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附 录

与死者之间关系有些不同寻常：人们不是彻底忘掉死者，就是将死尸保存下来。今天，这种不正常的关系是人们经验的一种病兆。有人其至会说，报废的是人生这个概念，是一个人的整个历史的概念：个人的生活只能通过它的对立面和破坏作用加以确定，而在有意识与非自愿的回忆之间，个人的生活丧失了所有的和谐和连续性，即丧失了意义。个人被还原成为现实经验的有序排列，这些经验没有留下一丝踪迹，或者说，它们被当成了严格意义上的非理性的、多余的和“被丢弃了的”东西，并且遭到了嫉恨。就像所有那些很久以前出版的著作都普遍受到了怀疑一样，就像存在于历史科学特定领域之外的历史观念也使现代人变得神经兮兮一样，历史使过去逐渐变成了愤怒之源。当一个人与他现在的样子、历来的样子和曾经的样子格格不入的时候，他过去所是和所曾经历的一切，都化成了烟云。对移民来说，如果他们经常受到危言耸听的告诫，要他们忘掉自己的所有过去，因为所有过去都不能转换为现实，他们必须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那么，原来一目了然的意义就仅仅代表着对初来乍到者的逼迫和提示，而所有这些，他们早就从自己那里学会了。在他们自身和其他人摆脱恐惧的过程中，历史被忽略了，不过，恰恰是因为历史使他们想起了他们日趋没落的生存状态，才产生了这种恐惧。然而，在悼念活动中，人们却最深切地体验到了对那些既没有市场价值，又有悖于所有感情的东西的崇敬之情，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劳动力都不可能从心理学上得到恢复。劳动力变成了文明的伤口，反社会的情感，这说明，它还是无法促使人们全身投人到有目的的行动领域。正因如此，悼念活动才会比其他活动更容易让人们受到伤害，才会有意识地把自已转变成一种社会仪式；实际上，对那些铁石心肠的苟且之人来说，整过容的尸体不过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在举行葬礼的过程中，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把尸体化作灰烬(一笔令人不快的财产)的火葬场里，表露自己的情感都被看成是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小姑娘会充满自豪地向人们描述她祖母的葬礼称得上是第一流的，然后再补充说一句：“真可怜，爸爸失去了控制”，因为她的爸爸落了几滴眼泪，从而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当时的情况。其实，死者所遭受的命运，正是古代犹太人所想到的也许可以称得上是最悲惨的灾难：人们不会再记起你了！只有在死亡中，人们才会弄清楚自己的绝望所在：对自身不再有任何回忆。

笔记与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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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无论如何

正因为有了周围环境的压力，才迫使人们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去从事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劳动。从德谟克利特到弗洛伊德，所有强调过这个事实的思想家都没有错。上述压力，可以最终被还原为一种外部自然的阻力，它不仅能够通过社会中的各个阶级持续存在下去，也能够从每个人的孩提时代起，就对他施加作用，就像冷酷的同伴一样。从某种程度来说，当他们想要从强者那里得到某些东西的时候，便会感到很软弱，而当弱者想要从他们那里得到某些东西的时候，便会表现得很强硬。这就是我们发现自古以来社会个体所拥有的本质属性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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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者所得出的文明和恐怖不可分离的结论，是很有根据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人们在其自身的发展很难战胜外界阻力的情况下，采取积极的态度来控制各种更加复杂的刺激因素来寻求发展呢？首先，他的父亲就是这种阻力的化身，接下来，便是成千上万种不同的人物：如校长、上司、顾客、竞争对手以及社会力量和政府力量的各种代表，等等。他们的残酷性激发了个人的能动性。

如果有人说严酷的程度可以在将来得到精确的校正，千百年来施加在驯服的人身上的血腥刑罚将会在疗养胜地被消除得干干净净，那么这纯粹是个幻想。仿造出来的强制力量终归是很软弱的。文化的发展得到了刽子手的庇护。在这一点上，那本讲述失乐园故事的《创世记》与《彼得堡的夜晚》(Soirees de Petersbourg)是一致的。所有的劳动和快乐都得到了刽子手的庇护。谁要是想与这一事实相悖，就等于否定了所有的科学和逻辑。人们不可能在驱除恐怖的同时，挽留住文明。对恐怖掉以轻心，即意味着死亡进程的开始。人们从中可以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从对法西斯主义野蛮行径奴颜婢膝的效忠，到在阴曹地府中寻求避难\*\*。不过，还有另外一个结论：如果逻辑与人类的兴趣发生了对抗，那么我们就要报之以嘲笑的态度。

