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附论2：朱莉埃特或启蒙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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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和仁慈都变成了罪恶，而统治和压迫则变成了美德。“所有的好事都曾经是坏事；每一种原始罪恶都会产生一种原始美德。”[56]正因如此，朱莉埃特也俨然成为新时代的新生儿：她第一次有意识地对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在所有意识形态都被废弃以后，她提出了自己的道德，而这一道德对基督教教义来说—在意识形态上，而非一直在实践中—总是丧尽天良的。作为一个优秀的哲学家，她保持着冷静和反思。一切都那么实在。当克莱维尔指出了那些渎神之罪的时候，她回应道：“如果我们不再信仰上帝，亲爱的……你所祈求的亵渎神灵的恶行，也只不过是些无关紧要的琐事而已……也许我比你固执一些，但我的无神论信仰却是最真诚的。不要以为我必需要用那些你所建议的儿戏来坚定我的信仰。我之所以玩这个把戏，是因为它们让你快活，而且完全是想找找乐儿”（一个名叫安妮·亨利〔Annie Henry〕的美国杀人犯就曾说过，“只是为了好玩儿而已”)；“不论是要说明白我的想法，还是要让别人相信我的想法，从来也都不是什么必然的东西”。[57在对同谋的短暂友情的掩饰下，朱莉埃特捍卫了她的准则。自从理性的形式化过程使所有的目标像妄想一样，失去了对必然性和客观性的渴求，不义，仇恨以及破坏行为也都变成了一种职业。巫术变成了一种单纯的活动，一种手段，换言之，变成了工业。理性的形式化过程也仅仅是机械化生产方式的智力表达。手段成了拜物教，并且融入了快乐。就像启蒙用旧的统治方式来装扮自己的目的，从而在理论上沦为幻想一样，它也运用剩下的可能性使自己丧失了实践的基础。统治就是打着经济权力的形式，作为自身的目的而得以继续存在。享乐就像禁止它的形而上学一样，业已呈现出了已经过时且毫无目的的印记。朱莉埃特谈到了犯罪的动机。她本人就像她的朋友斯布里加尼(Sibrigani)那样虚荣和贪婪，但她却视这一禁令为神圣。斯布里加尼，这个体现着手段和责任的男人，则显得更进一步：“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让自已富起来，最大的罪过就是我们达不到这个目的。一个人如果真正走上了致富之路，才能说他已得到了欢乐；而到了那时，他也必然会被遗忘。”[58]尽管朱莉埃特有着十足的理性主义特征，但她还多少带有迷信的色彩。她发现了渎神行为带着的稚气，但最终她还是在其中找到了快乐。但是，每一种享乐都会背叛一种偶像：享乐是对他者的一种自我牺牲。自然事实上并不懂得这种享乐；自然的快乐超出不了对需要的满足。所有快乐在没有得到升华或是得到了升华的感情中，都是社会性的。它是在异化中产生的。即使享乐缺少任何有关其冒犯之物的禁忌知识，它也有着自己的文明根源，它也产生于不断返回自然的固定秩序中，并且也在反抗着保护它的特殊秩序。只有在解脱了劳动压力，逃脱了特殊的社会职业，特别是自我的梦境对个人的束缚，才能领会到享乐的魔力。而这种梦境可以把我们带回到没有统治、没有约束的远古时代。思乡的人们被深深网罗在文明之中，那些被迫成为社会秩序一部分的人们，也深深陷入在“客观的悲痛欲绝”之中，他们的渴望来自于对神灵鬼怪的寸断柔情，来自于对变相自然的顶礼膜拜。思想是在摆脱恐怖自然的过程中产生的，而自然却最终完全被思想控制在手中。也就是说，快乐是自然的报复。在快乐中，人们否定了思想，也逃避了文明。在古代社会里，节日为这种复归活动提供了一种公共庆典。原始的纵欲狂欢仪式正是这种享乐的集体起源。“节日在刹那之间表现出了一片混乱的景象，”罗歇·盖洛瓦(Roger Caillois)说道，“就像世界秩序顷刻崩塌的假面舞会一样。因而在那一刻里，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你的行为必须别出心裁。一切都被颠倒了黑白。在神话时代里，时间顺序是倒着来的：人生如暮年，死如童年。……通过这种方式，所有维护美好的自然和社会秩序的法则都被统统摧毁。”[59]人们屈从于被推崇备至的原始权力；但是，如果依据这个已经被中断了的禁律，这种行为也只能是放荡不羁和荒淫癫狂的。[60]只有随着文明和启蒙的发展，坚定的自我和稳固的统治才会使节日变成一出滑稽剧。