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随后巴里巴尔明确指出，“此处所给出的是一个神话(mythe)：马克思运用这一神话所试图表明的是那些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②。因此，“在对原始积累’的研究中(这个名字被保留，但现在指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它既是一段历史(une histoire)，也是一个史前史(une préhistoire)。在这一历史中，人们发现，资产阶级的原始资本理论只是一个神话，一个回溯性的建构，非常准确地说，是一个以占有法则’(loid'appropriation)表达的、基于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当前结构而做出的投射。因此，很明显，这一占有法则中的记忆’纯粹是虚构的：它以过去的形式表达了当前的情况，而这种情况的真实的过去具有另一种形式，它完全不同于此处给出的说明，需要我们给予分析”①。

①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21—822页。巴里巴尔的引文不全，仅为其中—部分，参见 Louis Althusser, Étienne Balibar， Roger Establet，Pierre Macherey,Jacques Rancière, Lire le Captital, Paris, PUF.1996, pp. 525 – 526.

② Louis Althusser, Étienne Balibar, Roger Establet, Pierre Macherey, Jacques Rancière, Lire le Captital, PUF, 1996, p.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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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在此，阿尔都塞与巴里巴尔对马克思的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其自身哲学的批评。马克思有关于资本的缘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叙事神话，只是因为阿尔都塞将这一缘起阐释为“偶然相遇”，不能倒因为果地去思考这一问题。相反，如果我们回到马克思在“原始积累”一章的具体叙事之中，我们会发现，马克思除去运用一些诸如“工业骑士”以及“羊吃人”的寓言故事来比喻原始积累之中资本对劳动的残酷掠夺之外，全部的论述都建基于大量的历史事实，这些史料之具体所彰显出的正是马克思强调的其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其完全不同的实施方式，不可一概而论，“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地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做例子”②。因此，马克思有关于资本与劳动的相遇并非头脑中编造的神话，它建基于整个15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全部历史事实。至于资本的所有者与劳动者结合以后所开启的资本逻辑的展开和发展的历史则较为充分地展现在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当中。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将这一有关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研究放置到《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一部分当中来加以讨论，或可向我们彰显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之分析的两点重要推论：其一，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不是仅仅出现在资本逻辑刚刚萌发之际，伴随着资本的自我演变，特别是资本的经济危机的阶段性爆发，资本的原始积累可能会作为资本逻辑拓展自身疆域、实现无限增殖的一个契机，不断地在人类历史展开过程中发生；其二，资本逻辑并不具有绝对的开端。因为构筑资本的多个要素，诸如货币、商品、交换、消费等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到来之前都已然存在，而马克思用以分析资本原始积累的15世纪的英国所处的阶段，不过是资本逻辑获得普泛性表达的一个时期。

① Louis Althusser, Étienne Balibar, Roger Establet, Pierre Macherey, Jacques Rancière, Lire le Captital, PUF, 1996, p. 526.

②「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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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逻辑的以上推断或许在经典马克思的文献中都未能获得直接的指认，但近乎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向资本逻辑批判过程中的共识。德勒兹与加塔利正是基于这一被普泛化的资本逻辑语境，展开其关于劳动原则的讨论，于是，劳动与资本的相遇，对于德勒兹与加塔利来说，不过是作为人类历史内在结构的资本的去领土化(déterritorialisé)的必然结果之一。因此，在德勒兹与加塔利所给出的有关于资本逻辑的历史叙事中，劳动与资本的相遇有其可能性与不可能性。