六、动物心理学

一条高大无比的狗站在高速公路上。它在无忧无虑地往前走的时候被汽车碾过。它平静安详的表情说明它通常得到了不错的照料，这是一条豢养的动物，从来不会遭到虐待。然而，那些没有遭到虐待的资产阶级富家子弟，脸上也有这般平静安详的表情吗？ 比起眼前这条被汽车碾过的狗，他们所得到的呵护可不差。

笔记与札记

\* 《彼得堡的夜晚》，为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于1821 年所著。——译者注

\*\*这里指的是但丁的《神曲》(Goettliche Komoedie，Inferno，III)，第4页及下两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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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伏尔泰的颂扬

你的理性是片面的，片面的理性细声低语着，你没有善待权力。你悲天悯人，老泪纵横，冷嘲热讽，声嘶力竭，痛斥暴政恬不知耻。然而你却忘记了，权力也会有善良的举动。倘若没有惟有权力才能带来的安定，这种善良也永远不会存在。生命和爱只有在权力的护翼下才能欢快地玩耍，它们从满怀敌意的本性中也赢得了你所享有的幸福。辩护既是正确的，又是错误的。不管权力有多少伟大的举动，只有它才能造成不公，因为只有对判决的执行，而不是律师的辩解，才有可能是不公正的，后者是不可以执行的。只是一点，只要言语的目的在于压迫，并且捍卫权力，反对无力，那么，言语也就介人了普遍的不公。

可是，片面的理性继续低声细语，权力是通过人表现出来的。揭露了权力，也就等于揭露了这些行使权力的人。不过，后来者可能比他们更糟。

谎言总是包含着某些真理。如果法西斯主义的屠夫已经翘首以待了，就绝对不能怂恿人们去对抗一种摇摇欲坠的体制。可是，即便他们与某些不太野蛮的权力结成了同盟，也不一定就能掩盖住他们狠藉的名声，倘若不公可以使个人免除邪恶势力的沾染，但它却受到了谴责，那么，善良的因素受到损害的可能性，仍然要比邪恶势力通过谴责不公而获得优势地位的可能性小得多。当邪恶的人嘴里说着真理的时候，当人们对戈培尔欢呼喝彩的私刑场面仍旧记忆犹新的时候，这个社会一定是已经堕落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是邪恶，而不是善良，成为了理论的对象。理论已经预设了生命再生产的形式。理论的要素是自由，而理论的主题却是压迫。语言一旦成为辩解，就已经堕落了，本质而言，它既不可能是中立的，也不可能具有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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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们就不可以在揭示了事物善的一面，大声宣告爱的法则的同时，脱离无涯的苦海吗！

真理只有一种表达方式，这就是思想对不公的否定。如果对善的一面的守持，不能通过否定予以彻底祛除的话，那么，它就会转而强调自身的相反方面：即暴力(Gewalt)。我可以用语言来耍阴谋诡计，用语言来蛊惑人心，用语言来使人浮想联翩；这不仅是令所有行动都变成现实的形式，也是戳穿谎言的形式。它怀疑，既存环境的矛盾受到了各种粗具规模的暴力形式、竞争性的官僚制以及大权在握的统治者等的影响。在一种莫名的恐惧之中，它仅仅能够或仅仅愿意看到它自己。它的媒介，即作为工具的语言，与谎言同流合污，如同黑暗中的各种事物一样，看不清自己的面目。即使世界上没有谎言最终所不能使用的语言，但不是通过谎言，而是通过那些与统治权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思想，善良才能表现出来。正是那些受到保护的人，才会感受到感激之情的正当性基础，而这一基础却是由对笼罩在最后的生命头上的恐怖所产生的拒不妥协的憎恨提供的。求诸太阳不过是一种偶像崇拜。看看在烈日炎炎下枯死的树木，就能体会到白昼的威严。白昼照亮了世界，但不必纵火烧毁世界。

八、分 类

就像名称对个别事物所具有的意义一样，公理所确定的普遍概念，或者是建立在抽象作用之上的个别科学所确定的普遍概念，构成了表现的物质基础。因此，要想完全抛弃普遍概念，则属于徒劳之举。然而，许多个体所共同拥有的东西，或者说可以不断返回个体身上的东西，在很长时间内还不会比特殊的东西更稳定、更持久或更深刻。类型的等级绝对不能等同于意指的等级。这就是爱利亚学派，以及所有的追随者，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错误所在。

笔记与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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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世界。周而复始的简单重复更像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强制性祈祷，而不是救赎。分类是认识的条件，而非认识本身；反之，认识祛除了分类。

九、雪 崩

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有什么变化了。任何事件总是向好的方面转化的。不过，在某些时代，特别是现时代，如果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天堂就会裂开个口子，向那些已经丧失了自己的人们喷出大火。