统治者们把享乐观念当作是合乎理性的，当作是献给尚未得到控制的自然的贡品。与此同时，统治者们对这种享乐加以净化，并为我所用，把它变成高级的文化形式；他们吝啬地把这种享乐分发给他们的被统治者，因为他们还无法完全将它从被统治者那里剥夺干净。享乐变成了操纵的对象，直到最终在固有的乐趣中消失为止。这一过程就是从原始节日一直发展到现代假日的过程。“当社会机制发展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它就会越来越无法忍受按部就班的生活。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来去如故。汹涌澎湃的感情狂流已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喧嚣已经进人个人化时代。假日已经替代了节日。”[61]法西斯主义的假日，则更是到处充斥着广播、标语、兴奋剂等制造出来的华而不实的寒暄之辞。斯布里加尼在某种程度上预见到了这种情况。他在一种“与命运历程息息相关(sur la route de la fortune)”的假日里允许自已得到某种享乐。相反，朱莉埃特则始终坚守着那个古老制度，将罪恶神圣化。她这种做法被天主教判定的放荡行为，就像异教徒所说的修女的心驰神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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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认识到了所有快乐仍旧具有的神话属性。在供奉自然的过程中，享乐已经不再是可能的了，就像同情放弃了改变世界的可能一样，这两种态度都是听天由命。尼采在每个角落都洞察到了这些态度的存在，不管是在孤独中的自我享乐，还是在自我折磨之绝望中的受虐倾向：“打倒那些只知道享乐的人们！”[62]朱莉埃特试图通过拒绝充满忠诚的资产阶级爱情，来赢得自己的享乐，而这种爱情正是作为一种反抗资产阶级狡诈的形式，成为了上个世纪的资产阶级特征。在爱情中，享乐与对赐予这种享乐的人的神化密切相关；而这正是人类的激情所在。直到最后，这种感情又被重新唤起，成为以性爱为基础的价值判断。在对爱人虔诚般的倾慕中，同时在由心上人所主宰的无限景仰中，对女人的奴役却在现实中不断被美化和翻新。也正是在承认这种奴役的过程中，两性才永久地融合在一起：女人越来越自愿地接受失败，男人则把成功许给了女人。在婚姻中，基督教教义重新确定了两性的等级制度，并结合以男性占有财产的制度，以及将这种财产冠在女性名下的习俗。真的像两心相印一样，它满足了女人对前父系制度时代美好年华的追忆。在发达的大工业时代，爱情也可以巧取豪夺。中产阶级所有权的没落，自由经济主体的消失，对家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已经不再是以前那种拥有自已财产的社会细胞，因为它已经不能再构成市民经济的基础。成年人已经不再把家庭当作是生活的圈子；父亲的独断权，连同对这种权威的反叛一同消失得无影无踪。以前，女孩子在父权家庭里，甚至在婚姻或是其他方面所遭受的奴役，还能唤起争取自由的炽热情感。这种情感无论在婚姻中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都无法得到满足。她有的只是摆在她前面的工作前景，以及被抑制了的爱情。现代工业体制越是普遍要求把每个人拴在它的周围，每一个并没有投入“穷苦白人”之海的人——这一贫穷之海是由不熟练就业者和失业者注入而成的——就越想成为二流专家，成为必须养活自己的动物。而对于熟练劳动者来说，独立的企业家(指过去的)把所有人(包括“职业”女性)都像已往一样收容进来。人的自重是随着他可以随时调换工作的能力的增长而增长的。因而，背叛家庭的事情已不多见了，与男友闲情逸致地步入仙境的生活也越来越少了。人类进入了与其同类合乎理性的，可以计算的关系中，而这在朱莉埃特所说的启蒙圈子中已经作为一句古训由来已久了。身体与精神在现实中分离开来，正像那些浪荡子们想要的那样。诺依塞尔对此有着理性主义的见解[63]：“对我来说，爱情和快乐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因为温柔的情感总是与幽默和优雅联系在一起的，它靠的决不是修长的粉颈和线条优美的大腿。就像审美法则所规定的那样，这些东西只能有效地激起我们生理的欲望，我想，它决没有权利达到有理智的情感这个层次。