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然而，这种蛊惑正是所有判断的一种构成因素，一种必不可少的表象。因为每个判断，甚至是否定性判断，都是明确的。不管判断如何可以进行自我修正，并不断努力去超越其自身的孤立性和相对性，它都必须坚持认为，它自己的内容，不管它是如何谨小慎微地将其表述出来，不仅仅具有孤立性和相对性。这就是判断的真实本性，而要求则是它的附加条款。真理，与概率不同，它不分等级尺度。倘若把真理自身当作真理，也就是说使自己具有偏执本性的话，那么，它的否定性阶段要想超越把真理遮蔽起来的个人判断，则只不过是一个可能而已。真正的疯狂主要存在于故步自封之中，存在于思想不具有否定性的软弱无能之中，这里，思想与那些固定的判断对照起来，明显陷入了自成其身的境地。偏执狂始终坚守着理性，坚守着一成不变的判断及其贫困的无限性，这些都说明了思想结论的缺乏。偏执狂并没有去考虑其绝对论断的固有缺欠，并没有深入细致地去修正自己的判断，而是固守着这些判断一成不变的要素。整个思想进程也并没有去深人地捕捉事物的本质，而是服务于特殊判断的那种希望渺茫的目的。这种不容反驳的判断，实际上就是它一以贯之的武断，而偏执狂个人的软弱无力也正反映了思想本身的软弱无力。因为，一个健全的人所具有的打破直接权力的反思能力，实际上从来就不具有幻想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强制性。反思作为一种思想运动，并不是按照直线行进，而是带有否定性，并且要经过深思熟虑，它很少具有实在性所固有的残酷性。如果妄想狂的精神力量是来自于心理分析学家所揭示出来的那种里比多动力的话，那么，它的客观免疫力便只能以一种无法与对象化行为分离开来的含混性为基础；它的虚幻权力从一开始就成为一种决定性因素。物种选择学说(Selektionstheorie)明确认为，在人类感觉器官的形成阶段，只有那些反应机制的功能作用极其发达，并且能把这种机制扩展为逻辑基本能力的个体，或者是那些最低限度地受所有原始反应刺激影响的个体，才能够存活下来。只有在今天，由于实践科学的事业在其定义过程中，需要具有一种不被他人左右的能力——根据社会需要来决定思想立场的能力，以及把思想限定在局部领域内加以细致考察的能力，所以，偏执就很难超越被其心理学命运所限定的利益复合体。他的判别力也会在固定观念划定的圆圈里丧失殆尽，就像人类的天性在技术文明所决定的领域里付诸东流一样。偏执就是认识的黑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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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投射的倾向注定要在精神中展现出来，而精神作为上述那种自我持存的孤立模式，始终威胁和支配着企图超越它的一切事物，即文化。虚假投射是自由王国和教育王国的篡夺者。偏执本身正是一知半解者的症候。对他而言，所有的语词都不过是欺骗体系的一部分，都试图把所有思想理解为少得可怜的经验，把所有意义强加在没有给它提供一点儿意义的这个世界之上；与此同时，还力图贬低把自己排除在外的精神和经验，并且也把将自已排除在外的社会冠之以罪恶之名。一知半解的人与完全没有教养的人不同，他总是把有限知识假想为真理，在现实中他无法忍受内在与外在、个人命运与社会法则、现象与本质之间难以弥补的裂痕。这种遭遇，包含着一种与苟且偷生完全相反的真理要素，而这正是优等民族所要发誓效忠的对象。在一种固定模式中，一知半解者在极度恐惧的状态下获得了最最适用的一套方案，他可以给已经发生的罪恶行为一个冠冕堂皇的解释，或者预见到以复兴运动的面目即将临现的灾难。这种把个人意愿说成是客观强权的解释，总像孤立的事件一样，充满了外在和虚无的意义；它既是愚蠢的，又是险恶的。今天，蒙昧主义制度正做着中世纪官方宗教的邪恶神话曾做出的罪恶勾当：他们就像以私人形式出现的独断孤行的偏执狂一样，采用别人不敢承担的绝对疯狂的方式，对外部世界进行武断的占领。因此，那些被当作科学，同时又远离思想的可怕的秘密宗教集会和灵丹妙药：诸如神智学\*、数字占卦术\*\*、自然疗法、韵律操、素食主义、瑜伽功以及不计其数的各种宗派，连同它们所有的学院制度、教会等级制度、专业术语以及各种拜物教化的科学和宗教形式等等，开始彼此竞争，相互转换。在历史进程里，也只有教育才曾使这些崇拜形式变得虚伪可疑，名誉扫地。但是在今天，一旦教育由于经济原因而奄奄一息，就为大众的偏执提供了无数新的条件。以前那种被完全认为是封闭的偏执形式的信仰体系，如今在更大范围内投下了罗网。正是由于它们具有理性的构造形式和精确形式，因而，它们——至少是在上层—为教育和精神留出了地盘，而教育和精神的概念形式则是它们自身的中介。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甚至是与偏执相互对立的。弗洛伊德的看法是正确的，他把精神病称作“反社会的教育形式”，“因为这种疾病总是试图用私人手段，做出那些只有通过社会集体劳动才能实现的事情”。[4]信仰系统还保留着防止个体染上疾病的集体特征。疾病是社会化的：在共同体的狂欢痛饮中，人们熟视无睹的正是一种关系运作，而引起偏执的机制在并没有失去恐惧和惊吓之可能的情况下，是可以得到控制的。也许这正是宗教为维持种族生存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之一。意识的偏执形式正在向形成同盟、党派和诈骗群伙的方向发展。这些团体的成员最害怕的就是相信自己编造出来的花招。他们在极度疯狂中，发现整个世界到处充满了秘商阴谋和改换门庭的丑恶行径。已经确立起来的群体总是对其他群体持有一种偏执态度。在这一方面，强大帝国，以至整个人类组织的所作所为，并不比直取敌人首级的原始行为更为逊色。那些并非出自自愿就被排除出去的人们，就像那些由于渴望成为人却又把自我排除在他人之外的人们一样，都很清楚，正是他们的迫害行为使这种病态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而社会普通成员通过加入到集体之中，消除了他们的偏执倾向，全心依附到客观化的，集体的，而且已经确定了的欺骗形式上去。正是由于他们在服从团体的过程中产生了恐惧和空虚，他们紧密地结合为一体，并被赋予了一种几乎不可战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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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

