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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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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30 | PRINTED_PAGE=109

在我们的时代，社会的客观趋势是以公司经理们的主观秘密决定表现出来的，他们中间最重要的人物掌管着最强大的工业部门，如钢铁、石油、电力和化工等部门。相比而言，文化垄断就显得弱一些，并带有一定的依赖性。如果文化垄断在大众社会中的活动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生产出来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商品，不论怎样，这一商品都已经与随心所欲的自由主义和犹太知识分子十分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并不在于实施一系列的清洗运动，那么它们就不可能不姑息真正的掌权者。最有实力的广播公司离不开电力工业，电影工业也离不开银行，这就是整个领域的特点，对其各个分支机构来说，它们在经济上也都相互交织着。所有行业都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人们一旦把注意力集中起来，就会忽略不同企业和技术分支部门之间的界线。文化工业的一致性，恰恰预示着政治领域将要发生的事件。当然各类企业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各类不同价位的杂志所讲述的故事之间也各不相同，不过，所有这些并非取决于主观因素，而取决于消费者的分类、组织和标定。某些东西是提供给所有人的，谁也摆脱不掉；与此同时，各种区别也应该得到强调和扩充。能够引起公众关注的是，批量生产的产品不仅具有不同的质量，而且也有一定的等级次序，这样，完整的量化原则也就变得更完备了。每个人都似乎会自发地按照他先前确定和索引好的层面来行动，选择适合于他这种类型人的批量产品的类型。消费者的统计数据经常可以在组织研究的图表上反映出来，并根据收入状况被分成不同的群体，分成红色、绿色和蓝色等区域；这样，技术变成了用于各种宣传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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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31 | PRINTED_PAGE=110

如果我们证明了所有被强行划分开来的产品最终都是相同的，那么我们也就看清了这一程序如何形成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克莱斯勒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的产品之间的区别，不过是好奇心不同的孩子们所产生的幻觉而已。鉴赏家们之所以能够指出各种产品的优劣，只不过是为了维持竞争的假象和选择的范围罢了。华纳兄弟公司和迈尔公司的产品也属于同样的情况。然而，甚至对那些由一个公司生产的价格较高与价格较低的产品来说，它们之间的差别也越来越小了：就拿汽车工业来说吧，汽缸数量、容量以及专利部件之间的细微差别已经不太大了；对电影公司来说，电影明星的数量，对技术、劳动和设备的过度利用，以及对新近心理学程式的引介，也都属于同样的情形。普遍的业绩标准就是“知名产品”的总额，以及公开投资的总额。文化工业变化多样的预算，与产品的实际价值及其所固有的价值是不相符的。就它的技术媒介来说，也越来越统一起来了。电视的目的就是要把电影和广播综合在一起，它之所以还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各个利益集团还没有达成一致，不过，电视迟早要产生巨大的影响，它会使审美迅速陷入极端贫困的状态，以至于在将来，所有罩在工业文化产品上的厚重的面纱都将被打开，都会以嘲弄的方式实现瓦格纳的总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之梦，所有艺术都会融入在一件作品之中。语词、图像和音乐的结合，将要比《特里斯坦》(Tristan)更加完美，因为各种感性的成分既在表面上恰如其分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又从根本上体现在了同样的技术进步之中，变成了具有其特定内容的统一体。这一过程整合了所有生产要素：从电影改编成的小说，到最后制作成的音响效果。所有这一切，都是投资资本取得的成就，资本已经变成了绝对的主人，被深深地印在了在生产线上劳作的被剥夺者的心灵之中；无论制片人选择了什么样的情节，每部影片的内容都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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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32 | PRINTED_PAGE=111

