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十二、人性的纪念碑

人性的老家始终是在法国，而非其他地方。但法国人自已对这一点却不太清楚。法国人的书里，总是充斥着每个人早已熟知的意识形态。生活中，比较好的东西终归会带来一种特立独行的生存状态：比如说，强调语调、讲究修辞，追求美食，当然还有妓院以及铸铁的尿壶，等等。不过，勃鲁姆政府就曾向这种崇拜个人的倾向公开发起了攻击，甚至保守派对保护他们的纪念碑也只是尽了绵薄之力。

十三、犯罪理论[19]

……犯罪的是资产阶级，同样，监禁的也是资产阶级。在中世纪，如果贵族子弟提出了不合理的遗产要求，他们就会遭到监禁。相反，罪犯被处以极刑，为的是告诫民众要遵纪守法，因为这种严厉而又残酷的事例，可以起到一种教育的效果。定期执行的监禁，是以不断增长的劳动力需求为前提的。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受苦受难的生活方式。借用莱布尼茨(Leibniz)的精确说法，现代监狱里一排排单人牢房就是一个个单子：“单子没有窗户，既不可以从外面进去，也不可以从里面出来。偶然既不能被拆解，也不能像经院哲学的可感形式那样游历于实体之外。实体和偶然都不能从外部渗人单子。”[20]单子之间不能相互直接产生影响；它们的生活是靠上帝来规定和协调的。[21]不论是极度的孤独，还是极度的自我封闭，它们的整个存在就是消除物质，不断劳动，它们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幽灵，勾画出了人在现代世界中的生存状态。对同一种毫无希望的虚无而言，极端的隔绝和极端的还原是一样的。监狱中的人，正是资产阶级类型的真实形象，而且他在现实中不得不把自己塑造成这样一个类型。这些无法从外部成就自身的人，被迫在监狱里面追求那种令人恐惧的纯粹状态。监狱要想按照理性化的方式生存下来，就需要把罪犯同社会隔离开来，使罪犯得到“改造”，然而这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监狱就是资产阶级劳动世界的终极形式；人们对自己可“欲”不可求的一切都充满了憎恨，这种憎恨把监狱形象塑造成了这个世界的象征。脆弱而又迟钝的个体，必须去忍受生活的秩序，其间，他发觉自己根本没有爱的情感，只有一种发泄在自己身上的内倾的暴力。尽管罪犯极其重视现实生活中的自我捍卫，但他的人格实际上却显得脆弱不堪；而对惯犯来说，他完全算得上是一个不健全的人。

笔记与札记

\*勃鲁姆(Btum)：1872—1950，法国社会党右翼领袖，人民阵线政府总理(1936—1937；1938)。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维希政府囚禁，战后第三次出任总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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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就是病人。他们的脆弱迫使他们陷人了这样的窘境：他们的肉体和灵魂受到了打击，而且在不断地受到打击。当他们犯下那些足以使他们受到囚禁的罪行时，绝大多数人早就已经病入膏育了；疾病早已渗进了他们的机体和他们周围的环境。其他人能够像健康的人那样，去从容面对同样的刺激和动机，只有他们惨遭了不幸。还有一小部分人，像这个世界的法西斯主子一样，比大多数随心所欲的人更邪恶、更残酷。犯罪行为的共同特征就是心胸狭隘，自私自利，而且具有强大的破坏力。这种情况之所以有可能发生，是因为每个人同样拥有的生命物质，对所有人施加了同样的压力，这样，当我们考虑到暴力这种极端行为得以产生的环境时，如果没有一连串的幸运事件为我们提供一种洞察力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就会同样成为杀手。然而，犯人只是受难者，他们所遭受的仅仅是一种盲目的刑罚，有些刑罚与他并没有什么关系，完全像癌症或房屋倒塌那样是一种不幸。因此，监狱也是一种弊病。犯人们的表现，谨小慎微的举动，以及瞻前顾后的思忖，都证实了这一点。如病人一样，他们也只能谈论他们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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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种行当究竟是受人尊敬的还是非法的，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客观上已经变得很模糊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不同的形式也混同在了一起。只要罪犯还像在19世纪那样，仍旧是疾病缠身的个人，那么，囚禁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悔过自新，战胜它们的脆弱本质。这样，既能够作为单个人远离环境，同时又能够通过恰如其分的沟通方式与环境保持联系，甚至扎根于这种环境的力量，在罪犯那里被腐蚀掉了。罪犯们表现出了一种所有生命所固有的倾向，扭转这种倾向成了所有发展的标志：在环境中遗失自己，而非在环境中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让自己返回和沉没到自然中去。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称之为死亡本能（Todestrieb)，而盖洛瓦（Caillois）则称之为“模仿”（lemimétisme)。[22]任何阻碍人们勇往直前的事物，都潜藏着这样的欲望，从犯罪这种逃避正常活动方式的捷径到崇高的艺术作品，皆是如此。如果没有屈尊于事物的态度，艺术就不会存在，不过，这种态度与罪犯使用的暴力相去不远。不会说“不”，会使一位十几岁的少女堕落成妓女，这样一般也就决定了她的人生轨迹。罪犯所具有的否定作用并不包含拒绝的成分。脆弱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良知，它总是怯生生地效仿着，同时也破坏着冷酷无情的文明，而且还受到了监狱和劳动营的坚固围墙以及它自己的铁石心肠的阻隔。正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所认为的，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猛烈打击着人的灵魂，而专制政体的打击对象不过是人的身体；因此，资产阶级制度所施行的各种刑罚，也对人的灵魂实施了打击。新的殉难者并没有在小房子里被一点点地折磨死，而是在虽然叫做疯人院，却与监狱毫无区别的庞大建筑中，被搞得失魂落魄，最终成为看不见的牺牲品。