神智学：泛指任何神秘主义哲学和神秘说教；特指神智学会神学说教体系(指1875年在美国创办的神智学会所宣扬的杂糅西方神秘主义和印度婆罗门教、佛教教义的神学学说)。——译者注

\*\*数字占卦术：亦称数字命理学，指根据出生日期等数字来解释人的性格，或占卜祸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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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产阶级财富的增加，他们的文化教育也普及开来。这就使偏执狂本身被排挤到了社会和心灵的阴暗角落。但是，由于人类的真正解放并不是随着精神的启蒙一同出现的，因此，教育本身便疾病缠身了。教化意识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越大，它就越把自己暴露为一种物化过程。文化完全变成了商品，并且像信息一样到处传播，它不再能够弥漫在需要它的个人之间。思想也很气短，仅仅限于对孤立事实的探索。概念之间的联系常常被作为无趣和无用之功而遭到拒绝。思想中的发展因素，即原始的活力，也或是被遗忘了，或是被贬低为一种赤裸裸的外在因素。今天，生活秩序不再为自我得出的精神结论留有余地。引导知识的思想被中性化了，它只是作为进人特殊劳动力市场的先决条件，或者是作为提高个人商品价值的手段。因而，那种反抗偏执的自我内心省察遭到了彻底失败。最后，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一知半解变成了客观精神。在极权主义统治阶段，这些一知半解者聚集成一群政坛上的江湖骗子，并且把骗人的体制当成自己的最后手段，把它强加给已经被文化工业弄得麻木不仁的饱受奴役的大众。今天，健全的意识很容易看穿统治制度的矛盾所在，因此，这种制度正靠着一颗病人膏盲的心灵苟延残喘。只有那些曾经遭受迫害欺骗的人们才会接受这种统治所必然带来的迫害，因为他们本身也被容许去迫害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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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西斯主义制度里，良心被加倍提防起来；资产阶级精心培植起来的对妻儿老小的责任，被个人遵从规定的持续必然性替代掉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德国使徒想象不同的是，良知表现为把自我彻底奉献给外部物质世界的，表现为占有他人真实利益的能力。这是一种反思能力，它兼蓄着接受力和想象力。由于大工业利益集团通过消除独立的经济主体，通过替代经营自主的商人，通过把工人变成工会的对象，彻底摈弃了道德选择的经济基础，因此，反思也不得不一步一步地走向萎缩。而可以带来自我罪责意识的灵魂，也会遭到彻底破坏。良心已经失去了它的对象，因为个人对自已和他人的责任已经被替代为个人对特定制度的遵奉，即使其中还残留着一种古老形式的道德评判。同时，良心法庭的发展也不再拥有内在的、本原的、发自内心的冲突所提供的基础。内在化的社会法令不仅使其内部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加开放，而且能够使其从社会中脱离出来，甚至成为一种反叛力量，然而，代替它的是与固定僵化的价值尺度瞬间和直接的一致。被单纯奉为妇女标版的德国典型妇女，以及同样被推崇为标准男子汉的德国男人——在其他国家也有着同样的情况—都不过是符合反社会潮流的典范。尽管或是因为他们有着这种统治表现出赤裸裸的罪行累累的本性，这种典范才显得至高无上，畅行无阻，而每个软弱无力的人则只有在盲目顺从中诅咒自己的命运。