一个人只要有了闲暇时间，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给他的产品。康德的形式主义还依然期待个人的作用，在他看来，个人完全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感性经验与基本概念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然而，工业却掠夺了个人的这种作用。一旦它首先为消费者提供了服务，就会将消费者图式化。康德认为，心灵中有一种秘密机制，能够对直接的意图作出筹划，并借此方式使其切合于纯粹理性的体系。然而在今天，这种秘密已经被揭穿了。如果说这种机制所针对的是所有表象，那么这些表象却是由那些可以用来支持经验数据的机制，或者说是文化工业计划好了的，事实上，社会权力对文化工业产生了强制作用，尽管我们始终在努力使这种权力理性化，但它依然是非理性的；不仅如此，商业机构也拥有着这种我们无法摆脱的力量，因而使人们对这种控制作用产生了一种人为的印象。这样，再也没有什么可供消费者分类的东西了。为大众的艺术已经粉碎了人们的梦想，不过，它与批判唯心主义始终回避的梦幻唯心主义信条还是一致的。一切都来自意识：马勒伯朗士和贝克莱都认为，万事万物皆起源于上帝的意识；对大众意识来说，一切也都是从制造商们的意识中来的。不但颠来倒去的流行歌曲、电影明星和肥皂剧具有僵化不变的模式，而且娱乐本身的特定内容也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它的变化也不过是表面上的变化。细节是可以变的。在流行歌曲中，比较短的间奏可以产生某种效果，英雄突然间产生的失态(他可以把这种失态看成是一种有益健康的运动)，情人从男明星那里所受到的粗暴对待，以及男明星对备受宠爱的女继承人的藐视，所有这些细节，都像其他细节一样，是早就被制定好了的陈词滥调，可用来安插在任何地方；在完成整个计划的过程中，这些细节能够完成的都不过是分配给它们的任务。它们得以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作为计划的组成部分来证明计划。只要电影一开演，结局会怎样，谁会得到赞赏，谁会受到惩罚，谁会被人们忘却，这一切就都已经清清楚楚了。在轻音乐中，一旦受过训练的耳朵听到流行歌曲的第一句，他就会猜到接下去将是什么东西，而当歌曲确实这样继续下来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很得意。对短篇小说来说，必须严格坚持适当的篇幅。甚至插科打诨、切身感受和开玩笑也得像它们所处的背景一样，都是被计算好了的。这些细节是专家们的责任，它们的范围不大，人们在办公室里就可以很容易把它们配备好。文化工业的发展使效果、修饰以及技术细节获得凌驾于作品本身的优势地位，尽管它们曾经表达过某种观念，但是后来却与观念一起消融了。当细节赢得了自由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反叛，从浪漫主义时期到表现主义时期，细节都宣称自己所表达的是自由，是对抗组织的一种工具。在音乐中，单纯的和声效果消除了对整体形式的意识；在绘画中，对各种色彩的强调削弱了构图的效果；在小说中，心理描写变得比小说框架更重要。而所有这些，恰恰是文化工业的总体性所带来的结果。尽管文化只能与各种感受有关，但文化还是消除了它们拒不妥协的特征，使它们遵循着固定的程式，而不是作品本身。整体和部分一样，都遭受到了同样的命运。整体必然与细节毫无关系，就像在一位成功人士的经历中，每一件事都可以当作一种描述或一个证据，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所有那些荒唐事件的总和。我们所说的具有支配地位的观念，就像一个文件，能提供某种次序，却不是前后一贯的。整体和部分都是一样的；它们既没有反题，也没有联系。它们预先安排的和谐，对那些为人们所追求的资产阶级的杰出艺术作品来说，简直是一种嘲弄。