说得再明白些，波丽兹(Belize)一点儿都不吸引人，四十岁了，什么也不讲究，更谈不上什么端庄，甚至是典雅了；但波丽兹却有精神，一种让人羡慕的特点，一种与我的感觉和偏好完全一致的许许多多的东西；我从来不想和波丽兹睡觉，但我却爱她爱得发狂。相反，我也确实在追求着阿拉敏特(Araminthe)，但是，一旦我的欲望消退以后，我就打心眼儿里厌恶她……”笛卡儿把人分成内省实体和外展实体的思想，已经隐藏着一个必然结论，它十分明确地展现为一种对浪漫主义爱情的破坏力。但是，这一切着实是一种伪装，是一种生理欲望的理性化过程，“一种错误和总是充满危险的形而上学”，这和贝尔莫伯爵(Graf von Belmor)关于爱情的长篇大论如出一辙。[64]朱莉埃特的一帮朋友尽管都是些浪荡子，但他们认为性欲与温情是相对立的，世间的爱情与天上的爱情也截然不同，问题不仅仅在于性欲有点儿太多了，而且也在于它对爱情本身而言更有害。修长的粉颈和线条优美的大腿，并不能把性欲激发成一种非历史的，纯粹自然的事实，而是包含着构成一切社会经验的意象。这些经验中存在的是一种不同于自然本性的意图，即并不局限在性的领域内的爱情意图。温情并非不是一种生理形式，它只是转化过了的性欲；轻抚长发，亲吻额头，都会表现出精神之爱的虚幻，就像澳洲土著人在性生活中温和地打闹撕咬一样。性欲和温情的分离是抽象的。贝尔莫认为，形而上学歪曲了事实，阻止了相爱双方去认清自己所爱之人的真实形象：形而上学最初是在巫术中产生的，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去遮人耳目，蛊惑群众。“我绝对不能转移对它的注意力！这就是软弱……怯懦。一旦我的快乐烟消云散，我就该弄明白这个早就令我神魂颠倒的女神。”[65]爱情本身是一种不科学的说法：“……错误的定义总是会带来迷惑”，多尔曼斯(Dolmance)在《客厅哲学》最值得注意的第五篇对话里是这样解释的。“衷情我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东西。我用这个词仅仅指精神的脆弱。”[66]“让我们再花点儿时间，就像卢克莱修所说的那样，在生活背景里”，也就是说，在冰冷的分析里，“我们会发现，被爱之人的升华和浪漫主义的情感都经受不起我们的分析……我爱的只是肉体，我所悲叹的也只是肉体，即使在任何时候我都可以再次拥有它”。[67]最最正确的是对分裂的爱情，对劳动的过程的洞见。这种分裂使快乐变得机械，把渴求歪曲成为欺骗，从而威胁到了爱情的核心。相对于某些性欲非自然的、非物质的、充满幻觉的缺陷，浪荡子们极力夸耀性器官和性倒错，并把自己的这种行为说成是正常现象。它不仅贬低和驱除了乌托邦式的绚烂爱情，也贬低和驱除了它的生理快感；它不仅贬低和驱除了极乐世界的幸福，也贬低和驱除了尘世瞬间的幸福。(朱莉埃特所代表的)淫逸浪子们依靠性教育家、心理分析学家以及荷尔蒙心理学家的帮助，把自己变得开放且讲究实际，他们把体育观念和卫生观念扩展到性生活当中去。朱莉埃特的批判是表里不一的，这和启蒙本身是一样的。只要曾经与资产阶级革命紧密相关的对禁忌的极端破坏活动，还无法应之裕如地适应新的现实的话，她就会在即将临现的乌托邦里，与已经化为信仰的崇高之爱联系在一起，而这种乌托邦将会把肉体享乐给予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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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我们限制在特殊个体中的“荒诞可笑的狂热”，以及在爱情中对女性的崇拜，都可以从基督教社会一直追溯到母系氏族社会。可以肯定，那种骑士在求爱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总是荒唐可笑地使我们对可以惟一满足我们需要的对象产生崇敬之感，这种精神起源于我们的先父们最先对女性产生的敬意，因为那时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女人都承担着先知先觉的职能：恐惧使人们对他们曾为之却步的东西顶礼膜拜，骑士精神也在迷信中得到了孕育和滋养。但是，自然却从不知道这种敬畏，如果到自然那里去寻找这种敬畏将会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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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低贱的性爱与我们自身相比有着更牢固的基础，因为它可以激发出我们所有强烈的欲念，并使我们给予足够的尊重。