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因此人们高呼：抓住窃贼！—并且直指犹太人。犹太人实际上不只是单个人的阴谋诡计的替罪羊，而且是更广意义上的替罪羊，因为所有阶级在经济上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都强加在了他们身上。工厂主在工厂里对他的债务人，即工人进行了监视，他心里明白，只要他还没有付给工人工钱，工人们就得好好地干活。工人们也只有在不再考虑用这点工钱来买点什么的时候，才能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极少数的工业巨头可以销毁对统治者已经无甚用处的大量的设备和产品，而劳动者的所得却是微平其微。实际上，工人所得到的工钱在市场上儿乎买不到什么东西，而销售商们却仍旧继续为他们所承受不起的商品价值大做广告。从工资与价格的关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工人们究竟被剥夺了什么。在工人领取工资的同时，他们也就接受了他们被剥削的原则。商人总是向他们展示他们与工厂主签定的劳动合同。这样，商人就成了整个体系的执行官，他把其他人的一切仇恨都集中在自已的身上。流通领域似乎为剥削承担了责任，然而这必然是一种社会假象。

犹太人并没有独占住流通领域。但是，他们被束缚在流通领域里实在太久太久了，以至于他们无法用自身的本质来反衬他们一直承受的仇恨。与他们的雅利安同事相反，犹太人是普遍地被排除于剩余价值的源泉之外的。他们通过长时期的千辛万苦，才最终被允许占有生产资料。当然，在欧洲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德国皇帝的统治下，受过洗礼的犹太人在工业生产和行政管理方面被允许享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他们一般总是用两种虔诚的信念来对自己作出评价，一是勤勤恳恳，二是固执的自我否定。只有在他们的行为默认和接受了对其他犹太人所做的判决的时候，他们才会被赋予现在这样的地位：这就是洗礼的目的所在。不管这些杰出的犹太人成就了多少伟大的事业，他们都不能促使犹太人被接纳为欧洲民族；他们从来不被允许在欧洲扎下根来，因此他们也总作为无根的种族而被遣散各处。犹太人为了保证自己的生活地位，充其量只能依靠皇帝、诸侯或者是专制国家。然而，所有统治者自身在经济方面都曾比其他民众有着优越的条件。统治者总是让犹太人充当一种中间人，他们保护犹太人去反对那些必须为进步付出一定代价的劳苦大众。这样，犹太人就成了进步的殖民者。自从他们作为商人，协助把罗马文明传遍了文明的欧洲，他们在与家长制宗教的融洽关系中就成为了地方自治、资产阶级、最后是工业生产条件的代表。他们把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带到了不同的国家，同时也把所有深受资本主义压迫的人们的仇恨集中到了自己身上。正是犹太人曾经全心投入推动经济进步，而这在今天给他们自已带来了困顿的窘境，他们在被资本主义竭力贬低的手工业者和农民的眼里，成为了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正在承受着为资本主义孤僻的排他性格所付出的代价。那些总是事事争先的人们，最后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即使一个美国娱乐业托拉斯的犹太老板，在对金钱作茧自缚般的吝惜中也总是内心绝望地陷于防备状态。他们身着长袖长袍，也只是一种古代中产阶级的遗风。在今天，这种穿着恰好说明他们已被抛到社会的边缘，这个被彻底启蒙了的社会仍旧希望祛除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幽灵。那些宣传个人主义、抽象权利和人性观念的人们，现在已经被贬斥为下贱的族类。而那些从来就不被允许自由地享用他们曾经给人类带来尊严的市民权利的人们，都不加区别地被称之为“犹太人”。直至19世纪，犹太人还仍依靠着与中央权力结成的同盟。由国家保护的普遍权利，是犹太人的安全保证，而紧急状态法(Ausnahmegesetz)却是犹太人面临着的白色恐怖。即便犹太人始终在守护着自己的权利，他们也不过是让人怜悯的对象。商业与其说是他们的职业，倒不如说是他们的命运。犹太人不得不假装扮成富有创造力的工业骑士。犹太俗语让他们明白，他们为何总是自己作践自己：他们的反犹主义是一种自我仇恨，是寄生虫式的歪心邪念。