法西斯主义是上述两种政体的融合。对一切生产的集中控制，把社会带回到直接统治的阶段。而当某个国家的市场体系被废除以后，在市场中可以发挥调节作用的精神手段，甚至包括法律，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相互作用中发展而来的思想，是一种目前还尚无定论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结果，然而，它已经被调转了方向，开始为权力调拨计划提供服务。法西斯主义的大屠杀表现出了德国制造商的要害所在，它与罪犯的唯一区别就在于权力。这种转变并不是必然的。今天，民法还仍然可以对各种不同的大企业家进行区分，它俨然变成了一个仲裁机构，用在下层人身上的司法程序不过是一种恐怖，因为它对当事人的真正利益已无动于衷，尽管这样做是十分不对的。可是，当法律保护已经完全消失了的时候，所有权却受到了约束。垄断作为私人占有的极端形式，完全破坏了私有权的观念。法西斯主义用权力交易中的秘密协定，来替代国家契约和社会契约，并使之成为内部的普遍权力法则，而这种权力，却被他的走狗们用到了其他人身上。在集权主义国家中，犯罪和惩罚都被当成了带有迷信色彩的残渣余孽清除了出去；就那些已经意识到这一政治企图，且又拒不妥协的人来说，他们必须被完全消灭干净，在犯罪体制下的欧洲，这种做法已是非常普遍。与集中营不同，普通的监狱还能够给我们带来对美好过去的回忆，用来揭露真相的知识型报纸，与各种花里胡哨的通俗刊物不同，这些刊物即使总是充满着文人的情调，即使把米开朗基罗拿出来谈来谈去，所发表的也还是一些商务报道，权力信息以及广告等。以前，囚犯是被外部力量隔绝起来的，而今天，这种隔绝却已经渗透进了人们的肉体和灵魂。既然法西斯主义统治者已经完全控制了整个国家的劳动力，那么，不管是训练有素的灵魂，还是个人的幸福，都会像监狱牢房那样变得阴冷黯淡。在社会现实面前，监禁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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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进步的代价

不久以前，法国生理学家皮埃尔·弗鲁朗(Pierre Flourens)的一封信被发表出来了。经过与维克多·雨果的竞争，弗鲁朗很荣幸地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这是一种甘苦参半的荣誉。这封信里，有一段很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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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注目的话：

