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现代杀戮者把集中营施加于殉难者的身上，并没有出于什么理性的目的，集中营对囚犯的残酷蹂躏，表达了被禁忌的自然所求诸的反抗，然而，这种反抗不仅没有得到升华，反而受到了压抑。严丝合缝的恐怖是留给爱情的殉难者、假定的性罪犯以及那些放荡不羁的人的，因为性别就是无法还原的身体，是一个能够使他们长期陷入绝望的秘密。在自由的性活动中，杀人狂非常害怕失去自己已经不再拥有的直接性和原本的统一性。惟有死亡还站在那里，苟且地活着。杀人狂通过毁灭他周围的一切，把一切事物变成了同一个东西，因为他不得不在其自身中，将自己的同一性扼杀掉。对他来说，牺牲所表现的生命，就是消除隔离的生命；因此，生命必须被毁灭，宇宙也必须化作尘埃，变成一种抽象的力量。

十七、大众社会

对明星的崇拜具有一种固有的社会机制，它可以把各行各业比较突出的人士夷平到同一水平。明星不过是一套完整的模式，整个世界的服饰都可以围绕着这个模式被裁剪出来，有了这个模式，便会有对法律和经济公正的修剪，这样，富有创造性的最后一根线头也就会被剪断了。

笔记与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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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另一方面，人的平均化和标准化是伴随着“领袖”人格中被提升了的个性而产生的，其中，领袖的人格又是与他所享有的权力相对应的，如果有人持有这样的看法，那么这个看法就是错误的，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现代法西斯主义的老板们并不像他们自己无所不能的宣传机器那样是一个个超人，是无数公民的认同焦点。在现代大众心理学中，领袖并不像每个人无能为力的自我所具有的集体的和过分夸张的反射那样，扮演着父亲的形象，所谓的“领袖”，其实是与这些个人相对应的。

他们看上去像一些理发师、外省的演员或者是受人雇用的记者。很明显，他们所带来的一部分道德影响就是：虽然他们作为无权者，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但他们在其他人面前又是权力的充分体现，然而，他们本身不过是权力占据的某些真空罢了。他们是个性的崩溃所带来的结果；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崩溃的个性在他们中间获得了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为他们的瓦解进行了补偿。在整个资产阶级时期，“领袖”总是表现出他原来的样子：领袖表演者。俾斯麦与希特勒在个性上的差别，无非是《沉思与回忆》(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这篇散文与像《我的奋斗》(MeinKampf)这样的满纸胡言之间的差别。所以说，抵抗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巨大贡献，就在于揭示出伪装的“领袖”形象其实一钱不值。卓别林的《大独裁者》通过表现犹太人居住区的理发师与独裁者之间的相似之处，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

十八、矛 盾

人们总是要求哲学家提供一种道德体系，它不仅包含着各种原理和结论，而且还可以利用无懈可击的逻辑和坚实可靠的效果来解决所有的道德两难。通常说来，哲学家满足了人们的这种期望。即使他们无法确立一种实践的体系和非常完善的诡辩论，他们也从他们的理论观点中推导出服从权威的必要性。一般而言，他们能够提出各种逻辑前提和观点以及证据，用来佐证已经被公众实践表示认可的一整套价值。伊壁鸠鲁(Epikur)说过：“神的荣耀总是通过你们传统的本土宗教而得到的。”[23]黑格尔也曾回应过这种说法。任何对自己的信仰犹豫不决的人，即使他能够更有力地把他的信仰融入到普遍原理之中，也会受到人们的质疑。如果思想并没有停留在单纯确认支配规则的层面上，那么，它就必然会比那些仅仅论证了既定事物的思想显得更有普遍性和权威性。倘若你认为现存的统治权力是非正义的，难道你想要用一种混乱的局面来替代权力吗？如果你想对单调乏味、一成不变的生活和进步进行批判，难道你想像中世纪那样，让我们晚上熬油秉烛，让我们的城市狼藉遍地吗？如果你不喜欢屠宰场，难道社会从今往后就要以吃生菜为生吗？不管这看起来有多么荒唐，我们的耳边还是会经常听到对这些问题的肯定回答。政治无政府主义、对现有艺术形式的文化反叛、激进的素食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离经叛道的宗派和党派，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公众拥趸。当然，学说必须具有一般性、自明性、普遍性和必然性。要想打破“非此即彼”的原则，克服没有理论也可以有抽象原则和绝对有效性的误解，似乎是无法容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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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便是两个年轻人的讨论：