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

这里指的是纳粹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区分，请参阅弗朗茨·诺曼(FranzNeumann)：《巨兽》(Behemoth)，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977，第376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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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族主义的反犹主义忽略了宗教的因素。它极力蛊惑种族纯洁和民族纯洁的观念。民族主义者意识到，人们早就不再关注他们是否会永远获得拯救的问题。在今天，一般信徒就已经像以前的红衣主教那样狡诈油滑了。在今天，想通过把犹太人划定为顽固不化的非信徒的方式来唤起广大民众的热情，已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要想彻底消除延续了两千年之久，导致基督教徒对犹太人的迫害的宗教对立，也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反犹主义对其自身宗教传统的狂热反叛，已经在不断证明，在这些人的心中根深蒂固地存留着一种世俗的厌憎，尽管这种厌憎曾经存在于信仰的狂热之中。宗教变成了一种文化商品，它并没有被彻底地清除掉。启蒙和统治的联盟使人们对宗教的真理因素失去了意识，而保留下来的仅仅是一种宗教的物化形式。二者最终都给法西斯主义带来了有利条件：无法控制的渴望被引导成为民族主义的反叛力量，宗教狂热的后继者们—如瓦格纳(Richard Wagner)笔下的圣杯骑士(Gralsritter)变成了结拜兄弟和精锐卫队的死党；宗教最后成为一种制度，半是直接与制度连为一体，半是转变为大众文化。元首和他的追随者所崇拜的狂热信仰已经无异于那些曾经想身赴火刑的人们的信仰：这里所改变的，只不过是信仰的内容而已。但是，对所有不再拥有这种信仰的人的憎恨，却保留了下来。反犹主义，就是德国基督教中尚存着的爱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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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不仅仅是犹太教的一种变体。在从单一主神教形式向一般形式的转化过程中，基督教上帝还没有完全丢掉自然神的特征。产生于古代前泛灵论时期的恐惧从自然过渡到绝对自我的观念，这种观念作为造物主和统治者，彻底征服了自然。所有的权力和荣耀都赋予这种观念这样一种异化的特征，但在所有这些神秘莫测的权力和荣耀当中，绝对自我都是思想可以抵达的，而思想正是通过与至高无上的先验存在之间的联系而获得普遍意义的。上帝作为精神，变成了与自然相对立的原则：它不仅仅像所有神话中的神一样保障了自然的盲目循环，而且也能从这种循环中抽身出来。然而，这种精神的抽象和超然性质，却加剧了呈现于其中却又无法被预知的恐惧心理；并且，不能容忍一切对立因素的“我在”，越是要在他的必然力量中摆脱盲目性，就越是在一种模糊不清的命运中感到茫然无措。犹太教上帝所要求的只是它应得的权益，所算计的只是它匮乏的东西。他总是把人们卷人到一张由罪恶与荣耀编织成的大网中去。与此相反，基督教则强调一种恩典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犹太教中已经体现为与人的合约以及救世的预言。它以让人在神性中发现自身的方式减弱了对绝对事物的恐惧，具体表现为：用人的姓名来称呼神的使者，用人的死亡来表现神的亡灵。他的信条就是：不要害怕；面对信仰，律令总是第二位的；只有爱，才是惟一的一条戒律，它比一切尊严都要更高一筹。