由这种盲目的敬畏产生出来的爱情，正像敬畏本身一样，只是一种偏见而已。”[68]尽管社会等级制度总在寻找一种法律的面纱，但它最终依靠的是强力。对自然的控制在人性范围里重演了一遍。主张保护肉体的弱者，并利用这一观念对强壮的奴隶施以剥削的基督教文明，已经无法完全赢得改信他教的民族的心了。爱情法则被精确的知性和基督教统治者们更为精良的武器所彻底否定，直到路德新教通过把诺言和苦难当成福音的精髓，彻底去除了国家和教义的矛盾对立为止。由此，精神上的自由和对现实压迫的肯定便等同了起来。但是，女人被划定为弱者；而且她们的软弱总是使她们陷入少数人的境地，尽管她们在数量上超过了男人。就像那些早期民族国家被压迫的土著居民，或者在组织上和武器上都比起征服者更加原始落后的殖民地民族，或者在雅利安人统治下的犹太人一样，女人的孤助无力状态是法律压迫的主题。萨德充分阐明了斯特林堡(Strindberg)的思想：“我们绝不能怀疑男女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区别，就像人与野蛮的猴子的区别一样。我们完全有理由不让女人成为人类的种族，就像我们不承认猴子是我们的弟兄一样。如果我们站在赤身裸体的男人一边，细看一下赤身裸体的女人的话，我们便会发觉他们俩的身体构造(撇开性器官不谈)明显不同，它很容易使你觉得女人比男人低了一等；同时他们俩身体内部也有着解剖学上的不同，如果我们仔仔细细地看一看，这种区别便会一目了然。”[69]基督教试图在意识形态上通过对女人的尊崇，来补偿对女人的压迫，这样就会鼓励而不是压制对远古时代的回忆。但基督教的这种努力却被反对提高妇女地位和性解放理论的愤恨心理抵消掉了。实际上与压迫妇女相关联的感情是一种轻蔑，而不是尊重。在基督教几个世纪的历史里，对邻人之爱总是掩盖了一种潜藏着的，现在却被强制手段加以禁止的对女人的憎恨—女人只不过是用来唤回那个徒劳无功的事实的对象而已。这种憎恨通过对女巫的迫害弥补了对圣母的崇拜，这是一种在前基督教时期女先知们的记忆中留存着的报复形式，是一种潜在地怀疑被神化了的父权制统治秩序的残留影象。正如弱者唤起了似乎必须要保护他们的那些貌似文明的强者的仇恨一样，女人也唤起了似乎需要尊崇她们的那些半拉子男人们的野蛮的愤怒。萨德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憎恨。“我从来不相信，”罗马警察局长杰基伯爵(Graf Ghigi)说，“两个肉体的结合就会产生两颗心的结合。在这种身体的交合中，我发现了一种类似于轻蔑的强烈冲动……或者是厌恶的冲动，而绝不是爱的冲动。”[70]皇家大臣圣冯斯(Saint-Fonds)在他虐待女孩，并使女孩痛哭流涕的时候，却大声叫嚷道：“我就是这么喜欢女人……假如我能把所有一切都变成这一句话该有多好！”[71]作为统治者的男人否认了女人作为个体的权利。个体在社会里是种群的一个样本，是她的性别的代表，因此在男人的逻辑里，她总是被看成是自然的象征，总是在观念上被永无休止地归结为社会最底层，总是在现实中永无休止地陷入奴役状态。女人总被硬说成是自然存在，但同时也被当作为剥夺其自然性的历史产物。但是，这种绝望必将会使一切自然的诱惑，一切生理的、生物的、民族的和社会的失败者的蛊惑彻底遭到破坏，这说明基督教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我真是一言难尽啊！ (que ne puis-je, d'un mot, les reduire toutes encet etat!)”彻底剥夺那种回归到自然状态的令人厌恶且难以忍受的渴望，实在是由流产了的文明产生出来的残暴：它是文化的另一张面目，即野蛮。“……要针对所有的人！”毁灭是不许一人漏网的。破坏意志就是极权主义。“更甚者”，朱莉埃特对教皇说，“就像提比略(Tiberius)所希望的那样，所有人都只长着一个脑袋，我的快乐就是一斧子砍掉这个脑袋！”[72]软弱无力、一时无措、困兽惊魂、神志不清的迹象，都会带来一种嗜血的欲望。对憎恨妇女的辩解，就是要把妇女说成是智力上和身体上的下等人，并且像憎恨犹太人一样，在女人的额头戴上了统治者的污名。在他们看来，女人和犹太人已经有几千年没有握有统治权了。她们可以生存，却也可以被灭绝掉；她们的恐惧与软弱，是在永久的压迫中产生出来的与自然的更紧密的亲和性，是赋予其生活的特别因素。这种情形使强人恼羞成怒，因为他们必须在尽力异化于自然的过程中付出自己的全力，同时也必须经常抑制自己内心的恐惧。