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在理性面前，对倾慕对象的献身精神表现为一种偶像崇拜。而对偶像崇拜的消解不仅是犹太一神教对神话进行诅咒的结果，也是它的世俗化形式，即启蒙运动在以多种哲学方式来攻击崇拜的转变形式的过程中带来的结果。常常以一种特有迷信为基础的经济实体的瓦解，把某种特殊的否定力量解放出来。但是，基督教却传播了爱一种对耶稣的纯粹敬仰。它试图在婚姻神圣化过程中把盲目的性欲冲动提升起来，就像它依靠上天的恩惠企图将明晰的律法用于这个尘世一样。基督教早先通过耶稣受难的教义试图构想出的文明与自然的相互和谐，仍然与犹太教相距甚远，也与启蒙运动的那种严肃主义相距甚远。摩西(Moses)和康德并没有宣扬感觉，他们那种冷冰冰的法则既不了解爱情究竟是什么东西，也不了解火刑柱是什么东西。尼采反对一神论的斗争，与其说是针对犹太教的教义，还不如说是针对基督教的教义。当然，他否认了律法，但他赞成的却是“高等自我”[80]，不是自然的，而是比自然更高的自我。他想用超人来代替上帝，因为一神论本身，甚至它改头换面的基督教形式，直到今天才能看到它的本来面目。但是，在服务于这种“高等自我”的过程中，古老的禁欲理想被尼采颂扬为一种为“攫取至高权力”[81]而采取的自我克制，因此，高等自我把自身展现为一种挽救(已死了的)上帝的无望努力，一种为拯救西方文明将天条转变为自律这种康德式的尝试的继续，它根本弃绝了英国怀疑主义那里的鬼神形象。康德的原则“在意志准则基础上所做的一切，同时也是通过普遍规定把自身作为一种对象的行为”[82]也是超人的秘密。他的意志就像绝对命令一样，同样是专横霸道的。这两种原则的目标，就是要在启蒙本质的绝对成熟中摆脱外在强权，赢得自我独立。当然，由于对谎言(甚至尼采仍旧不失时机地将它贬斥为“堂吉诃德式的”[83]的畏惧通过自我立法的方式废除了律法，由于任何事物都像被完全揭穿了的迷信一样变得一清二楚，启蒙本身一以及实际上任何形式的真理—也成为了一种偶像；继而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我们启蒙了今天的这个时代，即使我们是不相信神灵的反形而上学者，我们手中的火，仍旧取自于那个存活了几千年信念所点燃的火炬，这就是上帝即是真理，真理即为神圣的基督教信仰(同时也是对柏拉图的信仰)”。[84]因此，科学也同样取决于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否定上帝本身就包含着一种难以化解的矛盾：它否定了知识本身。萨德并没有把启蒙运动思想带到这个折返点上来。萨德认为，启蒙运动与其说是一种心智现象或精神现象，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现象。他消解了(尼采试图借助优等自我唯心主义地加以废除的)联系，批判了它与社会、职位和家庭之间的一致性[85]，以至于去竭力鼓吹无政府理论。他的著作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宗教准则的神话特性是文明的基础：即十诫、父权和所有制。这正是对勒普莱(LePlay)一百年前所提出的社会理论[86]的明确复归。十诫中的每一诫都被形式理性的法庭宣布无效。它们被当作意识形态遭到完全拒斥。在对朱莉埃特的请求予以答复的过程中[87]，教皇发现，非基督教行为的合理化过程，比根据这些行为是否有罪，依照本性来判断基督教原则要容易进行得多。审判杀人犯的“头戴教冠的哲学家(philosophe mitré)”，绝不应该求助于诡辩术，以及谴责它的迈蒙尼德\*(Maimonides)和阿奎那。罗马理性比普鲁士神更容易受到虔诚的信仰。但是，律法被罢黜了；而使律法变得更加人道的爱情，也被抛弃掉了。然而事实上，不仅罗曼蒂克式的性爱被谴责为形而上学，任何普遍形式的爱情也都被谴责为形而上学，只因为理性替代了所有爱情：不管是女人对男人的爱，情人之间的倾心之爱，还是父母的精心呵护，以及子女对父母的爱都被理性所替代。布朗基斯(Blangis)公爵吩咐他的手下，对统治者的亲属，包括他的女儿和妻子要像对其他人一样严加管理，甚至要严上加严，“之所以如此，是为了说明我们是轻视这种联系的，你们也许还在妄想着我们必须坚守这种联系呢”。[88]女人之爱，同男人之爱会一并消失的。圣冯斯所描述的朱莉埃特那些浪荡子们的规则，是适用于所有女人的。[89]多尔曼斯客观地祛除了父母之爱：“这些约束来自于年迈父母害怕遭到遗弃的恐惧；他们在我们幼年时代所做的精心呵护，目的是想在他们年老昏花的时候得到相应的回报。”[90]萨德的论据与资产阶级的论据一样古老，甚至德谟克利特早就揭示出人类父母之爱是有其实用基础的。[91]然而，萨德揭示了族外婚，这一文明基础的神秘面纱。他认为，禁止乱伦并没有合理的理由[92]，而且禁止乱伦的医学论断也被近代科学否定掉了，科学证实了萨德冷静的判断：“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乱伦所生的孩子就比其他人更容易得痴呆、聋哑和佝偻等诸如此类的疾病。”[93]家庭的凝聚力不是浪漫的性爱，而是为一切温情与社会感情提供基础的母爱[94]，家庭与社会本身是相互冲突的。“如果你想让本该只属于社区的孩子孤独地生活在家庭之中，那么你就很难培养出优秀的共和国公民……如果把孩子们的兴趣仅仅限制在家庭的圈子内，而与整个国家完全不相一致的做法，是完全有害的话，那么把孩子从家庭中分离出来的做法，倒是极为有益的。”[95]“婚姻纽带”在社会基础之上被破坏了；文学知识对于孩子们是“绝对禁止(absolument interdite)”的，只因为这些孩子“仅仅是国家的孩子”。[96]萨德在反对法律的斗争中所谈到的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97]，最后都一起扎进了普遍性的绝对规则，即共和国之中。正如被推翻的上帝又返回到一种更牢固的偶像形式一样，旧的资产阶级监护人式的国家，以法西斯主义集体的形式复活了。萨德考察了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全部过程，它自从圣居斯特(St.Just)和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迈出第一步起，就遭到了失败。