基督教以同样的原由诅咒了自然宗教：而基督教又一次创造了偶像崇拜，并且认为这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偶像崇拜。绝对存在与有限存在之间总是只有一步之遥，从这个意义上讲，有限存在也总是要被绝对化。道成肉身的基督，就是被神圣化了的巫师。人在绝对中的自我反思，以及通过基督而实现的上帝的人性化，都是虚伪的本质(protonpseudos)。为了超越犹太教而付出的代价是坚持认为：耶稣这个人已经变成了神。基督教的反思取向，以及巫术的理性化倾向，就是罪恶的根源。在精神面前展现为自然存在的事物，已经被作为不再具有精神存在的事物。精神正是在于：面对有限存在的要求，矛盾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因此，败坏的良心把先知说成是一种象征，把巫术实践说成是一种形变过程。于是，基督教变成了宗教，并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变成了独一无二的宗教：变成了建立在思想的怀疑力量基础上的理性约束，变成了特殊的文化领域。就像那些宏大的亚洲宗教体系一样，前基督教的犹太教作为一种信仰，还没有与民众的生活和维持自我生存的一般动力截然区分开来。异教徒的献祭仪式既没有简单地转变成为膜拜仪式，也没有转变为精神观念；它决定了劳动过程的形式。作为其图式，献祭是合理的。禁忌(Tabu)也变成了对劳动过程的理性调节。它规定了战争与和平、播种与收获、备藏食品和屠宰牲畜。即使说，规则并不源自于理性选择，但理性还是从规则中产生出来的。在原始人那里，摆脱直接恐惧的努力可以导致一种组织仪式的生成，并且也可以变成犹太教那种家庭和民族生活的神圣节奏。祭司可以监管人们遵循习俗的状况。祭司在统治秩序内所具有的功能，体现为一种神权政治的实践；恰恰相反的是，基督教即使在自身转化为统治的过程中，也仍然想保留自己的精神要素。基督教通过最高祭祀活动，即神一人祭祀摈弃了自我持存的观念，并进而把失去价值的存在诉诸世俗世界：摩西的戒律被祛除了，一切存在都被托付给了恺撒，就像托付给上帝一样。整个世界的权威要么被确定下来，要么被篡夺过去，基督教则成为了合法的神圣场域。模仿基督的行为战胜了自我持存的努力。献身之爱失去了天真朴素的天性，并且从自然之爱中分离出来，被确定为一种功德。以神圣知识为中介的爱被说成是直接的爱，它把自然的东西和超自然的东西融会在了一起。它的不正确因素在于：自我遗弃所带来的具有欺骗性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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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基督教”的新教运动试图把教会与纳粹联系起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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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义之所以是虚假的，是因为：尽管基督教教会的存在总是依赖于与人们对基督教教义的遵守，但教会还是要求具有或是天主教的慈善事业，或是新教形式的信仰，它能让人们看到救赎之路，但不能保证最终目标的实现。拯救的神圣诺言并不需要必须去遵守，这是基督教教义中的犹太教成分，也是一种否定成分，它最终用巫术限制了基督教教义一这一事实被朴素的信仰者全盘接受下来，对他们而言，基督教或者超自然主义都变成了一种巫术仪式，变成了一种自然宗教。他们只是信以为真，为此，他们忘记了他们的信仰。他们经常告诫自己，要相信知识和确定性，就像相信一位占星学家或招魂巫师一样。但这与神化的神学相比，并不显得更糟糕一些。一位意大利老妪，虔诚地为自已在战场上的孙子向圣吉纳罗(Saint Gennaro)献上一枝蜡烛，这种祝福要比主教和牧师—他们通过偶像崇拜的力量，把自己变得清白无瑕—为了武力反对毫无招架之功的圣吉纳罗而做的祷告，要显得真切得多。但是，对那些头脑简单的人们来说，宗教自身已经变成了一种宗教替代品。这一事实自打基督教发展早期以来，就一点点地被察觉到了，但这只限于那些离经叛道的基督徒们，或是那些反抗官方的基督徒们，从帕斯卡(Pascal)到莱辛(Lessing)，从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直到巴特(Karl Barth)，他们都把上述观点当作是其神学理论的基础。带着这样一种意识，他们不仅成了激进分子，也成了忍耐老手。但是其他那些反对这种认识，并心怀鬼胎地把基督教说成是自己的真正财产的人们，必定要用世间的所有罪孽来确定他们永恒的拯救力量，这一切只是因为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们并没有为理性做出无谓的牺牲。这就是反犹主义的宗教起源。圣父宗教的拥趸者总是遭到圣子宗教的支持者的憎恨一尽管后者对这一切更加一目了然。而这就是从拯救信念里牢固生长起来的精神与精神之间的敌意。对基督教反犹主义者而言，真理就是绊脚石，真理并不能够通过理性化的方式来抗拒罪恶，而只能用无法得到拯救的观念来反抗它自称能够左右的世俗过程和神圣秩序。反犹主义应该证实，信仰和历史的仪式是正确的，为此，他们在那些否认其公正性的人们中间推广了这种宗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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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再也忍受不了你了—不要轻易忘了！”