在一般的外科手术中，我还没有决定同意使用三氯甲烷。你们有可能知道，我对这种药物进行了非常充分的研究，在动物实验的基础上，我最先指出了它的独特性质。如果说我有什么顾虑的话，那不过是因为用三氯甲烷进行手术，可能会像我们已知的其他麻醉手段一样，持续产生一种幻觉。这种药物既会对某些运动和协调中枢产生作用，也会对神经质产生副作用。也就是说，在三氯甲烷的作用下，神经质会丧失很大一部分接收印象迹(the traces of impressions)的能力，当然，它并不会完全丧失感觉能力。相反，我的观察记录表明，当发生了全身神经麻痹的现象以后，人们所体验到的痛苦，要比在正常情况下所体验到的痛苦强烈得多。人们之所以产生了误解，是因为患者在手术之后根本记不起他刚才经历过的事情了。如果我们把真实情况告诉给患者，也许就没有人愿意使用三氯甲烷来做手术了，他们坚持要求使用这种药物，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不过，在外科手术的过程中，这种药物除了具有使人丧失记忆这种还很值得怀疑的作用以外，我认为，假如我们广泛地使用，它还将会产生更严重的危险。我们这些只受过普通专业训练的医生，已经变得越来越肤浅了，如果我们不加限制地使用三氯甲烷，就会使外科医生把这种药物不断滥用在各种更复杂、更困难的手术过程中。为了做研究，他们并没有在动物身上试用这些手段，而是把我们的患者当成了名副其实的试验品。正因为患者的性质很特别，所以这种痛苦的刺激会大大超过我们已知的所有痛苦感觉，这样，这种刺激就很有可能使患者受到永久的精神伤害，甚至在实施麻醉的时候，使患者产生难以名状的痛苦，以至最终死亡；但是，对于这种死亡的真实性质，从患者的家属到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蒙在鼓里。我们为进步究竟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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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如果弗鲁朗的话是对的，那么我们早就可以证明神圣世界秩序曾经走过的黑暗之路。动物就曾受到过报复，惨遭杀戮者的毒手：每一次手术都是一次活体解剖。于是，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与人类，我们与一般的生物，都像我们与自己的关系一样，经历过一次手术，便对痛苦麻木不仁。这是因为，对我们与他者之间的界限的认识，就是对我们现在与过去的痛苦之间的界限的认识；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然而，对自然的永恒统治，各种医疗技术和非医疗的技术，都必须在经历过这种迷惘和遗忘之后，才有可能被创造出来。记忆的丧失正是科学的先验条件。一切物化过程都是遗忘过程。

十五、空洞的恐怖

发现邪恶是一件令人神魂颠倒的事情。不过，这种发现却隐藏着一种秘密协定。所有参与到恶性事件中的人，都具有一种败坏了的社会良心，这种败坏了的社会良心和对美好生活的憎恶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在紧要关头变成了一种内在的报复形式，调转枪口，指向自身的利益。法国资产阶级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具有反讽意义的是，他们成了法西斯主义者心目中的英雄，他们为他们同伴的胜利欢呼雀跃，然而，这种胜利却是希特勒独揽大权的胜利，对他们产生了毁灭性的威胁；实际上，他们把自身的毁灭当成了他们所要代表的公平秩序的证据。这种行为模式的前身，就是富人阶层对贫穷所持有的态度，正是通过这种态度，他们使勤俭节约的态度合理化了：为每一分钱而奋斗，这一潜在的倾向要么使他们不作抵抗，放弃自己的所有财产，要么使他们不负责任地把这些财产孤注一掷。在法西斯主义那里，他们成功地把统治欲望和自我憎恨综合了起来；空洞的恐怖常常会伴随着一句话：“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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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对身体的兴趣

欧洲历史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明的，一条是暗的。后者包含着被文明压制和扭曲了的人类的本能和激情。当代法西斯主义不仅使暗的历史线索表现出来，还揭示了明的历史线索与暗的历史线索之间的关系，民族国家的官方神话既忽视了这条暗的历史线索，又对其大加批判。