首先，就劳动与资本的属性而言，两者的相遇本是不可能的。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之中用自己的语言重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的相关论述。“在《资本论》的核心处，马克思指出了两种主要’元素的相遇：一方面是去领土化的劳动者，成为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则是被解码的货币，成为资本并能够买卖”①。所谓去领土化的劳动者，即脱离了其特定的劳动形式的劳动者的形成，也即马克思所说的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中，以“羊吃人”的方式被驱赶进入工厂的劳动者，他们不能再以种田、牧羊为其劳动方式，而需要在去领土化中，变成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劳动者。与之相遇的资本，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表述中，被称为“解码的货币”。于是，两种要素一个是作为活生生的人的劳动者，另一个则是作为资本的货币。对于德勒兹与加塔利来说，两者不仅在表现形态上是不同的，而且两者得以形成的缘起截然不同，“这种相遇可能并不会发生，自由的劳动者与货币-资本都只是潜在’地存在着”②。更进一步说，“这些要素中的每一个所展开的多重的解码与去领土化的过程，在其起源上都很不相同。对于自由劳动者而言，它源起于私有化带来的土地的去领土化；由分配所带来的生产工具的解码化；家庭与共同体的解体所带来的消费方式的缺失。最终，为了劳动自身的利润以及机器的利润而产生的劳动者的解码化。而对于资本而言，它起源于通过货币的抽象而带来的财富的去领土化，通过商业资本而带来的生产之流的解码化，以及通过金融资本和公共债务所带来的国家的解码化，通过工业资本的形构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的解码化，等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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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在此，德勒兹与加塔利用其特有的理论术语描述了马克思对资本的原始积累所给出的说明。其所意在表达，作为自由劳动者的形成过程与资本的形成过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进程：对于自由劳动者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土地可被买卖，从而可以成为私有财产，由此，此前由于血缘世袭所构筑的封建土地领主的统御被去领土化，即消解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工具的所有方式以及消费方式也都在这一去领土化中发生了改变，例如，由于家庭或者共同体的解体，不再存在任何形式的共同活动方式，每一个劳动者都不得不依赖于自身的劳动换取相应的消费资料。由此带来的是一种具体的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它的描述，只能在一种人道主义的语境当中获得意义；与之相对的是资本的非人的发展历程，其中所涉及的只是货币的诸多变形。严格说来，这一属人的逻辑(劳动者的生活方式的变迁)与非人的逻辑(货币形态的变迁)如同两条平行线，在彼此不同的轨道上各自发展而来，它们的相遇只能是“潜在的”，并需要特定条件才可能完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德勒兹与加塔利会特别强调，被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与劳动的相遇，就其各自的历史演进而言，是不能实现的。但同时，对于德勒兹与加塔利来说，这一相遇在资本逻辑获得普遍展开之后，又具有了全然的可能性。

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r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 266.

② Gilles Deleuze, Félx Guattari, L'Anti-F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 266.

③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r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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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动与资本相遇的可能性：微分关系中的资本逻辑

在某种意义上说，德勒兹与加塔利会认为自身是阿尔都塞的“相遇的哲学”的拥趸。因为在其论及劳动与资本的相遇之可能性之前，他们将整个资本逻辑获得其普泛化的历史趋势本身判定为一种偶然性。这表现在德勒兹与加塔利借用历史学家之口问出了资本主义诞生式的“李约瑟难题”，即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劳动者与货币的去领土化，但为什么只有在欧洲，“新的生活诞生了，欲望获得了它的新名称”①？“为什么是欧洲，为什么不是中国？关于远洋航海，布罗代尔追问道：为什么不是日本的船只，甚至是穆斯林的船只？为什么不是巴格达的水手辛巴达？”②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回答是：“这不是一个技术的缺失，而是一个技术机器。”③换言之，这些地区和国家没有最终诞生一个资本逻辑获得普泛化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因为它们缺少去领土化的劳动者以及解码化的货币，而是它们并不存在让两者最终相遇的机制(mécanique)，这一机制在《反俄狄浦斯》中总是被视为一种“机器”(machine)。技术机器同时也就是一种社会机制，或者也被称为社会机器，它会构筑全部社会发展情境，以促成诸多潜在的要素可以完成彼此的相遇。德勒兹与加塔利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只有偶然性的历史才是真正富有普遍性的历史。”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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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德勒兹与加塔利以“欲望”为核心概念重述历史，从而也即将资本逻辑作为人类历史的内在结构，否则偶然性的历史也不可能真正变成具有普遍性的历史。普遍性历史的形成是资本逻辑特有的力量。