正是在这种权力中，给那个党留下了可乘之机，这也反映出了在寻求自我持存的绝望中所产生的自我恐惧罪恶的心理。犹太人似乎是对上述反映早有心理准备。他们占据着经济实力地位的流通领域开始出现萎缩。企业的自由主义形式仍旧允许分散的财产中心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影响。但现在，刚刚获得解放的人们却依附于与国家机器融为一体的垄断资本家。不管犹太人怎样作出让步，作出一副业已败落的姿态，极权主义统治者仍旧把他们作为全盘攻击的对象：他们没有权力却有幸福，无须劳动却有收入，没有国家却有小家，没有神话却有宗教。统治者憎恨犹太人的这些特点，正是统治者私下里渴望得到的那些特点。只有被统治者把他们渴望得到的东西变成对罪恶的一种憎恨形式的时候，统治者才会觉得相安无事。正因为贯穿于破坏行为中的憎恨感可以找到与自己相互契合的对象，所以，统治者的病态投射会导致一种极端行为。这正是和解(Versoehnung)的否定方面。和解本来是犹太教的最高观念，而期待(Erwartung)则涵盖了和解的所有意义。偏执的反应之所以能够产生，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能力去期待。反犹主义者企图通过他们所占有的权力，来实现一种绝对否定，他们把整个世界变成地狱，这是他们早就想好了的。这种变化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能以绝对疯狂的面目来监督和控制自己，是否能做到稍纵即止。如果思想不受控制，如果暴力被取消掉，那么，长期存在的一个观念才会成为现实：即犹太人也是人。这种情况会使人们跳出那个把犹太人和其他人带向疯狂的反犹主义社会，而走向人类社会。这一进步同时也实现了法西斯主义的谎言，但是作为这一谎言的对立形式：犹太人问题实际上是历史的关键所在。只有战胜那些在不带一点反思的繁茂土壤里培植起来的精神疾病，人类才能从一系列敌对种族中发展成一个类，它作为自然，又高于单纯的自然，它比自然本身蕴涵更多。从统治中脱离出来的个人和社会解放运动，正是与虚假投射相对立的反向运动。而每个清楚地意识到需要冷静地克服这种虚假投射的犹太人，都不会再承担降临在他头上的不幸，因为这种不幸和降临在所有被迫害者(包括人和动物)头上的不幸一样，已经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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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今天，反犹主义者已不复存在。最终的反犹主义者就是那些想要说出自己具有反自由主义观念的自由主义者。贵族或军官阶层与犹太人之间那种比较保守的典型区别，在19世纪末变成了一种极端反动的潮流。以阿尔瓦德(Hermann Ahlwardts)\*和克努佩尔·孔泽(Knueppel Kunze)\*\*为代表的两类人正是这种倾向的最新代表。这些人就像他们的追随者一样，都曾是簇拥在元首身旁的一撮人，都得到了整个国家那些品质败坏、神志迷乱的人们的支持。如果反犹主义观点大肆叫嚣起来，那么，它就会同时觉得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和反抗性质。民族主义的辱骂仍旧是公民自由的一种扭曲形式。反犹主义者的酒窖政治，使得德国自由主义的谎言昭然苦揭，反犹主义最初依赖于德国自由主义，但最后又宣告了德国自由主义的终结。反犹主义者以自己装扮成的平庸形象作为借口来大肆攻击犹太人，这正说明了他们包藏了普通刽子手的祸心。他们有效地通过实在主义经济手段，采取第三帝国的冒险行动，破坏了那些敌对的忍受形式所具有的有利因素。反犹主义还是主观选择的有力动机之一。而决断本身又与其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然而，在这种“民族主义”观点中，已经包含了所有沙文主义的辞藻。反犹主义的判断，从一开始就是僵化思想的有力证据。今天所剩下的就只有这种僵化思想了。选择总还是有的，但只能在极权主义者之间进行。而代之以反犹主义心理学的则是对整个法西斯主义名录(Ticket)\*\*\*的全盘接受，对好斗的大企业的标语口号的全盘接受。就像政党机构在所有选举名单上直接指派候选人，并最后使他们全部通过的伎俩一样，意识形态的核心因素也只是靠着几张名单就成了合法的。如果选举不像大党竞选那样，必须用庞大的统计数字来辅助的话，即使人们在候选名单里仅仅选出一人或几人，或者在选举当天，由于得票过于分散选举被迫宣布无效，那么，最终被框定的候选人也会当选。反犹主义事实上已经不再是一支独立力量，它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谁要是给法西斯主义以喘息之机，谁就会自动加入到捣毁工会，对抗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中去；并同时展开一场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反犹主义的骗人把戏——不管它可能具有怎样的骗人伎俩—便会转变为无主体的预定反思。倘若广大群众接受了具有反犹主义基本观念的反动名录，他们就要去服从现有的社会机制，在这些机制里，每个人和犹太人相处的经验就会显得微不足道。事实上，这就已经说明，在一些没有犹太人居住的地区，也有不少反犹主义的苗头存在，这种可能性并不比好莱坞要小多少。代替个人体验的是老生常谈，个人体验中的那种想象和活力变成了逆来顺受。通过惩罚，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都被灌输了指定的倾向。他们不是在知识上被定向，比如对于最新型号飞机的了解，就是在依附形式上被定向，即固定依赖一种确定的权利机制。