当资产阶级把自己最忠诚的政治家送上断头台时，他们也把最坦诚的作家禁锢在国家图书馆的地狱里。因为长期以来人们经常说三道四的朱斯蒂娜和朱莉埃特的故事，连同它的生产线式的叙事方法，以及它颇具预见性的带有19世纪淫秽小说和20世纪大众文学特征的18世纪写作风格，都成了最后一个被剥开神话面纱的荷马史诗般的作品：思想史变成了统治的工具。而如今，它在害怕自己把一种幻象罩在自己身上的过程中，表露出了彻底将它摆脱的想法。在萨德看来，并不是闪烁在未来之中的社会和谐的理想：“故步自封，就地为牢(Gardez vos frontieres et restez chez vous)”[98]—也不是泽默(Zame)的故事中所阐明的社会主义乌托邦[99]，而是因为萨德并没有使其对手产生恐惧，所以，他的著作能够担起拯救其对手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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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蒙尼德(1135—1204)，中世纪著名犹太哲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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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不同，资产阶级灰心丧气的作家们并没有试图借助调和理论来逃避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结果。他们没有预见到，形式主义理性更容易与道德，而不是与不道德发生紧密的联系。尽管乐观主义作家们为了保卫理性与罪恶、市民社会与统治支配之间密不可分的统一，否认和否定了这种联系，而心怀忧虑的编年史家们却毫不留情地揭示出令人触目惊心的真理。“上天把富庶恩赐给了那些双手沾满杀害妻小、鸡奸、谋杀、卖淫以及凶残无度等暴行的人们；为了奖赏我的这些可耻之举，上天给予我财富”[100]，这就是克莱维尔在总结她兄弟的生活经历时说的话。当然在这里她有一些夸张。不良规范的公正性并不像单纯奖赏罪犯那样一以贯之。只有夸张才是真实的。史前时期的真实本性在细节上呈现为一种个体的极端残酷。大屠杀中那些死难者，包括一些被残酷枪杀的人的统计数字，掩盖了它的本质；而这种本质只能在一些对例外情形，特别是最为穷凶极恶的行动的精确描绘中，才能昭然若揭。残酷世界里的幸运生活只是表现为恶性的矛盾，它只有作为那个世界里的单纯存在才能是真实的。痛苦成了真理的本质，而幸福生活却成了空虚的事实。诚然，资产阶级时代里杀害自己的妻小，卖淫和兽欲等恶行，在被统治者，而不是统治者那里屡见不鲜，这是因为被统治者接受了古老时代的主人道德。甚至在直到最后的几个世纪里，每当发生权力之争的时候，他们都会把尸骨堆积如山。与大权在握的法西斯主义主子们的观念和行为相比，布里萨-泰斯塔生活中的狂热表现(应该承认，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法西斯主义的面目)已经退化成为平淡无味的平庸。在萨德以及曼德维尔那里，个人的邪恶构成了极权时代公共道德的可预见的历史记述。任何反对杀戮的基本论断，并不想掩饰和压制，而是想遍野疾呼源自于理性的不可能性。这种论断煽起了进步分子对萨德和尼采仍旧(显而易见地)怀有的刻骨仇恨。与逻辑实证主义者不同，萨德和尼采要求科学兑现自己的承诺。事实上，萨德和尼采比逻辑实证主义者更加明确地坚守着理性(Ratio)，它潜在地从(包含在康德理性概念以及每一个伟大哲学之中的)乌托邦的隐身之处解放出来，而这种乌托邦则是人性的乌托邦，它已经不再歪曲自己，同时也不再需要去歪曲。由于冷酷的教条宣扬了统治与理性的同一性，因此它要比那些资产阶级道德主义的走狗们显得更加仁慈。“你最大的危险在何处？”尼采曾经扪心自问，他的回答就是：“在同情当中。”[101]尼采正是在否定中拯救了人的毫不动摇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却在仅仅为了寻求抚慰的各种形式的保证中，日益遭到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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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Beantwortung der Frage：Was istAufklaerung?)，载《康德全集》(Kants Werke)，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编，第 8卷，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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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

如果社会学理论认为，客观宗教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前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剩下的残渣余孽已经彻底消解，技术和社会层面上的分化和专业化已经确立起来，而所有这些造成了文化混乱的局面，那么，人们通常都会认为这是谎言；因为在今天，文化给一切事物都贴上了同样的标签。电影、广播和杂志制造了一个系统。不仅各个部分之间能够取得一致，各个部分在整体上也能够取得一致。甚至对那些政治上针锋相对的人来说，他们的审美活动也总是满怀热情，对钢铁机器的节奏韵律充满褒扬和赞颂。不管是在权威国家，还是在其他地方，装潢精美的工业管理建筑和展览中心到处都是一模一样。辉煌雄伟的塔楼鳞次栉比，映射出具有国际影响的出色规划，按照这个规划，一系列企业如雨后的春笋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这些企业的标志，就是周围一片片灰暗的房屋，而各种商业场所也散落在龌龊而阴郁的城市之中。