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虚妄同时也是政治现实的一种疯狂形式。就像一张稠密的现代通讯关系网一样，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如此一体化，以至外交官们在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es)或者是在波斯所进的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早餐已经没有什么差别，这种民族特色首先是从饥不择食的人们窥视着从筛网里筛下的千百粒大米的感觉中体会出来。可以在世界各地同时生产出来的大宗货物，引起了越来越显得混乱的原料和市场的争夺战，与此同时，人类本身则不断被分解成为为数不多的军事集团。这些集团之间的竞争甚至比在商品生产中公司之间的竞争还要残酷无情，它们总是竭尽全力去吞噬掉对方。这种对抗越是你死我活，军事集团就会组织得越加严密。只有在所有意识漏洞都被堵死了的时候，上述权力集团的成员变得齐心协力，并把集团的强行命令理解成为第二自然，大众才可能被彻底封锁，处于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而这种麻木不仁也同时使大众做出惊人之举。只要任何决策还残留着某些个人因素，这种决策就是预先决定好了的。政治名流公然叫嚷出来的那种意识形态不可调和论本身，也成了一种将权力盲目纠结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工业生产和广告宣传中产生的名录思想，逐渐用于衡量国际关系。共产主义国家公民和法西斯主义国家公民的个人选择，也往往取决于苏联红军或者西方实验室所产生的影响。依靠物化(Verdinglichung)过程，只有在大众束手就擒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存在的权力结构变成了铁的事实；物化过程已经变得如此严密，以至于一切能动性，或者甚至是对事物真实状态的单纯观念，都变成了一种让人难以接受的乌托邦，或一种离经叛道的宗派主义。这种表象竟然如此集中，以至试图在客观上戳穿它的一切尝试都变成了一种幻想。另一方面而言，对任何政治名录的维护，就意味着对现实铁幕表象的维护，因为正是有了这种维护，这种表象才会势不可挡地蔓延开来。也正因为如此，任何沾点怀疑精神的人，都会被视为非法，都会遭到唾弃。从哈姆雷特(Hamlet)的那个时代起，对现代思想家来说迟疑就是思想和人性的标志。那个业已消逝的时代展现并且调解了个别性和普遍性之间的裂痕，就像流通在经济领域里展现和调解了消费和生产之间的裂痕一样。今天，个人最终直接从权力那里获得了名录，就像消费者在生产者的销售机构那里买到一部汽车一样。现实公正和遵从权力，已经不再是主体和现实之间辩证过程的结果，而是工业机器齿轮所带来的直接后果。这种过程是代替扬弃的灭绝过程，是代替特殊否定的一般否定。已经脱开羁绊的工业生产巨灵，并不能通过为个人提供各种满足来征服个人，只能通过去除他作为主体的性格来征服个人。而这正是工业化所有合理性的根源，而且它总是与疯狂纠缠在一起。集体与个人之间极端尖锐的不协调关系，破坏了两者之间的张力，而全知全能和无知无能之间完美无缺的和谐关系本身，则成了直接发生对抗的矛盾，一种协调一致状态的极端对立状态。