A： 你不想当一名医生吗？

B：医生这个职业经常与死人打交道，这样会使他们变得更冷酷无情。此外，随着社会的不断制度化，对患者来说，医生还代表着权力机关及其等级秩序。他经常体现为控制生命和死亡的人。还可以成为大公司对抗消费者的代言人。如果它仅仅涉及到了销售汽车的话，那么问题还不算大，不过，如果它涉及到了生命财产，或者是消费者损害了个别人的话，那么我就不大愿意介入这种情况了。家庭医生这门职业也许不太会有危险，不过，今天这门职业已经萧条了。

笔记与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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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难道你的意思是说，根本就不应该有医生，或者说让以前的江湖郎中重新回来就行了？

B：我可没有这么说。我只是害怕自己当医生，尤其是负责整个大医院的门诊医师。不过，我也觉得有了医生和医院，总比把病人扔在那儿等死要好。我也不想当一名公诉人，因为我觉得抢劫犯和杀人犯的存在，要比把他们投入监狱的一套制度体系恶劣得多。法律终归是合理的。我可不是要反对理性，我只是希望把理性的形式搞得明确一些。

A：我根本不同意你的说法。你本人就是医生和法官的受益者。所以你也有他们的罪过。即使你不想参加这份工作，也总会有人替你去做。你自身的存在也已经设定了你想要逃避的原则。

B：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是矛盾总是必然的。只要社会是客观构成的，就存在着矛盾。今天，分工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恐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如果这种恐怖扩散开来，而且只有一小部分人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精神病院和监狱里也许就会变得更人道了，法院最终也有可能没有必要存在下去了。不过，这也不是我想当作家的理由。我们只是希望让我自已把我们今天所有人所陷入的恐怖状态解释得更清楚些罢了。

A：不过，如果所有人都像你想的那样，谁也不想弄脏自己的手，那么就不再会有法官和医生了，这个世界也将会变得比今天还要可怕。

B：我还没有考虑清楚；如果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想，我倒是希望邪恶本身也像对付它的手段一样，可以统统消灭干净。人类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呢。当然，我既不代表整个人类，我的思想也不能代表每个人的思想。我的所有行动都应该遵照普遍的公理去做，难道这一道德准则要受到怀疑吗？它忽视了历史教训了吗？为什么我不想当一名医生，是因为本来就不应该有医生吗？实际上，有很多人既有当一名好医生的能力，也有这样的机会。如果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今天职业上的道德局限，那么，我会非常钦佩他们。也许，他们甚至在极力避免我向你说的那种邪恶，或者说，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瞧不起自己的职业技能和道德，反而使邪恶得到了扩张。根据我所想象的个人经验，我理解自身处境的时候所产生的恐惧和意志，似乎可以证明我拥有了医生的职业，即使我没有为任何人提供直接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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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过，如果你知道，你通过医学研究，可以挽救一个爱戴你的人的生命，那么，你会不会进行这项研究呢？特别是当你知道，如果得不到你的帮助，这个人就会死掉的时候。

B：也许吧，不过你也应该承认，你总是喜欢在争论要达成最终结论的时候，举出这样的荒唐例子来，而我却总是显得很没有经验，顽固执拗而又充满矛盾，始终停留在常识的范围里。

这样的讨论总是在某些人那里经常重复着，这些人既不想放弃自己的思考权利，又不想直接卷入到很实际的事务中去。他们似乎也总会发现反面的逻辑和合理性。如果你反对活体解剖，那么，你就不能再呼吸了，因为一个芽孢杆菌就会要了你的命。逻辑总是为进步和反动服务的，或者在根本上是为现实服务的。然而，在这个完全为现实服务的教育时代里，这样的讨论却越来越少了，如果有点儿神经质的B不想变得很健康的话，他就该需要一些超人的力量了。

十九、宿 命

当人到了40岁或50岁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一种非常奇怪的变化。他们发觉，大多数同他们一起长大而且还保持联系的人，习惯和意识都有障碍。有的人甩手不干了，生意也破了产；有的人拆散了他的婚姻，尽管错误并不在妻子一方；而其他人则有可能去干盗用钱财的勾当。即使是那些在行为上没有过于明显变化的人，也仍旧露出了退化的征象。与他们交谈总会有一种浅薄的、贫乏的和自吹自擂的感觉。在此之前，老人们还会在其他人身上找到些精神上的激励，而现在，他们则发觉自己是仅剩下的关注现实者。