要说遭到肢解，历史与人类身体之间的关系首当其冲。分工既是享受，又是劳动，具有一种非凡的野蛮力量。统治阶级越是依赖于其他人的劳动，就越发蔑视劳动。他们对劳动的诋毁，就像是叱责奴隶一样。基督教颂扬了劳动的品格，但同时又宣称肉体是万恶之源。劳动宣告了现代资产阶级秩序的来临，从来就没有宗教信仰的马基雅维里亦随声附和，他们对《旧约全书》曾经认为是十恶不赦的劳动褒扬有加。对多罗修斯(Dorotheus)、摩西(Moses)、生性迟钝的保罗，以及其他失魂落魄者来说，劳动是通往天国的必由之路。而对路德和加尔文来说，劳动与拯救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新教教徒对劳动忠贞不渝的态度，不过是一种嘲弄，像是隔靴搔痒。

王侯和贵族考虑到，他们可以完全通过从其他人的劳动时间中收受钱财，去跨越横亘在他们的世俗生活和永恒神圣之间的宗教鸿沟。人们因为被遴选而获救，这种非理性的方式为他们敞开了救赎的可能性。然而，劳动者却承受了越来越重的压力。他们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统治权力对身体的鄙视，不过是他们身受压迫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所有祭祀的牺牲品，甚至包括现代殖民地民族所遭受的苦难，都像古代奴隶一样经历了同样的命运：他们必定被当成下贱的人。

