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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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体制是需要犹太人的。他们矫揉造作的翩翩风度，就像一个磁场一样，正在对异教文明的合法子孙产生着影响。异教徒对平等和人权的见解是与犹太人不同的，但这也诱发出了一种敌对和疏远的感情。因此，通常被禁忌的冲动，以及与通行的劳动方式之需要相对立的冲动，都会转变为与其相一致的厌憎。犹太人的经济地位，这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欺诈蒙骗的最后一招，绝不可能给犹太人提供任何安全保障。由于对产生这些心理诱导的倾向而言，犹太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此，他们不由自主地被用于发挥这样的作用。他们具有着法西斯主义所运用的那种自然的反叛命运：他们盲目却又敏锐地受到了利用。其实，不管犹太人作为个体是否真正具有那种使其身患绝症的模仿特征，不管这种特征是否被压制下去，这些都无关紧要。一旦经济权力的操纵者战胜了对培植法西斯主义行政长官的恐惧，犹太人就会挺身而出，打破民族共同体的和谐一致。如果统治者凭着与自然的不断异化重新使他们返回纯粹自然的话，他们就会遭到统治者的彻底抛弃。犹太人整体就会被指控为被禁止的巫术活动和血腥宗教仪式的参与者。以上述罪名作为伪装，土著居民返回模仿的献祭活动的无意识欲望，得到了有意识的满足。一旦被文明遮盖了的所有史前时期的恐怖，被改造为加在犹太人头上的理性旨趣，那么它就会畅行无阻了。这种恐怖也就会在实践中得以实行，并且它的实践手段也超出了它所确定的罪恶内容之外。对犹太罪行的民族主义虚构，包括杀婴、施暴、毒害国家、国际阴谋等活动，都恰如其分地指明了反犹主义的痴心妄想，它们永远也不会付诸实现。一旦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犹太人”这个词就变成了血淋淋的扭曲面孔，映射在用骷髅和十字组成的纳粹党旗上。一个人如果叫做犹太人，那就意味着要对他加以修理，直到他成为一种象征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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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Charles Edward Coughlin)，天主教教士，反犹主义鼓吹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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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意味着社会对抗自然的胜利，意味着把一切都变成纯粹的自然。犹太人本身就亲身加入了这一历经千年的历史进程，他们既有着启蒙的精神，又有着玩世不恭的态度。目前还残存着的最古老的父权制，一神论的道成肉身，他们把禁忌转变成了文明的基本准则，而其他人还依附在巫术的身上。正是在基督教惨遭失败的地方，犹太人获得了成功：他们凭借巫术自身的力量祛除了巫术—而使它作为服务于上帝的仪式，与自身发生对抗。他们既没有抛弃适应自然的能力，也没有把它扬弃成仪式中的纯粹责任。因此，他们在适应自然时仍保留着中庸的记忆，而且没有因符号而回到神话中去。因此，对于先进的文明来说，他们总是落后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却远远地走在了这一文明的前面：他们总是集睿智与愚蠢，相同与相异于一身。他们宣称，他们作为最早的一批资产者要承担最初犯下的罪过：诸如本能的诱惑，向动物性和土地的退化，作为偶像的附庸等。正是因为犹太人发明了洁净(Koscheren)这个概念，所以他们就应该像猪罗一样受到迫害。反犹主义者俨然把自己当成是《旧约全书》的卫道士：他们负责将饱食知识大树的犹太人重新驱赶到肮脏的尘世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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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scheren，原指按犹太教规制成的洁净可食的肉，这里指洁净这个概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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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反犹主义是建立在一种虚假投射(Projektion)基础上的。