他们只有在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他们自己不敢发出的死者的呻吟时，才能与自然一致起来。伯拉蒙(Blammont)在《阿兰和瓦尔古》一书中说到：“愚蠢的家伙，我多么喜欢让他们在我的股掌之间相互争斗啊！他们就像狮子口中的羔羊一般。”[73]在同一封信中他也写到：“这就像掠夺一座城市一样……你必须占领高地，建立自己所有的重要据点，然后便可以无所畏惧地攻击其要害部位。”[74]身处低位就会遭到攻击：对人落井下石便是他们最大的快乐。身居高位的人越是遭受不到危险，他们就越是能够从他们所折磨的人那里得到快乐。统治者正是在他的猎物走投无路、悲痛欲绝的时候，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惩罚准则。已不再能威吓统治者的恐惧突然会爆发出一种会心的嘲弄，即那些自身为个体，却只是完全生活在集体之中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冷酷无情。在每个时代，这种回响着的嘲弄之声总是用来去谴责文明。维克多·雨果在一篇题为《人类的骚动比大海的风暴还要糟糕》[75]的文章中说道：“从人嘴这张火山口喷发出来的最具有破坏力的岩浆，就是狂放的欢乐。”朱莉埃特[76]也说过：“要尽你所能对那些陷人绝境的人们加以重磅打击；从悲悯中流出的眼泪可以最强烈地刺激人的神经……”[77快乐不是与温情，而是与残暴交织在一起的，正如尼采所说，性爱总是“用争斗作为自已的手段，或者根本上说，是两性之间的刻骨仇恨”。[78]动物学告诉我们，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爱情”或性吸引在根源上和本质上都是“施虐的”，毋庸置疑，它也是与痛苦联系在一起的；爱像饥饿一样是残酷的。[79]这样，似乎文明的最终结果便是向可怕的自然回归。萨德所集中描述的爱情劫难，和尼采所说的有耻之无耻的崇高精神，都极大程度地把人从耻辱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当残暴反映在人们的行为和幻想中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伟大，并无情地对待人类，就像德国法西斯主义在现实中的所作所为一样。现实中无知无觉的巨人，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都盲目地踏上了灭绝人性的道路，而深受蒙骗的个体的反叛也充满着同样的爱情劫难。因此，冰冷的和倒错的爱情已经替代了世界上所有胸怀坦荡的爱情，并把矛头直接指向人类，而人则像物一样被施以虐待。这种病态的爱情同时也成为了重新爱情发生的前兆。在一种舍身献祭的狂热中，上述欺骗发现了自己所蒙受的耻辱，并把自已等同于在现实生活中无力战胜的残暴统治。在畏惧的阴影下，他们幻想着去排除这种畏惧。在罗马谚语中有一种说法，无情才是真正的快乐，它表现为秩序的无法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在认可幸福的时候把幸福变成了一种闹剧，在约束幸福的时候把幸福制造出来。萨德和尼采在将上述矛盾永恒化的过程中，把它变成了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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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林堡(1849一1912)，瑞典戏剧家、小说家，开创现代瑞典文学，对欧美戏剧艺术有很大影响，主要作品有剧本《父亲》、《朱丽小姐》、《鬼魂奏鸣曲》和长篇小说《红房间》、《黑旗》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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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比略(Tiberius)(42B.C.—37AD.)，古罗马皇帝，长期从事征战，军功显赫，56岁继岳父奥古斯都(Augstus)帝位，因渐趋残暴，引起普遍不满，在卡布里岛被近卫军长官杀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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