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中心的周围，是看起来像贫民窟似的旧房子，而坐落在城市周边地区的新别墅，则以其先进的技术备受称赞，不过，对那些简易房屋来说，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像空罐头盒一样被抛弃掉。城市建房规划是专门为个人设计的，即带有一个小型卫生间的独立单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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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的设计却使这些个人越来越屈服于他的对手：资本主义的绝对权力。正因为城市居民本身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所以他们为了工作和享受，都搬到了市中心，他们的居住单元，也都聚集成了并井有条的住宅群。宏观和微观之间所形成的这种非常显著的一致性，恰恰反映了人们所具有的文化模式：在这里，普遍性和特殊性已经假惺惺地统一起来了。在垄断下，所有大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通过人为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也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不再有意地回避垄断：暴力变得越来越公开化，权力也迅速膨胀起来。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装扮成艺术了，它们已经变成了公平的交易，为了对它们所精心生产出来的废品进行评价，真理被转化成了意识形态。它们把自已称作是工业；而且，一旦总裁的收入被公布出来，人们也就不再怀疑这些最终产品的社会效用了。

利益群体总喜欢从技术的角度来解释文化工业。据说，正因为千百万人参与了这一再生产过程，所以这种再生产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无论何地都需要用统一的需求来满足统一的产品。人们经常从技术的角度出发，认为少数的生产中心与大量分散的消费者之间的对立，需要用管理所决定的组织和计划来解决。而且，各种生产标准也首先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基础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顺顺当当地接受这些标准。结果，在这种统一的体系中，制造与上述能够产生反作用的需求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循环，而且越演越烈。然而，却没有人提出，技术用来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的基础，正是那些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汽车、炸弹和电影将所有事物都联成了一个整体，直到它们所包含的夷平因素演变成一种邪恶的力量。文化工业的技术，通过祛除掉社会劳动和社会系统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区别，实现了标准化和大众生产。这一切，并不是技术运动规律所产生的结果，而是由今天经济所行使的功能造成的。需求不再受中央控制了，相反，它为个人意识的控制作用所约束。电话和广播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作用，这简直可以说是一种飞跃。电话还依然可以使每个人成为一个主体，使每个主体成为自由的主体。而广播则完全是民主的：它使所有的参与者都变成了听众，使所有听众都被迫去收听几乎完全雷同的节目。人们还没有设计出解答器，私人不可以随便设立电台。因此，所有人都被纳人到了真伪难辨的“业余爱好者”的范围之中，而且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组织形式。在官方广播中，人们从公共生活那里形成的所有自发性都受到了控制，都受到了训练有素的监听者、视听领域的竞争者以及各种经过专家筛选的官方广播节目的影响。对那些很有才干的节目制作人来说，早在他们借助工业把自己展现出来以前，他们就已经把自已划入到工业范围以内了；否则，他们不会如此投入地从事这项工作。公众的态度，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支持着文化工业体系，因此它也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并没有被排除在外。如果某个艺术部门所遵循的程式与某个具有不同媒介和内容的部门相同，如果广播肥皂剧的戏剧情节变成了一种可供利用的素材，用来说明如何控制音乐体验的两种极端形式(爵士乐和廉价的模仿)的各种技术问题，如果贝多芬交响乐中的一个乐章被野蛮地“改编”成一段电影音乐，或者托尔斯泰的小说被同样篡改为电影脚本，那么我们与其说这样做是为了满足公众自发的愿望，还不如说是在夸夸其谈。如果我们解释了这些技术机制和人事机构所固有的现象，我们就进一步接近了事实，当然，这些机制和机构从头到尾都不过是经济选择机制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所有权力执行机构还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或者至少说是一种决定作用，即任何生产方式和制裁方式都必须符合它们自己所确立的法则以及对消费者所持有的观念，总之，必须符合它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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