在德国，专政所带来的死气沉沉的寂静，已经笼罩在民主时代最欢快的影像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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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世界都要通过文化工业的过滤。正因为电影总是想去制造常规观念的世界，所以，常看电影的人也会把外部世界当成他刚刚看过的影片的延伸，这些人的过去经验变成了制片人的准则。他复制经验客体的技术越严谨无误，人们现在就越容易产生错觉，以为外部世界就是银幕上所呈现的世界那样，是直接和延续的。自从有声电影迅速崛起以后，这种原则通过机械化再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真实生活再也与电影分不开了。有声电影远远超过了幻想的戏剧，对观众来说，它没有留下任何想象和思考的空间，观众不能在影片结构之内作出反应，他们尽管会偏离精确的细节，却不会丢掉故事的主线；就这样，电影强迫它的受害者直接把它等同于现实。对大众媒体消费者来说，想象力和自发性所受到的障碍不必追溯到任何心理机制上去；他应该把这些能力的丧失归因于产品本身的客观属性，尤其要归因于其中最有特点的产品，即有声电影。不可否认的是，有声电影的如此设计，使人们需要借助反应迅速的观察和经验才能全面欣赏它；而电影观赏者如果不想漏掉连续的事件，就不可能保持持续的思想。即使反应是半自动的，但也没有留给他们任何想象的空间。那些被电影世界以及其中的形象、手势和语言深深吸引住的人，不再满足于真正创造世界的东西，不过，他们也不必把生活建立在电影放映的具体机制上。他们所看过的所有影片和娱乐业的产品，教会了他们要期待什么；同时，他们也会自动地作出反应。工业社会的力量留在了人类的心灵中。娱乐制造商知道，即使消费者心烦意乱，仍然会消费他们的产品，因为每一个产品都是巨大的经济机器的模型，这些经济机器无论是在工作的时候，还是在闲置的时候，都会像作品那样，为大众提供有力的支持。没有人会从每一个有声电影或每一个广播节目中推断出社会效果，但是社会效果却是为所有人共同分享的。整个文化工业把人类塑造成能够在每个产品中都可以进行不断再生产的类型。在这一过程中，从制片人到妇女俱乐部，所有机构都在小心谨慎地保证这种心态的简单再生产不会以任何方式得到细致的描绘和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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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35 | PRINTED_PAGE=114

西方的艺术史学家和文化卫道士们错了，因为他们总是在抱怨，用风格来决定力量的基础已经土崩瓦解了。对机械再生产的目的来说，特别是当文化行家们(cognoscenti)极力颂扬前资本主义的淳朴历史的时候，任何事物的固定配备，甚至是尚未完全形成的配备，都要比任何普遍的、严谨的和通行的“真实风格”高出一筹。帕莱斯特里纳绝对不会像纯粹派音乐家那样，把每个未准备好或未解决好的不和谐音符删除掉的，而会像爵士乐音乐家那样，不拒绝使用任何比较杂乱的音符。如果要把莫扎特的音乐改变成爵士乐的话，那么这不仅是对莫扎特音乐中某些严肃和重要的内容的改变，而且也是对莫扎特音乐旋律的改变，而莫扎特的旋律比我们今天通行的要简单得多。中世纪的建筑家们在仔细研究教堂窗户和雕塑的主题时，绝对不会像制片厂的某些机构在最终通过选题之前，对巴尔扎克和雨果的作品进行细致检查那样苛刻。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在根据更仁爱的神圣教义的规定，来决定让罪孽深重的人究竟受到多大程度的苦难时，也绝对不会像蹩脚史诗的杜撰者在计算英雄究竟要经历过多少苦难，或者是小姐的裙边究竟要提到什么样的确切高度等问题时那样细致。不管是被禁止的，还是被许可的，是明显的、还是含蓄的，是通俗的、还是晦涩的，各种目录不仅规定了自由的区域，也规定了其中所蕴涵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根据目录，任何事物都变成了被设计出来的细节。就像它的对立面先锋艺术一样，娱乐工业也借助符咒的力量，确立了自己的语言，确立了自己的语法和词汇。要想获得符合原有模式的新效果，就会持续不断地产生某种压力，这种压力变成了另一种规则，每当新的效果带来脱离原有秩序的危险时，这一规则就会进一步强化习俗的力量。每个细节都固定不变，如果它不是与生俱来或一见中意的事物，那么什么都不会出现。而对那些演艺明星来说，不管是生产还是再生产，他们都会以同样的热情自如流畅地使用这种语言，似乎在很久以前，这种语言就已经以沉默的方式存在着了。