它是真正的模仿行为的反映，在根本上与被压抑的模仿行为密切相关；事实上，它也许是被压抑的模仿行为的病态表现。如果说模仿本身是效仿周围世界的话，那么虚假投射则是把自身等同于周围世界。对于模仿行为而言，外在世界是内在世界必须努力加以遵从的一种模式，模仿的目的是把陌生的事物变成熟悉的事物；而虚假投射则把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混淆在了一处，并把我们最为熟悉的事物说成是敌对的东西。主体即使被最大程度地加以保证，却无法被证明是一种自我冲动(Regungen)，它被划归到了客体范围内，成了未来的牺牲品。这种习以为常的偏执，除了服从于病态规律之外一无选择。但是，在法西斯主义制度下，这种行为却被政治利用上了；病态的客体总是被看作是符合现实；疯狂的制度变成了这个世界现实的合理规范，而对这种形式的任何一种反叛都被当成是神经错乱。极权主义制度所使用的机制与文明一样源远流长。类似的比如有人类被压抑的性冲动，它总是通过在头脑中把周遭世界转变为残暴制度的手段，来维护并延续个人和民族的生存。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反倒总把他的牺牲品看作是迫害者，即对他自己所极力保护的人的迫害；而那些拥有最高权力和最多财富的人们，在打倒和铲除他们软弱无力的近邻之前，总是把这些人说成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威胁力量。理性化(Rationalisierung)就是一种借口，但同时它又是摆脱不掉的。被选来作为敌人的人实际上已经被看作为敌人，其中的阻碍只在于，主体对于投射实体中自我份额与他者份额的区别还不够充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感觉都是投射。感官印象的投射就是我们史前动物时期的遗产，是自我持存和获得食物的一种机制，是人体准备用于斗争的器官的延伸。所谓作好斗争准备(Kampfbeteitung)，实际上就是高级动物对周围动静的一种反应不管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也不管对方有怎样的意图。人类的投射活动已经是一种自觉的活动，就像那些进攻行为和防守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反射活动一样。因此，人所建立起来的对象世界是一种产物，它“是深藏于人类内心深处的艺术，我们无法完全真实地捕捉它的运动规律，无法完全把它呈现在我们的面前”。[3]如果我们依据康德在人类学意义上的认识批判，那么，事物的体系，即普遍的秩序，就会成为在生存斗争中动物器官及其自觉投射的无意识产物，而科学不过是这种体系的抽象表现而已。但在人类社会里，随着个体的形成，情感生活和理智生活区分了开来，并且需要个体对投射本身进行更加牢固的控制；个体必须同时学会对这种投射施以精炼和约束。由于人们在经济压力下学会了区分自己和他人的思想和感情，所以也就形成了内与外的区分，从而有可能形成距离和一致，形成自我意识和良知(Gewissen)。要想理解这种受到控制的投射，以及它使自己畸变成为虚假投射的过程(这正是反犹主义的本质所在)，我们就必须做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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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主义哲学把知觉的生理学说贬低为幼稚的实在论和落伍的循环论，而这种生理学说总是把感觉世界解释为大脑获得的有关真实对象的数据信息在理智控制下的反映。按照这种观点，已经获得的印象是由知性(Verstand)规定的。如果说格式塔心理学家同样也坚持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生理学意义上的实体不仅能够获得“点滴”印象，而且在获得印象过程中已经掌握了“预先设定”的结构，那么，叔本华和冯·赫尔姆霍尔茨(von Helmholtz)\*—尽管是，甚至由于是循环论——比新心理主义学派和新康德主义学派的正规概念更了解主客体关系的有限性：即感知形象事实上包含着概念和判断。