齐格弗雷德(Siegfried)就是对向他求爱的米茉(Mime)这样说的。所有反犹主义者的这种老一套反应，都无非是追求一种怪异乖张的厌憎罢了。能否把社会从反犹主义那里解放出来，这就要取决于这种厌憎的内涵能否上升到概念的高度，取决于它能否认识到自己的空洞乏味。但是，这种厌憎追随的是特殊性。与此相反，能够适于社会目的关系的普遍性却被当成了自然现象。然而，尚未通过概念秩序途径把自己转变成为一种目的的自然，铁笔划在石板上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响，垃圾和腐烂之物散发的臭气熏天的气味，以及辛勤忙碌的人们额头上流淌着的汗水等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保持或者违背积累了几个世纪进步经验的戒律—都只不过是令人生厌，叫人作呕的事实罢了。

这种表现为厌憎的动机始终能够让人回想起它的最终根源所在。它产生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史前时期：即一种让人毛骨悚然，心有余悸的危险信号。这种厌憎，使每个器官都不再听从主体的指挥，而只是独立地遵从最基本的生物刺激。自我在经历这种反应作用时，例如，麻木的皮肤或肌肉，僵硬的关节，都不能完全自控。这种反应作用一度只能适应于周围静止不动的自然环境。但是，就像生命接近于非生命一样，生命形式的高等发展阶段越是接近于自然，就越是远离自然，这是因为，无生命的自然，比如鱼虫，是生命所要竭力追求的生命形式，它在完全外展的空间关系中显得游刃有余。空间就是绝对的异化。人们在想要变成自然的同时，就会对自然变得冷酷无情。把恐惧当作保护手段是一种适应环境的表现(Mimikry)。而人们那种僵硬木讷的反应也只是竭力维持生存的一种古老形式：即在适应死亡的过程中，生命为维持生存付出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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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通过对巫术时期的模仿形式实行有组织的控制，最后又通过一定历史时期的理性实践，即劳动，替代了适应其他一切以及与之相应的模仿行为的有机形式。不受控制的模仿被取缔了。手持夺光利剑的天使把人类驱逐出了天堂，踏上了技术进步的大道，而天使本身成了这种进步的象征。几个世纪以来，统治者不允许他的顺民和被征服了的大众返回到单纯模仿的生存方式，实行了对偶像的宗教禁律，流放了艺人和吉普赛人，使孩子变得不再像孩子，这些严厉之举成为了文明的条件。社会和个体的教育为人们强化了人在客观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并使其不再与多样化的自然环境相互发生交流。所有的专注以及所有的献身都有一种戏仿的特征，而自我却在对这种戏仿的坚决抵制中被塑造了出来。正是在自我构成的过程中，反射性的模仿变成了有限性的反思。“抽象的认识”(Rekognition im Begriff)[1]，即同对异的把握，代替了对自然的生理适应过程。但是，一旦平等的状况被确立起来，模仿的直接平等性，综合的间接平等性，在盲目的生活过程中对客观事物的条件的适应，在科学概念的形式化过程中对客观事物的比较等，仍旧摆脱不了一种恐惧状态。社会继续把带有威胁力量的自然当作一种持续而有序的强制力量(Zwang)，而这种强制力量正是个体自我持存的力量；与此同时，社会也作为一种支配自然的力量来反作用于自然。科学就是不断重复，它被精确化为可以观察到的规律性，被存留为一成不变的定式。数学公式就像原先的巫术仪式那样，成了一种有意识的不断还原，一种对戏仿的最高级的证明。技术为了促进自我的生存，也不再像巫术那样通过对外在自然的身体模仿，而是通过大脑的自动运作过程，通过将其转变成一种盲目的循环，来完成逐渐接近死亡的过程。正是在这种胜利的欢声中，人类的表现不仅成为可以控制的东西，而且也成为无法规避的强制力量。所有存留下来的对自然的适应力也只不过是对自然的冷酷无情。今天，所有关怀和厌恶的表情都是对自然的盲目支配，都是与颇有远见的目的性同流合污。