于是，对于德勒兹与加塔利而言，劳动与资本的相遇的确是在某种特定的技术机器作用之下成为可能的。这一独特的技术机器所发挥的作用，正是将“全部的解码之流与去领土化之流进行合取”。在此，我们需要特别留意此处德勒兹与加塔利所使用的“合取”概念，不仅其内涵所指可被理解为“相遇”，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其词形与晚期阿尔都塞在构筑多元决定论（surdétermination)中所需的 conjoncture（情势)概念的相似性。从这一意义上说，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在被动综合的语境中所使用的“合取”概念，可被理解为一种特定情势下的相遇：这个特定的情势，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语境中即意味着资本逻辑的普泛化，用他们在《反俄狄浦斯》中的术语即可表述为“资本主义机器”的运行。换言之，只有当资本逻辑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逻辑之后，原本属人的劳动原则与非人的资本才能真正实现融合为一的相遇。

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 265.

②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 265.

③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u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 265.

④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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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于德勒兹与加塔利而言，作为“欲望”的“资本”逻辑是贯穿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结构，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资本主义机器的运行”？对此，德勒兹与加塔利是这样表述的：“只有当资本直接占有生产，并且只有当资本投资抑或资本的买卖成为一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与劳动分工相对应的诸多特殊功能时，资本主义才开始，资本主义机器才运行起来。我们在此重新发现了生产的生产、记录的生产，以及消费的生产—但在这些解码之流的合取当中，资本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的平滑身体，而商业资本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在其原始的形式之下仅存在于古老社会集群的血管之中，在其中它们并没有改变此前的生产形式。”①换言之，只有当生产不仅为了需要，而且为了价值的增殖(资本逻辑)，资本主义才真正开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才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说的一样，成为支配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的要素，①生产的这一支配性在德勒兹这里被表达为“生产的生产、记录的生产，以及消费的生产”。

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 Ed. de Minuit, 1972, p.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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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德勒兹与加塔利在此用一整套完整的学术语言表述了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根本差异，即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始终存在着的“商业的铭刻”与“货币的铭刻”(也常被表述为金融资本，但还不能构成所谓资本的金融化趋向)并不能对生产构成主导。一方面，在商业和金融资本中，真正意义上的抽象劳动还无法形成，其中的劳动形式在不同的行业中都还不得不保持着自身的具体性。另一方面，商业与金融资本的运行模式都还保持自身的独特的具体性，于是，“商业从未停止它的持存的领土化过程，在价格便宜的地方买进，在价格高涨的地方卖出。在资本主义机器产生之前，商业资本抑或金融资本都只在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相结盟的关系当中存在着，它进入一个新的联盟当中，带有前资本主义状态的特性(在其中商业和银行的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们结盟了)”②。这意味着，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商业与金融的运行机制都并不具有为了资本增殖的自觉。商业模式中的“贱买贵卖”，以及金融资本模式中的银行家也总是需要与商业资本家抑或封建主结盟才能开启其资本运行机制，换言之，德勒兹与加塔利在此将金融资本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金融化趋向做出了区分。对于金融资本的运行而言，银行家需要参与到其他各种资本形态的具体劳动当中，例如银行家自已便成为商人抑或工厂主.即德勒兹与加塔利所谓的资本的“联姻”，由此·金融资本才能得以展开。但在资本的金融化趋势中.金融资本家并不需要自身实际参与不同资本类型的具体劳动，它只须将资本投注到各个不同的领域当中，等待资本在这些不同领域中实现增殖，这一投注资本所实现的增殖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所谓的“生息资本”，而是其所谓的“虚拟资本”，它的运行不再依赖于金融资本与其他不同行业之间的“联盟”，即“联姻”(两个概念在法语中是同一个词，即alliance)，而是变成了资本在不同行业中投注所形成的自我增殖，即变成了一种血亲的繁衍：“简言之，当资本不再是姻亲的资本，而成为血缘的资本之时，资本主义机器才开始了。”①如何理解这一血缘的资本？德勒兹与加塔利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将原价值与剩余价值比喻为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区分②，虽颇为形象，但未能凸显“血缘的资本”与“姻亲的资本”之间的本质区别。事实上，所谓“血缘的资本”所意指的是资本的金融化趋向的资本形态，而“姻亲的资本”所意指的则是商业资本、产业资本以及以获取生息资本为其增殖模式的金融资本。换言之，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可以被称为资本主义机器的资本逻辑只能是已经进入资本的金融化趋向之后的资本。其真正的现实表达正是在德勒兹与加塔利写作《反俄狄浦斯》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于两位思想家而言，资本逻辑在此之后才真正获得它最为激进的，也因此是最为直接的表达。

①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②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 Ed. de Minuit, 1972, p.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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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 Ed. de Minuit, 1972, p. 269.