人们所说的社会和政治概念首先就会造成这种印象。我们知道，报纸既可以唤起温馨的回忆，也可以制造出张牙舞爪的假象，一旦它的前几版把某些新奇的、粗俗不堪的东西提供给乐不可支的妇女和儿童，黑体字就会在家庭里带来实实在在的威胁。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武装冲突、海外事件、地中海的紧张局势，以及各种各样让人捉摸不透的说法，在很多人中间造成了极端恐惧的气氛。随后就是通货膨胀，各种指数一直让人提心吊胆。可是，通货膨胀不是转折，而是不幸，是合理化和裁员。当希特勒的得票开始上升的时候一—刚开始还显得有些平淡，到了后来便稳步上升了，事情就已经很清楚：一场雪崩发生了。所有选举指数都说明了这一现象。在法西斯投票日的当天晚上，当少数地方的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八分之一或十六分之一的选票就足以预示出大选的结果了。如果有10个或20个选区一致选择了一个特殊的领袖，那么其他上百个选区就不会选择其他领袖。这就是一致性的普遍精神。世界的本质已经与统计学规律混为一谈了，虽然后者所决定的仅仅是表面上的分类。

在德国，法西斯主义采取粗暴的白色恐怖赢得了胜利，而这种意识形态具有集体主义特征，并对文化造成了威胁。现在，既然它让整个世界变得千疮百孔，那么所有民族都应该与其抗争到底；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然而，即便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也无需一种自由的精神传遍欧洲，相反，欧洲的民族有可能像它们曾经不得不与之抗争过的法西斯主义那样，变成一种白色恐怖，一种虚假的集体主义，一种对文化的威胁。法西斯主义的垮台并没有必然导致一场雪崩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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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哲学的原则就是一种“即此即彼”(Sowohl-Als auch)的原则。然而在今天，也许“非此即彼”(Entweder-Oder)的原则倒显得更合适些，不过，似乎已经注定会选择糟糕的一面。

十、沟通带来的隔离

现代沟通媒介可以产生隔离的效果；这一点并非仅限于精神领域。电台播音员的谎言牢固地印在人们的头脑中，从而防止人们相互攀谈；百事可乐的广告词在土崩瓦解的各个大陆上空飘荡；电影明星怂恿孩子们在尝试了性经验之后，再尝试一下破裂的婚姻。进步则把人们完全肢解了。火车站和银行里一桩不起眼的小事儿，都会引得职员们谈天说笑，聊个不停。不计其数的雇员，一起坐在现代办公室的玻璃窗前或大厅里，公众和经理很容易就可以监视到他们，禁止他们窃窃私语，不务正业。在行政主管的办公室里，也可以通过雇员来监督纳税人是不是在浪费时间。于是，所有这些人都在集体体系中被隔离起来了。不过，沟通手段还可以把人们从生理上隔离起来。火车开始给私人小汽车让路了，而后者却可以减少人们在旅途中与多少带有危险的搭车者建立起密切联系。橡皮轮子上的旅行使彼此之间彻底隔离开来。每个家庭在汽车里的谈话总是千篇一律，家里的谈话所关心的也都是一些实际的东西。就像统计学所指定的那样，所有家庭的特定收入都按照同样的比例花在了住房、电影和香烟上；谈话的主题也总是根据不同的汽车类型而有所变化。到了周日或假日，当客人们在饭店会面的时候，会发现标着不同价格的菜单和房间全都是一样的，同样，他们也发现，在他们越来越被隔离起来的同时，他们之间也变得越来越相似了。正是因为沟通把人们隔离了起来，所以才确立了人们之间的相似性。

笔记与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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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论历史哲学批判

人类并不像所说的那样，是自然历史中的一种偶然现象，是大脑器官过于肥大所导致的一种畸变。这种情况只适用于特定个体身上的理性，或者是个别国家，在这些国家，经济允许这些个体具有活动空间。人的大脑器官，或智力，有足够的力量去构造世界历史的某个时期。人类，连同他们的机器、化学品以及组织力量人们为何不像熊的牙齿属于熊一样，把它们也归属人类，因为它们都服务于同样的目的，而且能够越来越有效地发挥作用—都是这个时代的最新适应形式(derniercri)。人们不仅超越了他们的前辈，而且还彻底消灭了他们的前辈，除了吃肉的蜥蜴之外，没有别的现代物种能做到这一步了。

