是在生产中，在其非组织化的过程中的真实界的现实。它不是表象性的，而只是机械性的和生产性的”②。摧毁是它的根本任务，因此，它没有固定的形象，它是生产性和破坏性本身。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术语来说，它自身就是一个解域化的过程。其与精神分析之间对比的关键也在于此：“精神分析固着于想象的表象以及再领土化的结构当中，而精神分裂分析则追随去领土化的机械性指标。”③

由此可见，精神分裂分析的本质在于一种彻底的解构性，它不是在俄狄浦斯的结构之外附加上一个匮乏性的中心菲勒斯，从而构筑一个所谓3+1的模式，而是相反，将其转变为n个非确定的方向。它向四方拓展，处于不断的解域化与领土化的过程，犹如一个游牧民族，四处漂移，居无定所。在这一意义上，当下被金融化的资本同时也是精神分裂者。因为在资本的金融化过程中，作为引发新的生产过程的资本，在欲望机器的联结中，可被生产为任何形式(例如一杯瑞幸咖啡就等于元宇宙，因为两者都不过是资本的金融化的一个变形)。然而，如果德勒兹与加塔利所给出的精神分裂分析，如同精神分析一样成为资本逻辑的共谋者，那么精神分裂分析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究竟是批判并颠覆它的利器，还是为其保驾护航的理论护卫队？德勒兹与加塔利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十分含糊：如果说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下的资本就是无器官身体，那么，精神分裂分析所拥有的一切解构性功能在面对资本的时候都将是无效的，精神分裂分析所能做的，只能是“加速这一过程”①。

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 Ed. de Minuit, 1972, p. 133.

②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 Ed. de Minuit, 1972, p. 371.

③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F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 Ed. de Minuit, 1972, p. 378.

060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是精神分析抑或精神分裂分析，它们最终成为资本逻辑展开自身的两个不同的阶段，精神分析所构筑的固化人格让匮乏性欲望成为人无法摆脱的宿命，从而为资本逻辑的欲望生产提供内在动力机制。与之相应，精神分裂分析却在破坏这一固化人格的基础上，让欲望生产获得了其无限展开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做这样一个可能的推论：如果说与精神分析所共谋的是实体性的资本，那么与精神分裂分析所共谋的将是金融化的资本，两者尽管在运行逻辑上有本质的差异前者以生产为起点以及主导，后者以资本(即欲望)为起点以及主导但都不过是资本在不同阶段、不同面向的一种说明。于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对于德勒兹与加塔利而言，与其说是“对资本的批判与超越”，不如说是“对资本形态(资本主义)与其隐喻性形态(精神分裂)的描述”，两者并非处于矛盾关系。

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l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 285.

今天，为什么我们尤其需要阅读《反俄狄浦斯》？

061

在此，我将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精神分裂分析视为对资本逻辑的内在性批判，但由于当代资本形态所呈现出的金融化趋向，其欲望生产，作为过程性的展开方式可以将一切在其外的要素纳入“其内”，将所有与之对立的要素都转变为其内在过程的一环。由此，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精神分裂分析”最终呈现出了一种无批判的批判性，在去俄狄浦斯化的呼喊中，其呼唤的不过是资本扩张的合法性，而资本所带来的问题也不过是因为资本的扩张还不够充分。对资本的革命只能蕴含在资本自身的运演逻辑之内，而非之外。被德勒兹与加塔利推崇备至的精神分裂者们在本质上不过是一些加速资本拓展的推动者，德勒兹与加塔利则不过是站在资本的欲望机器旁边，自觉于那被压抑在精神分裂者(资本家)之内的越界性欲望的思想家。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反俄狄浦斯》应该是第一部朝向未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加速主义宣言。