启蒙辩证法

这里指的是马克思的《关于犹太人的问题》(Zur Judenfrage)，载《德法年鉴》(Ausden Deutsch-Franzoesischen Jahrbuechem)， 1943，1944。—译者注

\*\* 第七部分在该书1944年版本中尚未发表，为后补内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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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

\*阿尔瓦德：19世纪末帝国议会的议员，因撰写反犹主义传单而名噪一时。译者注

\*\*孔泽：军事理论家，德国社会党主席，19世纪末德国反犹主义急先锋。—译者注

\* 名录，指美国选举制度中某个政党的统一候选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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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规模生产的世界里，固定模式以及复制品代替了各种各样的劳动范畴。判断也不再建立在一种真实的综合过程中，而是建立在盲目的统包一切的过程中。然而，在人类早期历史阶段，判断是建立在对事物做草率区分这一基础上的，但它却给事物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同时期的交换、流通和司法判例，以及社会习俗都反映出了这种情况。当判断的历史发展到了以相应的个人功过作为衡量标准的阶段，主体便获得了某种摆脱与一般谓项混乱不分的状况的方法。历史进入到晚期工业社会以后，判断又退化到了没有内在逻辑的阶段。一旦法西斯主义通过加快确立一种判决和惩罚形式，把情节复杂的法律案例彻底审理清楚，那么，同时代的人在经济上也就为此作好了准备；人们已经学会通过概念模式来客观地观察事物，也就是说，依靠纯粹的技术术语(termini technici)来观察事物，而这正是语言消解以后剩下来的于粮。感知主体已经不再出现在感觉过程中。他不再具有认识积极的消极特性，而一旦有了这种消极特性，传统的“既定事物”中的范畴要素也就能够相应地得以形成：根据这种消极特性，这些传统的“既定事物”又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更新，以便明确感官的对象。继而，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内，或在个人体验的世界里，盲目的观察和空洞的概念被彻底扭结在了一起。在只有着三百来个关键词的时代里，判断所需的成就事业的能力已经丧失殆尽，真理和谬误的区分也已经香无踪影。只要一种高度专业化模式的思想在许多劳动分工部门中尚未成为专门的职业装备，那么，它就总是会被人怀疑为一种陈腐的奢侈品—“躺椅上的空想”。人们不得不去有所作为。技术发展越是使体力劳动过剩，它就越会成为脑力劳动的样板，这种情况还不允许得到一种合理的解释，也不允许从中得出什么结论。以上就是反犹主义能够出现的愚蠢思想的秘密所在。如果概念在逻辑框架中只是在表面上与事物的特质发生偶然的契合的话，那么，一切社会差别的表现就会遭到侵害。每个人如果不是朋友，就是一个敌人；两者没有一个持中的标准。由于很少顾及主体的存在，因此，管理工作也会显得十分容易。人类种群就会被驱逐到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区域内，带着犹太印记的个体则被送进了毒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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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个人的冷漠，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个人成了生产的障碍。技术发展和人类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即社会学家所总结出的“文化滞后理论”(culturelag)，已经开始逐渐消失。