这就是在生产领域中的自然理想，它的影响越有力，就会形成越完美的技术，用来消除成品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本质而言，这样一种例行化过程，既是一种悖论，又带有嘲讽的意味，在文化工业所产生的一切事物中，人们可以察觉到这种情况，然而它却总是占有优势地位。当一个爵士乐手在演奏一段严肃音乐，一段贝多芬最简单的小步舞曲的时候，他在不经意间就会切分原来的音乐，当别人要求他按照正常的节拍来分节演奏时，他就会露出不屑一顾的微笑。可以说，这是一种“自然”，它已经被某种特殊媒介所产生的持久的、过度的需要复杂化了，这种自然既构成了某种新的风格，同时也变成了一种“非文化体系，就此而言，如果说谈论野蛮的风格真的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人们甚至可能会承认一种特定的风格统一体’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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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36 | PRINTED_PAGE=115

这种风格化形式的普遍约束，甚至超出了那些官方制裁和禁令的范围；今天，人们很容易接受不遵照32节拍或第9音域的规定而写成的流行歌曲，而不接受那些包含最缜密的旋律或和声细节、却没有独特风格的流行歌曲。无论何时，只要奥森·威尔斯(Orsen Welles)触犯了商业规则，他都会得到原谅，因为人们认为他偏离规范的做法，完全是可以预计到的事情，这种做法可以更有力地证明系统的有效性。明星和导演必须很“自然”地生产出具有一定技术特点的风格，使人们能够适应它，同时，对这种风格的限制也发展到了非常细致的程度，先锋派在精心设计自己的作品用来对抗真理的时候，也不过如此。在文化工业的所有分支领域里，谁要具备了这种不可多得的能力，能够不断履行自然风格所要求的义务，那么这种能力就会变成一种效率的标准。不管他们说什么或怎么说，它必须像逻辑实证主义那样，用日常语言来衡量。制片人是专家。风格需要它能够吸收和消费的惊人的生产力。它会像恶魔一般，僭越人们以往从文化习俗的角度出发对真实风格与伪造风格之间的区分。一种风格之所以被称为是伪造的，是因为它没有依据形式的那种无法驾御的冲动而被强行制造出来。然而，文化工业的所有要素，却都是在同样的机制下，在贴着同样标签的行话中生产出来的。艺术专家，以及主办人和审查官之间有关那些完全超出可信性范围的谎言的争吵，已经证明今天不再有审美的内在张力了，剩下的只有各种杂乱无章的兴趣。有时候，专家们也许可以在最后残存下来的客观独立性中找到自己的避风港，但他们的声誉已经与教会的商业政治或制造文化商品的企业发生了冲突。不过，从根本上说，当有关当局开始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事物本身已经被对象化了，已经成为了切实可行的力量。甚至在查诺克(Zanuck)接受圣伯纳得特(Saint Bernadette)以前，圣伯纳得特就已经被后来的圣徒传记作者当成是所有利益集团的传声筒了。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性格情感的东西。因此，所谓文化工业的风格已经不再需要通过抑制无法驾御的物质冲动来检验自身了，它本身就是对风格的否定。普遍与特殊之间的调和，规范与特定的需求之间的调和以及惟独能够为风格提供本质的、有意义的内容的成就，都是无效的，因为它们连所有对立两极之间最微弱的紧张状态都消除掉了：这些相互协调的极端状态软弱无力地统一了起来；普遍替代了特殊，或者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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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37 | PRINTED_PAGE=116

尽管如此，这种漫画式的风格还没有超出过去真实风格的范围。在文化工业中，真实风格的观念似乎变成了支配的审美等价物。人们经常把风格看成是审美的规定性，看成是对似水年华的浪漫梦想。风格的统一性不仅仅是基督教中世纪的统一性，而且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统一性，在每一种情形里，它都表达了社会权力的不同结构，而不是那些受到普遍性遮蔽的被压迫者的模糊经验。伟大的艺术家从来就不可能把这种风格完美无瑕地展现出来，而是把风格作为一种能够让自已变得更加坚强的力量，作为一种否定性的真理，用来反对那些用极其混乱的方式来表现痛苦的做法。因此，他们的作品风格所表达的是那些生活中还没有被考虑到就已经流逝了的力量。莫扎特的音乐，就是这种被称之为古典艺术的艺术形式，它所表现出来的客观倾向，与它所体现的风格是不同的。