笔记与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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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时候，他还把自已同伴的这种变化看成是一次令人不快的命运拨弄。然而，正是他们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糟糕了。也许，这种变化与他们特殊的一代和外部的命运有关。到了最后，他们发现自己也有同样的体验了，只不过有所不同而已：即年轻人和成年人之间发生了冲突。他始终以为，是什么人出了什么毛病，不管是他的老师、叔叔、婶婶或者是父母的朋友，还是后来学业上的大学教授或培训教练，等等。他感觉到，这些人要么表现出了滑稽可笑的性格，要么就处在沉重的、失望的和毫无意义的处境之中。

当时，他们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这些，仅仅把成年人的衰败看成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实。现在，这种事实已经得到了证实：在既定条件下，那些还仍然保留着技术和知识方面的个人技艺的人，只能不断延续他们的生活，并最终成为克汀病(Kretinismus)的患者，甚至连那些很有国际名声的人也不例外。那些违背了自己的年轻时的愿望而屈尊于这个世界的人，最终似乎遭到了未老先衰的惩罚。

附 录

今天，个性的崩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它的范畴具有一种历史特性，还可能使我们对它的积极意义提出质疑。个人所经验到的不公，就是竞争时代中他的根本生存原则。这种原则不仅适用于个人的社会职能及其特殊的社会利益，而且还适用于个性的内在构成。人类解放就是个性的解放，但它同时又是能够给人类带来解放的社会机制的结果。个人之间的相互独立和互不相容，使人们形成了反抗整个非理性世界盲目的压制力量的结晶。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反抗力量也只能通过相互独立和互不相容的个人所产生的盲目性和非理性才有可能形成。反过来说，如果个性都能够永恒存在下去，那么所有事物都会与整体产生对立。个人的基本个性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能够逃离统治体系并能够幸存下来的要素，一是统治体系残害它的成员时所留下的伤痕。统治体系的基本原则总是以一种极其夸张的形式在这些特性之间不断重复着：对财富的贪婪以及在想象的疾病中毫无反思能力的自我持存。正因为个人利用了这些特性，在竭力反抗自然和社会的强制作用的同时，试图确证自身，所以他们自身也必然会带有强制的特征。在其根深蒂固的本质中，个人竭力抗拒的力量，正是他试图逃避的力量。这样，逃避变成了毫无希望的幻想。莫里哀的喜剧和杜米埃(Daumier)的漫画，都突出强调了对个性的诅咒；然而，那些要废除个性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却轻松地发展了这种诅咒，并且把斯皮茨韦格(Spitzweg)命名为他们的经典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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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狠手辣的个人所代表的是与心狠手辣的社会更有联系的人，当然这并不是在绝对意义上说的。他记录了所有这些事情中的可耻：集体对个人的迫害，没有个体所带来的恶果。今天，生性暴躁的药剂师、热情洋溢的玫瑰园丁以及刚刚落马的政治废物，所有这些人的直系后代，正是那些既脱离现实、又唯命是从的人。

二十、哲学与分工

我们不难看出科学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地去积累大量的事实以及它们之间的作用关系，但必须做到井然有序。也就是说，应当使所有工业都能迅速找到它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特殊知识商品。此外，所有这些也已经根据具体工业门类的需求而做好了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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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著作也应该提供物质财富。尽管我们不能在工业中直接找到它们的使用价值，但我们可以在行政管理中间接地应用它们。就像马基雅维里曾经为君主和共和国著书立说一样，在今天，历史著作也可以用来为经济和政治委员效劳。当然，今天的历史形式已经变成了一种阻碍，人们根据像操纵商品价格和大众情绪这样的既定行政任务，来编排历史材料。这样，不管是行政机构和工业财团，还是工会和政党，都成了既得利益者。

官方哲学履行着科学的上述功能。人们总是期望哲学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泰勒主义(Taylorismus)，帮助改进生产方法，使知识储备合理化，防止智力资源的浪费，等等。这样，哲学也像化学和细菌学那样，被纳入了分工之中。如果说，某些世俗大学还能容忍对中世纪崇拜上帝的召唤，以及对永恒本质的沉思等这些哲学中的残渣余孽的话，这明显是因为它们都是反动的。再说，能够不知疲倦地研究柏拉图和笛卡儿等这些早已过时的思想的哲学家已经少得可怜了。在有些地方，某些感觉主义的老一辈倡导者或者是功成名就的人格主义学家还在继续加人他们的阵营。不过，在他们身上，那些可以在科学土地上繁茂生长的辩证法野草却被连根拔掉了。