四、非主体化的劳动原则：资本金融化语境下的劳动及其存在方式

如果我们将《反俄狄浦斯》视为一部资本主义加速主义宣言，那么蕴含在这一判断中的不仅是德勒兹与加塔利对于资本逻辑内在机制的独特的阐释方案，同时更意味着由“加速这一过程”①而引发的进一步追问：谁是加速的主体？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资本逻辑批判的语境下只可能存在两个答案：其一·作为资本主义精神分裂的资本金融化趋向：其二，从事不同形式劳动的劳动者。如果我们立足于经典的马克思批判理论视角，那么，我们会将以上两个回答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答案，但如果我们以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资本批判逻辑推演下来，则无论是资本的金融化趋向抑或其不同的劳动形式，两者在根本上是一回事。换言之，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今天并不存在一个可以与资本逻辑相异质的、担当颠覆资本逻辑重任的劳动原则。在马克思思想中固有的劳动原则与资本逻辑之间的对峙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资本批判中消失殆尽。由此构筑了一个无主体的批判路径，这代表着当代西方左翼思潮中着力于资本逻辑批判的一方，如德勒兹、加塔利、大卫·哈维、詹姆逊以及福格尔等人，与之相应的，以奈格里、哈特、拉扎拉托等为代表的另一方，则在对诸如非物质劳动的形态的分析和批判中，保留了劳动原则对资本逻辑的颠覆性力量。

062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德勒兹与加塔利来说，他们并非否定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具体的劳动者及其劳动形式，只是对于他们而言，不仅当下的劳动形式正在失去其原初的鲜活的具体性——例如在人工智能日益发达的今天，人的劳动方式日益远离其具体的劳动对象，以程序员为代表的工作方式作为当下劳动方式的典型形态，意味着一个产品从观念到现实生产的全过程，对劳动者而言不过是一串串代码和数字——而且归根结底，劳动是一种被资本逻辑所设定的人所特有的活动方式。因此，所有的劳动及其存在方式不仅从形式上从属于特定资本形态的规定，同时也在实质上从属于资本逻辑。两种从属形式在资本的金融化趋向下获得最为激进的表达方式：就劳动的形式从属性而言，什么样的资本增殖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劳动形式，例如随着数字资本对传统产业资本的替代，写字楼中坐在电脑旁敲击键盘的人的工作方式也正在替代工厂中站在机器流水线旁的人的工作方式。就劳动的实质从属性而言，由于劳动者被卷入了包括股票、期货、房贷、保险以及各色金融衍生品的投注之中，从而劳动不仅需要被价值化，同时还需要被资本化，甚至金融化，这意味着劳动者在劳动中不仅出卖了“当下的”劳动，同时还出卖了“未来的”劳动。而后一劳动形式在其被买卖中并不试图以劳动者为其载体，我将其称为“非主体化”的劳动形式。而正是这一非主体化的劳动形式内嵌在当代金融化的资本形态自我演进的逻辑结构之中。对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这一独特的内嵌性结构的分析，成了隐藏在德勒兹与加塔利《反俄狄浦斯》中对金融化的资本批判的一条草蛇灰线。

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 Ed. de Minuit, 1972, p. 285.

今天，为什么我们尤其需要阅读《反俄狄浦斯》？

063

1. 资本与劳动：偶然相遇的不可能性

马克思早在1847年撰写《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时候就曾对于资本之诞生及其运行逻辑做出如下判断：“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①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对峙结构被建立了起来，并实际上成了后续马克思展开其资本批判的主导性结构。阿尔都塞在其晚期“相遇的哲学”(Philosophy of theEncounter)中再一次强化了这一结构对于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重要意义，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构筑了一个重要的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形成的理论模型，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源于作为金钱占有者的资产阶级与被剥夺了劳动的无产者之间的相遇””①。但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对于这一“相遇之前”与“相遇之后”的资本与劳动的演化和发展，缺乏根本的关注。由此，阿尔都塞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谈及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相关研究纳入其“相遇的哲学”的多个系列之一，视其为“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表达。这一思考路径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统御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并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甚至不过就是思想家在其头脑中所完成的一次神话般的叙事。参与阿尔都塞的《资本论》研讨班的巴里巴尔对此有更为直接的表述，巴里巴尔部分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有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讨论中有关于资本与劳动相遇的内容，我在此将马克思的相关段落较为完整地引用下来：

①[德]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

064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但是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占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他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像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①

① 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 - 1987), trans. G.M Coshgarian,2006, Verso, p.197.

今天，为什么我们尤其需要阅读《反俄狄浦斯》？

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