② 参见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1，Ed de Minuit，1972，p. 269。在此，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的表述：“商品的价值突然表现为一个处在过程中的、自行运动的实体，商品和货币只是这一实体的两种形式。不仅如此。现在，它不是表示商品关系，而可以说同它自身发生私自关系。它作为原价值同作为剩余价值的自身区别开来，作为圣父同作为圣子的自身区别开来，而二者年龄相同，实际上只是一个人。这是因为预付的100镑只是由于有了10镑剩余价值才成为资本，而它一旦成为资本，一旦生了儿子，并由于有了儿子而生了父亲，二者的区别又马上消失，合为一体—110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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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于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本与劳动得以相遇的全部可能性只能存在于这一激进的资本逻辑的展开之中？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如下两个原因：其一，这种激进化的资本逻辑被展现为一种微分关系，“我们不再存在于一个定量(quantum)抑或变量(quantitas)的领域当中，而是存在于作为合取的微分关系的领域当中，后者将这种内在的社会场域特别界定为资本主义，并赋予抽象以其实际的具体价值和实现的倾向，抽象从未停止是其所是的样态，但它不再作为一种各自独立的要素之间所构筑的可变关系在简单的量化当中的显现，而是将独立性、诸多要素的质性规定与诸多关系的量性规定放置于自身之上。抽象将自身放入一个更为复杂的关系当中，在其中它将作为”某种具体的事物自我展开。这正是微分关系Dy/Dx所蕴含的意义，在其中Dy源于劳动力，并构筑一个可变资本的上下波动，Dx则源于资本自身，并构筑了一个固定资本的上下波动”①。将资本逻辑表述为一种微分关系，意味着将所有非资本的质性的规定，全部转变为一种量性的规定，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抽象性，它可以让“质性规定与诸多关系的量性规定”统一到自身之上。正如资本的金融化在其现实投注中所做的那样，同一个投资公司可以同时将资本投注到服装、餐饮、媒体以及旅游等多个不同的产业，这一投注在保留了各种产业的特质(质性规定)的同时，将它们还原为不同的资本量(量性规定)。于是其二，在这一微分关系中，原初与资本异质的劳动失去了其属人的特质，它在资本的微分关系中成了变量中的一个。在其现实性上，劳动与资本的两种功能“一边是无能的交换价值的货币符号，与消费物以及使用价值相关的支付方式之流”，①“而在另一边，则是资本的强大的符号，金融之流，生产的微分系数体系，它们证明着预期力量的走向，抑或长远看来的演进方向，虽然不能马上被实现出来，但作为抽象的量化定律而发挥着作用”②。由此，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被转变为货币之流自身所具有的两种功能：“一方面，货币再现着一种在消费之流上存在的可能的截断-抽取；另一方面，货币再现着一种截断-离散的可能性以及某种经济链条的再链接的可能性，从后一意义上说，生产之流被归入资本的析取当中。”③在这一谜一般的表达中，德勒兹与加塔利试图说明的正是劳动被转变为劳动力，人变成人力资源，从而被纳人资本逻辑的激进化展开之后的必然结果：在此，货币的“截断-抽取”的功能，意味着资本的投注(货币之流)进入具体的某一个商品形态之中，而货币的“截断-离散”则意味着资本在不同商品形态上投注，劳动者只是作为货币的“截断-抽取”的功能的实现方式，即货币的消费之流，才有其存在的意义。正如在今天资本逻辑的运行当中，任何人只有变成了资本投注的目标“客户”“用户”与“消费者”，才可能被资本的投资视为一个有效的存在，否则就是不可计数的“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劳动与资本共同成了“量性”的存在，它们的相遇才成为可能。

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p.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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