从本性上看，种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高贵的种族，一种是下贱的种族。欧洲个人的解放，是在一种广泛的文化转型背景下产生的，在物质上的外在强制力变得越来越微弱的时候，它使“获得解放者”的内在裂痕变得越来越大。遭到剥削的身体被确定为“恶”，而上层人可以自由分享的精神却被说成是最高的善。经过这个过程，欧洲的文化发展到了顶峰，然而，人们对开始就已败露的阴谋诡计所产生的怀疑，恰恰强化了人们与身体之间的爱憎关系，几个世纪以来，身体就是大众的思维方式，而这在路德的语言中得到了最真切的表达。个人与身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他人身体之间的关系充分说明，非理性和不公正的统治本身就是一种残酷，这种残酷就像残酷的实践远离自由一样，远离透明的语境，远离成功的反思。尼采，特别是萨德关于残酷的理论，认识到了这个因素的重要意义，弗洛伊德有关自恋情结和死亡本能的学说，也为此提供了心理学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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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身体的爱憎，影响到了一切现代文化。身体在被作为卑贱的东西而遭到叱责和拒斥的同时，又作为禁止的、对象化的和异化的东西而受到了追求。文化把身体定义为可以占有的东西；与此同时，文化又把身体与精神、身体与权力和命令区分开来，身体变成了对象，死的东西和“尸体”。在人类竭力贬低他自己的身体的过程中，自然也反戈一击，矛头直接指向人类把自然当作一种支配对象，当作一种生产原料的事实。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残酷和破坏的冲动，是因为集体排斥身体；弗洛伊德就曾根据自已天才般的洞见，对这些事实作出过说明：当人类开始直立行走、离开地面的时候，憎恶就最先产生了，这样，当雄性动物向雌性动物发情的时候，机体的排斥功能就发生作用。在西方文明中，或许可以说在所有其他形式的文明中，身体都成了禁忌(Tabu)，成了吸引和厌恶的对象。在希腊统治者和封建统治者那里，人们与身体之间的关系仍是以统治所必需的体力为条件的。就其本义而言，对身体的关注自有其社会目的(kalos kagathos)。只有一部分是假象；另一部分则是体操，它可以作为保持自身体力的必要手段，或者至少说是一种维护统治的必要训练。商业和运输使这种统治在形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完全转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形式。人们不再生活在刀剑的奴役下，而是受到了庞大机器的奴役，当然，这种机器最终也是能够把刀剑锻造出来的。这样，原来用来促进男性身体生长、使其不断发挥作用的合理手段便彻底消失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浪漫主义曾尝试复兴身体，这也不过是一种死气沉沉、残缺不全的理想。尼采、高更(Gauguin)、斯蒂芬·盖奥尔格(Stephan George)、克拉格斯(Klages)等人已经看到，这种不可名状的愚蠢正是进步所带来的结果。然而，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他们并没有揭露原来意义上的不公，反而粉饰了这种不公。对机械化过程的厌恶，已经变成了大众文化工业的装饰，其中，还不能没有各种高贵的仪态。尽管身体和灵魂相互统一的影像已经消失了，但艺术家们还仍然违背自己的意志，用这种影像来为广告服务。从“金色的野兽”到南海群岛的岛民，所有这些偶像化的生命现象，都会被用在为维生素药丸和护肤霜制作的“沙龙电影”和广告招贴画中，只是为了公众的内在需要服务：不管是新奇的人、伟大的人、漂亮的人、高贵的人，还是领袖和他风卷残云般的部队。法西斯主义领袖们再次拿起了杀人的武器；他们用手枪和皮鞭迫害他们的囚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因为庞大的机器以及其货真价实的权力枢纽，已经把国家的牺牲品投入到了他们权力总部的牢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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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会再恢复成为一种肉身：不管它受到了怎样严格的训练，不管它怎样健康强壮，它都是一具尸体。身体变成了死人，这不过是把自然变成实体和物质的永恒进步中的一小部分罢了。文明的业绩乃是升华的产物，它需要对已经被统治者搞得四分五裂的身体和土地怀有爱憎参半的感情。为了生产的目的，药物已经把心理反应施用在了人类的肉身之中，技术也把这种反应用于使整个本性发生异化。不论是合法的和非法的统治者，还是庞大的和渺小的统治者，都利用杀人狂魔和巨型野兽这样的形象，来实施他们的阴暗目的，不管是私刑暴徒，还是三K党徒，只要是打手经常出没的地方，就会有人被干掉；只要是全副武装的人站在那儿，就会有人担惊受怕；只要可怕的打劫者让谁立刻束手就擒，他就会失去自己的金钱和地位，所有像豺狼一样的人，都生活在历史的阴暗角落，使恐惧肆意蔓延，没有这种恐惧，也就没有统治所有这些人，都用最残酷、最直接的方式，向身体表露出自己的爱憎之情；他们打翻了他们所能触摸到的一切，他们毁灭了他们所能看见的一切，这种毁灭正是他们对物化作用所产生的深仇大恨；对那些无法毁灭的生命对象，即已经被分割成精神及其对象的生命，他们会翻来覆去地表现出自己盲目的愤怒。然而，正是他们，对人类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们把人类还原为一种物质实体；不允许任何事物生存下来。这种仇恨，曾经一度得到过各种世俗统治者和精神统治者的悉心培育，如今它却被地位卑微的小人物们感受到了，他们始终抗拒着一无所有的生活，并同杀戮结成了一种同性恋和偏执狂的关系，所以说，这种仇恨通常是治理术的根本手段。在历史的阴暗面中，被奴役者对生命的仇恨始终是一股永恒的力量。清教徒的僭越，就是对生命的充满绝望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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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主义所宣扬的对自然和命运的热爱，不过是对业已衰败的文明的一种潜在反映，是对身体遭到束缚的潜在反映。人们既无法逃脱自己的身体，也不能在他们无法残害身体的情况下对其大唱赞歌。法西斯主义者的“悲剧”世界观\*，就是在血腥的婚礼之前所举行的意识形态晚会。那些最先颂扬身体的人，不论是体操健将，还是侦察兵，往往都是一些最贴近屠杀的人，就像热爱自然的人与狩猎最为亲密一样。他们把身体看成是一架活动的机器，看成是它的各个环节，看成是垫在骨骼间的每块肌肉。他们在使用身体及其各个部分的时候，仿佛这些部分已经从身体上被卸下了一样。犹太人就有个传统，他们喜欢用脚的大小来测量人的身高，这只是因为，他们也喜欢采用这样的方式来测量尸体的长度，以便定做合适的棺材。这就是操纵身体的人最愿意做的事情。他们总是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用棺材匠的眼光来打量别人。当他们说出测量结果的时候，他们也就把自己的秘密泄露了出来：他们把人们说成是高的、矮的、胖的、重的，如此等等。他们对疾病很感兴趣，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他们吃的东西看成是死的了，当然，人们总是用关心健康这样的说法，来片面地使他们的兴趣合理化。语言也经常跟随他们一同发展。散步变成了运动，食物变成了卡路里(Kalorien)，这就好像生机勃勃的森林在英语和法语里叫做木头一样。社会，连同它的死亡统计数字一起，把生命还原成了一个化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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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的是一些民主社会主义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尼采的庸俗理解和接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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