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

\*敦巴顿橡树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1944年中、美、苏、英四国代表曾在此草拟联合国机构组织草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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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心理决定因素，并没有连同他本身一并消失；这些心理决定因素常常只是虚假社会在人身上的代言人而已。但正是在现时代，性格类型在权力冲动中找到了它的最佳位置。他们的运动系数和摩擦系数也统统被考虑了进去。名录本身就是个齿轮。每一种冲动，不管它在心理机制上是受约束的，还是非理性的，都明显地被吸收和汲取到了名录当中。包含着反犹主义思想的反动名录已经患上了传统意义上的破坏综合征。他们最初并没有攻击犹太人，只是在他们培养起了一种冲动，并通过政治名录找到了迫害的合适对象的时候，犹太人才成为被迫害的对象。来自经验的“反犹主义要素”(Elemente des Antisemitismus)，由于在名录思想中遗失了自己的主观经验，而失去了作用，但最终它又再一次地被名录本身动员了起来。这些要素即便已经被证明是不合时宜，但它们仍旧为新的反犹主义者带来了败坏的良心，接着又把它们引上了贪得无厌的罪恶之途。正因为个体心理学只能通过社会行为的综合模式才能建立起来，并形成一套体系，所以，当代反犹主义所获得的只是一种居心叵测和无关痛痒的本质。与此同时，一旦犹太商人在经济生活中无法再生存下去，他们就会完全变成魔鬼的象征；所有这些却很容易带来反犹主义的辉煌胜利，有家有口的反犹主义分子在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面前，变成了不负任何责任的看客，他们扮演要求他们扮演的党徒或者煤气工人的角色，该他们出手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这种极权主义国家的行政体制，力图去铲除在现时代已经显得无关紧要的部分民族，而这个体制本身，也仅仅只是在实施以前早就得出的经济结论。其他劳动部门的成员能够同样地冷眼旁观这一切，就像一位读报者在心平气和地阅读一篇有关灾难善后工作的报道一样。尽管这种特殊性格早就已经寿终正寝了，但也正是由于它，使无辜者遭到了戕害。遭到迫害的犹太人，必须首先被列在繁琐的调查表格的醒目位置上，因为——在晚期工业社会的高压统治下——曾经持有不同意见的敌对宗教已经通过成功的同化手段，被转变成为单纯的文化财富。广大犹太人自身像充满敌意的青年组织一样，特别容易接受名录思想。反犹主义作为法西斯主义的变种，必须首先在一定意义上把自己的对象炮制出来。偏执狂也不再根据自己个人受迫害的经历来达到自己的目标；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偏执狂必须在战乱连年和经济繁荣的背景下确定自己的位置，而在此之前，在心理上很容易受到感染的广大民众(Volksgenossen)，会像“病人”一样，从内部和外部对它加以干涉。

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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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犹主义只会发展成为部分可调换的名录，这在事实上是一种终将会灰飞烟灭的希望。在犹太人被大肆屠杀之际，法西斯主义主子们正轻而易举地用其他条目来调换反犹主义纲领，就像把工人们在全面合理化的生产中心之间被来回调换一样。其实，最终服从这些计划和名录的思想演变的基础，是把所有特殊能力普遍还原为某种抽象劳动形式的过程，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在画室里，皆是如此。然而，正因为善与恶的命运是一样的，所以要想在这样一种条件下过渡到人道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现行名录里的自由观念，似乎总是要被政治的权力结构清除掉，而后者必然是在一个个当下决断中产生的，就像反犹主义总是被化学垄断公司排除在外一样。事实上相比而言，比较富有人情味的个人更容易被现行政策所吸引，但正是由于他们逐渐丧失了经验，从而最终从现行名录的支持者转身之间变成了持不同政见的敌人。并非反犹主义名录具有反犹性质，而是名录思想本身就有反犹性质。对所有异己的愤怒，都是内在固有的，就像那些身受压迫的臣民总是对民族压迫抱有一种仇恨心理一样，他们时时刻刻准备着去反击那些少数的民族欺压者—甚至在社会少数民族首先遭到攻击的时候。担负着社会责任的精英，在任何情况下都比其他少数民族更难界定自身。在财产占有、支配和管理之间混沌不清的关系中，精英们成功地逃脱掉了理论的控制。惟独他们与大多数人的抽象差别，才在种族的意识形态和现实的阶级划分中表现出来。但是，一旦现行名录所寻求的是一些更为拙劣的东西，那么，空洞无物的法西斯主义名录思想就会变得空洞无物，作为一种更好的替代品，它只能在受骗者的悲观绝望中继续实施下去。与此同时，恐惧还依然存在，谎言还在昭然过市，顽固不化。尽管欺骗不允许任何可以揭露它的真理存在，但真理仍旧在竭力反驳的过程中展现出一种否定力量；蒙蔽要想一劳永逸地驱除真理，就必须彻底剥夺掉思考的能力。掌握着自身并发挥着力量的启蒙本身，是有能力突破启蒙的界限的。