然而，哲学与管理哲学的人不同，只要是思想没有屈从于现有的分工体系，只要它还没有让哲学对自己发号施令，哲学就会表现出一定的思想。可是，现状不仅通过体力和物质利益来逼迫人们，而且也通过压倒一切的推断来逼迫人们。哲学不是综合，也不是基础科学或主导科学，而是抗拒推断的努力，是追求思想自由和现实自由的决心。

在支配之下发展起来的分工，绝对不会在此过程中被忽视掉。哲学从中仅仅发现了无法逃避的谎言。由于它拒绝了最高势力的诱惑，所以它在社会机制的每个角落都追随着最高势力，这种社会机制既不是用先验手段所能攻克的，也不是可以重新加以控制的，它只需掌握分工本来的样子，祛除分工所产生的魔力。在各个大学、教会和报社这样的知识中心，如果受到工业资助的管理人员要求哲学表明它的原则就是不懈探索的前提，那么，哲学也就陷入了死也解不开的两难处境之中。哲学很清楚，根本就不存在行之有效的抽象的规范和目标，可以用来替代现实的规范和目标。哲学推理现实的自由正在于：哲学未经进一步的思考，就接受了资产阶级的理想。尽管这些资产阶级理想不是被扭曲，就是早已被现状的代言人宣布出来了；尽管它们很有可能受到了操纵，但它们还是可以被看作是现存制度的客观意义，无论是技术层面上的客观意义，还是文化层面上的客观意义。哲学坚信，分工的存在是可以造福于人类的，进步也可以带来自由。正因如此，它也非常容易与两者发生冲突。哲学在与受时间条件限制的各种现象继续保持亲密关系的同时，却为信仰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个说法。它并不像报纸那样，既可以对大规模的屠杀起到很大的作用，也可以对谋杀几个心理有残疾的避难者产生影响。它不怎么关心与法西斯主义有染的政治家们的阴谋。对哲学来说，电影工业的煽情海报并不比充满亲情的葬礼公告好多少。哲学并没有太大的胃口。因此，它既同情现状，又对现状敬而远之。它所表达的是对象，而非对象的意志。它是一种矛盾的声音，否则，除了胜利的喧闹以外人们什么都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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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思 想

如果有人说，理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是一码事，那么这种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不过，有些人却持有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理论没有必要运用到思想中去，理论应该把思想完全抛弃掉。他们误解了每一种类似于最后坦言、命令与禁忌意义上的陈述。他们像拜倒在神的面前一样，对这种观念顶礼膜拜，或者，他们把这种观念当成一种偶像来加以攻击。在这些偶像面前，他们失去了自由。不过，最真实的情况是，人自身竟然从中扮演了一个能动主体的角色。人们也许会遇到本来就很真实的命题，但人们只能在进行思考的过程中，或者在进行反复思考之后，才能发现这些命题的真实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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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种类型的拜物教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人们对思想承担起了责任，认为思想根本就是实践。不管是想发号施令的语词，还是用来检验误差概率的具有尝试性和实验性的语词，都被看成是无法忍受的东西。原因在于，它们都不完善；掌握语词，正是这种思想的特点，而且正是那些值得为之献身的思想的特点。这样，真理即是全体的命题[24]就变成了它的对立面：即在任何情况下，真理都不过是作为一个部分而存在的。在上个世纪，知识分子并没有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他们为刽子手找到的最值得同情的藉口，恰恰就是：他们为之献身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二十二、人与动物

在欧洲历史中，人的观念是通过与动物的区别而表达出来的。人们用非理性的动物来证明人的尊严。古代犹太人、斯多亚学派、教会中的神甫以及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许多资产阶级思想的前辈们，都一致坚持认为这样一种对立是存在的，不过，西方人类学却很少持有这样的观念。今天，人们还仍然接受了这种对立。行为主义者只是在表面上把它忘掉了。在令人作呕的生理实验室中，他们对那些毫无抵抗力的动物进行了实验，然后把得出来的公式和结果一股脑儿地用在了人类身上，这一事实表明，他们反而很巧妙地强化了这种对立。其实，他们从支离破碎的动物尸体上所得到的结论，并不适用于能跑能跳的动物，相反，这些结论倒更适用于今天的人。这说明，正因为他残害了动物，所以在所有生命中，只有他和他自己才会自愿像专家们那样，通过理解如何利用牺牲品正在抽搐的四肢，来机械、盲目和自发地这样做。解剖台前的教授把这种抽搐科学地称作反射，而祭坛边的占卜者则称之为众神施恩的征象。只有人类才有冷酷无情的理性，而人类用于得出血淋淋结论的动物，却只知道存在一种非理性的恐怖，知道当它要被宰杀的时候，应该撒腿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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