在货真价实的对象和不容质疑的感性材料之间，在内与外之间，存在着一条主体必须冒着生命危险才能跨越过去的鸿沟。为了能如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主体必须返回到事物本身，而不在于他从事物中得到什么。主体根据他在感觉中所投射的外部事物的迹象，来创造他身外的世界：即事物在纷繁复杂的特性和状态中所保持的同一性；同时，他学会了用既承认外在印象的综合统一性，又承认逐渐脱离于外在印象的内在印象的方式，在回忆中建构了“自我”(Ich)。真正的自我是投射的最终产物。在只有借助人类生理肌体的发达力量来加以完善的历史进程中，自我才能发展成为一种统一的，同时也是分散的功能。即便是一种被独自加以客观化的自我，也只能等同于专门为其设定的客观世界。主体内在的洞察力，也仅仅存在于精致和丰富的外在感觉世界之中。然而，如果这一约束被割断了，自我也就僵化掉了。按照实证主义的观点，如果自我成为既定事实的单纯记录，而不对这一事实加以反馈，那么它就浓缩为一个点；而按照唯心主义的观点，如果自我用它毫无根基的基础来创造世界的话，那么它只能把自身表现成为单调乏味的重复。这两种观点都把精神抛在了一边。只有通过某种中介，没有意义的感觉才能把思想变成它所能够发挥出来的全部生产力，而另一方面，思想也并没有通过保留显著印象的方式彻底抛弃掉自身。有了这一中介，就可以克服它在塑造被征服自然的时候所具有的病态的孤独心理。因此，调和的可能性，并不在于不受思想影响的某种确定性(Gewissenheit)，也不在于知觉和对象之间前概念的统一性，而在于它们彼此长期酝酿而成的对立。这种区分发生在主体身上，而主体则已经把外部世界装进了自已的意识里，而同时却又把它认作是别的什么东西。因而，反思，这一理性的生命，便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投射产生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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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赫尔姆霍尔茨：1821—1894，德国物理学家、生理学家，论证并发展了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对生理学、光学、数学、气象学、电动力学均有重要贡献。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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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犹主义者不健全的方面并不在于投射行为本身，而在于它丧失了对这种行为的反思能力。一旦主体不能把从客体那里获得的东西归还给客体，那么它就会变得更加单薄，而不是更加丰富。主体在两个方向上丧失了反思能力：由于它不再反思客体，它也就无法再反思自身，它丧失掉了辨别力。它倾听到的并不是良知的声音，而是一种异样的声音；它并没有通过省察自身的方式来破译构成自己权力欲的秘方，而是把这种“犹太长者的秘方”强加在他人的身上。这样，主体同时既肆意泛滥开来，又不断衰落下去。它把自己内涵不断施予给了外部世界；然而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些彻底的虚无而已：即是那些言过其实的手段、关系、阴谋诡计，或者是一些不带一点儿思想观念的盲目的实践。而统治本身，即使作为绝对法则，本质而言也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它在随心所欲的投射中同时成为了自身的目的和外在的目的；实际上，它就是这样的目的本身。一旦个体陷于病态，人类高等的智力器官就会反过来与人类本身作对，就像史前时期动物那种盲目的充满敌意的器官一样，按照人类的说法，它从未停止过对其他自然的抗争。自从人类产生以来，人类就向其他种类表明自己是最高进化的种类，也拥有最为可怕的毁灭能力；而在人类范围内，则是更为先进的种族反对更为原始的种族，技术装备更为先进的种族反对在这方面稍逊一筹的种族，同样，病态的个体针对其他个体总带有一种攫取权力，实施迫害的欲望。在这两种情形中，主体都占据着中心地位，而世界只不过是为主体的癫狂提供了机会；世界变成了将一切事物投射其上的软弱无力或无所不能的总体概念(Inbegriff)。