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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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载《康德全集》，普鲁士科学院版，第4卷，1968，Berlin，第79页及下两页。

[2]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恐惧》(Das Unheimliche)，载《弗洛伊德全集》，第 2卷，第254、259页等。

[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载《康德全集》，第3卷，第180—181页。

[4] 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Totem und Tabu)，载《弗洛伊德全集》，第1卷，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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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与札记

一、反对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希特勒时期有一种关于聪明的愚蠢的学说。当希特勒上台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的时候，犹太人却摆出了许多确凿的理由，坚持认为希特勒根本不可能大权独揽。这使我想起了一段对话，一位政治经济学家曾经从巴伐利亚酿酒商的利益出发，宣称德国是不可能实现军事化的。还有其他一些聪明人也证明过，西方社会不可能产生法西斯主义。这些聪明人之所以使得野蛮可以为所欲为，是因为他们实在是太愚蠢了。卓有远见的判断，以统计和经验为基础的预见，一开始就宣称“对此问题，我肯定很清楚”的断言，所有这些都是有理有据、确实无疑的论述，然而也都是不真实的。

希特勒既违背精神，又与人类为敌。然而，还存在着一种与人类为敌的精神：它的特征就是聪明绝顶。

附录

聪明会变成愚蠢，这是历史趋向。张伯伦(Chamberlain)在巴德戈德斯贝格(Bad Godesberg)\*指出希特勒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合理，应当就是要在取舍之间取得平衡。这样的理性是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目的只能加以协调，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通过市场加以实现，因为权力只有在承认用妥协换取妥协这一游戏规则的时候才能获得微薄的利益。不过，一旦权力不再遵守游戏规则，转而选择了长驱直入、强行侵占的办法，那么聪明本身便失去了意义。协商解决，这种资产阶级传统智慧所培植出来的中介方式，也就土崩瓦解了。个体之间不再相互交谈，他们懂得协商媒介已经瓦解：于是，他们把这种游戏变成了严肃认真的制度，而这种制度则需要调动一切力量来保证既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交谈，也不会出现沉默。情况也只能是这样。要想与法西斯主义者对话，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有人张开了嘴巴，法西斯主义者就会觉得他们的打断是恬不知耻。法西斯主义者已经无法接近理性了，因为他的理性是建立在其他人对其观点表示同意的基础上的。

\*巴德戈德斯贝格，德国的一个小城，在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1938年9月). 张伯伦和希特勒有过三次会晤，其中第二次就是在巴德戈德斯贝格。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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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聪明和愚蠢之间就必然会产生一种矛盾。资产阶级的理性要求必须具有普遍性，但同时也设定它的限度。就像在交换过程中一样，每个人都得到他的一份，然而，社会不公的现象还是出现了，所以我们说，交换经济的反思形式是占主导地位的理性，它不仅公正，而且具有普遍性，但它同时也是有所偏向的，它是平等中的特权工具。法西斯主义者注意到了这种理性。他们公然维护着特殊的利益，紧接着又揭示了建立在普遍性上的理性的限度。聪明摇身变成了愚蠢，这就证实了理性的不合理性。

不过，法西斯主义者也为这种矛盾而感到苦恼。事实上，资产阶级理性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而且，正是因为法西斯主义否定了它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才加快了法西斯主义的步伐。那些在德国独揽大权的人，相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既聪明，也更愚蠢。所以，通往新秩序的进程反而获得了那些对该进程毫无意识的人的拥护：诸如破了产的人，结党营私的人以及笨得要命的人，等等。只要他们的权力能够防止一切竞争，他们就不会犯错误。然而，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中，法西斯主义者不仅有能力制造错误，而且还会利用目光短浅、顽固不化、对经济力量茫然无知等特点，特别是利用对事物的消极因素视而不见，在估计整个形势中忽视了消极因素等情况，主观上促成了他们内心中期待已久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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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个世界