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一种奇思怪想，即像黑格尔那样，试图用诸如自由、公正这样的范畴来构建世界历史。其实，这些范畴都是从孤立的个体中产生出来的，如果与整个体系相比，他们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为构造当前的社会条件出了一份力，他们制造出大量的机器和化学品，既使人类变得强大起来，又为他们征服他者提供了武器。就这一严峻的历史来说，所有的观念、禁律、宗教和政治信仰，都只是因为它们推进或阻止了地球上或宇宙间的人类的自然历程，才变得有意义。市民们从过去的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恶势力中摆脱了出来，并借助自由主义使现代制度获得了解放，同样，妇女的解放也使她们自己逐步发展成为一股武装力量。然而，这种精神，以及所有在本原和存在的意义上称之为善的东西，却无一例外地陷入了这种恐怖的牢笼之中。医生之所以要给生病的孩子血清，是因为这个没有抵抗力的生命受到了侵害。恋人之间的甜言蜜语，基督教中的神圣信条，都包含着某种快乐的痕迹，当人们仔细品味羊羔肉的时候，便可以体会到这种快乐，同样，如果人们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了对图腾动物的崇敬之情，这种快乐也可以反映出来。对烹饪、教会乃至剧场的不同理解，是分工精细的结果，而分工的代价是人类社会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的丧失。文化的历史功能就蕴涵在这种组织不断回溯、不断提高的进程之中。所以，由此产生的真实思想，即纯粹形式的理性，也带上了欺骗的迹象，同样，这种欺骗的过程也没有逃过世人的眼睛。如果人类的这种思想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那么它将会威胁到这个物种的主导地位。这样，越轨行为的理论也就站得住脚了。然而，尽管这种理论被犬儒主义用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历史哲学，但其本身却保留了过多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理性变成了一种适应工具，而不像看起来那样是一方镇静剂，因为有时候单个的人就是这样使用它的。理性的狡诈在于，它把人变成了越来越野蛮的动物，而没有确立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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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对世界历史作出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就必须说明理性对自然的支配是怎样克服所有偏差和障碍逐步取得今天的胜利的，以及是怎样将人类的所有特性统合起来的。此外，由此也可以看出各种经济形式、规范形式以及文化形式。超人的观念也只有在从量变到质变的意义上才是适用的。飞行员完全可以采取投毒的办法，在瞬间把最后一片大陆上的最后一批自由自在的动物彻底消灭干净，这样，他与那些居住在洞穴里的人相比，可就称得上是超人了，同样，对于那些水陆两栖的人来说，今天的飞行员简直就像一只无忧无虑的燕子。不过，在人类之后，是否会出现一种“更高等”的物种，却是值得怀疑的事情。拟人论还是有些道理的，因为自然史没有考虑到机遇对人类发展的促进作用。如果人类已经筋疲力尽，他们的破坏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大，继而进行一次彻底的扫荡。人们要么相互摧残，使自己粉身碎骨，要么把地球上的所有动物和植物一扫而光；假如地球的生命还很年轻的话，那么，用一句名言来说[17]，万事万物就必须从更低的阶段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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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哲学将人性的观念转换成介入到历史本身的作用力的时候，当历史哲学借助这些耀武扬威的作用力，而使人性的观念寿终正寝的时候，这些观念一部分固有的内容，即纯真无邪，就被掠夺掉了。如果经济，也就是暴力，不再站在它们一边[18]，那么，它们一直让自己难堪的矛头就会对准所有弱者；在这种矛头中，那些作者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与他们想克服的压制力量同流合污了。历史哲学不断重复着基督教曾经历过的一段历史：善只有听命于苦难的摆布，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存留下来，善也有可能作为一种决定历史进程及其最终胜利的力量，被遮蔽起来。善被偶像化了，成为了一种世界精神或内在法则。然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历史直接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试图打破一切事件发展逻辑的)观念本身也被歪曲了。进而，越轨行为的风险也被消除了。表现为权力的软弱无力，一旦再次被这种强大的作用所否定，就会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尽管基督教、唯心论和唯物论本身都包含着真理的成分，但倘若各种野蛮行径都冠以它们的名义，那么，它们就必须对此负责。作为权力(甚至是那些一心向善的权力)的代言人，它们本身也变成了被组织起来的历史力量，并在真实的人类历史中扮演了血淋淋的角色：即组织的工具。

历史作为同一性理论的相关物，作为一种可以建构的东西，是一种恐怖，而不是一种善，因此，思想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一种否定性的要素。人们对更好的生活环境的渴望如果不是一种单纯的幻想，那么，这种渴望的基础与其说在于，这些生活环境本身得到了保证，比较稳定和明确；不如说在于，对苦难中的一切都缺乏崇敬之情。无穷无尽的忍耐，对表达和光明持久而又审慎的冲动这种冲动似乎能够对某种创造性发展的力量产生稳定和满足的作用都无法像充满理性的历史哲学那样，将一种特定的实践确定为有益的实践，也不能确定为不抵抗的实践。理性的最初表现就是从这种冲动中显露出来的，而且，它也在人们的记忆中得到了反映，在最后的审判中，理性遭遇到了它无法克服的矛盾：一种理性无法摆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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