偏执狂(Paranoiker)在牢骚不断中表现出来的反抗力量，只不过是毫无还手之力的结果，是时刻周缠其身的空虚。然而，他并没有善罢甘休。在现实中找不到任何确切根据的观念，始终坚守着，并且变成为一种顽固的观念(ideefi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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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偏执狂只是把周遭世界仅仅感受成为一种与其相关的盲目目的，所以他只能不厌其烦地重复自我，而他的自我也已经丧失掉了自然属性，成为一种抽象自我。赤裸裸的权力模式的支配对象包括正在衰落的自我，它把提供给它的以及包含着它的一切都牢牢抓在手中，并将其变成神话的虚构，而不在乎它有怎样的特殊本性。永远同一的封闭怪圈，变成了万能的替身。最早向初民们说“你们将会和上帝一样”的那条蛇，在偏执狂身上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按照自身的意象创造一切。他似乎不需要任何活生生的东西，而只需要所有一切都来为他服务。他的意志遍布于整个宇宙，他不允许有任何事物对他表示冷漠。他的一切体系都完美无瑕。作为一名占星术士，他不管是在并不关系到本质的观测前期准备阶段，还是在只关系到自我的观测阶段，都认为点点繁星具有着把那些人们并不留意的事物带向毁灭的力量。作为一名哲学家，他使世界历史实现了命中注定的灾难和没落。作为一名彻头彻尾的狂人或者绝对理性的个人，他通过个人的恐怖行动，或者通过蓄谋已久的坚壁清野政策，彻底挫败了他的对手。正是借助上述一切手段，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正像妇女苦苦哀求那些无动于衷的偏执狂一样，国民也卑躬屈膝在了法西斯主义极权制度面前。对那些狂热之徒而言，偏执本身就像交付给魔鬼一样交付给了偏执狂本人；而良心的责备最终交给的是那些没有丝毫良心的人们，那些他们要感恩戴德的人们。他们所跟随的是那个已经把他们看穿的人，他不把他们当作个人，而把他们当作实现一切目的的物质。妇女们把具有大小不等权力地位的职业都看作是她们的宗教，同时又把自己变成带有社会印记的罪恶对象。因此，满含自由的凝望变成了一种充满着赤裸裸的诱惑的凝望，并深深地打动着她们。她们的世界已经乾坤颠倒。但与此同时，就像惧怕她们虔诚的凝望的那些古老神灵一样，她们清楚地知道，死神就躲在幕后。而那种不带偏执，信念坚定的凝望仍旧留守着在他们那里已经丧失殆尽的精神，因为他们已经看到，在他们身外剩下的只是自我持存的纯粹手段。这种触动使他们充满了羞愧和愤怒。但是，狂人并不同这些人产生什么关系，即使他在他们的眼里被看作是一位领袖。他只是简单地在他们身上煽风点火。他们眼里那种充满寓意的凝望，却不能把他们的个性保存下来。他只有通过把自己的个性封闭在单子般的狭窄空间里，才能牢牢地依附在他人身上，才能拥有一厢情愿的忠诚。他并没有唤起良知，反而招来了责任。人木三分的凝视和冷漠淡然的凝视，昏昏沉沉的观望和漠不关心的观望，实际上不分轩轻；在这两种情况下，主体都烟消云散了。正是因为这种凝望缺少了反思作用，它总能使那些没有头脑的人们兴奋异常。他们被出卖了。妇女被抛在了一边，民族的怒火被煽点了起来。狂人仍然保留着神圣权力的骗人形象。如同他专横跋扈的举止实际上没有一丁点创造力一样，他也像魔鬼似的失去了他所强占的原则的品质：即深层的爱和充满和平的自由。他就是以强制来驱动的恶魔，然而他的力量却又是如此虚弱。如果说神圣的权力能够带来创造作用，那么恶魔的权力相反却能使一切事物变得软弱无力。这就是统治的秘密所在。对自我的强行投射作用只能反映出自己的不幸—这正是由于它缺乏自我反思，并割断了自己特有的基础而造成的。这种虚假投射的产物，以及思想与实在的僵硬模式，都不过是罪恶的产物。正因为自我跌入了自己设定的无意义深渊，对象也就变成了包含着自身堕落意义在内的毁灭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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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病态投射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其实质就在于把主体的社会禁忌冲动转移到客体身上。在超我(Ueber-Ich)的压力下，自我规划出由本我产生的带有侵犯倾向的意愿(甚至对本我来说也是剧烈和危险的)，就像是施加在外部世界中的罪恶意向一样，它把自己作为向外部世界的一种精神发泄，不管是通过与想象中的罪恶达成一致的幻想，还是通过假想为自卫的现实行动。