在美国，人的命运与经济命运之间根本没有区别。人也就是由他的财产、收入、地位和前途构成的。反映经济状况的外部特征与经济的内在本质在人的意识中完全是一码事。每个人的价值就是他挣了多少钱，而他能挣到的就是他所值的钱。他通过自身经济地位的变迁来确定自己是谁。一旦社会的唯物主义批判与唯心主义发生了冲突，即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关于社会的真理并不存在于关于社会本身的唯心主义概念之中，而是存在于经济生活之中；那么这种符合时代的自我意识在这个时候也就拒绝了这种唯心主义。他们通过自己的市场价值来判断自身，并从资本主义经济在他们身上的体现了解到、认识到自己究竟是谁。他们的命运，无论有多么悲惨，都不是外在于他们的；他们接受了这种命运。一位中国人在告别时曾经这样说道：

离别意切切，悲言告朋友：

世上无我福，心中多苦忧，

要问何处去，山中去巡游，

山林寂静处，以消孤独愁。

美国人说，我是一个失败者。—如此而已。

笔记与札记

引自Die Chinesische Flöte，汉斯·贝特格(Hans Bethge)翻译，InselBücherei，第17 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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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观念转化为统治

有时候，东方国家的古代历史当中会透露出一些我们现代人十分熟悉的历史趋向。隔着一段距离，这点看得特别清楚。

多伊森(Pau Deussen)[1]在其有关《五十奥义书》(Isa-Upanishad)的解释中就曾指出，在这部著作里，印度思想超越远古而迈出的步伐，非常类似于耶稣对《马太福音》[2]所记载的施洗者约翰的超越，以及斯多亚学派对犬儒学派的超越。从历史角度说，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因为施洗者约翰和犬儒学派所持有的决不妥协的观念—与《五十奥义书》[3]前几节所表现出来的进步观念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所指向的是，从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派和党派中分裂出来的左翼观念，而不是从欧洲哲学、基督教以及被分离出来的吠陀教发展而来的历史运动主流。多伊森自己也认为，《五十奥义书》通常被看作是第一部印度思想文集，据说，它盖过了在此之前的所有其他著作。然而，正是这部破天荒的著作，露出了这样一些迹象：青年激进派倾向以及对现实统治的革命性反抗。

吠陀教、斯多亚主义或基督教都能够确立一种组织形式，通往这些形式的关键一步在于它们都投人到了社会活动当中，建立起了统一的理论体系。所有这些，均在这样的学说中得到了反映：即如果心态端正，那么积极参与生活就不会危及灵魂的拯救。但在圣·保罗(St.Paul)那里，基督教才达到了这个阶段。这样，远离现实的观念便转变成了宗教。那些拒不妥协的个人遭到了指责。他们“拒绝了生儿育女、发财致富、混迹于世、沿街乞讨等各种欲望。因为生儿育女的欲望就是占有的欲望，占有的欲望就是入世的欲望，而所有这些欲望都是空洞的”。[4]在那些比较开化的人看来，谁这样认为，谁也许就道出了真理，但他并没有能够跟上社会生活的步伐。因此，他们变得疯狂起来，就像施洗者约翰。他“身披骆驼毛，腰扎皮带，嘴里吃着蝗虫和野蜂蜜”。[5]黑格尔告诉我们说：“犬儒学派没有什么哲学的教养，也没有使他们的学说成为一个体系，一门科学；后来才由斯多亚学派把他们的学说提高为一个哲学学科。”[6]他们的继承者把他们称为“猪罗和恬不知耻的乞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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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的记载，拒不妥协的人也有各种各样的有组织的团体，否则，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不会留给我们。至少可以说，他们建立了一种系统的学说和行为准则。即便是那些最初遭到严厉攻击的比较激进的《奥义书》(Upanishad)，也变成了教士公会的经文和祭祀格言。[施洗者约翰所建立的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教团。[9犬儒主义者也构成了一个哲学流派；他们的始作俑者安底斯泰纳(Antisthenes)，甚至勾画出了国家理论的轮廓。[10]然而，对这些历史的局外人来说，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既不是天衣无缝的，也不是一以贯之的；这些体系与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卓有成效的体系有所不同。在他们看来，观念和个体要比行政机构和集体来得重要。因此，他们招来了愤怒。柏拉图坚决拒斥把哲学王的职责与普通的牧人等同起来，以及不顾防止人们变成猪罗的国家防线[11]，从而使人类组织陷入松松垮垮的状态的倾向，他所指的就是犬儒学派。那些拒不妥协的人可能会团结起来，并加强合作，但他们还是没有建立一个强大的等级体系。不管是在他们缺乏一致性和逻辑性的理论里，还是在他们没有得到妥善调整的实践活动里，他们自身的存在都不能反映出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