到了后来，像勋伯格和毕加索这样的艺术家，则根本不相信所谓的风格，更重要的是，他们甚至认为风格是隶属于事物的逻辑的。达达主义和表现主义都把风格的不真实性，看作是今天在歌手们低缓杂乱的吟唱中，在电影明星精心设计出来的光彩形象中，以及在以农民的简陋棚屋为主题的专业摄影中所取得的胜利。风格是所有艺术作品的保证。我们只有通过风格，才能将所有表达划归到具有普遍性的支配形式之中，划归到音乐、绘画或语词的语言之中，才会有希望将其与真实普遍性的观念调和起来。要想获得这样的保证，艺术作品就应该通过为传统的社会形式提供一种新形态，而这一切是很必要的，就像它很有必要把自己伪装起来一样。我们不仅要无条件地对真实的生活形式作出假定，而且要使这些形式派生出来的审美得到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的要求也同样是意识形态的要求。然而，只有在与把风格作为历史记载这种传统的对峙中，艺术才能够表现苦难。这种能够使艺术作品超越现实的因素，并不是从风格那里形成的；同时也不是一种已经实现的和谐，不是形式和内容、内在与外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所形成的值得怀疑的一致性；只有在不一致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发现这些特征：对一致性的迫切寻求必然会导致失败。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失败，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都会在风格上实现一种自我否定，而拙劣的作品则常常要依赖于与其他作品的相似性，依赖于一种具有替代性特征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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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工业中，这种模仿最终变成了绝对的模仿。一切业已消失，仅仅剩下了风格，于是，文化工业戳穿了风格的秘密：即对社会等级秩序的遵从。今天，自从人们把精神创造总结成文化，并使其中性化以后，审美的野蛮特性就使那些能够对精神创造造成威胁的因素荡然无存了。当人们谈论文化的时候，恰恰是在与文化作对。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很普通的说法，已经被带进了行政领域，具有了图式化、索引和分类的涵义。很明显，这也是一种工业化，结果，依据这种文化观念，文化已经变成了归类活动。所有知识生产领域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服务于同样的目的，从晚上下班到次日早晨上班，所有这些都占据着人们的感受，与此同时，人们在一整天的劳动过程中，也留下了这样的印记。正是这种归类活动，以嘲讽的方式满足了同一文化的概念，而这一概念恰恰是人格哲学家们用来对抗大众文化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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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39 | PRINTED_PAGE=118

三

因此，作为所有风格中最僵化的风格，文化工业变成了自由主义的目的，而自由主义却被人们谴责为最缺乏风格的。文化工业不仅在范畴和内容上来源于自由主义，如驯服的自然主义、轻歌剧和讽刺剧等，而且现代文化垄断也构成了经济领域及其相应的企业类型，尽管眼下在其他领域正在逐渐解体，但是其经营领域的部分机构还是维持了下来。如果这种机构并不固守于自己的事务，而具有适当的弹性，就很有可能在娱乐业中开辟出一条道路。即使特殊的品牌偏离了行业规范，它也要隶属于该行业，就像土地改革者也隶属于资本主义制度一样。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不一致之处恰恰是那些新的商业观念的标志。在现代社会的大众之声中，控告几乎是听不到的；如果这样的话，敏感的人就会察觉到那些能够很快调和不同意见的标记。公众与领导之间的差别越是不可测的，每个人获得显赫地位的余地就越大，他可以凭借安排周密的独创性展现自己的高贵地位。因此，在文化工业中，自由的取向可以为那些有能力的人广开门路。今天，市场还依然可以产生这种有效的作用，尽管它已经受到了精确的控制；正因为有了市场的自由，因此在艺术及其他领域的鼎盛时期，那些生性愚笨的人也就有了他们渴求的自由。