被禁止的行为转变成了侵犯行为，而大体而言，它本质上就是同性恋行为。由于对阉割的恐惧，对父亲的顺从在有意识地模仿少女柔情的过程中，被发展到了渴望阉割的极致状态，而对父亲那种真实的憎恨却受到了压抑。这种憎恨在偏执狂那里发展成为一种对阉割的渴望，一种普遍的破坏欲。病态个体由此返回到了远古时期那种爱情和强占混乱不分的状态之中。他不惜一切代价去关切在肉体上相互接近和相互占有的关系。既然他不能拥有由自己本能产生的快乐，他就用妒忌或迫害的方式来攻击对方，就像被压抑的兽奸者追捕和蹂躏动物一样。吸引力是在普遍约束中产生的，或者是在不由自主中得以确立的；它有可能是通过谋杀总统这样的大人物建立起来的，也可能是通过对低层民众的真实屠杀建立起来的。固恋的对象就像孩童心中的父亲形象一样可以被取代。于是，对参照的错觉便不带任何真实参照横冲直撞到了每个角落。病态投射就是自我的一种绝望状态，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自我内在产生的兴奋障碍要比外在产生的兴奋障碍微弱得多。在受压抑的同性恋侵犯行为的困扰中，思维机制忽视了种系发生学的最新成就，即自我感知，为了让自身有更好的发展，它把这种侵犯行为看作是这个世界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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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压力，作为一种不具有反思性，但具有侵犯性的天性因素，伴随着认识的健康发展过程。每当我们的智力自觉地去关注外部世界，每当我们卷人到迫害、惩罚和掠夺的行为中—我们具有把动物本性的原始压制作用理性化为控制自然的科学手段的本领——主观的发展进程都会很容易就在图式化过程中被忽略掉，体系会被确定为事物本身。客观化思想，像不健全的思想一样，包含了一种主观目的的绝对专制，这种目的与事物相对立，并忽略了事物的本身，最终把暴力行为付诸了实践。文明人性的绝对实在论在法西斯主义制度下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它不过是偏执般欺骗的一个特殊例子，这种欺骗使自然失去了人性，并且最终使民众本身失去了人性。偏执深深陷进了只能用每一种客观化行为连接起来的非确定性的深渊中。由于根本不存在反对虚假判断的绝对有力证据，因此，判断中潜藏着的扭曲感觉变得无可救药。如同每一种判断都包含着未完全澄清的现象学元素一样，每一种感觉在无意之间也都包含着概念因素。正由于真理总是暗含着想象力，扭曲人格的人总是觉得真理就是幻想，而他的幻觉也就是真理。扭曲的个人总是不遗余力地通过一种揭露手段，来饕餮存留在真理中的想象因素。他总是民主地坚持欺骗的平等权利，因为事实上真理也并不是严密有据的。如果资产阶级承认反犹主义是错误的，他仍旧需要把受害者说成是有罪的。希特勒打着捍卫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的幌子，要求为集体大屠杀正名，因为这一原则纵容了他在其他国家的一切暴行。就像每个偏执狂一样，希特勒把真理与诡辩混淆在一处，并在其中牟取暴利；真理和诡辩的区分并不像坚持的那样严格。只有当事物已经具有规定性，也就是说已经成为一种类的存在，感觉才有可能产生。感觉是在一定距离中的直接性，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充满诱人感受力的感官思想。正缘于此，主体总是盲目地被这种感觉变成客体自我的表面规定性。只有具有着自我意识的思想劳动，才能从虚幻权力中解脱出来，根据莱布尼茨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这种思想劳动就是哲学。一旦认识过程中的思想把直接存在于感觉之内，继而产生强制作用的概念因素确定为抽象的概念，思想就会不断使它们返回到主体之中，并去除了它们所特有的表面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科学阶段在内的所有以前阶段，与哲学相比都是感觉，都是一种未知的理性因素所揭示的异化现象；不加否定地坚持这一点，就属于认知病理学(Pathologie der Erkenntnis)。尽管对绝对的单纯崇拜活动自身可能具有普遍意义，但它仍旧是带有虚假直接性和蛊惑性的权力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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