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所有实践经验中所固有的模仿痕迹都被遗忘抹平了。回归自然的无情禁律变成了一种宿命；这种否定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它再也无法得到有意识的实现。那些被文明刺花了双眼的人们，只有在某种行为举止和行为方式中才能感受到自已所具有的已经成为禁忌的模仿特征，而他们是从其他人那里才看到这些行为举止和行为方式，因此，它们是合理化环境中仅剩的一些个别行为举止和行为方式，是一些令人尴尬的残余因素。那些看似被排除在外的陌生东西，实际上却令人那么熟悉[2]。这些就是在文明压抑下相互直接接触所形成的传染性行为，诸如触摸、抚慰、偎依、哄诱等。今天，这些本能冲动显得十分的不合时宜，有失体统。它们似乎要把那些早已物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度变成个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为此，它们总是试图对顾客阿谀奉承，对债务人威逼恫吓，对债权人苦苦央求，以求打动他们。最终，所有这些本能冲动都发挥了痛苦的作用，情绪也不再激动，渐渐平静下来。一切没有被操纵的表情，看上去却总像是怪相(Grimasse)，这种怪相在电影中，在私刑中，以及在领袖的演讲中经常能看到，实际上是一种被操纵的表情。但是，放纵的模仿行为却是古老的统治方式的标志，它深深地烙在了被统治者的生活之中，并通过婴儿时期里的无意识的模仿过程，从衣衫褴褛的犹太乞丐到富得流油的银行家，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下去。与此同时，这种模仿行为也会引起人们的愤怒，这是因为在新的生产条件下，它表现出了一种古老的恐惧形式，而人们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把这种恐惧彻底忘掉。文明人真正觉得愤怒的是强制性的因素，是迫害者和受害者在怪相中并无什么差别的愤怒。致命的现实映衬着的是无力的假象，游戏则衬托在严肃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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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扭曲的面孔看似不得已，实际上却是彻头彻尾的托词，因为它表现出来的是对一种积极作用的反感和厌恶，而不是将它尽心尽责地加以实行。它通过承认生活的严肃性，来逃避生活的严肃性：因而它是不诚实的。但是，意味深长的表情却是在满腔控诉中，向最高权力和暴力爆发出来的痛苦的回响。尽管这样的表情可能是诚实的，但它也往往有夸大的成分，因为每一种悲声哀调都似乎可以把整个世界表达出来，就像每一件艺术作品都可以把整个世界表现出来一样。只有劳动(Leistung)才显得比较适中。只有劳动，而不是模仿，才能摆脱苦难。但是，劳动的结果却只是呆板僵滞和无动于衷的面容，在这个时代行将结束之际，它又蜕化成为政治家、政客、教士、经理和骗子们的“多变表情”(Baby-Gesicht)。法西斯主义煽动家和集中营指挥官的声嘶力竭的嚎叫，表明了同一社会条件下的另一种实际特征。这种嚎叫就像生意场一样冷酷无情。它们剥夺了自然的悲凉之声，并把它变成了技术因素。他们在集体屠杀中发出的咆哮，真是与德国轰炸机引擎发出的噪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种能够带来恐惧的狂嚣被发动起来了。开始就被冠以莫须有的暴力罪名，并以一字就被判处死刑的受害者们(法国人、黑人或是犹太人)，他们的痛苦呻吟，说明他们在必须要以牙还牙的斗争中已经惨遭迫害，而最终陷人了悲观绝望的境地。受害者是可怕的模仿的虚假映照。他们再生出了他们所极端畏惧的权力的贪婪本性。一切都必须为他们所用，一切都必须为他们所有。一切其他的实际存在，都是一种挑衅。所有“不能安分守己”的“他”人，必须各就其位，这就是张狂的恐怖。任何寻求避难的人们都必须被阻止；那些一直在宣称要找回和平、家园和自由的人们，如游牧民族和杂耍艺人，都不许再有祖国。凡是让人恐惧的东西，都让他们心迷神醉。