经济理性，这种得到了极高赞誉的工具原则，逐渐占领了经济学最后剩下的一片领土：企业和人如出一辙。不断进化的形式在任何时候都占据着支配地位。刹那之间，百货公司代替了所有的老式专营商店。一旦经济发展摆脱了重商主义的束缚，这种专业化的趋势就会代替原来具有开拓精神的销售形式和组织形式，变成了一种自由企业，就像原来的小磨房和打铁铺变成了小型工厂一样。竞争风险带来了以百货公司为代表的生产集中化的零售形式。个人，就像心理学意义上的小杂货铺一样，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他就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经济活动细胞。他一旦从早期经济发展的监护形式中解放出来，便开始臻于自身之境：作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他从劳动力市场里找到工作，并且不断培养起了对新的技术条件的适应能力；作为企业家的一员，他总是孜孜不倦地试图去实现“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理想类型。精神分析学家们总是把内部“小冲动”看成是意识和无意识领域里复杂的动力机制，即看作是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动力机制。在同超我展开的抗争中，也就是在与控制个人的社会机构展开的抗争中，自我掌握了在自我持存限度内的这些冲动。双方在很大的范围里发生着摩擦，由此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神经官能症，即这种欲望经济所导致的虚假繁荣(fauxfrais)。然而，复杂的心理机制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形成了市场经济。但是在大型康采恩和世界大战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里，无数单子在社会进步过程中所产生的中介作用，最终被证明是滞后的。经济主体在心理学意义上被剥夺了，而经济在社会自身的运作中变得更加理性。个人也不再需要在内在的良知、自我持存和欲望的辩证法中痛苦地作出自我抉择。从商业联盟的等级制度到官方政府的管理机构，都把人设定为有着工作能力的工人，而在私人领域里亦然如此，大众文化系统把人类仅存的一点内在欲望霸占住了，个人只能被强迫去消费那些分配给他们的东西。评选委员和超级明星被当成了自我和超我，而已经丢掉了最后一丝人格特征的大众，则更容易依据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模特形象来塑造自己，而不再通过内在压抑机制所形成的本能来塑造自己。如果说，在自由主义体系中，部分人口的个体化过程与整个社会过程的适应程度，取决于技术发展水平；那么，在今天，经济机构的运作所需要的则是不受允许个体化过程影响而对大众的直接控制。社会整体的经济走向，已经控制了人类的身心构造，并且使那些能够促使人们成为独立存在的个人器官发生萎缩。一旦思想成为社会分工系统中的一个独立部门，胜任其职的专家和领导者们就会使安排自己幸福的个人成为多余。而对个人来说，在充满劳顿和忙碌地适应现实的过程中所贯穿着的非理性，则显得比理性更加有理性。如果说在早期阶段，市民阶层把人的欲望冲动融进了自己和工人的良知和责任之中，那么，在今天，整个人类都变成了受到压抑的主客二体。由于工业社会正在逐步走向进步，正在努力战胜自己的贫困命运，它用来评判整个体系的观念，即把人作为一个人格，作为一个理性的载体的观念，便遭到了彻底破坏。启蒙辩证法在客观上转变成了虚妄(Wahnsinn)。

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

\*这里指的是康德的名言：“没有内容的思想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观点是盲目的”(Gedanken ohne lnhalt sind leer，Anschauungen ohne Begriffe sind blind)，见：《纯粹理性批判》，载《康德全集》，科学院版，第4卷，1968，柏林，第48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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