显而易见，文化工业体系是从更加自由的工业国家，以及诸如电影、广播、爵士乐和杂志等所有富有特色的媒介中形成的，所以它在这些方面也繁荣了起来。当然，文化工业的进步，还离不开资本之普遍法则的根源。古蒙(Goumont)和帕泰(Pathé)、乌尔斯坦因(Ullstein)和胡根堡(Hugenberg)都成功地迎合了国际潮流；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以后，欧洲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人们相信，文化工业的野蛮特性是“文化滞后论”的结果，美国意识已经跟不上技术发展的脚步了，然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法西斯主义之前的欧洲也没有跟上文化垄断的趋势。但是，这种滞后却使知识分子和创造力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独立性，使他们变成了生存的最后代表，尽管他们显得很凄凉。在德国，民主控制并没有能够无孔不入地渗透在生活之中，这使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许多不需要进入市场机制里的事物进入了欧洲各个国家。德国的教育体制、大学、按照艺术标准建造的剧院、规模庞大的交响乐团以及博物馆等，都享有国家的庇护。尽管政治权力、国家和市政当局从绝对主义那里构建了这些制度，但它们还是像19世纪的君主和封建主那样，将这些制度排除在支配市场的权力范围之外，使它们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到了后来，强大的艺术根本不必考虑市场供求关系，它们的抵抗力越来越强，远远超出了庇护它们的现实力量。对市场本身而言，那些有一定的质量却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转化成了购买力；通过这种方式，某些受人尊敬的文学和音乐出版社就能够为作者提供帮助了，因为这些作者所能带来的利润并不比鉴赏家们多。然而，能够彻底牵制艺术家的却是压力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威胁)，因为他们总得以审美专家的身份去适应商业生活。以前，就拿康德和休谟来说吧，他们在信上经常签下“您最谦卑和恭顺的仆人”等字样，然而同时却在暗中捣毁神殿和祭坛的基石。今天，他们则开始用昵称来称呼政府首脑了，但是在每项艺术活动中，他们都在这些无知的主人面前俯首称是。在一个世纪之前，托克维尔就曾作出过鞭辟入里的分析。在私人文化垄断下，“暴君使身体获得了自由，却把矛头指向了灵魂。统治者不再说：你必须像我那样思考，否则就割掉你的头；而是说：你可以自由思考，不用像我那样；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你的，不过，从这一天起，你在我们中间就变成一个陌生人了”。[2]不遵从意味着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软弱无力，意味着“受雇于自己”。当外来的人被排除在外，他就很容易被认为是无能的人。然而在今天，物质生产中的供求机制正在瓦解，而上层建筑则在统治者的偏好中变成了一种辖制。消费者总是那些工人、雇员、农民和地位偏下的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从身体和灵魂上都对他们进行了限制，使他们成为孤立无助的牺牲品。相比于自身而言，统治者总是很自然、很严厉地对他们施加道德压力，今天，受骗的大众甚至要比那些成功人士更容易受到成功神话的迷惑。他们始终固守着奴役他们的意识形态。普通人热爱着对他们的不公，这种力量甚至比当权者的狡诈还要强大，甚至比严厉刻板的海斯局\*还要强大，就像特殊的伟大历史时期，会激起比它还要强大的敌对势力一样，如所谓的法庭恐怖即是如此。普通人更需要米老鼠，而不是悲剧性的嘉宝；更需要唐老鸭，而不是贝蒂·布普(BettyBoop)。工业常常对它自己极力鼓动的东西进行表决。如果某个企业没有完全履行与正在走下坡路的影星签订的合同，那么这一损失将是整个制度合法的支出。只有通过采用比较狡猾的方式，迎合人们对这种无用之物的需求，才能在总体上保证制度的和谐。尽管文化是民主的，文化把特权分配给了所有人，但是，鉴赏家和专家还是受到了人们的蔑视，因为他们总是显得很招摇，宣称自己比别人知道得更多。从意识形态的休战协议看，循规蹈矩的购买者和厚颜无耻的供应商都得到了实现。结果，同样的东西便被不断生产出来了。

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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