最终的安宁也决不允许。掘墓之举决不只是反犹主义者的暴行—它就是反犹主义的本质。犯有非法暴行的人们总是热衷于把他人宣布为非法，声称自己已不再具有暴力的人们，正在使暴力极度嚣张。要把一切都消灭在萌芽状态。在低等动物的混乱而又很有秩序的躲避反应中，在蜂拥而至的混乱人群中，在殉难者的惊厥和抽搐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永远无法根绝的模仿冲动。在物种的殊死搏斗中，在自由的绝对对立中，自由仍旧像物质的悲惨命运一样，不可抗拒地发出光彩。与此相反，厌憎则承认反犹主义就是它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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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反犹主义所驾驭的精神动力，就是这种理性化的厌憎。领袖及其追随者的借口，都表明它无法摆脱模仿的诱惑，他们不敢公升地，也就是说，不敢体面地违背现实原则。他们不能容忍犹太人，却不得不效仿犹太人。从根本上说，没有哪个反犹主义者不想效仿他们所说的犹太人。而这本身就是模仿的特征之所在：比如说，争执不下的手势，美妙动人的歌声，心照不宣的感觉，以及作为用观相的方法来判断一个人天性的相鼻术，即依据人的脸部轮廓而描绘出来的性格特征等。带着泥土的气息，人们细致入微的多重嗅觉总是体现为一种对低等生存方式的原始渴望，一种与自然环境直接和谐一致的原始渴望。因此，在所有感觉中，只有嗅觉—它可以不通过对象化的方式被吸引—才迷失在“他者”之中，并与“他者”认同。嗅觉能够把感知和被感知的事物融于一处，它比其他任何感觉都更有表现力。在视觉中，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就是自己；但在嗅觉中，我们却总是觉得自己升华了一步。因此，在文明制度中，气味就是一种耻辱，是社会底层的标志，是下等种族，低贱的动物。如果通行的禁律被理性化过程取消掉，以便实现具有实际意义或表象意义的目的的话，那么，文明人也只允许沉溺于这种快乐之中。只要人类的终极目标还能毫无疑问地存在下去，被禁止的欲望就会得到承认———这只不过是一句笑话或玩笑而已，或是一出满含悲怜的恶作剧。模仿作为一种被人鄙视和鄙视别人的行为，总是被人狡诈地加以利用。谁要是为了去掉“难闻的”气味而想闻闻它的话，谁就会模仿着学会嗅到他的内心，获得一种非理性的快乐经验。文明人“彻底净化”着被人禁止的冲动，他们考虑的是与禁止这种冲动的机制达成无条件的一致；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行动才能够被接受。但一旦人们越出了被允许的界限，欢笑也会接踵而至。这就是反犹主义的应变模式。反犹主义者总是在官方宣布一项通行禁令的时候，聚众欢呼，以示庆祝，禁令使他们成为一个集体，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的狂呼乱叫就是有组织的哄堂大笑。他们的诬告和威胁越是可怕，愤怒越是强烈，他们对别人的嘲弄就越是肆无忌惮。愤怒、嘲弄和刻毒的模仿，原本是同一回事情。法西斯主义常规、仪式中的纪律、制服以及一整套不合理的机构编制，其意义都在于促成模仿行为。他们挖空心思构想出来的标志(任何一种反革命运动都是这样做的)、骷髅和面具、疯狂的击鼓节奏、单调乏味的语言和手势，都只不过是巫术活动中有组织的模仿行为，都是模仿的模仿。掌管支配大权的领袖总有着扭曲的面容和近乎于癫狂的卡里斯马情结。他带领大家在欢快地跳着圆舞。领袖本身就是一个代表：他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正是他禁止他人所做的一切。希特勒能够像小丑一样装腔作势，墨索里尼能够像外省头面人物那样错话连篇，戈培尔能够像他要斩尽杀绝的犹太代理商那样信口雌黄，科林(Charles Edward Coughlin)能够像他所扮演的受难基督那样布施真爱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进行更残酷的血腥屠杀。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特征还表现在，它竭力用受压迫的自然对统治的反叛来直接为统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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