这就是宗教和哲学中的激进派与赶潮派之间的形式差别；这种区别并不在于孤立的内容。乔答摩(Gautama)的禁欲教派征服了亚细亚世界。在乔答摩的一生中，他表现出了名副其实的组织才能。尽管他与宗教改革家桑羯罗(Kankara)不同，没有拒绝向社会底层传教[12]，但他也明确承认对人的占有，并且大力褒扬加人到他的教团中的“名门之后”，其中，“低贱之辈看起来已经成为了被扫地出门的异类”[13]。这样，从一开始就按照婆罗门所规定的体系对信徒进行了划分。4那些脆弱的人、疾病缠身的人，罪恶累累的人，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人都不能加入进来。[15]于是，在要求加入时就会被问及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得过麻风病、痨病或者是眩晕症吗？你是一个人吗？你是一个男人吗？你是你的主人吗？ 你有没有欠债？ 你为王室效劳过吗？”如此等等。这和残酷的印度父权制如出一辙，原始佛教教团接受妇女作为信徒是十分不情愿的。她们必须屈从于男人，永远处于不成熟状态。[16]整个教团不仅投合了统治者的喜好，而且完全适合于印度社会的生活。

笔记与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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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无论是禁欲主义，还是唯物主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都具有了不确定性。从压制的角度来看，不管禁欲主义拒绝介入到业已败坏的生活秩序中来，还是大众的物质要求像前者一样，被当成了各种陈词滥调所强行规定的纪律手段，两者是一丘之貉，旨在促使人们去适应不公的社会状态。现存的唯物主义制度，以及自私自利的自我主义，往往都会与克制联系在一起，而非资产阶级充满幻想的目光却会从唯物主义出发，掠过既存的社会秩序，投向一个肥美甘甜的世界。真正的唯物主义彻底废除了禁欲主义，而真正的禁欲主义也彻底废除了唯物主义。古老的宗教史和学派史，如同现代的革命史和党派史一样，告诉我们生存的代价就是实实在在的入世过程，就是把观念转化为支配的过程。

四、论鬼怪

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相信鬼怪是生者对死者的一种恶意，是人们对古老的死亡愿望的追忆。弗洛伊德的这个理论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对死者的憎恨与其说是一种嫉妒感，不如说是一种罪恶感。活在世上的人觉得自己被抛弃掉了，他把自己的痛苦归咎于给他带来痛苦的死者。当人性还停留在把死亡当成是生命的直接延续的阶段时，死亡中的被抛状态就必定会被看作是一种背叛，甚至那些受到启蒙的人也无法彻底战胜这种古老的信仰。他们不可能意识到死亡就是绝对的虚无，因为绝对的虚无是不可思议的。如果生活的重担又落到了生者的肩上，那么，死亡就很容易被看成是更可取的方式。当与他们很亲近的人死后，人们就会对自身的生活重新加以安排，这样做可以说是对死亡的积极崇拜，反过来，也可以说是一种合理化的遗忘，而这些就是幽灵信仰(Spuk)的现代翻版；幽灵信仰作为唯灵论，并不具有至高无上的形式，但依然长盛不衰。不过，只有对毁灭的恐惧意识，才能创建一种与死者之间的恰当关系：我们之所以与他们融为了一体，是因为我们像他们一样，是同一个环境的牺牲品，是同一种极度绝望的希望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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